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根下的主,
川剧园子的客,
与蜀的汉竹椅上品盖碗茶,
喝单碗酒,
摆唇寒齿彻的龙门阵。
这是诗人梁平最新诗集《家谱》扉页上的题词,其实也道出了诗集《家谱》的关键词:天府文化、成都、重庆、生活方式……
《家谱》 梁平/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年10月版
《家谱》收录了梁平近年来150余首诗作,四分之三为新作,分为“为汉字而生”“蜀的胎记”“巴的血型”三个板块。在我看来,《家谱》的写作资源就是梁平置身成都、重庆的生活,那种既有别于西北、又迥异于江南的生活,是一种滋润、敏感、诗意的生活。梁平纵横诗坛数十年,阅人无数,他具有一种从丰富经历当中提取经验的能力,又追随文化深植于现实的根脉,从而找到了本土文化投射于生活的细节与方式。放置于汗牛充栋的汉语诗坛,《家谱》的语式、语象,对看得见事体的把握以及对看不见情愫的旨归,均以一种看似不事雕琢、实则不易一字的大气呈露出来,因而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与独立性。
在梁平眼里,连接成都、重庆的“东大路”上,出成都的第一重镇就是龙泉驿,在他的笔下呈现出这样一番穿越古今的梦幻色彩:
“那匹快马是一道闪电
驿站灯火透彻,与日月同辉
汉砖上的蹄印复制在唐的青石板路
把一阕宋词踩踏成元曲
散落在大明危乎的蜀道上。”
书写故乡,他刻意地把着力点用在正在消弭的历史点位上,比如他写重庆的《棉花街》:
留的一条长辫
顺坡而下的民房
就像一地倒扣的黑色瓜皮帽
一百年忘了捡拾
……
现在,就连印象中的街也没有了
青石板路不在了
喝酒的小店找不到了
再也没有人可以和我进入以往
以往模糊不清
我不知道,这里丢失了什么。”
读起来,有一种通透的哀伤,宛如面对一朵封存在冰块中的玫瑰。
诗人梁平
梁平在后记里承认:“之所以取名为《家谱》,是因为这里面集结了我文字的血缘,情感的埋伏,故乡和家国基因的指认。家对于我,是我一生写作的土壤。我敢肯定地说,我以前、现在以及以后的写作,绝不会偏离和舍弃这样的谱系。”
在一个身体越来越迟钝、心也越来越焦灼的当下,很多人渴望再次上路去找寻一个“心安之处”,但是那样就能找到方向和自己的故乡吗?梁平以为,只有把身与心彻底托付给一个地方,并与之融为一体,这样的地方才可以称之为故乡。“我的故乡就是巴与蜀。”但他并不完全认可“心安之处是吾家”的古训,他悄然在故乡的感情基座上,赋予了“家国”的精神辉光,那么梁平的“诗歌地理”,就已经成功地从纯粹的地理概念书写阵营突围而出。这就像“天府”从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嬗变为一个辐射着时代气息的文化概念一样,个人的故乡之情上升到了家国之思,这正是他之于寻找天府文化当下意义的诗歌探险。
梁平固执地认为:“我以为这种刻意的地缘写作,就是一个诗人的方向感。我相信,一个找不到方向、或者没有方向感的诗人,即使写一辈子的诗,也不可能成为杰出的诗人。”
梁平的《成都辞典》《重庆书》《汶川故事》等等,无疑是一个诗人对人文“西南空间”不可忽视的贡献。他一方面在回溯历史,另外一方面在诗学空间里重新厘定了历史与自己的关系。学术领域的历史叙事策略总是“去修辞”的,但诗歌演绎的历史却是情寓其中,以一己的情感来重新结构出一种生命诗学的历史,这就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地理学”。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诗人比梁平更用力、更投入、更持续地书写过巴蜀的地理点位与自己生命的关系。因此,我不大相信一个作家的文学意识与文体意识是天生的,人到中年之后,逐渐对经验性的东西产生了一种体悟:即经验性不是历史强加给我们的,抽象的经验没有在自己的经历中过滤一遍,你就无法拥有这种彻骨而澄清的体会。也就是说,经验性必然有自己的经历构成它的骨架,而没有这一支撑,读再多的历史书,恐怕也是枉然。
在梁平的《家谱》中,他用时间编织的大氅是光洁而顺滑的,既使自己的文学足迹清晰显形,又让与足迹牵连的天府大地成为了诗情画意的壮阔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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