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战火燃烧着诗歌之心的时候,举国上下正在沸腾,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高举“主观战斗精神”的旗帜,试图以诗歌为武器,唱出热血与愤怒。
胡风写道:
在黑暗里在重压下在侮辱中
苦痛着呻吟着挣扎着
是我的祖国
是我底受难的祖国!
牛汉写道:
滾滾的黄河
在北中国
寂寞地湍流着
琥珀色的泪浪
像古骑士扔下的一张长弓
静静地
躺在草原上
这当然可以算作诗,充满力量,鼓舞人心,但它们太过急切了,失去了自我。诗人们借他们成全了自己“战斗”的夙愿。诗却不见了。那时,处处都可见这样的表达: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诗歌似乎再也无法前进了,就到这里了。然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那个荒凉的角落,藏着一所大学——西南联大,这是诗歌重新开始的地方。其时还是在校学生的王佐良,就敏锐地发现了“那年轻的一群”。王佐良这样写道:
这些诗人们多多少少与国立西南联大有关。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在战争的初期,图书馆比后来的更小,然而仅有的几本书,尤其是从外国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是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
首先要提的就是穆旦,在讲他之前来看看他的诗: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哎,那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这是穆旦作于1942年的《诗八首》的第一首。按照王佐良的说法,这首诗中有“肉体的感觉”,表现了“感官的形相”,同时又富于哲理。再看第四首: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形成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那窒息我们的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
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
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
哪里还有“七月派”那种呐喊式的宣泄呢?有的是冷静,但又内敛着激情。胡风此辈诗人的诗中没有“肉体”,也就是“身体”,虽然力度可观,但没有坚实的根基。因此,诗也失去了自己的“肉体”,没有肉体,灵魂安在?诗的独立性就在这,诗不是一种工具,也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的附庸,这一点可扩展到文学那里去。穆旦这样的探索,意味着诗歌的希望。诗歌回到了自我。“七月派”是前进的,而以穆旦为首的“那年轻的一群”,即“昆明现代派”则是后退的,撤到中国的郊区,坚守着诗歌最后的阵地。
难能可贵的是,穆旦并没有回避战争,他意识到,战争本来就是当时生活的一部分,他生活在战争中。他甚至奔赴前线,写下一首《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森林:
没有人知道我,我站在世界的一方。
我的容量大如海,随微风而起舞,
张开绿色肥大的叶子,我的牙齿。
没有人看见我笑,我笑而无声,
我又自己倒下去,长久的腐烂,
仍旧是滋养了自己的内心。
从山坡到河谷,从河谷到群山,
仙子早死去,人也不再来,
那幽深的小径埋在榛莽下,
我出自原始,重把密密的原始展开。
那飘来飘去的白云在我头顶,
全不过来遮盖,多种掩盖下的我
是一个生命,隐藏而不能移动。
人:
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
在青苔藤蔓间,在百年的枯叶上,
死去了世间的声音。这青青杂草,
这红色小花,和花丛中的嗡营,
这不知名的虫类,爬行或飞走,
和跳跃的猿鸣,鸟叫,和水中的
游鱼,路上的蟒和象和更大的畏惧,
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
无始无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我不和谐的旅程把一切惊动。
森林:
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人:
是什么声音呼唤?有什么东西
忽然躲避我?在绿叶后面
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视,我移动
它轻轻跟随。黑夜带来它嫉妒的沉默
贴近我全身。而树和树织成的网
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
是饥饿的空间,低语又飞旋,
象多智的灵魂,使我渐渐明白
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
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
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
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
森林:
这不过是我,设法朝你走近,
我要把你领过黑暗的门径;
美丽的一切,由我无形的掌握,
全在这一边,等你枯萎后来临。
美丽的将是你无目的眼
一个梦去了,另一个梦来代替,
无言的牙齿,它有更好听的声音。
从此我们一起,在空幻的世界游走,
空幻的是所有你血液里的纷争,
你的花你的叶你的幼虫。
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1945年9月
这是一首被称为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歌颂生命与永恒的代表作。一首“肉体”之诗,亦是一首“灵魂”之诗。它对诗坛的主流诗歌是一种超越,诗人穆旦也超越了自我。
这样的诗人不止一个,还有那个评论家王佐良,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等,一大批,他们是扎推出现的,形成了“昆明现代派”,保留着诗歌的“火种”。
为什么一定是西南联大呢?首先是地理位置。昆明在中国的西南边陲,简直是“蛮荒之地”,有评论家称之为“边地”,确实如此。三校迁来此地,其实也是一种撤退,必须要撤退,唯有这样才能继续前行。情况紧急,容不得半点犹豫,这种撤退显然是“被迫”的,但是到了昆明,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从教师到学生,从生活到诗歌,泰然自若,颇有点老庄的样子了。这就是所谓“边地体验”吧。直接面向自然,面向荒芜。诗歌由此出发。昆明就好像中国的拉丁美洲,即便在那个年代,也能孕育出新的天地。
其次是战争的环境。王佐良在《一个中国新诗人》中说:“战争、自然,不仅是物质,也不仅是在城市里躲警报。他们大多更接近它一点。两个参加了炮兵。一个帮美国志愿队作战。好几个变成宣传部的人。另外有人在滇缅公路的建筑上晒过毒太阳,或将敌人从这路上打退。”他们的写作是和生活紧紧相连的,他们是有体验的,不是喊喊口号就做罢。他们是“上手”的,“上手”意味着激活肉体,继而锻造诗歌之躯。要是掉书袋,古人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二十世纪思想家海德格尔说的“存在”,就是这个意思。不难理解。
老师们的“先见”也是不可忽略的。燕卜逊是英国人,深谙现代主义那一套,给学生们讲艾略特、奥登,输送了现代派的血液。这一点很重要,王佐良、穆旦等人都是外文系学生,能直接与燕卜逊对谈,相当于在国内与西方的“现代派”撞个满怀。另外,冯至和卞之琳两位老师早已在寻求诗歌的新出路,冯至的《十四行集》与卞之琳的哲理诗就是阶段性的成果。学生们听他们的课,又读他们的诗,又岂能不受到影响呢?
这些诗人尽管各有各的风格,在诗歌创作上也是论争不断,但方向是一致的。他们在“中国的拉丁美洲”——昆明,在西南联大,生活,写诗。而这也是当下诗歌的一个源头。西南联大是不复存在了,昔日校园,已成遗迹,就连诗人们散步的街道也面目全非,但西南联大的诗歌精神依然没有失去活力,更多的诗人们籍此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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