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长江文艺》2016年第9期。

2017年12月16日下午5点，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屠岸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4岁。我们特发李昕先生的《屠岸，真君子也！》，深切怀念屠岸先生！李昕，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当代文学第二编辑室主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

一

与屠岸先生相识，因为他是我的领导。

1982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那时他是这家出版社的常务副总编辑。一年以后，社长严文井退休，总编辑韦君宜改任社长，屠岸便接任总编辑，同时兼党委书记。社领导分工，韦君宜坚持要退居二线，由屠岸主持日常工作。所以，屠岸实际上就成了出版社的老板。

说他是老板，但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见过他的人，都会一眼认定他是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人文社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但是在众多知识分子之中，屠岸尤显风度翩翩，一向是以儒雅著称的。与人交往，他永远面带和善的微笑，目光炯炯，神情专注，时时显示出对人的关切，使人如坐春风。对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遇到这样君子式的老板，不需交往，就有几分亲近的感觉。

最初我只知道他是翻译家，而且功夫很“硬”。因为我父亲是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对翻译界的情况很熟。他告诉我，他50年代就知道屠岸，读过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父亲说，在英文中，莎士比亚作品较一般文学作品难译，因为它已然是古英语；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又因为使用了古音韵和极其严格的格律，就更加难译。这是一般翻译家不敢涉足的领域。屠岸能做系统的莎诗翻译，至少说明他的英文和中文都是一流的。

对屠岸这方面的天赋和成就，出版社里也常有人夸赞。那时人文社的编辑部藏龙卧虎，名声显赫的大家学者，可以数出一长串名字，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们初来乍到的小编，最爱听的就是老编们那些牛人牛事。

说到韦君宜，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她两次“勇闯中南海”，为莫应丰的《将军吟》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这两部打破当时思想禁锢的长篇小说的出版创造条件，最终这两部小说都获得中国当代小说的最高奖励“茅盾奖”；

说到聂绀弩，大家尤其爱说他的豪放不羁和特立独行。他的作品《散宜生诗》出版之前，胡乔木主动表示要为他作序，称他的诗是“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而他还不太买账，好像老大不情愿的样子；

说到牛汉，大家常讲一个细节，就是1955年他被作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第一个被逮捕。那天他刚打完球，在单位院子里被带上警车，手表和钢笔放在办公桌上都不准取回。但牛汉拒不认罪，始终不肯在逮捕证上签字；

至于说到屠岸，大家时常提起的，是他和郭沫若叫板的事。50年代，郭沫若根据英译本翻译了波斯诗人奥马尔·哈亚姆的《鲁拜集》，在人文社出版后，屠岸发现其中有些地方有硬伤，是误译，便去信商榷。一次与郭偶然相遇，又当面质疑。最后郭迫不得已，给编辑部写信说:“我承认屠岸同志的英文程度比我高……”

但后来我才知道，屠岸不仅仅是翻译家。和人文社众多的老专家相比，屠岸的特点恰恰在于既博又专。他自称是一只“三脚猫”，意即能作诗，能翻译，还能写文学评论。其实他自己也忘记了，他还有第四只脚，能从事绘画创作。前几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六位“边写边画”的作家举办了一次“六人画展”，屠岸便是参展者之一。所以说，多才多艺才是他的真实写照。

不过对我来说，屠岸首先是编辑出版家。他和韦君宜，以及几位曾对我耳提面命的老编，对我走上编辑道路，可谓启蒙开悟之师。

那时出版社非常重视青年编辑的培养。在我入行的最初几年，韦君宜、屠岸等老编辑都曾为我们讲课，或者举办青年编辑座谈会。韦君宜讲当编辑第一不要想赚钱，第二不要想当官的话对我如醍醐灌顶，而屠岸谈到的一些理念和观点，也都令我永生不忘。

我记得，那时王蒙在《读书》上发表文章，谈当代作家的“非学者化”倾向，主张作家要读书，要治学。屠岸便对我们讲，编辑也要学者化。腹中空空的编辑是无法编好书的。他强调，编辑的作用不是把书印出来，而是要帮助作者提高图书的质量。如果编辑只做一个“二传手”，把作者的稿子直接送到排版厂，那么出版社就该关门大吉了。

他还说，编辑既要自信，又要不自信。要自信是为了积极地和作者商榷，帮助作者改稿；不要自信是为了避免自以为是。他举的一些例子我至今记得，比如孙犁在的《荷花淀》里，用“藕断丝连”一词形容抗日游击队员的妻子思念丈夫的心情，编辑擅自改成了“牵肠挂肚”，屠岸认为，尽管编辑修改的用词是准确的、妥帖的，改得很好，但是作者不接受，认为这一下扯上了“肠子肚子”，难听，还为此发了脾气。所以还是得尊重作者的意见改回来。他还说到老编龙世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将《林海雪原》从头写过，使这部作品成为名著，但是再版时，龙根据当时的读者反映，在没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下，将少剑波和小白鸽的爱情故事删减了一些，引起作者不悦，龙世辉只得道歉。所以屠岸提醒编辑们，一定不要自作主张地擅改书稿，即使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也还是要先征求作者同意，然后再下笔。他还做出一条规定，就是编辑的修改意见，要用“贴条子”的方式反馈给作者。

他的这些观点，几十年来我一直牢牢地谨记。近年来我在大学讲编辑学课程，也写编辑学著作，每每谈到，编辑拿到一本书稿，一定要为它增加附加值，使它带上“我”的印记，体现“我”与众不同的创新。这种想法，就是从屠岸反对编辑做“二传手”的观点中脱胎而来的。再如，我强调编辑改稿，只解决“信”与“达”的问题，也就是准不准确和通不通顺的问题，不解决“雅”的问题，因为“雅”的标准因人而异，无法统一。这个看法，也是受了屠岸关于编辑不要过分自信的观点影响。

当然，屠岸先生对我的影响，更根本的一条，是他打开了我走上编辑之路的大门。我到人文社工作以后，按惯例，先与同来的5个大学生一起做了将近1年的校对，这也算是接受专业培训。培训期满，社里需要为我们分配编辑部门，由于6人中只有我一个是党员，而出版社的人事处当时急需用人，就决定把我留下当人事政工干部。我极不情愿，但是看到人事处长紧绷的脸，不敢去求情。须知，那时的人们组织观念很强，而人事部门的权力也极大，他们一旦决定的事，通常没什么可商量。你不服从，注定碰钉子不说，弄不好还要挨批。可是我的确不能接受这个现实，考虑再三，决定去找屠岸。虽然在当时，我和屠岸不熟，甚至不能确认他是否记得我的名字，但因为他的形象给我一种亲和力，使我有勇气去向他申诉。

一天吃午饭时，我见屠岸在大食堂里独坐一桌，就端着碗凑过去。他很客气地让我坐下，与我闲谈。我对他说，自己遇到了人生重大问题，请他帮忙。他很诧异，询问究竟，我说明了缘由。我说自己来出版社，就是为了做编辑而来，可现在一天都没有做就要改行，我不甘心。我说我知道在人文社当编辑不容易，大学毕业时，我的老师陆耀东先生听说我被分配到人文社，特地把我找去当面嘱咐，要求我一定谨慎和努力。我说请他相信，我有自知之明。如果三年之内，我发现自己不能成为一个好编辑，那么我会主动选择去做人事政工干部。但现在的问题是，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尝试做编辑的机会，做得如何请他考验我。

屠岸放下了筷子，两眼一直盯着我，神情专注地听我讲完。最后，他伸出一个手指，说了四个字：“一言为定”，顿时令我心花怒放。现在想来，就是这四个字，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这件事，使我感受到了屠岸的民主作风和礼贤下士的君子风度。或许是因为这次谈话也给他留下了印象，此后多年，我觉得他对我也一直比较关注，可能真是在考验我。好在我当编辑，一上手就做得认真努力，所以他对我也是鼓励为主。例如有一次，我在会议上汇报自己正在编辑一本文学史著作，为了判断书稿质量并协助作者修改，我到图书馆找来五六种其他作者的文学史著作进行对比阅读和研究。屠岸听了，立即表态说我做编辑的路子是对的。不久，社里召开青年编辑座谈会，他便点名让我在会上交流经验，这给了我很多自信。后来，我自己学着老编辑的模样，“一手编，一手写”，在社里的几个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屠岸看到了，也写信或打电话，鼓励我多写。再往后，我做了主管文艺理论出版的编辑室主任，屠岸便把我当作专业人士，他写了理论文章，也寄来征求我的意见，还写信嘱咐我发现问题一定要“不吝指正”，替他“把好关”。其实，他本人早在50年代，就已然是文艺批评家了。他的资历和水平，都是可以给我的老师当老师的！

另有件事，令我感动不已。那是1986年初，我忽然持续发烧，一个月不止。转了几家医院，最后确诊为乙型肝炎。此病在当时属疑难病症，不仅传染性强，而且难以根治。因此我只能脱离工作，回家去静养，同时精神极度悲观颓唐。不几日，忽然接到一封来信，用的是人文社的信封。拆开一看，竟然是屠岸写来的。信中他鼓励我既来之则安之，嘱我安心养病，还以他年轻时患肺结核的经历，现身说法，要我和疾病作斗争。信写得很长，感情充沛，语气诚恳。完全不像是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在讲话，倒像是老朋友在和你谈心。要知道，在当时，我仅仅是一个刚刚在编辑部工作三年的青年编辑，而屠岸却是日理万机的出版社主要领导人，而且差不多比我年长30岁！更加让我惭愧的是，我在患病前已经得知，屠岸多年前已治愈的焦虑症最近复发了，严重影响他的睡眠和休息，但他还在坚持工作，有时带着一脸疲态，拖着摇摇晃晃的脚步来上班，其情状使同事们感到忧虑。对于这样一位令我敬重的老领导，我并没有说一句话或写几个字去慰问他，却先已接到他寄来的慰问信。

捧着屠岸的信，我泪流满面。

二

有人评价屠岸先生这一生，是“被自己的美德”耽误了。

我觉得，此说法颇有道理。屠岸的美德就在于，他并非那种所谓的正人君子，但他既是正人，又是君子。如果他不是一向正直敢言说真话，他便不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牵连，从而“进步”可能快些；如果他不是习惯于低调做人，不是永远在人前谦虚和礼让，换句话说，如果他不是那么君子气十足，以他的才能和水平，他或许可以担任更高的职务，享有更高的名望。

他生于1923年，1946年加入中共地下党，也算是老革命了。作为诗人，他13岁即开始写作，早早就发表作品，40年代已小有名气；作为翻译家，他17岁开始译英文诗，1950年，已经在国内出版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作为文学评论家，50年代他担任《戏剧报》编委兼编辑部主任，撰写过不少理论文章，有时还要为报纸写社评。按理说，他政治上可靠，业务上过硬，有这样好的条件，应该是前程似锦，一切都顺风顺水。

然而他的路并不平坦。1955年，他因受胡风集团案牵连受审查，被撤销党内职务，经多次检查勉强过关；1957年，他在“大鸣大放”中直言批评一些党员干部不懂文艺，作风粗暴，主张领导干部要由民选产生，再报上级党委批准，这种言论在当时实属“极右”，他遭到猛烈批判后，才在田汉等人的保护下侥幸过关；1966年“文革”来了，他因为在1957年发表过“大量的、系统的”反动言论，被认为是“浸透了资产阶级灵魂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上反动”的“漏网右派”，于是又被批被斗。这一路，近20年时间，可以说是磕磕绊绊，跌跌撞撞。

更加令他不堪忍受的其实还不是自己挨整。他是一个崇尚本真，单纯善良的文人，但政治运动来了，有时真话不能说，却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他是一个被自己的儿女戏称为“东郭先生”，内心柔软到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人，但在政治运动中有时也难免会伤害到他人。他发现，这种运动就是一架绞肉机，自己在其中，向左向右都难以招架。因为在挨整的同时，也要揭发批判别人，这是运动的游戏规则。屠岸实在无法适应这种生存环境，不堪忍受精神折磨，于是从1955年起，他便患上了焦虑症。

“文革”中被抄家和批斗以后，在焦虑状态下，他想到要自杀。对现实的绝望，使他认为死亡是美好和亲切、甜蜜的。设计了跳楼、投河等几种方案，经过比较，他决定上吊。绳子挂起来，脖子已经进了绳套，危急时刻，是小女儿惊异的眼神阻止了他的最后一蹬。

“文革”过去了，屠岸已是身心备受摧残。他以善意的包容之心，原谅了那些在历次运动中整过他的人，但是却不能原谅自己说过的一些错话。比如他也曾在会上发言，批判过几位同事和领导。他抱着忏悔的心情，真诚地给那些人道歉，这原本是并非必需的，因为他所做的，在当时每个人都做过，实属常态。所以，有时他去给人家道歉，人家会莫名其妙，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但是他总是痛切地自责，特别是对于曾经有恩于他的田汉先生，在“文革”期间含冤而逝，使他没有机会当面道歉，令他遗憾终生。其实，在大家都信口开河胡乱上纲地批判田汉的时候，他认真研究田汉的思想，准备了批判发言，还曾经得到田汉的表扬，说是“孺子可教”呢。

他就是这样一个诚恳的人，从良知出发，律己极严。这也便注定了他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在个人利益方面，他的谦让故事，一直被我们这些人文社的老同事传为佳话。甚至，我们都有些为他抱屈呢。大家都了解，他“文革”后期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多年的编辑室主任，他的副手、编辑室副主任反倒先被提拔为副总编，而他坦然接受，全不在意；后来，领导上选择他做总编辑时，他又百般推辞，一再说自己难以胜任；评职称时，几位副总编都在第一时间评上编审，可作为总编辑的他却放弃参评，还说这样便于对那些牢骚满腹的群众做思想工作。他的住房，至今仍是50年前他在《戏剧报》工作时单位分配的破旧楼房，按国家规定的干部待遇标准，面积也远未达标。后来的人文社领导无一例外都比他住得大、住得好，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到出版社争过房子。他曾仿刘禹锡风格，为自己的家戏作一首《斗室铭》：

“室不在大，有书则香。人不在名，唯德可仰。斯是斗室，唯吾独享。隶篆依次立，水墨笼三墙。谈笑有知己，往来无大亨（读沪音hang）。可以阅莎士，听萧邦。无声色犬马之累，无追名逐利之忙。京都老虎尾，海上缘缘堂。竖子曰：彼此彼此。”

诗中以鲁迅北京故居中加盖的“老虎尾”和丰子恺早期在上海的简易宿舍“缘缘堂”自况，极言斗室书香自得其乐之情，这境界和心态，令人景仰。

尽管屠岸凡事谦让，颇有与世无争的姿态，但领导上还是赏识他的才干，将他推上了人文社总编辑的岗位。那几年，我们看到他整天忙上忙下，应付头绪纷繁的事务，却也颇为尽职尽责。他的一身君子气，使他不仅善于团结同事，而且善于识人用人，发挥编辑们的创造力。要知道，此时期正逢改革开放兴起，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而文学，恰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急先锋。在屠岸主政之下，人文社出版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关注现实，启迪人生，引领社会潮流，从而促进社会变革。

但是繁难的事务也让他焦头烂额。他觉得这个“官”不好当。选题要创新，业务要开展，出版社既要管理又要经营，责任重大。此外，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两个方面：一是必须时时小心谨慎，防止政治上“触雷”；二是需要应付改革时代不断生发的各种新的人际矛盾。

有件小事很能说明当时的境况和屠岸的性格。

我记得，人文社第一次以“奖勤罚懒”的名义发奖金是在1984年底。社里年度人均奖金的标准是73元。要求各部门拉开档次发放，不准吃“大锅饭”。当时我刚任理论编辑组负责人，给组里的6名同事分奖金，设了3个档次，为78元、73元、68元。一位老同事因为患病，一年中病假占去了几个月，我据此给他低档奖金68元。因为那时大家对这种不平均的分配还不能适应，所以此事让我费尽了口舌去解释，也仍然难免误会。由此我便深知，涉及同事个人切身利益的事情，难办。

此时屠岸主持出版社工作。这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改革举动，也给他惹了不小的麻烦。由于打破了那么一点点的平均主义，把奖金拉开了5元钱的档次，便有些少拿了奖金的同事，到屠岸那里去论理，占用他不少精力和时间。屠岸是彬彬君子，或者说是一介书生，平常最怕被这种说不清道理的事情纠缠，可到了这时，化解矛盾成了他的责任，便使他狼狈之极。我曾听说，就是为这5元钱，有一位中年女同事对他说了又说，磨了又磨，直说到他眼皮打架，疲惫不堪，身体几乎要倒在座椅里。最后，屠岸伸手从自己衣袋里摸出5元钱，说：“这是我的奖金，你拿去吧。”那女同事才不好意思地悻悻而去。

这一时期，除了杂事、琐事一大堆搞得他心力交瘁以外，“防止政治上‘触雷’”的责任也让他不堪重负。先是清除精神污染，再是批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每每出版界都首当其冲。屠岸作为人文社掌门人，不免要在会上说些照本宣科的话，内心却充满困惑和不解。精神压力使他有些撑不住了。我记得1985年，有一次在出版社的楼道里，我看到他脸色蜡黄，询问何故？他说是因为失眠。他告诉我近来夜夜难眠，常常睁眼到天明。即使成眠，也是接连噩梦，梦境通常是复现“文革”场景，醒来大汗淋漓。这时我意识到，他的焦虑症又复发了。

1986年6月，屠岸身在病中，请求离职，并获得批准。

对此，他强调自己早就说过，“在舞台上跳舞时，灯光照着我，我可以跳单人舞，但是如果满台都是灯光，我就晕了。”这意思是说，自己不适合做总编辑，不能担太大的责任。不过我觉得，屠岸旧疾复发，主要不是因为“满台灯光”的照耀，而是再一次进入了“因政治而惊心，因政治而违心”的环境之故。

三

我的书柜里，并排摆放着多种屠岸先生赠我的诗集，有著作，也有译作。

我知道，如果在编辑家、出版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诗人等众多选项中，让屠岸选择一个他本人最为看中的称谓，那一定是“诗人”。但是他却不给自己挂上诗人的头衔，退休后，他重新印制了名片，只写自己是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他认为“诗人”的称号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的，自己还不够。

然而，在我看来，他是天生的诗人，或者说，他简直是为诗而生的人。

从儿时跟着母亲用常州读音“像唱山歌一样”诵读《唐诗三百首》开始，一直到进入耄耋之年，他依然保有丰沛的诗情，创作力分毫不减而佳作频出，他这辈子可谓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他自称“平生不识烟茶酒，只有诗魔伴我眠”，那种专注，那种虔诚，那种痴迷，在当今文坛恐怕是无出其右。

他13岁开始写诗，上高中时，迷上了英文诗，便把功课放在一边，沉湎于创作半通不通的英文诗。为此弄得昏天黑地，如痴如醉，竟然边走路边作诗，因为冥思苦想合乎格律的英文单词，曾两次撞到路边的树干上；

他也曾在半夜里充满激情地高声朗诵自己的诗作，读到“天地坛起火了”一句，不仅惊醒了隔壁邻人，还引起了一场虚惊，邻人自此将他称为“诗呆子”；

他还有个外号叫“尤里卡”。这三个字来源是阿基米德在浴缸里发现了物体的体积和重量的关系后狂呼的一句话（意即“我知道了”）。那次是屠岸到理发店理发，心中默念济慈的诗歌。忽然头脑中灵光一闪，他有所顿悟，弄清了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句诗句的真谛，兴奋中猛地从座椅上站起来，大呼“好诗”！这举动把理发师傅惊得目瞪口呆。此事传开去，他便成了“尤里卡”。

他与诗有缘，与他有缘的人也便爱诗。他的终身伴侣章妙英曾写过这样的诗作：

“早岁识君诗，清新如其人。嫁人还嫁诗？白首犹未明。”

于是屠岸带着老伴皓首穷诗。不仅如此，他们全家三代十几口人，在他影响下也都是爱诗人。我想，如果中国举行“文学之家”的评选活动，那么屠岸的家庭注定是榜上有名的。他以外孙“晨笛”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晨笛家庭诗会”，从2003年起，逢周末或节假日举行活动，连续坚持数年。这种形式的家庭聚会，至少对我，是闻所未闻的。我曾询问参加过这个家庭诗会的朋友，他们告诉我，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这种聚会只是诗歌朗诵而已，他们的活动，专业水准蛮高。尽管，开始创办时，他们只是随性而至，朗读和分析、评点中国古典诗歌，但后来兼及中外诗歌名作，探讨问题的领域便拓宽了许多，再往后的诗会，干脆进人了学术研讨层面，要求每一场都有重点，有专题，有人专门准备做主讲。从鲁迅、徐志摩、郁达夫、戴望舒，到艾青、田间、臧克家、鲁黎，一直到莎士比亚和济慈，都曾是专题的内容，全家人轮流上阵，俨然个个是专家，人人有心得。当然，屠岸在其中的贡献尤大，作用突出，特别是他以“常州吟诵”的方式朗读中国古典诗词，更是诗会中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须知，“常州吟诵”在今天，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屠岸和赵元任、周有光一起，被作为这项遗产的三位“代表性传人”呢。

如果要客观地评价屠岸的诗歌成就，那么有人说他是中国新诗史上连绵不绝的高峰中的一座，绝非溢美之词。我相信，取得这样的成就，得益于他的左右开弓，连创作带翻译，使两者齐头并进，却又互补互利。在这方面，他有点像冯至和穆旦。翻译为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和风格上的深刻影响，而创作又为他的诗歌翻译训练和积累了艺术表达技巧。两者相得益彰如此，堪令一般诗人羡慕。

他欣赏英国诗人的作品，经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济慈诗选》已经成为行内称道的名著名译，后者曾获得鲁迅文学翻译奖，而他编选和翻译的《英国历代诗歌选》上下册，则是研习英国文学者的必备之书，他也因此被称为英诗翻译的集大成者。

创作上他也收获颇丰，出版个人诗集多种，如《萱荫阁诗抄》、《哑歌人的自白》、《爱诗者的自白》、《屠岸短诗选》、《深秋有如初春》、《幻想交响曲》、《晚歌如水》等。这些创作贯串他的一生，体现着他对真的探索，对善的渴望，和对美的执着而不懈的追求，因此他被称为诗坛一株当之无愧的“世纪之树”。作为学者化的诗人和中西合璧的诗风倡导者，他对中国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特别是他创作的《屠岸十四行诗》，备受当代诗坛推崇，老诗人牛汉就曾对我谈起屠岸在这种文体上的创造值得重视。因为他的尝试不仅在国内具有开拓性，而且对于中国新诗与西方艺术形式的融合，对于促进中西诗歌艺术的对话和交流，都做出了极为宝贵的努力。

如果要问屠岸，作为爱诗人，他在古今中外灿若群星的诗人中，对谁情有独钟？他一定会说，是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这中间的原因，除了诗人精神气质、思想情怀和艺术风格的吸引以外，还有一点人们意想不到，那是一个不幸的巧合。屠岸曾经在一封信中与我谈心，告诉我，他和济慈都在22岁时染上了难以治愈的肺结核，济慈死于25岁，他曾认为自己也活不到26岁。因此他对济慈抱有了一种特殊而奇异的感情，使他把济慈当成自己异国异代的冥中知己。他时时感觉自己与济慈心灵相通，读济慈的诗，他百读不厌，可以一直读到热泪盈眶、声音哽咽。对济慈的崇拜和神往，曾经是他的精神支柱。在“文革”中劳改住牛棚的日子，在精神备受摧残的时刻，在生活几乎失去信心的当口，他茫然无所依靠，然而他心中有济慈，就有了温暖。苦闷中，他一遍一遍，默默背诵济慈的名著《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这使他昏暗的内心照进了一缕阳光，从而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勇气。所以说，济慈的诗，曾拯救他走出深渊。

同样，诗歌也帮助他从身心疾患中获得解脱。焦虑症使他长期失眠，为此他看遍了中医和西医，都得不到有效医治。不堪忍受之际，无奈无助之时，他尝试睡前背诗，以此缓解情绪的紧张，安神助眠。每晚躺在床上，他都在心中默念杜甫的《北征》、《秋兴八首》，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或者莎士比亚、济慈的英文诗，此法颇为灵验，使他渐渐便能进入梦乡。于是，这个习惯，他保持了几十年，故而才有“诗魔伴我眠”之说。

如此说来，屠岸可谓一生受益于诗歌。所以到了晚年，他对自己做总结说:

“我没有加入任何宗教，但诗歌是我的宗教。”

他又说，“我不能放下手中的笔，我仍在路上。”而且，时至今日，“还有一点疯，那就是，继续向前，一头撞去！绝不回头，绝不气馁！”

我以为，能够以如此决绝的态度献身诗歌的人，注定是对生活至诚至爱的人，因而他的人生，也注定是充满诗意的人生。

四

我对屠岸先生的了解，是在离开人文社以后才进一步加深的。

1996年底，我到香港三联书店任职。1999年夏天，屠岸率领“中国作家协会诗人访问团”赴台访问。行前，他给我打了电话，说这个访问团途经香港，希望在此逗留3天，问我能否接待。

我为他们安排了住处和在港的日程。我知道屠岸年轻时曾到访香港，对当年一些景况留下过深刻印象，如今怀旧情结很重，便问他是否愿意多走走，多看看。他那时76岁，焦虑症已痊愈，他说自己只是因为曾被切除一叶肺，故走路不能太快，但体力尚好，去哪里都没问题。于是我用了两三天时间，陪同他旧地重游，到了太平山、尖沙咀、黄大仙、浅水湾等景点。

我们边游边谈，从早到晚，海阔天空，无话不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他长时间面对面地敞开心扉交流思想，于是他给我的印象，便不再是原先那样观念保守、言辞拘谨的出版社领导，而是思想活跃敏锐，善于独立思考的文人学者。我们谈到了几十年来思想界的各种争论，当代文学史上的各种是非，也谈到了当前出版界遇到的各种问题。当然更多的，还是讨论人文社应该如何出好书。屠岸虽然离休多年，但是对于这家出版社，他一往情深。

在谈话中，屠岸的思想观念既开放又不失原则性，令我信服。例如我说到，前几年，人文社有编辑提出策划，要出版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社里便有一种反对意见，说这是“汉奸文学”，不能出。屠岸说，这就过分了，胡兰成是汉奸，不等于张爱玲也是。但是张爱玲能爱上汉奸，说明她缺少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操，对这个人的品格是可以质疑的，不过不能把她的作品当作汉奸文学否定掉。他同时还提到周作人，认为周的书也是应该出版的，不过不宜捧得太高，因为此人不但是日本侵略者的顺民和奴才，而且还是帮凶，对中华民族是有罪的，现在有些人把他捧得和鲁迅一样高大，是不分是非。对此我也有同感。但我告诉他，人文社也有一些相反的极端例子，比如当年未经与林语堂家人联系，就安排出版了林的小说《红牡丹》，后来林的女儿从美国归来，闻知此事，向人文社索要稿费。社里竟然有一种观点表示：“不给她！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要什么稿费?”屠岸听了哈哈大笑，说看来做出版掌握政策，左了右了都会闹笑话。

讲到80年代的一些文坛旧事，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提到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位领导人。他认为此人作为党内权威理论家，一直是很有水平的。改革开放之初，此人也呼唤思想解放，对促进学术发展和文艺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后来，从清除精神污染和批人道主义、异化论开始，此人又压制不同意见，批这批那，惟我独左，这便遭人反感。所以屠岸很敬佩老友牛汉，在一次获奖后，颁奖仪式安排这位理论家为牛汉颁奖，但牛扭过脸去，拒绝和此人握手。

屠岸顺带还讲到70年代中期的一个小故事。那时人文社的地位很高，中南海里面举办文艺问题报告会，屠岸作为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也被通知去听会。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都坐上主席台，上面提到的这位权威理论家也在前排听众席就坐，从这位置判断，想来是已被“解放”，但还没有官复原职。报告中间休息十几分钟，大家都走出会场，只有少数人留在屋内。这时，屠岸看到这位理论家走到主席台前，迎着即将出门的江青，与之攀谈。谈了一会儿，只见理论家与江青握手微笑，然后退出屋外。屠岸注意到，理论家不是转身向外走，而是一脸陪笑，一步一步倒退着走到屋外的。于是便想，以这位理论家的革命资历和理论水平，他根本不必对江青如此谦卑呀。

屠岸告诉我，从这一个细节，他了解了这位权威理论家的性格。

他还谈了很多，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的家庭，关于诗等等，很多故事，很多观点，对于我非常亲切和新鲜，有时我会听得入迷。这时我发现，他是一个特别容易亲近的人，全无领导和前辈的架子，而且很善于和年轻人交朋友。他所率领的诗人代表团，十几个人中除了他本人以外，都是一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但屠岸完全和他们融为一片，一路欢歌笑语，开心至极。

这次香港之行，也给屠岸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此后，他常常与我通信，每每忆及香港三日的点点滴滴。每到春节，他都会寄来精美的贺卡，内中总是夹着他充满深情厚意的信件。也许是因为香港之行也让他对我增加了了解，所以他的来信，常会问及我何时调回北京工作，表示人文社需要我这样在香港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锻炼过的编辑人才。我回信曾表示，会尽早考虑回京。

后来人文社社长聂震宁告诉我，屠岸曾经到新闻出版总署，向署领导推荐我，希望我能回京参加人文社领导班子的工作。我听了，心里涌起一片感动。

因为香港方面也表示挽留，我回京的事情拖了几年。

2001年春节过后，我收到屠岸的一封信，信封鼓鼓的。我拆开，发现里面除了屠岸写满3页纸的信件以外，还有一份复印件，细看才知道，这竟然是1986年3月我患肝炎时写给屠岸先生的复信。前面说过，他当时给我的慰问信令我泪流满面。接信后我立即复函一封，与他交流我的病中感想。没想到我这个青年编辑的信竟然被他收藏15年，而且在今天复印寄回给我！

我注意到，这封信上有三处屠岸的笔迹：一是我原信写道，我需要结识更多作家，“结识”错写成了“接识”，被他按照编辑的习惯顺手改出；二是我在信末特地注明，我的肝病可能没有脱离传染期，所以这封信，请他看过速速销毁，而屠岸在旁边加了一句批语：“已在阳光下暴晒三小时，不毁了！”第三处笔迹更令我汗颜，那是屠岸在我的一段话下面，用粗壮的红铅笔画了杠杠。我那段话，是在当时患病不能工作的状态下说的：

“我越来越感到，我离不开文学出版社，离不开那份我曾经常常抱怨的工作，离不开那一大堆退不了也发不成、给我们找了无数麻烦的书稿。我真希望早点上班去呀！”

我知道，他想用这段话提醒我，要兑现前言呀。我顿时感到羞愧难当。

根据组织上的安排，2005年初我回到北京，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任职。我仍然常与屠岸先生联系，有时也会专程去看望他。作为编辑，我很想为他做一点什么，但是三联很少出版文学类图书，诗歌更是基本不出，故与他合作的机会较少。2008年，作家李晋西和何启治在整理出版了牛汉的口述回忆录《我仍在苦苦跋涉》以后，提出要为屠岸也编撰一本，与我商量，我们一拍即合。

屠岸一生的经历实在是太丰富了。李、何二人到他家里为他做口述录音，每天7个小时，大约录了11天，故事仍未讲完。然后，他们又阅读了屠岸上百万字的日记。在此基础上编撰出的回忆录书稿，往桌上一摆，厚厚一大摞，将近40万字。李晋西问我有何意见。我表示，这本回忆录属于一套丛书，丛书的体例要求，字数控制在30万左右为宜。

于是屠岸便亲自做删改。一方面核查史料，纠正讹误，一方面压缩内容，删减篇幅，将书稿删去5万多字。再交稿时我们一看，他略去的大多是对于自己个人经历的记述，而将那些回忆友人和文坛历史的文字尽量保留。结果一本个人回忆录，写别人的文字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到一半。他强调说，这本书是要留给历史的，但是对于历史，书中涉及的那些文坛和学界名家，比他自己更重要。他那谦虚的态度，克己的性格，使他固执地坚持己见，一定要按照这样的修改定稿。见到他如此处理文字，我感到颇有些后悔。

出版前，他把书名定为《生正逢时》，这显然是受了吴祖光的影响。吴祖光一生经历坎坷，历受磨难，到了晚年，有人说他“生不逢时”，他却一定要说自己是“生正逢时”，每每给人题字，必写这四个字，故而很多人包括我的家里，都有幸收藏他这四字墨宝。屠岸觉得，这四个字也道出了他的心声，因为经历了这样历史变迁的时代，度过了这样沧桑的人生，对于一个人来说，也的确是积累了与众不同的阅历，这可以说是一笔财富。我想起90年代我在人文社做编辑，曾出版过命运多舛的老画家彦涵的传记，传主执意要将书名定为《感谢苦难》，其中的含义，大概与屠岸采用《生正逢时》之意相类似。我以为，无论是吴祖光、彦涵还是屠岸，他们能以如此达观的态度看待自己辛酸与甘甜参半的人生，这本身就表明，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强者。

《生正逢时》出版之后，中国作家协会为此书举办了一个作品研讨会，许多文艺界领导和前辈作家到会向屠岸表示祝贺。大家交口称赞屠岸的道德文章，尤其推重他的为人和品格，景仰他的君子风范。我代表三联书店发言，在高度评价了这本书所独具的价值之后，我谈到自己的一个遗憾，这就是此书出版前被删掉了5万多字，其中有很多难得的珍贵史料。我在此郑重地向屠岸先生道歉，说了声“对不起”。我讲完后，当场有人在发言中，批评我们以字数要求删去书稿内容是“削足适履”。我自知理亏，也不再解释和辩驳。但是屠岸却微笑对我表示，此事他能够理解，并不介意，显示出他一如既往的雍容大度。

我心里想，屠岸，真君子也！

2016年2月16日-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