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年新诗的“起点”有七八种候选，考辨其间的准点或“游移”，可在多重时间刻度中采撷更多资源与展开相关意涵，以便加深对这一特异文体的理解；新诗冠名的前蕴与后续变化，也有十余种之多，粗析其内涵外延的规定与微妙变换，可以感受百年新诗的巨大活力活性，而新诗的活力活性正是新诗生长的主要动力。

关键词：新诗  “起点” “冠名” 考辨   活力活性

一

新诗的诞生，面对几千年文化压力，绝不是“偶然之偶然”的一蹴而就，而是经由受孕、发育的漫长妊娠过程。粗放一点说，至少可以前推到1899年“要新意境”、“要新语句”（《夏威夷游记》）的“基本纲领”，或再早些的“我手写我口”（1868·《杂诗》）的主张。作为前驱的说辞，两者均有一定分量。不过现在，新诗研究者们更愿意越出铺垫期的具体起讫，把思绪延伸至“诗界革命”的大范围，有意或无意扩大新诗源头的含混性，从而大大丰富新诗发生的历史。【1】

此类延伸，有益于源流上做全面勘检，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同时也不妨碍人们对“宁馨儿”呱呱坠地的多面寻索。因为模糊与精准本可以互为补充，况且精准的时刻表还存在诸多争议。仔细推敲起来，新诗“起点”的取舍居然有七八种之多。固然没有“绝对的开端”，但大体时间所隐含的各种资讯，足以继续让我们思考这一特异的文类。【2】

以下略加考辨。

第一个说法是1916年7月，胡适写于留美期间的《答梅觐庄——白话诗》，被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郑重称为新诗史“第一首白话新诗”。【3】该诗文白夹杂，不乏俗语方言，是胡适对梅氏观点的摘引与辩驳，构成了模拟性语调的鲜明风格。长达百多行的“分行议论文”《答》，本该成为胡适献给新诗史的第一桶金， 然不受本人待见，在《尝试集》初版到增订四版中不见踪影，日记、书信里也没有做出解释。笔者只好揣测原因，可能作者感觉该诗理归“以诗论诗”者，不合胃口；且多有打油成分，尚属游戏之作，故而不便登大雅之堂。既然事主如此淡然漠然，后人怎么好强求人家作“开山之作”呢？

第二个说法，是胡适本人将他的译诗《关不住了》（《新青年》1918年3月15日）确立为“我的新诗成立的新纪元”【4】。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由于翻译初起，通常人们都把翻译当作创作看——某种程度抬高了译诗地位。《关不住了》翻译的是意象派诗作，意义却在于采用直译方式，最大限度保留英语语法特征，让现代汉语与之建立相应的文法秩序，标志着胡适突破了“以传统反传统的怪圈”，故不惮瓜田李下进行自我举荐。但诗歌史家们根据的是创造性与创新性原则来行事的，再完美的“二手货”也只能归结于“始作俑者”的一厢情愿。

第三种说法是1917年2月《白话诗八首》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总体上说《白话诗八首》，语言明白如话，表达自由率性、分行分段排列顺当；自然的内在音节、当下生活的映像，平实清新的风貌，虽还带有旧体诗词若干痕迹，但它与文言诗的做法开始划开界线，指向了准现代形态。不少文学史家视其为新诗的诞辰之日。

第四种说法是一年之后——1918年1月《新青年》刊载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合辑”——九首白话诗。在部分研究人员心目中，他们更乐见这一年为新诗的“元年”。代表人物有朱自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做了权威性决断，不过其《导言》出现了某种“误差”。他劈头第一句“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按一：指1916年7月22日《答梅觐庄——白话诗；按二：也可能“误指”一个月后1916年8月23日的《朋友》即后来大家所公认的《蝴蝶》）。接着又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这时是七年正月”（按：《新青年》四卷一号复刊为1月15日，而农历正月如换算阳历则要变为2月）。【5】

在这里，出现了两个时间节点——“民五七月”与“民七正月”（1916.7与1918.1），这多少造成了新诗诞辰的“游移”。诧异的还是朱自清不提“民六”的《白话诗八首》，让人不得其解：既然未发表的（不论是《答梅觐庄》还是《朋友》）都可以做“起手”之肯定，那么半年后公开发表的《白话诗八首》，怎么反倒“人间蒸发”？唯一的解释恐怕不是朱自清遗忘（相隔十八年），而是打心眼里看不上“前八”——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新诗，而更愿意认领后来居上的三人“九首”。

部分研究者采纳朱先生的观点，如编年史家刘福春坚定不移。他在煌煌2千页《新诗编年史》中，把1918年1月做首页置顶，有意放飞1917整整一年，显然是将1918年1月“白话诗九首”铆为新诗的发端。在去年新诗会议上笔者曾请教其具体依据，刘福春笑而不答，想必他在纠结中更推崇艺术的完整性？在笔者看来，后发的集束枪弹虽然比前头单人“点射”更具力量——语言和体式方面都较前者有所进步，但在同等白话层面，还是需要遵照“捷足先登”的守则。正如《尝试集》的出版固然逊色于一年后的《女神》，但依然改变不了它在新诗集出版史上的头把交椅。【6】

第五个说法是艾青在《新诗六十年》总结一文中，举荐1917年10月刘半农《相隔一层纸》“是最早的新诗”。【7】该诗充满真切的平民精神，纯熟的口语表达，自然音节与“重造新韵”，展现了彼时一个不可多得的范本，颇受读者好评。然而，作为“鼎足而三”的单篇成果，还是显得有些单薄。艾青的“提名”最终孤掌难鸣——委实被整体性的“三人九首”所压盖。这首现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力作，称其为中国新诗的现实主义“起点”似更名副其实。

最后一个说法是有人挖出1909 年5 月13 日《民呼日报》于右任的《元宝歌》（署名大风）：

一个锭, 几个命,

民为轻, 官为重。

要好同寅, 压死百姓,

气的绅士, 打电胡弄。

问是何人作俑,

樊方伯发了旧病。

请看这场官司,

到底官胜民胜?

该诗语言洗练，长短错落，针砭时政，情感炽烈，“应当说是一首比较好的白话新诗。这首诗比《蝴蝶》早七年问世，说它是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可谓有理有据”【8】。诚然，该诗率先彰显白话诗优点，但为何不宜作为发端呢？重要原因之一是，虽然《元宝歌》提前几年“一枝独秀”，但无法连片“秀之于林”。单桨孤樯，难以掀动滔天大浪，“骚心髯翁”，怎抵时代弄潮？或许将来，人们还会在7年时段（1909——1916）内，再挖掘出王佑任、林佑任、李佑任，想必都难成气候。因为他们都无法像胡适在理论、实践、宣传、推广上全方位地承担起历史使命。应该说，1916到1917一年间，白话诗的实验室基本上是胡适一人“独当一面”。其白话诗写作未必最好,但最有资格代表。基此，新诗的开山之重历史地落在这位绩溪人肩上。新诗发轫的首选不是1917，便是1916或1918，连贯性三年，已经备好了它的揭幕仪式。

另有一种提法是1914年1月23日，胡适写于留学日记中《大雪放歌和叔永》，3月改名《大雪》刊发在《留美学生季刊》，被称为“第一首白话诗”。此说出自2014年出版的《泛叙实派诗人论》专著之代序。【9】笔者当时相当纳闷，赶快打电话到广州向作者请教：明明都是七字文言，怎么好判定它为白话呢？况且胡适把这首诗排除在《尝试集》第一编与第二编（专收新诗）外，安排在附录《去国集》里（专收旧诗与译诗），说明他本人也不认可该诗的“小脚鞋样”——完全的旧诗遗迹。以此作为新诗起点，是不是有些草率？

笔者以为，新诗起点的取舍要遵循三个原则:公识度、相关度、优先性。不是公识度越高，越具科学准确，有一些并不太科学准确的，反而因“约定俗成”获得“准入”，所以在相当人数认领时，需要同时提防被随波逐流所“裹挟”；而所有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处于矛盾统一场域，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离不开与周遭事物的关联。在网络状的普遍联系中，梳理关系中的各种难点、疑点，哪怕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也不放过；应该说，起点的取舍是关于时间问题的处理，遵循时间先后排序应是最佳选择。在同等和接近同等水平的条件下，无疑应该首选那些“捷足先登”者。

依据上述原则，在七八种候选中，笔者最后敲定单人《白话诗八首》与三人“白话诗九首”为最后“冠军争夺”者。在1917年2月与1918年1月——相差一年的“较量”中，两者近乎平分秋色：在质量上，后者的整体水平高出一筹，但在时间上“慢了一拍”。综上分析考量，如果保留两个生辰（类似阴历阳历），未尝不可。但起点最好有一个明确了断。“前推”一年，新诗可能摘取更多“业绩”；“后拖”一年，则可能增加“板凳厚度”。

如此界线分明的“取舍”有必要与重要吗？重要者可能看重精准的时辰具备严肃的仪式感，在历史长河中占有量度的优势，在心理上安妥归属感。不太重要者可能认为“模棱两可”没什么不妥，因为新诗的发难本质上并不存在什么“准点”问题，即使有一年之差也不妨碍“大局之发生”，况且历史的想象力带来历史的丰富性，反倒让人获益不浅。笔者对此倒想到一个很简单的常识比喻：一个人六岁上小学和七岁上小学是一样的吗？

如果确要两者取其一，笔者更倾向于把个人一票——投给“1917年2月”——以时间优先为裁定依据。因为它符合当时新诗最低门槛——分行分段排列、白话语感、白话思维；符合始作俑者的初心——自由言说、诗体解放、具体准确明白。1917年2月的起点确乎不算太高，可挑出许多毛病，但这一破壁，在百年前的困顿与分化语境中，可谓撼天拔地，功盖一世。

“准点”与“游移”的讨论，表明新诗这一文体的初始生命，在现代性的强力“漂白”下，首先不能放弃对“胎记”的锁定，因为它是生命的第一基因。与此同时，多方保留相关标识物，以增强其生命的丰富厚度何乐而不为？尤其是围绕生命端点及前后延伸线的分辨，隐伏在时间幌子下，是那么多驳杂的资源与意涵，而好好采撷资源与展开相关意涵才是更为重要的。具体的时间刻度虽残余较大起伏，恰好提告人们百年新诗的历史沧桑与来之不易；而人们对原点的争岐与差异性碰撞，反倒有可能提供逾越原点、打开更加辽远开阔的话语空间。

二

钱谷融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表示：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二十世纪似乎有点“慌乱”，一会儿全盘西化；一会儿弘扬民族文化；一会儿文化激进；一会儿文化保守。这都是“慌乱”的体现。【10】从新诗的起点到新诗的命名，再到企图更迭，的确有些像走马灯似的慌乱。其实慌乱既正常又不太正常——有与时俱进的生机，也带有“焦虑”的体征。

作为一种新文体， 一百年间居然出现十余种冠名，是其他文类“鞭长莫及”的：白话诗、打油诗、新体诗、新诗、自由诗、现代新诗、新潮诗、先锋诗、现代诗、现代汉诗、新汉诗、汉语新诗、华语诗歌、中华诗歌，当代诗，以及刚刚冒头的“新代诗”，都不乏带有新诗“替代物”的正宗、混血、变种、亚种色彩。如果再加上出自流派、群体、社团、诗社的“专有名”（湖畔诗、七月诗、九叶诗、朦胧诗、第三代诗、中间代诗、第四代诗等）那就更多了。粗略考辨主要名称的由头与内涵，可以加深对新诗本体、本质、属性、特点的了解。    

发轫期的白话诗实在太符合其内在含义——用白话写的诗——叫白话诗。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不过，业界之外的人士基本不知道在白话诗形成之际尚有一段“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打油诗时段。颜同林的博士论文做了较好阐释。

直至1917年前几年，“视当时的白话诗为打油诗，不但是胡适其时（留美期间）的自称、朋友之间打趣的游戏笔墨，也还带有某种概念、性质的界定”【11】。彼时打油诗充当了白话诗的“前身”，明显的证据是，胡适以打油诗为标题的尝试之作还真不少，如闻赵元任割治盲肠炎的《打油诗寄元任》、《打油诗戏柬经农、杏佛》、《打油诗》、《打油诗一束》、《打油诗又一束》、《戏和周启明打油诗》、《打油诗答叔永》（同样以“戏”为开头的戏和、戏赠、戏寄、戏改、戏慰之作也不少），在此氛围下朱经农甚至力挺“盖白话诗即打油诗”的主张，可见打油诗之“储君”地位。【12】

但毕竟胡适高人一等，深谙名分之重大，需通盘考量。他在“打油”的同时，开始用类似的白话语言，写了一批较为雅化的诗。颜同林分析从打油诗到白话诗的过渡“机关”：在当时“白话诗”本身都很难冲破旧体诗堡垒的情况下，其历史合法性并不是打油诗所能获得的，尝试的阻隔，正名的艰难，逼上梁山似的让胡适不得不自我取舍。因此在“白话”入诗都已招人攻击，防不胜防之时，干脆丢卒保车，也不妨是一步妙棋、险棋，这样让“文言/白话”之间的冲突变得集中而专一起来，诗体大解放与“白话”的联系也得到强化与巩固。【13】缘此，白话诗“挤掉”了打油诗作为“嫡系”冠名的可能，更具科学合理的内在逻辑性。但是，白话诗的“短板”也很快暴露出来，过分与“文”的结盟使白话诗陷入“蹩脚的文言散文”。

这就有了1919年10月，胡适开始启用“新诗”这一称谓。以长短句的“自然音节”与“具体”包容了“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14】，让相对稚嫩夹生与权宜性的白话诗“退居二线”，新诗终于在与古诗的对峙中取得了正式户籍。从《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俞平伯）、《新诗略谈》（宗白华）到《新诗底我见》（康白情）的纷纷响应，表明“新诗”的正宗冠冕更切近新文学革命的实际而广受拥戴。在新诗的户口薄里，赫然写进新户主，白话诗降格为“乳名”。

“转正”后的新诗，符合胡适与他的时代所高扬的“历史进化观”。如果沿用白话诗，无法突破“文言白话之争”的藩篱，也难以表达新诗体所承载的新内容，而“新诗”的名称则能体现其新颖之所在。通过《谈新诗》一文，胡适回顾诗歌革新诸般问题，设定新诗一些规则，为其推广提供可行的依据——新的内容通过新的形式得以传输。《谈新诗》在发表之后的１０多年里,“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朱自清）。可见改称后“新诗”影响之大，持续之久。【15】虽然至今，对新诗合法性质疑的阴影仍延绵不绝，胡适终究还是正式打响第一炮，以至于人们最初在薄薄的壳内塞进“国语的韵文”这样简装的弹药，不做太多苛责。

不知胡适有没有对“新”字进行考源。《说文解字》的“新，象以斤斫木之形。从斤，从木，从石”。由“新”引申“斫”：砍削、砍伐，是否在时态性形容词修饰取舍上比“白话”更具威力？并最后成为“总裁”。“新”的更改天然地与“旧”划了一道楚汉分界，强化了它的激进与断裂，它不是“不经意间”或即兴的，而是反复比较权衡（包括前贤“新学诗”“新派诗”及同代“新体诗”的潜在、显在影响）后的水到渠成，体现了胡适的本意，又完全匹配新文化运动的主旨题义。

当然，彼时还有其他称道可供选择，比如“燕语”，1923年年章太炎在《答曹聚仁论白话诗》中主张诗歌“以有韵无韵为界”来划分，并坚持“诗本旧名，当用旧式。若改作新式，自可别造新名”。他的“别造新名”是以日本的俳句为范例的权称“燕语”也。【16】不过，“燕语”不太符合现代人的语境与习惯，且有“复古”倾向，自然没能得到什么响应。纵有权威声望者加以鼓捣，有暌时势多胎死腹中。 

新诗“入主”的实力日益强大，自然会出现“扩展名”的野心。理论上的 “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17】，其实早就标识出新诗走向自由诗的大趋势。郭沫若同气相求，在相同时段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18】；30 年代初冯文炳在北大课堂进一步明确：“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我们写的是诗，我们所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自由诗。”【19】而30年代末艾青力促“散文美”的传布，更加剧了自由诗的势头。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诗运动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比中国至少早20年)，有案可查的是1893年法国人雷泰（ＡｄｏｌｐｈｅＲｅｔｔé）发表了一篇题名《自由诗》的文章（“Ｌｅ　Ｖｅｒｓ　ｌｉｂｒｅ”），主张打破诗律权威，呼吁个人节奏。法式的自由诗在命名上来源于拉封丹的自由律诗，比“自由诗”术语多一个“ｓ”，意味着虽然每个诗行都符合传统规则，但诗行和押韵的组合有许多变化。英式自由诗源于法国自由诗，1909年出现成熟的说法：“根据诗人情感的流动和节奏来组词造句的诗，一种不是一个形式的填充物的创造品”（弗林特）【20】。

英美“自由诗”的术语谱系内部虽有过不小争论，但总体上形成对中国新诗的极大刺激。不过实践上，还是“新大陆”自由诗对中国新诗冲击最甚，郭沫若受益于惠特曼是最明显的例子，《女神》之于《草叶集》在主旨、形式、语言、气度上可谓一脉相承。当新诗与自由诗近乎划上等号，新诗又赢来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别号”，自由诗俨然成为新诗的“化身”。新诗的这一扩展名，愈发加剧其无拘无束，独做老大的“野心”？自由诗自代名新诗后，便在外延上卷入了自由与格律、自由与体式的“漩涡”。自由诗为新诗的“疯长”打上了一剂长效“鸡血”，令人亢奋不已，但也继续引发过于散漫、浪荡的诟病。

自由诗似乎还没焐热位置，现代诗已经虎视眈眈。现代诗通常是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简称，是诗歌现代性的一种投射。上世纪四十年代，袁可嘉几乎将现代化的诗歌等同于现代诗：“现代化的诗是辩证的（作巧线行进），包含的（包含可能溶入诗中的种种经验），戏剧的（从矛盾到和谐），复杂的（因此有时也是晦涩的），创造的“诗是象征的行为”），有机的，现代的。……现代诗接受了现代文化底复杂性，丰富性，而表现了同样的复杂与丰富。”【21】

五十年代，它“投胎”于台湾现代诗社、创世纪诗社，早期多有横的移植，后来台湾诗界在许多场合干脆将新诗与自由诗“直呼”为现代诗。在大陆，由于现代诗容易与现代派“对号入座”，在意识形态管控较严时期，用法得十分谨慎。以笔者经历为例，直到1985年“现代诗”这三个字方能以大号字进入公开发表的标题；1988年笔者写就的《为大陆现代诗一辩》，后改为《为大陆现代诗定位》，好不容易才发表于1991年第11期《天津文学》。当年对现代诗的界定，多强调中国式的国情，以免被抓把柄。其实，放置于新诗历史谱系（时间）与板块（空间）中，新诗与现代诗容易呈现出某种递进关系：即白话诗是新诗的初级形态，现代则是新诗的“升级版”；而所谓中国现代诗应是本土文化精神与全球现代意识的融贯统一，应是历史进化性与艺术变幻性的统一，应是价值的多元性与艺术自在性的统一。

现代诗作为新诗的前端部位，充满前倾、前卫的意味，它昭示着对现代性的含纳和探望。它的前卫色彩体现于——在存在意义上更为纯粹的生存/语言关注，即个体境遇中，生命精神（包括正负面）的针尖般洞穿。客观的说，现代诗的现代性诉求比之新诗更为强烈：在求新、求变，连同“断裂”和“未完成”的契合点上，更符合现代语境。

此间，也夹杂“先锋诗”概念，它几乎与第三代诗、后朦胧诗、新生代诗平起平坐。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到９０年代鼎盛——以先锋的名目召唤、自诩、选编、批评日益增多，它是诗歌界最具革命性的标志。先锋诗的叫法显然比现代诗叫法更为尖利，有着高分贝的感召力，但寿命不如后者。因为最锐气的那部分虽咄咄逼人、势如破竹，但成活率一般不高。作为突前、冒进的排头浪，总是在浪潮之后很快耗尽，消失在每一个转折期或拐弯处。

比较而言，现代诗更稳妥地保留在新诗的前沿地带，不断进行实验性、探索性的攻城拔寨，但也难免因出现“西化”涌入和“后现代”滥觞而产生某些偏颇，为克服所谓临时性与过渡性弊端，进行适度回归与某种规范，1998年王光明提出“现代汉诗”概念，试图取代含混的“新诗”和自由诗。（稍早的80年代末，芒克等创办《现代汉诗》，一帮幸存者基本上是在文学创作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 而“现代汉诗”的命名,主要着眼于“现代中国经验”和“现代汉语”,侧重中国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的文化境遇的自觉建构活动。【22】避免将现代诗等同于现代主义诗歌的习惯所指，从而凸显了民族话语的言说方向。

远在美国的华裔汉学家奚密则把视野拉得更开，她明确圈定：“现代汉诗意指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白话诗。我认为这个概念既可超越（中国大陆）现、当代诗歌的分野，又超越地域上中国大陆与其他以汉语从事诗歌创作之地区的分野。”【23】这一批评术语的崛起对多年流通的新诗、自由诗、现代诗——的三大“硬通货”构成了改写的“威胁”。

也有人如老诗人蔡其矫提出重建“汉诗”主张——去掉“现代”两个字即可，一来更加简洁，二来可以打通古今（后来也有一些刊物以《汉诗》为名），但相比之下， “现代汉诗”的称谓还是获得较大反响。赞同、商榷，包括部分质询论文（如《现代汉诗构架中的诗学难题刍议》、《关于现代汉诗前行的思考》等）不时展开探讨，可见渐入人心。

自然，也有少数人不以为然，如毛翰公开指称：“现代汉诗”这一名称了无新意。所谓现代汉诗，其实就是现代诗，其中嵌入一个“汉”字，实在是画蛇添足。汉字写的诗当然是汉诗，如果有必要添上这个“汉”字，那么，“新诗”也该写成“新汉诗”，“白话诗”也该写成“白话汉诗”，“自由诗”也该写成“自由汉诗”了。【24】

毛翰则宁可恢复到“原生态”，他主张《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白话诗”的名称，还是抓住了这一新诗体的主要特征，其命名着眼于语言风格。相对于用文言写作的诗，这种诗是用白话写成的。20 世纪初引入中国的一个有别于传统戏曲的新的剧种，最初称为文明戏，不久就改称“话剧”了。这对于“白话诗”这一命名的合理性，也是一种声援和旁证。【25】

返回去是死胡同，他继续异想天开：何尝不用“胡诗”试试，其暗含胡诌、胡闹、胡咧咧的胡儿做派。冠一胡字，境界全出，正反两方各得其所。其内涵比“新诗”、“现代诗”更为质实，更有意趣，比“白话诗”、“自由诗”更为灵动，更具弹性，比“西诗”、“洋诗”更多义项，更见幽默，比迄今为止所有的命名都更加传神。【26】“胡诗”之戏称，有调侃意味，安能为训，聊且作为备案吧。

2009年朱寿桐提出“汉语新文学”概念，傅天虹也藉此推出“汉语新诗”这一概念，按照他的解释，汉语新诗的命名有助于整合汉语文化圈的地域中心主义，从而将汉语文化理解成一个没有政治边际的文化共同体。【27】也就是说，汉语新诗有益于克服异域隔膜，把两岸四地的新诗视为同一对象看待，不分彼此，使得原来的华语诗歌、中华诗歌又多了一位骨肉同侪。

                                                         三

在新诗漫长的命名过程中，曾闪现过小名、别名、权宜之名的短暂碰磕，也经历过改称、顶替、扩展、纠偏的折磨。命名既带有不同时段的沿袭、深化色彩，又镌下同一时空交集、混用的烙印，无不折射出历史进化与现代性的诸多纠结。汉斯·杜阿认为：“任何一种学术命名，不仅仅揭示某类特殊的现象以引起关注，更预示着方法论与学术视角的更新，或者暗示某种被忽略的隐蔽关系以引起探讨。命名可能导致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也可能只是带来一些崭新的学术问题而开拓原有学科的视野、思路。”【28】

新诗的命名的确体现汉斯·杜阿所认为的视野、角度、关系、方法的“争夺”取舍。就是在“昨天”，这一分歧依然没有止息。徐敬亚再次抛出多年老调——“新诗休止论”：新诗概念的缺陷在于“我们不能永远站在昨天的旧视角上，称我们每天写的那个诗为“新诗”；在涉及朦胧诗之前的诗歌历史时，新诗仍具有中国自由体白话诗历史性的使用价值。但现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该在百年之际予以休止。伤痕累累的新诗称谓，面对其后发生的一轮接一轮的先锋冲击，再也无力承担总命名的资格。”【29】据此他建议将新诗改为现代诗。类似这样的改称，同样不能免除尴尬，因为“时间性”本身无处不在，会叫你到处碰壁，况且新诗的特指性依然“风韵犹存”。

须知每一种概念都有其覆盖不到的地方，每一次冠名都会留下捉襟见肘的遗憾，因为事物总在不断变化中。诚然，那种大一统的称号已经无法承载既繁复又分孽的内函，而具鲜明个性指症的概念更贴切碎片时代的功能。但只要有一个事先设定，就无需担忧浑水摸鱼的混用、乱用；只要给出特指性“前缀”，就不怕歧路多多；只要提供大致共识的前提，就不难在“和解”的盘面上，从事各有侧重的“自治”。

新诗户口簿上，正名的资格一直遭遇信任危机，但分栏上还不时填写着乳名、曾用名、化名与代名，在不同时段、不同场合，依然被有效地作为“单用”“专用”。特定的单用与专用，较好纾解了新诗总称的负担与压力。在所谓“风烛残年”的贬低失效中，新诗的名分其实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分延”状态，同时鼓涨着多种“改写”冲动与可能取向。但“新诗”总称的坚持，反映百年来人们对新诗的历史性理解。新诗命名的延续或歧异，体现着人们对该文体的不断求索与诠释（自然不排除多年情感与惯性所致）。它标识着新诗在某些方面不尽人意，尚待完善，同时也昭示着其最大本性——变动不居的本性，恰是其现代性、开放性、生长性的最好体现。

因为起点重要，人们甚至追溯到最早胎音，因为变数太多，也要避开“朝三暮四”的嫌疑。最省便的做法，是继续祭出古今通吃的“诗歌”或“汉语诗歌”，足以一以总百，大而盖之，再怎样“滥用”都错不了的，但其最大的瑕疵是掩盖了剧变时代的烙痕。或许最好的方法，还是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段的语境，配备与充实好新诗自身——特定时空中的特定“化身”。 这主要是基于新诗的拟议与设计，一直纠缠着迷乱的愿望和混杂的诉求；诉求也是在不断集合、分解与离异中，做不停分辨言说中的自我诠释与自我澄清，而不是排他性的判断和一元化的归结。【30】

冠名的连续多变与潜在更迭，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指涉了新诗与时俱进的“体征”，进一步剖解变化的内涵外延，可以更好地理解新诗别样的命运——三千年的超大压力加百年的颠簸生变。一系列命名的冲动与乐此不疲的实施，彰显了新诗最可宝贵的质素——对于自由、现代、形式的不断自我刷新。命名的背后，跃动着新诗巨大的活力与活性，固然多有冒进、加速度，甚至不乏野性与偏执之处，但都为新诗的生长提供多种可能。而新诗的生长，包括重构自身传统动力，正是建立在新诗的活力活性上。

【1】   颜同林：《从打油诗到白话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2】“诗界革命”期间曾出现“新学诗”（1896）与“新派诗”（1897），虽都带有新字，但都还不是新诗意义上的命名，暂不讨论。而在1919至1920年间，郭沫若曾将欧式自由体称作“新体诗”，则是采用日本称呼，更接近新诗本意。

【3】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版，第36页。

【4】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

【5】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6】有必要补一笔，1916是不同凡响、紧锣密鼓的一年, 这一年胡适收到1210 封信札，写出1040 封，平均每天往来6封，多是与朋友、同学讨论白话入诗与“诗体大解放”， 这一年堪称白话诗“前夜”的宫缩期。1917年1月1日《文学改良刍议》刚做出重大的“八事”发言，一个月后又顺产了《白话诗八首》。

【7】艾青：《新诗六十年》，《文艺研究》1980年第5期。

【8】吴明辩：《中国的第一首白话诗》，《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9】子午：《泛叙实派诗人论·代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0】钱谷融：《人的问题，应是文艺不离不弃的问题》，《文艺报》2015.7.27。

【11】颜同林：《从打油诗到白话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2】胡适：《答朱经农来书·留学日记( 卷十四)》，胡适全集第28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 435页。

【13】颜同林：《从打油诗到白话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4】胡适：《谈新诗》，《星期评论·纪念号》1919年10月10日第５张。

【15】李丹：《论胡适改称“白话诗”为“新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6】章太炎：《答曹聚仁论白话诗》，《华国月刊》1923年第一卷第4期。

【17】同【14】

【18】 郭沫若：《致宗白华（1920年2月16日）》，《郭沫若论创作·论诗三札》，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9】 冯文炳:《谈新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24、26 页。

【20】李国辉：《英美“自由诗”术语的谱系：１９０８—１９１９》，《外国文学》2013年第4期。

【21】袁可嘉：《诗与民主》，《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０页。

【22】王光明:《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23】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 汉诗的文化政治》，香港《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24】【25】【26】毛翰：《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27】傅天虹：《对“汉语新诗”概念的几点思考———由两部诗选集谈起》，暨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8】 （印度）汉斯·杜阿：《印第语传播政策及其实施:成果与展望》，《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年版。

【29】徐敬亚：《论“新诗”概念的休止》，《扬子江诗刊》2015年第4期。

【30】孟泽：《“绝对的开端”: “新诗”创生的诠释与自我诠释》，《湘潭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