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方舟是广东新移民诗人。他的诗歌写作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期间，后来他南下广东，成为工业时代的一名诗歌见证者。其诗较早反映了工厂流水线边的工人生活，揭示工业社会带来的异化现象，借助蝴蝶、蚂蚁等意象，反映工业时代带来的，与农业社会完全不同的感受；对特殊地理文化与时代的展现，使方舟的诗歌具有一定的深广度，表现出直面社会问题时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思考与民间诗人对大众的关切之心。

关键词：方舟 广东 新移民 诗人

广东的诗歌作者来源复杂，可谓极其丰富，外省移民诗人不少于本土诗人，他们给广东诗界带来了不同的水土和气质。由于各自的人生经历与生长环境多不相同，写作水准相对其他流动性不大的省份的诗人们而言，差别较大。那些高学历、经过学院专业训练的诗人不少，也有的写作者直接来自工厂车间第一线，他们并不一定接受过严格的学校诗歌教育，甚至，有的作者在写诗之前，尚不知诗为何物，或许因为某个机缘，偶然遇上朋友的引导，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诗。新世纪以来，广东这种较为凸显的文学现象为中国文学界提供了一些非常特别的术语，如“底层写作”、“打工诗人”等。 诗歌作者中涌现了诸如郑小琼这样的从生活中陶冶出诗的诗人。另有一些诗人，也许没有郑小琼那般的传奇经历，也不一定通过主流媒体广泛传播，但是诗歌写作起步比她早，诗艺也可圈可点，他们默默扎根于不大起眼的某个小镇或小城，倔强而独立地生长，比如方舟（原名周柏）。值得一提的是，方舟还是发现、支持并热心主动地将郑小琼推向中国当代诗坛的伯乐之一。

置身当前的广东诗歌写作队伍中，方舟已不是青年小伙。1983年他进入武汉水利电力大学。读书期间，他是学校有名的校园诗人，担任了文学社社长，获过全国校园文学大赛一等奖。大学毕业后，因他对诗歌有着发自心底且不可动摇的热爱，使他最终放弃所学专业，选择一生与诗为伴。毕业后，他先是分配在江西工作，三年期间，江西的《星火》《百花洲》《江西日报》等省刊报纸，多刊登过他的诗作，他也因此获奖无数。1990年，方舟南下到广东东莞的长安镇。不甘寂寞的他，在当地创办了一份报纸《长安报》，与朋友们合办海平面诗社和《诗歌海平面》论坛，主编《海平面》文学副刊，坚持和刘大程等诗人出版了一份民间诗刊《行吟诗人》。之后，他又作为人才，引进到东莞，任东莞市文化馆创作理论部主任，并获得过东莞首届十佳外地青年。在东莞市文化馆的工作岗位上，方舟从未懈怠，为推进东莞当地文化发展，领头做了不少公益文化活动，如举办文艺赛事和创作沙龙，策划首届广东诗歌节、诗歌回归大众等东莞文化广场系列诗歌朗诵晚会、首届广东大沙田诗歌奖、东莞市诗歌大赛等。近年他着力培养小诗人，引导学生们对自然进行观察，也组织发掘当地文化，如组织地方戏汇演、整理地方文化资源等。

把诗人当作高雅的圣贤或是附庸高雅的怪人，我以为，方舟都是不屑的，他应该更赞同“诗人是明察生活含义的目击者”[1]，“诗是生活，它是生活最重要的感受”[2]。他就是一位沾着生活气息，而不是迷恋象牙塔或只享受云端飞翔的诗人。他有两首诗描写了诗人形象，可为此作证。一首《出租屋里的诗人》，写于2003年，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另一首《诗人》，写于2014年。

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不乏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诗的诗人们，如屈原、王安石、苏轼，乃至贫困交加的杜甫，还有辞职不干、退养故乡一亩田中的陶渊明，他们都有过仕途经历。而在当下中国，诗歌与仕途似成东西两路，多数诗歌写作者，与养尊处优、附庸风雅相距甚远。特别在移民为主的城市里，写诗，绝不能养活自己，它不能带来计时工资，不能带来安居之所，可能连写诗本应有的快感他们都不曾有过，它更多地是宣泄，或记录来自他们工作生活中所获的痛感。

“出租屋里的诗人/用一片桃花虚构了自己/他的胃是铀、玻璃、氯化物和月亮/他的眼睛在搜寻/一位同乡的猝死/是不是和一首暧昧的诗有关”，这是方舟诗歌《出租屋里的诗人》中的开头。诗人虽以“桃花”作为想象引子，然而他所处的环境，并非盛开桃花的桃园，他住在每月需要付出租金的出租屋。他的身体（胃）里装的不是风花雪月、诗情画意，而是工业产品“铀、玻璃、氯化物”和莫名的“月亮”（残存的传统诗歌意象）的结合。他的视觉感受与美好想象了无关联，而是死，牵连到同乡的死，诗人为此进行分析、思考同乡的死因。诗中的“暧昧”一词，充满了暗示性：在外乡，在青春期，它可以指涉“性”饥渴。其后的诗歌展开了充分的描写，即潜意识中的情色图像“那是湖北春天的叶子/它一个劲地绿”，诗人将这种人性的压抑不断揭示“出租屋里的诗人/他只能在身体的血液里奔跑/他必须重新听写自己的性”，“他的血液在加速/他柔软而坚硬的皮肤限制了自己/他不能制造一个大于胸腔的事端/他用滚烫的词根复制了一万个词/他开始生产自己的豹子”，最后，他不得不“用胃的酸性杀死它/像轻轻杀死一片诗歌中/惊艳的桃花”。诗人用激情并略显夸大的文字无情地描述了激情的衰落过程－－它揭示出移民时代，被隐蔽在社会表象之下的平民化，乃至贫民化诗人，对欲望的渴求与无奈。

十一年之后，方舟写了另一首《诗人》，丝毫没有提及“诗人”所处环境和青春期的生理冲动，也许读者可以设想成诗人已改善了环境，他从一位青年熬到了事业有成的中年。诗歌直接描写“诗人”的工作：“诗人抽了三包烟/完成了一个策划案/他把自己打入冷宫/既不和聪明的上司顶嘴/更与经验的世界保持距离/在一个虚脱的请示里/修改自己说话的语气/对自己的理性进行辩护//诗人打开了第四包烟/构思了一首诗/他把自己困在诗里/一动不动/只保持一个小小的出口”。由诗可看到，“诗人”的职业，与诗无关：写策划案，与上司打交道，修改说话的语气等，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诗人形象的惯有认知，即不为五斗米折腰，具有思想先锋、独立思考等特质。诗中的“诗人”构思诗，也不是激情澎湃，可见，方舟仍然不想把“诗人”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圣者形象，而是将他置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极力表现他与大众并无太多不同。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先谋生活，他不得不默认社会既成的规则和等级差别，只不过作为与众不同的是，他是“诗人”，内心还有一点点可怜的追求，可是这点点追求，“把自己困在诗里”，这是诗人存在于世的尴尬。

描写诗人迫于现实的无奈感，在方舟的诗歌中随处可见。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曾对一位青年诗人说过：“深入你自己的内心，去发掘那促使你写作的动机”[3]。方舟也是一位深入内心的写作者。无论描写亲戚，还是描写蚂蚁、蝴蝶，方舟都是通过他（它）们来展现所谓诗人（人）的存在，抒写自我的生命体验。

《湖南的亲戚》是一首写实性诗歌，通过此诗，大致可了解方舟的故乡、故乡人及他们的生活状态。虽说是写湖南亲戚，也可视为诗人在诗中回顾了曾从故乡走出来的另一个自己：“湖南的亲戚以雪峰山大片的丘陵状蔓延/在中国九十年代的经济结合部/他们像蜜蜂一样成群结队/也像盖地的茅草一样素面朝天”。诗歌首先写了湖南人生活的地理环境，当九十年代和商品经济时代到来时，故乡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为改变现状，像茅草一样素面朝天的他们，成群结队走出乡村，“他们贫穷连结着我的贫穷”。诗人对故乡的描写，不像以往的抒情诗人那样，对故乡充满怀念或同情，在他的文字中，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客观而冷静地呈现：“春节过后他们挑了一大摞计划的行李/越过无雪的冬天和斩客的中巴/把一大摞陈年往事/爆在我二房一厅拥挤的乡音里”。如果说，作为读者，习惯唯美文字的我们，完全可以屏蔽这些貌似了无诗意的文字，然而，对于一位诗人，他必须面对从故乡过来投奔他的亲人们，这正是他无法拒绝的生活，“－－春节过后我多了很多湖南的亲戚/－－春节过后我多了很多家乡的旧址/－－春节过后我在广东更加忙碌/－－春节过后我疏离诗歌/直戳进入一种典型的劳资纠纷”。方舟没有任何遮掩地写下这些给他生活烦乱的亲戚们－－这让我们读到了从未有过的一种新诗：对于劳动者，不歌颂；对亲人，不强调血浓于水；对于社会，并不像普罗诗人那样赤裸裸地极力批判。然而，他明白，这就是他必须默认并承负的现实。

正因为这样的现实，才将诗人推进更深入的生活与写作当中。“蝴蝶”和“蚂蚁”，是他比较偏爱的两个诗歌意象。

我们所习惯的“蝴蝶”意象，多出现在花园，出现在春天和诸多的爱情诗篇中。方舟的“蝴蝶”却不在大自然中飘飞，如《一只工业区的蝴蝶》中所写：“关于一只蝴蝶/我已说了太多/比如在我早年的情书里/它是爱人/在我江郎才尽却很文化的诗歌里/我让它停下来和我说话”。诗歌没有刻意描写“蝴蝶”所承担的文化含义，也没有强调它与人类的特殊关系，诗人直接告知我们，“蝴蝶”早已不是一个新鲜意象，也与爱情所指脱离了关联。诗人如今将它置于非自然态，只有人类与机器共存的工业世界中，将它比喻成非工业产品的特异物象，“它从工业区里飞来/从工业区女工削瘦的肩膀上飞来”，“它不是毛毛虫变的”，诗人强调它的人文性，“它是和我同样乡音的女工/用泪水培养的一只蝴蝶”。从写作技巧上看，方舟无疑比那些家喻户晓的诗歌作者，如写过《蝴蝶》的胡适，更具有高度的异化能力，这就是诗人的超常本领。一位优秀诗人，具有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多种能力，能够自如地把自然界中事物转化为“我”所用的能力，这时的诗人颇似巫师。在方舟那里，这只空想出来的“蝴蝶”具有人才有的行为：“我知道它要回家/它报告我很多我不知道的信息/它多么不幸啊/它的美丽/因为表达不出内心的创伤”。显然，这些“蝴蝶”，象征着女工们：美丽而不幸，伴有内心的创伤——这或许是年轻的女工们离开故土，倍感哀伤的原因。方舟写“蝴蝶”的时候，诗坛还没有“打工诗人”之说，直到郑小琼的“铁”“铁钉”等带有工业意象的诗篇出现，诗坛才有新的命名。毫无疑问，方舟是较早涉入工厂一线写作题材的诗人。

当代诗歌作品中，写“蚂蚁”的诗人不算少。据我个人的观察，诗人们偏爱蚂蚁，并不是喜欢它的特殊形象，更似源于诗人童年时期所产生的孤寂感，不乏另有诗人将蚂蚁的渺小与无所不能的神进行形象的对比。方舟写过四首有关蚂蚁的诗，如《蚂蚁越聚越多》《比我还小的蚂蚁》《从来没有一只蚂蚁看我一眼》《皮肤上的蚂蚁》等，这四首诗的构思不同，各具特色，显示了诗人高超的写作技艺和对生活、人类、人世的感知能力。

《皮肤上的蚂蚁》的句式上，采用排比方式，试图给读者在视觉与听觉上造成冲击。蚂蚁在皮肤上能干什么？诗人由此展开：蚂蚁在皮肤上“学习”“奔跑”“做爱”“产卵”“写着公文”“无所事事”“调动关系”“左顾右盼”“意得志满”“刻苦工作”“寻找故乡”“教育孩子”“等待死亡”“心潮起伏”等。这些动作，如果我们稍微动一下脑筋，几乎会笑出声，这些行动并非蚂蚁所能啊，如学习、写公文、寻找故乡等——这些行为却可以串联起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他过着普通人的家居日子，从学习、奔跑到结婚生子，以及为了生存而写公文、调动关系等，寻找故乡的意思恰恰是为了生计而离开了故乡，最后的结果，即生活的目的，竟是等待死亡。人的一生，诗人借助蚂蚁的形象，夸张地表现了出来。那么，“皮肤”又是什么？如果“蚂蚁”是渺小的人类象征，那“皮肤”又寄存于何处？究竟是“蚂蚁”的皮肤还是“人”的皮肤？这并非需要专家们解剖或考证，我觉得可以推测，这“皮肤”代表着我们生存的一个表面，它遮蔽了我们，使我们无法看见生活的内核及所包含的痛苦。由此，诗歌表现的是：人的一辈子，开始于复杂的生，终止于简单的死。诗歌最后两句简洁而尖锐——“蚂蚁在皮肤上喊我/－－那个失聪的人”作品至此，才把诗歌主体揭示出来：“我”是写作者，似乎又是一个离开写作者存在的一个奇怪个体；“失聪的人”，即是说，他对周围的一切没有感知，他就像人们眼中的蚂蚁一样，一个孤立的渺小的个体存在。

我认为《从来没有一只蚂蚁看我一眼》是方舟优秀诗作之一。这首诗与《新石器时代》《摇滚：站在世纪的风里》后来被新疆籍歌手卜军写成了摇滚乐[4]。诗中的“蚂蚁”，作为人的映衬形象出现的。诗歌借助“蚂蚁”对人的不屑，讽刺社会中“人”的世俗性，即势利的一面。如第一节里，没有“蚂蚁”“向我行贿粮食、布匹和器皿”；第二节中，诗人略带调侃地说到“我最伟大的行动”，在“蚂蚁”眼里，不如“微尘的一次竞走”，“我最动人的嚎叫”“低于菌类的一次行动”。“蚂蚁”在人们眼里，它渺小；而在渺小的“蚂蚁”眼里，人们同样渺小。方舟不仅仅比较人类与“蚂蚁”的形象或作用，他更借“蚂蚁”来反思人类的生存本质、弱点以及特性。第四节写到“从来没有一只蚂蚁/看我一眼/从来没有一只蚂蚁/向我解释战争、怜悯和牺牲”，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联，在这四句诗里得到很好的展现：“蚂蚁”不看“我”，是“蚂蚁”蔑视“我”？还是“我”没有引起“蚂蚁”的兴趣呢？“从来没有一只蚂蚁/向我解释”，显然是诗歌修辞，而“蚂蚁”为什么要向“我”解释，“蚂蚁”有没有掌握与人类交流的语言？我们读者并非要做这种考证式、逻辑推理式的探讨，而可进一步思考：“蚂蚁”，这不同于人类的生命存在，它可代表比人类更渺小的生命，或代表神性、自然的某种存在。我们更需注重的是，作者提及的“解释”内容是什么？是“战争”“怜悯”“牺牲”等，这些话题，术语，是人类存在必须面对的严肃话题，它适合“蚂蚁”吗？可见作者想通过人与“蚂蚁”的错位，表现出幽默与反讽力量。“没有一只蚂蚁/向我解释”，从诗歌语言所设定的潜在含义，这“蚂蚁”还可以是权力者，当然也可以是无权者，即小人物的象征。由是，在方舟的诗里，我们很容易发现，方舟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人类只记得蝇营狗苟的生活内容，却忘记了基本生存所要避免和重视的条件。这首诗里，诗人还对宏大的人类世界与渺小的蚂蚁世界进行对比，“我的一次排泄/就能制造海啸”“我的一次鼻息/就能毁灭一个族群”“恒星一样飞行的脚/到底伤害了多少/看不见的精灵”，诗人写出人类对“蚂蚁”的破坏，即使“蚂蚁”形体微小，人们也不轻易放过它，诗人想要表达的是对人类缺少悲悯情怀的谴责。

《蚂蚁越聚越多》中写的是蚂蚁与人类的关系。这首诗不写蚂蚁形状，而是写它们的力量聚少成多，无处不在，“它进入我的食管/它进入我的分泌/它爬在我睡眠的一角/它吞噬了我思想的残羹”，诗人下笔特别锋利，这里的“蚂蚁”已经脱离自然界的昆虫本性，成为一种病毒的象征，诗人设置了另一个场景，赋予一种讽刺的能力“瞧，它又成行成队/在窗台上举行开国庆典”。

这四首诗，透过“蚂蚁”这样一个渺小的意象，放大了人类世界的荒诞，对社会进行讽刺，足以见出方舟展现现实社会的匠心独到。

方舟的诗歌中时常流露出异化感。回到自身，他同样表现出一种对“蚂蚁”所有的那种观察。如《我怎么也不像那个人》：“我怎么也不像那个人/他抄袭我的时光取走我的脾气/然后坐在我中年的皮肤里/他思考越来越远离器官/甚至穿着我的衣服和陌生人说话”，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的不是他人，不是“那个人”，正是自己，只是在自我的观察过程中，发现他的脾气没有变化，而年龄发生变化，诗人思考并非来自直觉，越来越走向思维的深邃或抽象化，因此，诗歌表现出的形象为带有调侃性的分裂的个体。

因为重视生命的感受而写诗，因为生活的漂泊而更重视生命的存在，大约是方舟写诗与一般写作者不同的所在。他大学所学为理工专业，与他同时期从事文科学习的诗人们相较，他更热衷对工业意象的使用；他的诗歌里较少有文科男惯有的忧愁与多情，他的刚健与硬朗、豪放与大气，词语的大胆碰撞与组合，不是很多诗人敢于尝试的。

他一首经常为人引用的诗《机器的乡愁》，可看见理工男的硬朗与文人所具有的敏感之结合。

古代诗歌中，描写乡愁的往往是离乡的游子诗人，那些乡愁诗普遍配有农业社会的意象，如孤雁、芳草、枯叶、田园、庄稼等。方舟的《机器的乡愁》提供了另类的乡愁，是现代社会中的工业带来的乡愁，诗题明显具有歧义特征：“机器的乡愁/发生在一座庞大的房子里/流离失所的抒情时代/在密集型的命运里/触摸不同的疼痛”……诗歌摈弃了农业时代的意象语言，把“乡愁”嫁接到工业时代的产物上：机器（取代庄稼、田园），与机器在一起的外乡人（取代农民）－－他们每天与机器打交道，无从感受四季变化，因而也少有鲜明的时间感，然而他们会产生乡愁，因为他们生产出的产品，“吸收了光/吸收了太阳匆匆行走的身影”。而他们的故乡在远方，“故乡高原高过机器/所有坚硬的头颅”。诗歌所描写的是发展中的中国，为了工业腾飞，不少外乡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他们背井离乡，并没有为此获得任何功名，也没有获得经济的富足，却是在工厂里，用青春和孤独，终日相伴机器，过着如同机器般机器人生活。“机器的乡愁发生在现在的/房子里/进入房子里的人们已经/遗忘”。方舟所执的笔，有点像刀，割开了温情脉脉的一面，切出现实冷酷无情的另一面，文字貌似冷静，却令读者感到疼痛。

方舟是一个离乡太久而习惯漂泊和行走的诗人，这些经历，成为他诗歌的写作源泉。2015年，他出版了一部诗集《在东莞民间行走》（现代出版社），其中一辑《身体拼出的地理》，由十一个风景组诗组成。有写国内的——南方风景如深圳河、桂林、云南灯，西部的如新疆、成都，北方的如北极村、山西，还有记录欧洲旅游的。另一辑《在东莞的民间行走》由组诗《东莞物语：废墟与风景》《可园短笺》《莞城时光》《对凤岗镇的历史叙述》《写在蚝岗博物馆》等组成，展现东莞的历史、文化、民俗，也有个人的经历描写。他的地理写作不以颂歌为范本，而以一个民间观察者的眼光，写民间所有的并不宏大的事情。

直把他乡当故乡，才会有深入地方文化的写作可能。广东地理写作，使方舟的诗有了浓郁的地气，如《千角灯老人》描写东莞一条小巷子里的一个老人，他能够做出祖传的千角灯。这一灯的背后有着古老的历史，“千面千角，没有比内心的骨架更接近平衡/故国千年，没有比彩绘的灯带更能系住江南/每一盏灯点燃三十年一次的北望/每一个折角都告诉面临四方的祖先——/在庾岭以南，延绵的血脉又添新丁”。《在文化室听木鱼歌》中，他写了一位盲叟唱几近失传的东莞木鱼歌《花笺记》，此歌曾在歌德1827年的日记中提到过，“他要唱出遥远的婚姻/他要唱出久违的雨水/他要唱出坚硬的忠良和宝盒/他要唱出自己的锦绣和罗衣/最后，他要唱出记忆里/失传的爱情‘花笺’”，诗歌虽然无法形象而具体地传达音乐之美，诗人用五个排比，将歌曲中的故事进行高度提炼。

表达个体体验、对故乡百姓的认识到直把他乡当故乡的写作，使方舟的诗歌更多了现实的根基。他不仅注意诗歌在空间上的扩充，也用诗歌反映时代面目，他的诗歌因此有了更广阔的视野。 

《口述我的九十年代》是我比较欣赏的一首。诗歌如何从个人性写作透视出一个时代的面目，这首诗可视为范例。诗写于2009年，诗歌语言不是所谓典型的书面语或网络语，诗人使用了跟他所要表现的态度有关的诙谐之语，如诗歌写到中国社会状态“吾国思想减阀，但推行特区速度/吾民想象恢复，却崇尚物质原理/君子迷上江湖，美人南下/——人人都是自己的风车和马匹”，国家处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方舟用三言两语给予概括。这时的他，从南昌青云谱出发，来到外商云集的广东小镇，担任咨询、编副刊、公布时事、接听热线和传真的工作，被授予“十大青年楷模”。在这里，有少数同好与他一起研习诗歌、排练朗诵，他也出没歌舞厅，在这里，他遇到很多外乡人“在工业作坊通宵达旦”，“中秋佳节，他们在邮局厅外排列长龙/方言如潮，犹万国语博览/很多钱币和恋曲从这里运抵故乡”。在这里，他不得不帮助很多人，包括族亲们寻找各式工作，其中一部分，他使用公文体写作方式，用每年一个事件的方式列举，一共列出11件，事件都不大，有的来自工作，“具像言真，并控制抒情。试举标题”，例如“1991年，表弟戴氏见义勇为，被企业无当开除”，“1994年，表妹夫周氏遗失车票，酿成神志失常”，乃至看着他们“婚姻艰难，子女成留守人群/甚者积劳成疾，抱一纸病历回乡”。这是一首写实性的诗，诗人没有刻意挑选一些美丽的句子来修饰生活的残酷，而是用事例，表现亲戚和同乡村民在广东的不幸遭遇。在这首诗歌的最后部分，有两处文字，不经意地触动了读者，“所例都与本国‘诗坛’主义和内容相隔相冲，不值一提”，这个“不值一提”，而又特别一提，显然有作者的意向。最后一节，写到自己与三同胞姊妹的不同：她们关心的是市场、世俗、五金、股票等，而自己的诗文，她们从来不关心。诗歌的最后一句，好似漠然，“这是我始终没有开口也大为不解的时代问题”，其实无奈。

《一场戏剧赛，耗尽了我一个冬天》通过描写诗人在冬季组织了一场戏剧大赛，从而揭开了社会的侧面。作为戏剧比赛的策划者和牵线人，诗人要考虑戏剧大师与观众的要求，“刻意呈现时代背景下的矛盾和冲突，/重视对话和舞台行动的统一，在平淡中/说出一些焦虑和紧张的故事”，“在观众开怀大笑时/安置障碍和转折点/让他们笑得不轻松/笑得和他们的日常经验/貌合神离甚至格格不入”，并且还要对“本城的生活类型进行归纳和反省”，此处揭露了社会的多种问题：“中产阶级的滥情，底层群众的激愤/幻想者在骑马出海，推销员在黎明前死去/离乡者无望的纠纷，房产商险恶的伎俩/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的私下辩论/和谐政府小官员拒腐的无奈”。而本城的演员，“来自不同的社会角落、不同的行业/他们的欲望和动机总是和角色大致相等”，“我”要让“他们掏出自己、让出本我”，“像另一个人一样恋爱/像极端者一样对话/像权贵者一样思维”等。经过这一个冬天，“我”有了变化，“在人群中，我装着不认识自己/不认识每一个被我演过一遍的人/我惟一能做的，便是忽略自己/把可能进入我角色的人/赶进另一个临时的剧场”。这首独白式的貌似冗长啰嗦的诗歌，本身就像一出戏，对社会与自我进行了内与外的，细节与现象的有力解剖。

不可否认，在人才济济的广东诗坛，方舟的诗歌也许没有表现出十分强大的号召力，他所选题材的独特，又与主流诗坛保持着一定距离。但值得肯定的，他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对现实的批判与立足民间的诗人对道义、良心，对自我的反省、对大众和地方文化的关心，很好地结合在他的诗中。

注释：

[1] [徳]狄尔泰：《哲学的本质》，沈奇选编《西方诗论精华》，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2] [奥]里尔克：《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杨匡汉、刘福春编《西方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231页。

[3] [美]罗伯特·潘·沃伦：《美国桂冠诗人沃伦谈诗歌创作》，《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4期。

[4] http://www.ximalaya.com/67697567/album/7620589/

参考文献：

[1] 方舟：《方舟十年诗选》，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

[2] 方舟：《在东莞民间行走》，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年。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