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妈妈教我背唐诗，多半是在走路、坐车或者哄我睡觉的时候。小孩子的记性好，也高兴在人前背诗炫耀，幼小的我觉得那些好听的诗都是我的财富。等到上了学，发现课文里有诗，就暗自高兴，以为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在老师同学面前炫耀。可惜很快就失望了，因为课本里的诗，背了还要“理解”，不仅要记住每个字词的解释、每首诗的中心思想，还要知道作者在这首诗里“抒发了什么”“表达了什么”。一年年的书读下去，虽然对诗的好感已经消失殆尽，但诗还是要读——老师说了，诗词的分数必须拿到。等高考一结束，我进了生物系，从此就安心把诗词束之高阁。转眼间，下一代的孩子们又到了背诗的年龄，于是就听到了这样的问题：“诗有什么用？”难道我只能回答他们“为了考试”吗？的确，诗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但是幼年的我曾经觉得，诗多好啊！听起来美、读起来美、写起来美。那么现在孩子们还有那当年的我，为什么已经看不见诗的美了呢？从袁行霈先生的书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袁行霈先生在《好诗不厌百回读》序言中强调：“好诗是多义的，是有启发性的，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让读者参与艺术的再创造……如果把诗当成数学原理或公式，只能有一种理解，而排斥其他，岂不是把一川活水变成一潭死水了吗！诗歌语言的生机不也就被扼杀了吗！”

　　听起来很美的诗，如果总是被分析得支离破碎，我认为，那是由于我们把诗歌分成了一个个知识点，学习的主要任务不是读诗，而是记忆知识点、掌握标准答案。读诗变成了需要排除万难的苦差事，读诗的人就常常意兴阑珊。然而，唐诗究竟是千年以前古人在他的情境下写成的，现代人读诗多数还是需要有人讲解，讲义理、讲考据、讲辞章。那么是否可以既讲得明白，又能让人体会诗的美感呢？袁行霈先生的这本诗词赏析在冗长发闷的义理考据与兴味盎然的诗歌美感之间，实现了完美的平衡。

　　袁先生是文史大家，非常强调知人论世，考证诗的史料背景。例如，赏析李贺《李凭箜篌引》，他甚至列出了李贺与顾况、杨巨源三人在京师的时间表。然而，这些资料都恰切地服务于对诗境的体味，从不为考据而考据。

　　我幼时就背诵过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并且莫名地喜欢。这首诗明白如话，没有任何古奥难懂的词句。这样明白的诗要如何讲呢？袁行霈先生在这本书中是这样写的：“它的语言是那么枯槁，它的构思是那么平直，它的表现手法又是那么简单。感情喷涌着，使陈子昂顾不上雕琢和修饰，两句五言，两句骚体，就那么直截了当地喊了出来，却成为千古之绝唱。”“每当我读这首诗的时候，眼前总仿佛有一位诗人的形象，他像一座石雕孤零零地矗立在幽州台上。那气概，那神情，有点像屈原，又有点像李白。风雅中透出几分豪情，愤激中渗出一丝悲哀。他的眼睛深沉而又怅惘，正凝视着无尽的远方。他为自己的不幸而苦恼着，也为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问题而困惑着。这，就是陈子昂。于是，在我耳边响起了他的喊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袁先生是一位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出版过《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中国诗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无论是对诗做细致入微的语言分析，或者对作品进行宏观的历史分期划界，都游刃有余。然而，他首先选择了读者的视角，从自己读诗的感受说起，告诉读者“欣赏以感受为基础，没有真切的感受就没有艺术的欣赏。因此，从自己的感受出发，进而探索作者的用心，不失为艺术欣赏的一条途径”。

袁先生讲诗的时候，并不把自己作为旁观者。讲到李白对朋友的满腔热情，“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他会说：“我常常想，交朋友就要交李白这样的朋友，他不但热情、直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心掏给你，让你分享他的快乐，也可以分担你的忧愁。”讲到杜甫，他直言，“在古代诗人里，我有不少朋友，他们分别满足我精神上不同的需要，屈原激励我的正义感，陶渊明则告诉我自然乃是人生的真谛，李白能鼓舞我的浩然之气，苏轼则又使我超脱。这几位朋友都使我产生崇敬的感情，但是仰之弥高，总觉得他们并非生活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位诗人则不然，他饱经沧桑，谙于世情，却又极其敦厚仁爱；他的诗是人间的诗，是日常生活中的诗；读他的诗很容易使我产生共鸣，因此觉得他十分亲近。这位诗人就是老杜。”他赏析了一首素不为人看重的杜诗《又呈吴郎》，“明王嗣奭《杜臆》评曰‘此亦一简，本不成诗。然直写情事，曲折明了，亦成诗家一体。大家无所不有，亦无所不可也。’可是我却非常喜欢，每读此诗，一位仁慈老人的面孔即显现于目前，并使我感动。”

　　袁先生同时是一位诗人，他的诗词赏析带着诗人的热情和感动，能让人们进入诗境、领会诗情、享受诗的美感。那么在这个信息传递极度发达的时代，这种解析是否可以复制很多份，分发给所有讲授者？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乐观。袁行霈的学生葛晓音教授回忆，袁先生上课的时候门庭若市，曾经因为听讲的人太多，一连换了三次教室。讲授者如此的魅力来自哪里？袁先生曾专门撰文，强调人文学科的化育功能。既化育别人，同时也要化育自己。“学了文学应当更能懂得真善美，从而提高自己的思想情趣；学了史学应当更能看清楚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找准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位置……人文学科是关乎人自身修养的科学，学问不仅是知识也是修养。中国历来讲究道德文章的统一，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如果将学问和自身的修养割裂开来，知和行割裂开来，学的、研究的、论文里写的是一套，而自己想的、做的、追求的又是另一套，这就是人文学科本身的可悲的失落。”袁行霈先生始终践行着自己的美的观念，这才使他的学生们对先生的人格美和艺术美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者：清石，系北京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