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超著《文学的彼岸：中国作家的话语理性与社会想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5月）

小时候读简版的《史记》，对商周时期近乎传说的历史饶有兴味，除了烽火戏诸侯的荒诞画面感，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话的印象也特别深刻。后来知道了广开言路这个词，懂得让各路贤达畅所欲言是自古以来漫长专制时期有限的一点开明。中国历史上但凡能做到广开言路的君主，就算不是一代天骄，大抵不太会是昏君，可惜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多。从京城外童言无忌的民谣中往往便可听到一个言路闭塞的王朝走向衰败的先声——听不到或假装听不到的，只是叫不醒的装睡者而已。对于传统中国，诚如俞可平教授所言，民本主义是理想，官本主义是现实。因而话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不管想行王道还是霸道，想要宣武还是崇文，怀柔天下才是最要紧的。王道无非也是一种儒家的理想，多数时候沦为宣传的话语，在现实中几乎没有真正实现过。当然，无论是精英对统治者的谏言，还是士大夫阶层的理论——所谓的话语、言论，还是重要的。这种维护统治的话语，是一种前现代的权力。

在正统的历史记载之外，前现代话语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文学与哲学的滥觞。《诗经》和《荷马史诗》是中西方文学的起点，《论语》和《理想国》更是直接采用了对话和语录的形式，代表了雅斯贝尔斯定义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百姓的话语、英雄的话语、哲人的话语，构成了从神话到哲学，从民歌到文学的嬗变。若单以中国的历史看，在之后大一统居多的时代，文学与哲学的话语如果不是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就是在统治力所不能及的缝隙中旁逸斜出，留存至今。

近代以来，中国人心中万国来朝的世界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残破的中国巨轮在现代性的门槛上蹒跚前进。西方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思想巨擘们耀眼的光芒不断指引人类前进。1840年打醒部分中国知识精英的，不仅是对船坚炮利的恐惧，更有对先进制度文明的向往。为了让东亚病夫睁眼看世界，严复翻译了赫胥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约翰·穆勒等西方思想家的作品。其中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现译为《论自由》）给出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经典论述：“在精神奴役一般的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意见不论怎样真确，若不时常经受充分的和无所畏惧的讨论，那么它虽得到主张也只是作为死的教条而不是活的真理。”如今，不管实行的是何种政治制度，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中，都会有保证言论自由的条款。在完成思想启蒙之后，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演变，是现代性话语结构转型最深刻的标志。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其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时期的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随着文学公共领域的出现，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训练和培养了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公众，使得个体可以通过阅读和讨论进入文化共同体中。资产阶级的理想类型是文学公共领域从完备的公众主体的内心领域中发展成形。与思想启蒙互相呼应的是，公共领域中的话语表征了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话语成为了一种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符号。

话语在当代西方思想界正发生新的演化。质言之，话语从一种前现代的权力转化为权利本位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符号后，由于对理性不同角度的发展、反思和批判，衍生出新的意义。

一条进路是公共领域视阈下对理性的继续发展。理性是现代性的根本精神。自康德至罗尔斯，西方自由主义高度推崇公共理性。假设有一个类似于罗尔斯定义的正义环境，处于原初状态的人们在无知之幕后一致同意了公平的正义，于是各种多元的价值可以通过公共领域内自由、公开和理性的讨论、批判达成共识，形成公众舆论以至立法。但对于市民社会发展不成熟的转型期国家而言，缺乏孕育公共理性的环境。这是当下的中国不能照搬自由主义的重要原因。哈贝马斯的后期著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他将单一主体的主体中心理性置换成交互主体的交往理性。交往是以协商为原则、以同意为机制、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过程，追求不同对话主体的平衡，因而交往理性建立在主体间的参与、对话基础之上。话语成为了交往理性的重要介质，是协商民主的载体。

第二条进路是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社群主义则强调社群对于自我和个人的优先性，强调普遍的善和公共利益。他们认为：自我的本质就是它的构成性，它是由目的构成的，而这些目的是由个人所处的社会现实环境决定的，所以，自我的本质是社群的属性。个人的成员资格对其自我认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群主义者把社群看成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个人的善与社群的善结合在一起，真正的善就是个人在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时，同时也实现了社群的公共利益。社群主义的话语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首要目的，话语彰显了共同体的存在。

第三条进路是后现代的话语。福柯代表了尼采之后对理性最深刻的质疑，“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与疯癫不断地展开对话；相比之下，古典时期的拘留是对语言的压制，但语言没有被真正消除，而是掺入各种事物中。现在，对话停止了。在疯癫和理性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语言。”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话语并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它就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有三种形塑话语的排斥系统——禁止的言语，疯狂的区分和真理意志…制度对形塑话语的外部排斥系统提供支持。”后现代语境下的“话语即权力”，是一种新的权力微观机制。这种话语形态在最近“知乎”等网络问答社区在中国的兴起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网络中知识精英们追求的不是传统的人支配人的权力，而是话语本身。

本书的主题是中国当代作家的话语。用访谈的方式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们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和认同感，说出对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深刻洞见，说出对当下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真知灼见，我可能不是第一人，但我努力创造了一种对话的场域。如汪民安所精妙概括的，马克思将主体置于经济关系中，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将主体置于理性关系中，尼采将主体置于道德关系中，福柯将主体置于权力关系中。而我则要把主体置于话语关系中。前人对作家的访谈，自然是谈文学创作，最多谈一点对时事的看法。我则更愿意跳出这个小圈子：我与作家们谈的，大多并非囿于文学本体，而是以文学为引子，一方面向内探求主体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往外延伸，涵盖了很广的范围。

文学要赋予现实生活以意义，所以作家的话语基本都处于公共领域的范畴中。查尔斯·泰勒把市场经济、公共领域和民主自治定义为现代社会想象。作家的社会想象是什么？梁启超说：“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如果把小说家和诗人们在文学内外的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称为社会想象，那么我的目的就是通过作家们的话语凝练出文学公共领域的社会想象。

话语理性和社会想象并不一定是针对现实政治的。恰恰相反，由于对现实政治的主动疏离，我一度渴望回到古希腊的哲学世界，如汉娜·阿伦特所言，那时候的诗人赋予言辞和作为（word and deed）以不朽声名，使它们存在的时间不仅比它展现时转瞬即逝的一刻长久，甚至比言行者自己的生命更长久。与中国的当代作家和诗人们深入交谈后我发现，其实这种不朽性在一切都处于快速变革当中的中国依然存在，只是隐藏得极深。身在功利的现实环境中，我四顾茫然，无所适从，那就只能越过文学本体去寻找文学的彼岸——在那里等待发掘的，并不是文学与政治的联姻，而是哲学化的文学。把既不媚权、也不媚俗的话语忠实记录下来，对我个人而言是康德式“无功利的愉悦”，对后世也可能是一件不朽的盛事。80后的我也许不得不辜负这个时代，但我会努力做到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和智识。

文学是最体现语言魅力的领域，作家是最擅长以语言表达自己的群体。与作家对话，是人生妙事。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是感性的人，但我却逼他们进行理性的思考，回答他们平时不太去想的问题，确有强人所难之嫌。不过让我欣慰的是，很多时候他们会明言：“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个坑，但我仍然要往里面跳。”我访谈了十多位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他们普遍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看重作品的社会价值超过个人利益，想以自己的文字观照人类精神世界。他们擅长讲故事，但更怀着仁者之心，希望藏在故事之后的隐喻与深思能影响更多人。我相信，伟大的作家都是思想家，作家的话语不仅在文学史，也会在思想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了著名的洞穴观影的譬喻，作家也许就是那些最先走出洞穴看到真实世界的人。大作家的视野所及之极限，便是人类普遍的超越性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如果上帝不存在，就什么都能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需要重塑价值和超越性的信仰，需要在相对的虚无中找寻绝对的意义，这是发展本身所不能解决的，甚至比发展更为重要的问题。文学艺术本就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用，作家们的话语更不可能让中国立刻走出当下的任何实际困境，但他们独具个性地讲出了精彩的中国故事，他们锤炼着永恒的中国精神。借用两位没有接受我访谈的著名作家的话：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因为卑微，所以写作。

以中国的作家为研究对象，不可能绕过作协。作为中国特色的组织文学创作和团结作家的重要人民团体，作协理应是重要的政治学研究对象。但事实上，虽然作协体制在公共舆论中一直极具争议，但从学理出发的相关研究极少，这方面政治学的研究更几乎是空白。目前跳出传统的当代文学史来探讨作协制度的代表作就两本书，一是李洁非等著的《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作协对文学的领导和不同时期作协体制的转型；还有一本是吴义勤主编的《文学制度改革与中国新时期文学》，探讨了作协制度、作家身份、文学评奖、期刊制度、文学生态等重要课题。我在此基础上，综合对比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法团主义（统合主义）、社群主义和文学公共领域思想，以此形成剖析和透视作协体制的政治哲学，作为本书的学理背景。另外，让作家谈谈对作协的意见和建议，也是为群团组织的改革作一点实际的贡献吧。

本书主要是我博士后学术研究的成果，与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相比，删去了实证分析和一些晦涩的理论。当我下笔时，总是沉浸在与作家们的对话中，陶醉于流动的思想，享受着文学的盛宴。我尝试用复调式的手法写作，用文学而不是政治学的语言形式完成内容的表达，一方面是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近作《二手时间》的启发，另一方面是想尝试一下这种介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写作。著名政治哲学家以塞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中对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著名作家、诗人的采访和回忆，读之仿佛看到了处于黑夜中的俄国知识阶层的一点星火；阿列克谢耶维奇堪比伯林，并且她更擅长挖掘普通人内心深处的幽暗。伯林的书中，始终有个“我”在观察、对话、叙述；阿列克谢耶维奇则隐身在“他者”之后，她的忧虑和深思都已经藏在难民、技术员、医生、建筑师等普通人的口述语言之中。在我看来，复调写作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人文关怀。作家们的话语在我耳边萦绕，像一首交替使用复调与主调音乐的奏鸣曲。每一位作家的话语都是独特的音符，不会淹没在统计分析的冰冷数字之后；他们每个人都是文学公共领域内的主体，无论是“30后”的王蒙，还是“70后”的徐则臣，当然也包括“80后”的我自己。

感谢我的博士后导师俞可平教授的指导和无私帮助。感谢我的爱人丰怡帮助我整理了绝大部分的访谈录音。特别感谢《小说选刊》主编高叶梅帮我联系了很多作家。当然，必须感谢接受我访谈的王蒙、叶延滨、叶辛、梁晓声、张抗抗、贾平凹、周大新、范小青、刘醒龙、欧阳江河、柳建伟、格非、李浩、徐则臣。

顾超

2016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