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

一

我访学所在的俄克拉荷马大学，校内有一座让人惊叹的图书馆，名字叫Bizzell Memorial Library， 据说是全美最漂亮的图书馆之一。然而除了恢弘的砖墙以外，其实有一件东西最为吸引我：从正门进入，一层大厅的左手边墙上悬挂着一幅油画，是由已故校内西班牙语教授、画家Patricio Gimeno创作的，名字是《但丁与贝阿特丽采》。这幅画为我们呈现了但丁在街上第一次遇见贝阿特丽采的情形，这一情形的文字根据，源自但丁本人早年完成的一部作品《新生》。如果将其视作某种隐喻，我想，这幅画意味着，美好事物之间的相遇。

在石江山教授的奔走与操持下成功举办的“中美诗歌对话”，在我看来正是美好事物之间的一次完美相遇。它以既来自语言、但又超越语言之物，以诗本身所共同追求之物为载体，实现了中美诗歌之间的绝妙对位和血脉联系。这次诗歌对话所展现出的内容，让我觉得，汉语和英语、中国新诗和美国诗歌，这差异巨大的事物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震悚血脉的密切关联。仿佛两个极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或者即使隔洋相望，也彼此深深地眷顾和影响。这种感觉，让我想起美国诗人马克•斯特兰德的诗句：“风从对立的两极/缓缓吹来。”

二

说起中美诗歌的血肉联系，在中国新诗草创期就已经存在了。关于这一点，10月24日上午，在Bizzell Memorial Library举办的诗学对话中，王光明教授的发言开了个好头。他谈到，胡适将自己的诗作《关不住了》视作“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而这首诗实际上并非胡适自创，而是译自美国意象派女诗人梯斯黛尔(Sara Teasdale)发表在美国诗歌杂志Poetry （1916年3卷4期）中的作品，该诗原名为Over the Roofs。鲁迅在1930年代回答一位记者的采访时曾谈到，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与外国文学之间关系密切，受到很大影响，这种状况到了第二个十年才有所改变。尽管鲁迅的判断会忽略掉一些杰出的特例，比如废名“唐人写绝句”式的小说，朱湘与中国古典文学精神相通的诗歌创作，但是，在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翻译之间的密切联系则毫无疑问。具体到新诗的视野中，胡适这首《关不住了》，便是极好的证明。必须说明的是，胡适对这首诗的翻译，明显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其结果，是给出了中国新诗破蛹而出之时想要的美学姿态。这一点，王光明教授的发言中也谈到了：“胡适译这首诗，他所看重的，不是这首诗的意象、情境和诗中说话者的心理感受，以及构成多重对比的写作技巧，而是率真强烈的感情个性和‘白话’的流畅感(这是一首以说话口吻写的独白诗)。——这一点，正是早期中国‘新诗’所希望达到效果。”但不论如何，中美诗歌之间的血脉联系，于斯始焉。

把目光从过往拉回当下。事实上，不仅中国新诗在百年历程里不断吸收着来自美国或曰西方的智慧和经验，美国诗歌也同样在从东方的智慧中汲取着灵感和力量。这次来访的美国本土诗人中，Arthur Sze, Mei-mei Berssenbrugg, Hank Lazer等虽然各自风格迥异，但都深受佛道思想影响。Hank Lazer任教于阿拉巴马大学，是美国当代语言派诗歌的代表人物，这一派别极具实验性，受到20世纪中叶以后的解构主义影响，喜欢在语言上做实验，让文本在破碎中呈现出别样的美学，其另一代表性的人物是大名鼎鼎的的查尔斯•伯恩斯坦。Hank Lazer 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身为犹太人，却深受禅宗影响，自称是Jewish Buddhism。或许西方世界在面对自身问题时，向异质性的存在中寻找突围之法，是种必要且有效的选择。他1993年曾到过中国济南，与中国有着不小的缘分。24日晚在OU的Fry Jones 当代艺术中心举行的朗诵会上，我们领略了Hank 语言诗的魅力，在此之余，我从他的一句诗中读出了沟通东西的努力：”You don’t decide what you’re thinking/see each thing equally.” 

两届美国图书奖得主，华裔女诗人Mei-mei Berssenbrugg诗歌中佛道思想的影子则极为明显。在24日上午的诗学对话中，她发言的重点便是天人合一，这显然来自东方的智慧。对“合一”（unity）的追求，既深深根植于Mei-mei的艺术思想中，也清晰地呈现在她的诗歌文本里。在这个意义上，她这次朗诵诗歌中的一个意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人的肉体和精神，就仿佛一张桌子上的两束烛光，需要合而为一。我想，作为某种隐喻，这也构成了中美诗歌对话的初衷和目的，两种异质性的事物，尝试对话，其结果会是件新东西，昭示着让人欣喜的融合。事实上，Mei-mei诗歌中受到东方思想影响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一首名为《丹田》的诗，就充满了禅悟和道家思想。这首诗给我的最强烈感觉是，她将语言变成了气，诗意的推进仿佛气的游走，让人着迷，其中充满了天人合一、追求平衡的东方智慧，其外在意象的呈现上也极具东方色彩，比如这样两句：“What she thought was her balance flattens into a stylized dragon/on the marble paving stones”，倾力以求的平衡感之获得，事实上构成了这首诗诗意推演的理想状态，这样一种虚幻的境界，如果仅仅简单道出，势必显得无力，而Mei-mei的高明处正在于将其物化，印入大理石基座上的雕龙。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技巧，其背后明显来自东方的美学和精神境界。“物化”概念出自《庄子•齐物论》，其最著名例证便是庄生梦蝶，物我由两忘而合一，实际上恰好应和了Mei-mei前面两束烛光的隐喻。这样的手法，让我想到同样受惠于禅宗思想的美国诗人加里•施耐德《砌石》（Riprap）的开头：“Lay down these words/Before your mind like rocks”，二者可以说有着相同的思想源泉，只不过在技巧上彼此反其道而行。

美国图书奖的另一得主、古根海姆基金获得者Arthur Sze，他的发言重点谈论了空间的诗学。他认为，不同空间的相互介入、碰撞，会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空间，一个极具创造性的空间。我想，中美诗歌对话，正是这样一个由两重空间互相碰撞而产生的一个崭新空间。而这一理念具体呈现于他所朗诵的诗作After a New Moon中。他自言这首诗的灵感来自屈原的《天问》，当人面对浩淼月空时，会产生很多本源性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人没有答案，只有永恒的疑问，月亮知道答案却又永恒不语。在Sze这里，月亮构成了人的思想与宇宙互相碰撞的崭新空间，月亮的圆缺、移动，则暗示了人类思想的明灭，这便有了这首诗动人的的结尾：“An owl lifts from a poplar/while the moon, no, the human mind/moves from brightest bright to darkest dark”。我非常着迷于这几行诗的抒情氛围，且从私下请教中得知，它在Sze看来便是Buddhism。事实上，Sze的诗中对于空间辩证的呈现不乏其例，比如我异常喜欢的Ten Thousand to One 便是极好的例子。这首诗将小大之辨、空间的相对性张力做到了极致，它以一个古老的腓尼基配方开头，这也正是“一万比一”这一奇怪比例的由来：“腓尼基人们守护着一个配方，需要/一万个骨螺壳，才能制作/一盎司泰雅紫”，不得不说，这个开头充满西方的历史趣味和神秘感，而其结尾则极具东方的意境和智慧：“峡谷中的松。感受一滴水/滚下一枚松针，闪耀着光/悬挂着，在尖端。”在我看来，这个结尾重新校正了我们对空间的体悟，它呈现的是微观世界，但极具张力，恰如这滴水一样，水滴的张力便隐喻了空间的张力。宛如“一花一世界”，这个结尾充满了禅悟。

三

石江山教授的一本代表性学术专著名为Poetics of Emptiness: Transformations of Asian Thought in American Poetry (《虚无诗学:亚洲思想在美国诗歌中的嬗变》)，他在书中将受到佛、道思想影响的诗学命名为“虚无诗学”。在我的理解里，这样的虚无诗学与西方的虚无主义思想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可以说，20世纪以来，美国诗学、思想对亚洲思想的引入，对石江山教授所谓的“虚无诗学”的引入，恰恰是要以异质性的思想资源来克服本土的虚无主义问题，也就是说，前者不是与后者同构的存在，而是昭示了对后者拯救和克服的努力。这来自异域的努力，具体到文学中间，正如石江山教授在书中所云：“异质文化文本为扩大文学批评的解读方法提供了机会——使它们更为微妙，增添了新的语域，而且调整了新的视野。”

在这个意义上讲，前面所谈到的三位美国诗人的写作，都可纳入“虚无诗学”的范畴之中。以“彼之虚无”对抗“此之虚无”，也冥冥之中构成了他们的文化责任与诗学努力。然而除此之外，对抗西方的虚无主义，仍有其他办法，Stephen Fredman教授的发言正是针对于此，恰逢其时，犀利而有效。为我们的思考引入了一重新的维度。他谈到，20世纪以来，美国对抗虚无主义的一个有效办法是高扬实用主义。毫无疑问，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便是深受功利主义伦理学影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Fredman教授还说，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的教育注重实用主义，再有包豪斯在二战后以芝加哥为大本营而进入美国，这些都昭示了对抗虚无主义的努力。事实上，实用主义的传统，虽然明确始于杜威，但在美国前现代时期便有其精神前史。比如爱默生等，再比如梭罗著名的《瓦尔登湖》。虽然《瓦尔登湖》看似抒情散文，实则暗含着梭罗本人的政治实践：只身赶赴瓦尔登湖，一切亲历亲为，这正是梭罗的政治态度，他在当时也正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这实际上与实用主义的精神魂梦相通。然而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Fredman教授在实用主义和虚无诗学之间找到了精神共性，即道法自然。后者的这一内涵毋庸赘言，而前者同样需要亲近自然，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实践便是最好的例证。事实上，《瓦尔登湖》中很多极富诗意的句子都暗合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这与“虚无诗学”恰好应和：“我们体内的生命，就像河流中的水。它今年的水位，可能升高得为前人所无法想象，并漫上焦渴的高地；甚至，这一年也可能是多事之秋，冲走了我们所有的麝鼠。我们所栖居的地方并不总是干燥的大地。”

即使面对亚洲思想这一异质性精神资源时，我们其实也应当有所警惕，其内部实际上存在着历史性的裂变与龃龉，如果不洞察这些，禅宗思想也好、道家思想也罢，我们就都不能正确理解。西川的发言正是意在提醒我们这一点。他举道家思想为例，认为在中国的汉代，道家思想实际上是黄老思想，它并不“虚无”，而是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意在统治人民，所谓“外用儒术，内尊黄老”是也。到了六朝以后则变成了老庄思想，变得相对纯粹，成为一种思想、哲学，尽管当时并没有哲学的概念。西川的发言在理论上呼应了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认识装置”的概念，一个时代在面对传统时，总会将其建构成某种“认识装置”，其中实际上暗含着历史的权力和神话，我们要想认知真正的传统，就必须突破这些“认识装置”的局限。西川的发言正是提醒我们注意对道家思想传统内在复杂性的认识，惟其如此，它才能真正成为我们此刻身体中有效的传统。有效，则意味着我们明了传统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如何与其发生关系，并进而与在这一传统之外的人进行对话。这一点，正如他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传统在此时此刻》中所说：“我们要拿传统干什么呢? 在所有可能的答案中我选择这样一个回答: 传统可以帮助我们再一次想象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最终形成这样一种想象，我们就有资格与其他文化对于世界和生活的想象———甚至其他文化借助中国古代文化元素( 比如王维或者寒山) 所提供的对世界和生活的想象———展开真正的对话了; 而与世界的对话其实也是与自己的对话。”

其实，在80年代新诗中间，所谓“虚无诗学”是一种或显或隐、但十分重要的声音，它与文化寻根、纯诗写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复杂而值得辨析的精神关联，当时的时代风气相对开放、历史的形象和包袱似乎也并不过度具体、沉重。但是，80年代末以来，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诗人们大多转变、调整了自己的写作思路，或者干脆放弃写作，这暗含的诗歌伦理是，面对紧迫的当下语境，诗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也自觉不自觉地窄化了，最终历史沦为与时代、现实这些概念相同构之物，因此，80年代新诗中间一些独特、有意义的写作可能性因为种种原因被压抑掉了，“虚无诗学”便是此中一种。记得有一次，家新师讲起其写于1980年代的《蝎子》一诗时，说一些外国诗人读后便说，这是“道”！只是进入90年代以后，《蝎子》这样的诗歌很少见诸其笔端了，这一状况在其他诗人们那里也很相似。而且，即使有这样的作品，也并不为人们更多地注意。而我想说的是，现在或许是时候返回80年代的诗歌场域中间，重新整理这些有益但被压抑掉的声音和资源，或许它们会构成我们现有诗歌史认知外的另一重要线索，并由此发掘出新的诗歌审美可能，因而彰显其价值。作为一个年轻的新诗研究者和诗人，我必须承认，这一点是这次中美诗歌对话给我最大的启发和触动。

四

除了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举行的诗学对话和在Fry Jones艺术馆举行的朗诵会以外，两天的阿肯色之旅也是此行的重要一站。

阿肯色州有一个古老的小镇，名叫Eureka Springs，意为“发现了泉水”。顾名思义，这里因发现了泉水而得名。这里的泉水之所以著名，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它们可用于治病疗养，自维多利亚时代起就被发现有治愈之效，历史悠久，如今这小镇仍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旧时风采。这里是石江山教授的家乡。

我想，如果我们愿意，那么这个小镇的名字则具有了某种隐喻意味：如果说本文开篇处提到的图书馆的油画隐喻了中美诗歌对话是美好事物之间的一次相遇，那么，Eureka Springs则隐喻了美好事物相遇后所产生的新事物、新发现。因此，这个美丽的名字冥冥中构成了对这次诗歌对话最好的总结：在东西的相遇中，我们发现了泉水！

从阿肯色回到俄克拉荷马大学后，我写了一首名叫《阿肯色山区》的诗赠送给石江山教授，聊作自己有幸参与这次中美诗歌对话的纪念，在此引用其中几行，作为这篇小记的结尾：“宗师般的/枯橡叶打着转，在东西之间，应和/虚薄的水云。被谜底过滤掉的词/变回年幼的童子：朝闻道，傍晚隐入历史。”

                                         2017/11/3 诺曼 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