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担心文字或者语言成为一种言说的游戏、甚至生产泛娱乐的时候，诗人梁平数十年坚守着言语的家园。“家园”可以看做一个空间概念，但比空间更具有人文色彩，是对物质空间的心灵观照及言语构筑。梁平的新诗集取名《家谱》。谱，籍录也；家，故乡、家国也，《家谱》是诗人以诗歌的形式对生身之故乡之家国的诗性记录。

柏拉图相信存在一个理式世界，人之家园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艺术是对理式世界模仿的模仿；黑格尔亦相信存在永恒的绝对精神，人之家园是绝对精神的外在表现，艺术是对绝对精神的直观把握。尽管两者对艺术的态度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文艺观都揭示了一点：艺术可以再现或揭示人之家园，并由此通达真理。而在《家谱》里，我得到这样一个认证：诗歌能以语言重新生成一个家园，在这个家园里物质与精神并存、个体与历史交融。

《家谱》第一辑“为汉字而生”，再现了祖国的山川河海——长城、北海、西湖、红原、南京、滇池、海寿岛、江布拉克……这首先是可被直接感知的物质空间，但经由诗人的感受、笔触，又变成了言语构建起来的精神空间，两种空间交叠，共同完成对家国的指认，以及对诗人文字血缘、文化基因的指认。开篇《长城谣》不仅展示了中国千年历史的厚重，也点名了《家谱》的厚重——“字如铁，比城墙厚重”（《长城谣》），这是中国史家精神与传统诗之精神的融合。《北海即兴》是另一种风情。诗人以随性的方式想象自己摇船出海，寻找帝王们的风月情爱，文字轻盈，读来颇有逍遥之感，令人想到庄子的“北冥有鱼”，又令人想起柳永的风月词，素而不腻，清新雅正。这是另一种文字血缘。但无论厚重的文字，还是轻盈逍遥的文字，都是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因此“为汉字而生”也是诗人对精神、文化家国的指认与承载。

诗人曾说自己的故乡有两处，一处是生之故乡重庆，另一处则是生活之故乡成都。“巴的血型”“蜀的胎记”两辑分别呈现这两处故乡。“蜀的胎记”从成都的街区巷道着笔，如《燕鲁公所》《交子街》《少城路》《九眼桥》《宽窄巷子》《龙泉驿》。“巴的血型”中，《磁器口》《曾家岩》《白公馆》《莲花池》《朝天门》《小龙坎》《上清寺》等，同样是对重庆的历史回顾与保存。同“为汉字而生”中的诗歌一样，诗人将历史呈现于空间之上，完成了时空的语言构筑，并用自己的视野为巴蜀文化的保存提供了一份诗性记忆。

与此同时，属于诗人个体的心灵感悟亦被保存下来。如《落虹桥》末尾：“没有人与我对话，那些场景，/在街道的尽头拼出三个鲜红的大字/——落魄桥。落虹与落魄，/几百年过去，一抹云烟……旧时的刑场与现在的那道窄门，/已经没有关系。进去的人，/都闭上了眼，只是他们/未必都可以安详。”写出了诗人面对百年时空交替时的苍茫之感与复杂心情。又如《惜字宫》，是一种以诗言志，表明了诗人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内心的坚持及对文字的信仰。正是因为这份信仰，诗人才得以在以文字生产出游戏、娱乐、金钱与资本的时代，仍坚守诗歌的纯粹，竭力使自己的文字远离尘世的侵扰。《丰都》一诗则谈到了“籍贯”，涉及了两种家园，一种属于生者，一种属于死者。在地方文化里，丰都又被称之为鬼城，是传说中的鬼国京都、阴曹地府，因此诗人才写下了“我不在那里生长。但我死后，/要回到那里，那里是天堂，/人最后归宿的地方”，这正是巴族血液在诗人身体中流淌的印证。

另外一些作品，如《屋檐下的陌生人》《队长婆的麻花鸡》《杀猪匠》《白喜事》等写下了诗人的知青岁月，是过往时空的再现。而诗人对现实的观照精神表现更为明显，如《刑警姜红》《知青王强》《好人张成明》《邻居娟娟》《痴人唐中正》等小人物系列诗歌，一改惯用的抒情写法，以白描的叙事手法讲述了小人物的故事。《刑警姜红》呈现了一名前途光明却迷失于贪婪之心的警长，《知青王强》描述了一位遭受情欲折磨的知青，《痴人唐中正》刻画了一个类似范进的59岁男子。诗人通过典型人物书写，展示一类人的生存处境。

《家谱》以《长城谣》开篇，以《1955年12月12日》诗人的出生结束，构建了关于祖国、关于巴蜀的家园空间，亦构建了诗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其中，时间的河流汇成千年历史，在历史之上又伫立起无数表征人类文明的建筑与街道，在建筑与街道之中又生长出了无边的故事与精神感悟。梁平走遍家园大地，以诗歌呈现家园，更以心灵的言语构建并重新审视这座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