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诗 成就如何，争议甚大。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从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入手，百年新诗其实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相互关联又相互缠绕的问题。如何理解百年新诗，其实也是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性。现代性问题解决不了，新诗的问题也就解决不好，但新诗本身也是现代性的探索者先行者。

中国现代性问题发生于1848年鸦片战争之后，但真正开始探求比较全面的解决之道却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新思想新观念，反省和检讨中国文化与文明。新文化运动万事开头难，其真正突破恰在于新诗革命。学界一般认为，新诗的发生，时间确定是从1917年胡适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发表《白话诗八首》算起。2017年正好是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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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诗，客观地说，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反对意见也非常尖锐。早在1930年代，新诗诞生十五年之际，新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鲁迅就对当时新诗表示失望，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新世纪初，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也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说朦胧诗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当然，声称新诗已取得辉煌的也不在少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已走在同时期世界诗歌前列。

我个人对此抱着相对客观超脱的态度，恰如前面所述，首先，这与一个与中国现代性息息相关的问题，可以说新诗的问题本身就是事关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中国现代性所有的问题，中国新诗也有。其次，对于新诗发生和意义的判断，应该要放到一个长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新诗的成败得失。我一直认为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著名的话，特别适合用来讨论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及理解新诗与旧诗，那就是他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说的：“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上讲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衡量，居于现代层面的“中国”来源于“旧邦”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它自身也存有内在创新的驱动力。不断变革、创新，乃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天命！这种“亦新亦旧”的特质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对“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理解上。新诗的发生，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必然出现的事件，是一种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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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李泽厚就对新诗新文学予以高度肯定，他说： 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是“成功的范例，它是现代世界文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冲撞而融合的一次凯旋，是使传统文化心理接受现代化挑战而走向世界的一次胜利。五四以来的新文体，特别是直接诉诸情感的新文学，所载负、所输入、所表达的，是现代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生活；但它们同时又是中国式的。它们对人们的影响极大，实际是对深层文化心理所作的一种转换性的创造”，他特别举例现代汉语在输入外来概念时，所采取的意译而非音译方式，很有创造性，文化既接受了传入的事实，又未曾丧失自己，还减少了文化冲突。“既明白如话，又文白相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合为一体。”在这里，尤其要提到一点，以往讨论过于夸大了新诗与旧体诗的巨大断裂，其实，只要新诗还使用汉字，汉字里所有的信息、内容乃至价值意义，就还在传承，就不存在断裂。如果仅仅语言形式的变化就算断裂，那印度这样的国家连文字都完全改变了，但印度还在强调传统和本土意识，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百年新诗的积极意义不容否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对新思想新文化变革有着强大的催化乃至推动作用，在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等早期新诗人的诗歌中，自由、民主、平等、爱情及个性解放等现代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现代思想的启蒙和普及作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具有某种开天辟地的意义，在郭沫若的《天狗》等诗中，个性的张扬和自我解放达到极致。郭沫若站立东方遥望地平线，欢呼着新的世纪曙光和时代精神，赞美新的时代气象。 郭沫若的形象因此是一个时代歌手和号角的形象，他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女神》中， 郭沫若将五四以后呈现新景象的中国誉为“凤凰涅磐”，寄予新生的希望；这种对“新”的追求，正是区别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标志和象征。冰心则是美善与爱的呼唤者，这也许因为冰心的留学背景，她给中国诗歌带来了相对匮乏的关于爱的现代观念，除了母爱、情爱、友爱，更重要的，还有博爱，包括对大自然和世界万物的爱。冰心自己称之为“爱的哲学”，这种“爱的哲学”是建立在现代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关于“爱的哲学”的宣扬，现在看来没什么特别，当时却是石破天惊，冰心也因此奠定了其文学史意义。此后，闻一多、何其芳、冯至、卞之琳等开始强调“诗歌自身的建设”，主张新诗不能仅仅是白话，还应该遵照艺术规律，具有艺术之美和个性之美。戴望舒、李金发等则侧重对欧美现代诗艺如象征主义、意象派的模仿学习。抗日战争开始后，艾青、穆旦等在唤醒民众精神的同时继续新诗诗艺的探索，尤其艾青，其现代意识与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遭遇，及对底层民众颠沛流离命运的深刻同情和悲悯，在流亡道路上相继写出了《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等著名诗篇。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及东欧、拉美诗歌的影响，积极昂扬向上的革命抒情主义一度占据主流，并为新中国奠定思想基础及美学典范。郭小川、贺敬之等成为代表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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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一批年轻诗人向外学习，在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下，继续开始新诗的现代探索之路，他们追求个性，寻找自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真善美，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时代意识，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和美学追求，这就是所谓朦胧诗。

朦胧诗是文革后期出现的一种诗歌新潮，朦胧诗主要的特点：一是其启蒙精神和批判性，高扬个人的权利，宣称“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二是对人性之美的回归，对日常生活之美的回归，呼唤真正的深刻平等的爱情、友情，比如舒婷的《致橡树》等诗。朦胧诗的新的美学追求，得到了以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为代表的部分评论家肯定，他们称之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但也被一些人认为写得晦涩、不顺畅，情绪灰色，让人看不懂，显得“朦胧”。确实，朦胧诗试图表达新的时代精神，创造新的现代语言，但因受制于时代受翻译体影响，再加上表达受时代限制导致的曲折艰涩，诗艺上还有所欠缺，未能产生更大影响。

随后，进入文学寻根时期，也是向内寻找传统的时期，将传统进行现代性转换，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期，民族本土性主体性意识开始觉醒。寻根思潮持续性很强，出现许多优秀的作品，比如杨炼的《诺日朗》、张枣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等等，更年轻的推动者则有陈先发、胡弦等等。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台湾现代诗歌。台湾现代诗正好已经过向外学习，开始转向自身传统寻找资源，而且刚刚创作出具有一定示范性的代表性作品，比如余光中的《乡愁》、郑愁予的《错误》、洛夫的《金龙禅寺》等，体现出一种民族美学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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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开初，则是一个诗歌向下挖掘的时期，也就是诗歌的“草根性”时期，这是一个接地气和将诗歌基础夯实将视野开阔的时期。互联网及博客、微博、微信自媒体的出现及迅速普及，全球化的加速，教育及文化的民主化，促进了中西文化与诗歌大交流大融合，极大地激发和释放了创造力。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就是底层草根诗人的崛起，被称为“草根诗人“的杨键、江非等最早引起注意，而打工诗人郑小琼、谢湘南、许立志等也被归于这一现象，2014年底余秀华的出现，使“草根诗人”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现象，达到一个高潮；另一个标志是地方性诗歌的兴盛，当代诗歌更加多元化多样化，地方性诗歌相互竞争、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雷平阳、潘维、古马、阿信等被誉为代表性诗人。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是女性诗歌的繁荣。女性接受教育越来越普遍，知识文化程度提高，导致女诗人大规模的涌现，超过历史任何一个时期，深刻改变了当代诗歌的格局。

但我个人认为，百年新诗万事俱备，现在最需要的是向上超越。在此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古今贯通，中西融合，确立民族主体性和新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具有典范性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为当代人提供新的思想和精神价值。只有在这样多维度的融域视野中，高度才是可能的，当代诗歌的高峰也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