本文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
(一)
在以“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清乾隆四十二年即1777年,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语。该文第一次提出了“桐城派”的说法)一说著称的安徽桐城,县城东南向约13公里外,有一座别具风格的千年古镇:孔镇。据资料载,孔镇在明末到清中晚期,曾相当繁盛:“主街一道,横街两条。另有七巷十三弄。街、巷、弄均为麻石铺筑,店铺房舍多具飞檐翘角,木楼花窗,栉次鳞比”。镇东大沙河,平沙浩瀚,夕阳照射,宛如白雪,有“孔城暮雪”之称;镇西南界荻埠河,碧波粼粼,渔歌唱晚,挂帆返棹,有“荻埠归帆”之说。此二处,均列入了旧“桐城八景”。1967年农历10月初二夜间,当代诗人陈先发出生在孔镇九甲(民国时,将该镇分为十甲管辖)外,一个叫“埂头”的小圩子。
不过,在陈先发的个人记述中,孔镇已显得凋敝了:
……大概有三公里多的大青石板街,还在。小时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喜欢撒开蹄子在上面乱跑,沁凉入骨的。每天早上,街上挤满了七里八乡来街上卖鱼、卖菜的小贩子;炸油条、炸春卷的大油锅也当街摆出,贩子们做完了小生意,把扁担一扔,就蹲在油锅四边的小板凳上“扯闲白”。那些年,最大的几个铺子,是用白石灰刷掉旧商栈名号又重新开业的供销社,卖些化肥、农药之类;或者是叫“合作社”的那种,卖些日杂、小百货。中间夹着些剃头铺子、小照相馆、棺材店、铁匠铺子,白天也没几个客人,老板们笼起袖子,听旧版的黄梅戏《小辞店》,或者,坐在门槛上发呆。
孔镇虽小,却自古是个出人物的地方。最叫镇上人津津乐道的是“一儒一侠一书院”。一儒,指的是清代大散文家戴名世(1653—1713),1702年他刊行的《南山集》,因内容多采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抗清之事,而遭劾下狱,两年后以“大逆”罪被杀,此案牵连数百人,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一侠,指的是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草厂庵的居士林,孤身刺杀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女侠施剑翘;一书院,指的是曾被清代全国书院所奉崇、并载入《皇朝政典类纂》的“桐乡书院”。这个书院的旧址,与陈先发家的老屋子隔河相望,“相隔不过百余米。事实上,我小学与中学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书院旧楼改造成的教室里读书”。关于孔镇一带的史上人物,陈先发还介绍说,往东不出数里,还有一代宗师朱光潜的故里。往枞阳县方向略去一点,是方以智的家乡,“这一带的大文人,很奇怪的一个特点,是习武任侠的多,像方以智,不仅是大哲,居然也是洪门、天地会的创始人,很有传奇色彩。”而这些人物,仿佛蛰伏在陈先发的潜意识里,他在1987年的早期诗歌《与清风书》中,劈头第一句就是“我想活在一个儒侠并举的中国”,不知是否有这种源起?
陈家在孔镇,是个小姓,一直过着单门独户的日子。陈先发曾多次说:“小时候,总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这个感觉,怎么也排遣不了!”但有一些“异事”,让这家小户,叫当地的几个大家族的人另眼相看。1954年,陈先发的祖母,一个缠小脚的乡村老太太,靠着年青时几乎是沿途乞讨积累起来的钱,重建了当地已坍塌多年的旧寺“迎水庵”,当这座小寺香火大炽时,老太太领着三个孩子,吃糠(稻谷的壳)和野菜,过了好几年。1964年,在席卷全国的“破四旧”运动中,小寺再次被毁,陈先发的父亲冒着危险,把寺中的屋脊梁偷回,藏匿在家里。陈先发的父亲陈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小镇上开始有了一些声望,这得益于两点:第一,他是当地少见的熟练拖拉机手,能娴熟地把拖拉机开到坡度很大的山梁上,会拆解、重组那些当时很稀罕的机械零件;第二,他是一个常年在外漂泊的人。那些年,他替镇上的“综合厂”推销羊毫毛笔,跑遍了除台湾外的全国每一个省、区。小时候,等着父亲归来,“是一件大事”。陈先发说,“常常的,在除夕,当别的人家开始放鞭炮、吃年夜饭时,我领着三个弟弟妹妹,眼巴巴地站在屋后的河堤上,等着父亲回来。他回来时,会带回一些奇异的东西,比如贵州苗族某个山寨的食品,都干掉了,像一块旧砖头”。
陈先发小时候的读书生活非常有趣。他母亲倪桂芳,生于镇上的一个“鞭炮世家”,几代人靠做鞭炮讨生活。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陈家与邻居也合作开过一个制作鞭炮的小作坊。那一阶段正当“文化大革命”,城市里被清除的各种书籍,以废物的名义作为鞭炮的原料纸,运达孔镇的大小作坊。“这些作坊里,废书们堆得跟小山似的”,什么样的怪书都有,从竖排版线装的绘图本《水浒传》、《七侠五义》,到《红楼梦》、《唐诗选》,李义山的书,鲁迅的书,陈独秀的书,都读过,甚至还在一些书中读到过泰戈尔的诗。许多书的边沿上,有人作了密密麻麻的、稀奇古怪的批注。可惜的是,看这些书,是囫囵吞枣式的,因为“做鞭炮”的速度非常快,没几天,这些旧书就会被切割,包进硫磺和黄土,然后在空中炸成纷纷扬扬的碎片。
母亲是个苦水中泡大的女人。她十二岁时,以小学堂第一名尖子生因穷辍学,开始挑土修河堤,“挣工分”养家;十八岁时嫁人并生下陈先发。因家中男人常年在外漂泊,她的脾气有点暴躁,因儿子常从旧书堆里翻出“歪书”看,她常用柳条子追着儿子抽打,儿子窜得快,她追不上,就捂着脸,一个人站在那儿哭。可她是那么的聪慧,在街上买菜时,她伸手一抓说“八两”,你若不服,用秤一称,果然就是八两。镇上一些老人,遇到一点为难的事,都喜欢让她帮着拿主意。
在男人成长过程中,尤其是一个男性诗人的成长史中,母亲的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陈先发在他多年断断续续创作的组诗《孔镇》中,就有一些是写给母亲的,其中以《母亲本纪》最为动人。“秋天的景物,只有炊烟直达天堂/桔红暮光流过她的额角,注入身下的阴影。/她怀孕了,身子一天天塌陷于乳汁/她一下子看懂了群山:这麻雀、野兔直至松和竹/都是永不疲倦的母亲。她幸福得想哭/爱情和死亡,都曾是令人粉身碎骨的课堂/现在都不是了。一切皆生锈和消失,只有母亲不会。/她像炊烟一样散淡地微笑着/坐在天堂的门槛上喃喃自语”。(陈先发《母亲本纪》)。评论家宋子刚说,“一般我们了解,所谓‘本纪’,是司马迁写帝王级人物传记时的专用名称;陈先发把这至高无上的尊号献给了母亲”。[①]而在他的长篇小说《拉魂腔》中,他也把许多孔镇的习俗,和有关母亲的许多细节,“移植”到了书中的淮河流域。里面有个故事说:他为了不让母亲伤心,出门时将“布鞋”穿上,而从家到学校的途上,都是脱下鞋赤脚走过的,到了教室门口,再洗洗脚穿上鞋子。一双鞋,穿了很长时间还是崭新的,但后来鞋子却小了,再也穿不上了。这一节读来令人心酸不已。
上个世纪70年代,孔镇的河边,两岸全是高大的桦树,枝叶繁密的苦楝树。陈先发家老屋子的后窗,正枕着河堤,“夜间树叶的沙沙声、流水的声音,清晰可闻”。一些论者认为,植物意象在陈先发诗中,打下的烙印,其深刻与迷幻程度可能是任何一个当代汉语诗人都无法比拟的。
“而窗外,楝树依然生得茂盛/潮湿的河岸高于去年”(陈先发《嗜药者的马桶深处》)。在他的《扬之水》第八节中,竟然惊世骇俗地一一罗列了44种有毒植物的名称。学者陈巨飞在一篇题为《陈先发诗歌中的植物意象》的论文中说:如果说熊熊燃烧的树木,鲜艳夺目的向日葵是凡高内心激情的投射的话,那么在陈先发的诗歌中,或沉默或呼喊的植物也绝不仅仅是“没有神经,没有感觉”的生物。自始至终,植物以一种巨大的阴影照临着诗人的内心,成为“拆毁”与“重建”两者之间不可或缺的枢纽,它甚至成为一种写作的压迫和冲动。对于诗人,植物生长在大地上,既是童年的记忆、淳朴和苦难的象征,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了神秘的意味。[②]这些植物意象已远超出了隐喻的范畴,而具有某种具有宗教指涉意味。如果说陈先发的诗歌就是一个隐晦难明的迷宫,那么植物在其中就是迷宫建筑的一砖一瓦。不论是不断出现的杨柳、楝树还是偶尔为之的油菜、野薇,都不是一种简单的乡村生活状态。植物活在迷乱之中,同时被迷乱消解。正因如此,陈先发才在他的随笔中写道:“假设松树是自在的,它的蓊绿,是阻隔我与它的一堵墙壁。假设这就是界限,是绝望的本身,我们像两个盲者各据一边。这种假设等同于它的蓊绿,可作壁上观。”(《黑池坝笔记(三十)》)。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写于2004年的名作《丹青见》:
桤木,白松,榆树和水杉,高于接骨木,紫荆
铁皮桂和香樟。湖水被秋天挽着向上,针叶林高于
阔叶林,野杜仲高于乱蓬蓬的剑麻。如果
湖水暗涨,柞木将高于紫檀。鸟鸣,一声接一声地
溶化着。蛇的舌头如受电击,她从锁眼中窥见的桦树
要高于从旋转着的玻璃中,窥见的桦树。
死人眼中的桦树,高于生者眼中的桦树。
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制成提琴的桦树。
(二)
1985年8月底,当陈先发跟父亲一起拎着一只旧木箱和一副用麻绳捆起的棉絮,踏进上海北站时,他所说的“人生第二次做一个异乡人”的生活,在复旦大学开始了。
至今,陈先发仍清楚地记着踏进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那一阵子的感受。他知道他那个“旧木箱”在这里找不到一个可靠的安放之地。接连多日,他在9路车终点站附近的虹口公园徘徊,有时,夜里也不回到学生宿舍,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跟他们交谈,用叽哩咕噜的桐城方言。问题是,不想交谈,我一开始就抱着一个完全拒绝的内心。直到四年后离开上海时,我连一句当地话也不会讲――这与许多外省同学迅速溶入上海的方式不同――有时,我感觉到自已的内心转换得太慢了。是的,太慢了”。
在复旦的学业也一度让他苦恼。这个以安徽省文科全省第二名入学的高材生,莫名其妙地被国际政治系录取。他不得不坐在课堂上,展开对所谓“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演变与可预见的前景之类课题的研究。那几年,他说,有三重身份在我身上纠缠着:一个忧郁的外省青年;一个拒绝苏州河腐臭流水、有着顽固“恋乡癖”沉疴的家伙;一个对外来语言有着一种天然排斥、连英语26个字母中“V”音都发不标准的大学生。“如果我还有能力给自己一点讥诮的话,就让我做一个坏学生吧!”―――大概自1986年夏天起,他开始完全地回避专业课程,沉溺到一种忘我而疯狂的阅读中:早上,带着一块干面包进入复旦图书馆,直到夜间,被管理员轰出来。“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阅读”。读得最多的,是博尔赫斯、荷尔德林、萨特、妥斯妥叶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叶赛林,这些人。也可能是这一阶段对书籍形成的奇特嗜好,他在1987年开始转读复旦新闻学院的书刊编辑专业。事实上,他在编辑专业上也没有好好地钻研课业,而是投身到了那时在上海各大学校园中如火如荼展开的,所谓“大学生诗歌运动”中。
按照陈先发的说法,“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样的学院诗歌幻景”,可能是永远不会再现的了。作为当时有影响的复旦诗社中坚分子、《诗耕地》诗刊的主编,陈先发是这一“幻景”的制造者之一。当时的上海,是王寅、陆忆敏、陈东东、孟浪等一批重要诗人的风格形成期,大学生对先锋派诗歌研读的气氛异常热烈。陈先发领着一批诗社成员、专为诗社成员朗诵作品的“复旦剧社”成员,辗转于华东化工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等校,“像革命党一样,搞着诗歌运动”。“那时的学校礼堂,完全被这批冲动又幼稚的学生诗人们控制着。举行诗歌朗诵会时,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当最后诗人们现身时,会有一些女孩子的尖叫声,她们为诗人们递上成百上千的小纸片,请求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今天看来,这些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关键的是,她们,还有当时的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怀疑与解答的激情。”“有时,会有一些折叠得异样的小纸片,诗人们一看就知道,那是女孩子们约她们的诗人,到夜间的夹竹桃丛中密会。”
正是在夹竹桃丛中,1987年他恋爱了。和一个来自浙江嘉兴、16岁即考入复旦学习德语的女孩子:曾被称为“复旦的蒙娜丽莎”的女孩。对这次恋爱,陈先发一直诲莫如深,不愿意透露更多的细节给我们。我们只知道,它有“一条很长的,悲剧的尾巴”。
当时的复旦,有一个很红火的小咖啡馆“大家沙龙”。陈先发他们夜里的据点之一,他们在烛光映照的墙上,贴了许多诗歌,也会趁大家喝啤酒的高兴劲儿,在那儿且歌且舞一会儿。这一阶段,他创作了大量诗作并在《萌芽》《飞天》等几块学院派的阵地上发表,创作了话剧《全世界都游戏》并在各大学巡回演出。他被学生们推选为“当代大学生十大文化名人”之一,“虚荣与狂妄,激进与浅薄,在一个大孩子身上,曾达到了它的顶点”。“用今天的尺子来量,那时的文字似乎没有一个字,需要留下来。”他还认为,“那时,对一个所谓的校园诗人来说,没有日常的生活,从现在的角度看,一切的方式都是非常态的。”
而陈先发在复旦创作真正引起重视的,是离开校园之前很短暂的一段时间。这段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仿似受到莫名的神启,他一口气写下了《树枝不会折断》、《你无法熄灭铁的光芒》、《沉香》等50多首早期诗歌中较为成功的作品。当1989年7月,他揣着这批写在废纸片上的诗作,回到合肥工作时,当时在先锋诗坛的领路者――《诗歌报》为他推出了一个“陈先发专辑”,立即引发了相当范围内的一次轰动,陈先发也因之被视作海子之后又一“少年天才诗人”,影响了一批初习者的创作。――“仍是浅薄的。甚至,不值得再去讨论它。”陈先发自已曾这样评述。接下来的几年间,他又写出了如长诗《狂飙》等一批早期重要作品,《花城》、《作家》等名刊也接连以大篇幅推出,确立了他的影响。那一个时期,陈先发坦言受西方诗人的影响较深,如詹姆斯•赖特、奥登、沃尔科特、希尼等,“站在他们身后写作的痕迹,甚至是显而易见的”,他写于1989年的诗作《树枝不会折断》,诗题即取自詹姆斯•赖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同名诗集。
长达800多行的《狂飚》,摹写了自然和人类历史纷繁变乱的图景,它们可以视作诗人心像的集中映射。这种图景演变违背了约定的人类生命历程,打乱了从拙朴神秘的埃及——自由奔放的希腊——救赎颂歌中的耶路撒冷——消极生存的古中国生态——毁灭与急剧滚动的现时文明——废墟与碎片——沙漠与生命力的再次孕育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不同的时空产生穿梭和交织,各个时代的烈火,各个时代的生命和天国竞相出场,五音繁会,波澜壮阔,气象不凡。上世纪90年代初,正崭露头角的诗歌评论家李少君,在他主持的《天涯》杂志上开始大力推举一批新诗人,如陈先发、杨健、伊沙等,这次成功的推介,使一批年轻诗人诗歌的影响日趋增大。1994,陈先发的第一部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自1987年以来六十多首短制和一些组诗,以及长诗《狂飙》节选,诗剧《四母轼》的一部分。其中《一块悲哀的铜把天空逼得太高》、《相反的力量》、《少女之瓮》、《我爱这些,距我心脏三厘米的桃花》、《只有镜子能梦见镜子》及组诗《春天的死亡之书》,长诗《狂飚》等在当时都为人传诵。当时,有论者认为,陈先发的早期诗作中有着一种天真的暴烈气质和天然的悲悯情怀,诗人自已在书后的《自我批评的准绳:答问录》中也说:“诗歌,是作为一股医疗者的力量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
在陈先发早期(1989至1996年)作品中,诗歌文本的纯净质地、迅速的语言形式、乡村本源的抒怀,是一个重要特点,这使得他的诗中弥漫着一种“疼痛感”。中央民族大学敬文东博士曾说:“陈先发的诗,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刺痛,这是乡野之痛、古代之痛,是乡野和古代联合起来后产生的那种痛。我们的城市开始得太晚(古代的城市只是乡野的自然延伸),但太晚的城市却阻断了乡野和我们的联系。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才深切地体会到那种痛。”[③]
(三)
1991年7月至11月间,对陈先发来说,是一段异乎寻常的岁月。按照单位的安排,他到安徽省最偏僻的一个高寒山乡――歙县金川乡“蹲点”。
这是一个被十万群山紧锁着的小山乡,进山和出山都非常不便。许多村民家里的厅堂上,挂着早已于15年前去世的毛主席的画像。村民们――如果哪一户缺钱买盐了――他会拿一些鸡蛋,去大路边卖,“卖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件令人惶恐的事儿:他们往往把装鸡蛋的蓝子放在路子,自已则远远地躲在大树后面,你拿走鸡蛋,随便丢下一些钱,他们会暗中感激你。在这样的小山乡,陈先发住在一个在他诗中被称为“吴屠户”的农民家里。除了对着一盘炒花生米对饮土酒,他们实在没有多少可以交流的话,一个听不懂普通话,一个听不懂像“梵音”一般的当地方言。几乎每个不下雨的傍晚,陈先发都会爬到屋后的山坡上,对着无边起伏的莽莽大山发楞。
“对我来说,不需要蹲点来体验农民的生活。世上只有一个农民,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字,不管是活在孔镇还是歙县,他们的本性和适应世界的方式,是一样的。还需要什么蹲点呢?不过,难得的是,我获得了这三个多月与原有生活的一个断裂,一种持久的安宁,把我从刚结束不久的上海式喧嚣中解脱出来。这段时间的内省,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自1991年底到1998年这段时间,是一种“陈先发式”沸腾的记者生活:他像他的父亲年青时一样,成了一个漂泊的人。在大别山区,他一天跋涉崎岖山道80多里,遍访缺粮山民;在岳西县一个称作“鬼门关”的地方,他的车子一头撞在峭壁上,“幸亏那一刻,车头偏向右了,如果偏向左,就会一头栽下深不见底的大峡谷,连骨头都不会找得到”;在淮水遭遇大洪水时,他和一大片同在逃避的蛇被逼到一个“庄台”上;为了探访一些“地下派系”聚会场所,他不得不乔装打扮,连续多天穿梭在冀东平原的青纱帐里;几年下来,他跑遍了全国17个省偏远地区和城市,调查粮食问题、完成了“失地农民生存实录”;令人欣慰的是,他的一些调查报告使国家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有的甚至推动了《宪法修正案》的内容。年仅30岁,陈先发就被破格晋升为教授级高级记者,当时,他是建国后获得该职称的最年轻者之一。这段日子,陈先发几乎是“刻意地”偏离诗坛,对于这段生活,他说:“那些年我到处采访,事实上是沉溺在别人的事件中,别人的日常状态中。他们的痛苦,他们的世俗,对我而言,即是一种可触可摸的乌托邦。一种进入了,但始终感觉到――是同时在远离着的一种东西。很难说它对我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或许根本上,它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也找到过处理它们的一个方式,那就是写出了长篇小说《拉魂腔》。至今,我没有能力用诗歌体裁去消解它们”。
在这几年,我们所知的陈先发日常生活,还有一样东西像“钉子”一样从生活的口袋中露出来。那就是他对元代以前中国高古瓷器的嗜好与研究。“我几乎每天都要花两、三小时,在网络上、博物馆里、或收藏家的柜子中,观摩各个窑口瓷器的标本照片”。有时,这种嗜好是癫狂的:他甚至一天驱车一千多公里,只为了去买浙江某个小山头上的几块瓷片。“也有的时候,乡下有了少见型制的好器,跑几百公里去看。去了也买不起,只为了看一眼。这也没什么遗憾的,乘兴而去,兴尽而归”。在收藏上,他有很重的学究气。据知,陈先发正在与一些专家合撰民间版《中国陶瓷史》,以推翻“某些已经成形的成见”。
就这样,陈先发独自踯躅在中国乡村的大地上,既像漂泊,又似放逐,且行且歌且喷涌。而他真正创作状态的喷薄而出,是在2003年10后至今的这段时间,他写下了诗集《前世》以及《残简》系列等许多向现代诗虚心致敬的作品,具有相当程度的实验性和先锋性。写于2004年10月的诗歌短制《丹青见》,甚至被一些人认为已成为汉诗的经典之作。诗人汤养宗这样评述《丹青见》,“好的诗歌总有被神授般才来到人间,一个诗人一生能有此一诗足也!”单篇《前世》、《鱼篓令》、《隐身术之歌》、《捕蛇者说》、《从达摩到慧能的逻辑学研究》、《秩序的顶点》、《中秋,忆无常》、《新割草机》等也成为被传诵的佳作。近年来,陈先发先后当选为“1996—2006十大新锐诗人”,获“十月诗歌奖”和“十月文学奖”双奖,并应邀参加了首届中英诗歌节暨东、西方诗人对话会,在当代汉语诗坛影响日趋增大。
对他这一阶段的创作,唐晓渡、宋子刚、吴晓东、马知遥等许多学者都有研究文章,网络上对他诗歌的评论甚至是批判性文章不断出现。一种观点认为,诗歌中的大量物象挪移移位,包括人称的指涉错位,是陈先发这一段诗歌的“歧点”所在,以致有论者认为他对汉语有“施疟”和“过度使用”的倾向。无论是肯定的,还是批判的,基本都集中于他2003年以后这个时期的作品上。另一个受到注目的,是他近年开始创作和整理的诗学随笔《黑池坝笔记》,这部笔记长达600多万字,其第一辑的部分章节在《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诗人21家”专辑上一推出,即受到广泛的注意。这部笔记是一种复合文本,涉及语言学、诗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有论者认为它“溶合了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老子等大哲的方式”,又几乎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诗性言说样式。
“诗人陈先发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将纯粹抒情推上诗坛顶峰,赢得了广泛的赞誉。2005年《前世》的出版却让人发现,陈先发依然走在当代汉语诗歌实验的前列。陈先发近十年的诗歌创作,最引人瞩目的,是一种儒家式的悲悯情怀的突显。他告别了早期天才少年式的纯粹抒情,低下头来,关注并担当大地上的苦难与悲辛。他多年来在寂寞中的探索,为中国当下诗歌的版图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可能。”[④]这是陈先发在2006年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时的推荐评语,它强调了陈先发诗歌的“儒家式的悲悯情怀的突显”,肯定了陈先发不断求新求变、寻求突破的创造精神。当然,也有一些论者对陈先发的“复古”倾向提出批评,认为其于当下诗坛是“有害”的。
著名诗人柏桦把陈先发与杨键并称为“当下中国诗坛的双子星座”。他在谈到《前世》时说,陈先发已从早年单纯地对爆发力的追求,转入对其进行“古诗源”般地协调与中和,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他的诗虽添入了古风,但现代性仍然是压倒一切的。[⑤]
诗歌评论家向卫国在论述当代诗坛的写作格局时,把陈先发与臧棣、伊沙进行了对比,指出后两者代表着中国现代诗歌相互斗争的“两条路线”,但其共同点是把“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当成了对立面或假想敌,目标都在于对“中国诗歌”之未来的某种期待。而陈先发则的写作是“中国诗歌”返回源头之后的再出发。“陈先发的诗歌,应该直接叫做‘中国诗歌’,对立面和假想敌都已内在于它自身。但它又不同于这个对立面,也不同于那个假想敌。我认为,这才是中国诗歌真正的‘第三条道路’。”“阅读陈先发晚近几年的作品,我感受到一种只有先秦诗文才有的语言的质朴典雅之美,浑厚、温润,既有中国文化的宽厚与倔强,也有古希腊艺术的静穆与辉煌,但其背后却依然透射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之光,其诗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单纯地依托于古代文化,历史感和现实感同样是强烈的。”[⑥]
陈先发的写作打破了传统与现代对立的观念魔咒,像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大树,把发达的根系伸向四面八方,把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的和文化的传统,都化作自己的写作资源。当然,由于中国现代诗歌是由西方诗歌直接促生的,天然地具有一付西化的面孔。因此,陈先发诗歌显现出的某种“古风”,就成了当代诗歌场域中的一个“刺点”,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争议。但正如另一位诗歌评论家刘康凯所指出,“陈先发绝不是一个骸骨迷恋者,他只是企图通过复活某些本土传统基因,来寻求更好地传达现代感受,更好地应对我们的现代性生存困境,并召唤诗性生命的到场。他对本土性的询唤是选择性的。他的语言明显具有一种‘强指’特征,常常营造出不同时空的人物事象共生与对话的空间,这就带来一种歧义丛生的迷幻色彩。但与西方现代诗歌通过对语言的强制性扭曲来达到象征目的不同,陈先发的语言‘致幻术’可能更多得自禅宗的启示,目的在于通过对语言逻辑性的破除以获得‘破壁’的力量。”[⑦]这些评价无疑是颇具说服力的。
目前,陈先发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近来写下的一系列“九章”作品,标志着他的写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当然,这还有待学界的进一步评价。我们对他的写作充满期待。
注释:
[①] 宋子刚《陈先发与卡夫卡——陈先发诗歌精神探究第四篇》http://www.yishiju.com/ReadNews.asp?NewsID=1223
[②] 陈巨飞《陈先发诗歌中的植物意象》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6-08/14/content_4958446.htm
[③] 敬文东《〈星星诗刊〉——陈先发诗歌讨论会纪录》,2007年12月
[④]《第四届华语文学大奖:年度诗人提名》,《南方都市报》,2006年3月
[⑤] 柏桦,《读鱼篓令并兼谈诗歌中的地名》http://www.zgyspp.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8312
[⑥] 向卫国《作为“中坚”的中间代》,《诗歌月刊·下半月》,2007年7/8月合刊
[⑦] 刘康凯《当代合肥诗歌述略》,未刊稿。
作者附记:本文写于2008年2月,曾刊于2008年第4期的《星星》诗刊(下半月)。当时写得匆促,颇为粗疏;考虑到对陈先发研究可能还有些史料价值,故作一点修订,以供读者参考。20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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