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文学奖+江西省+江西财经大学+吴文豪

春节已去，人潮顿散。天南海北风尘仆仆如蜜蜂归巢的人们又拥回到了一个个蛮斥着泪水、梦想或是赖以维持自尊的城市。农村也重现了它迟钝而空洞的可悲面目。
许多年未在乡下老家过年的我，今年特地和爸妈回到了家乡。
自小年欢腾开始，本家拾掇操办，正月走亲访友，倒也看似红红火火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然而正月初七一过，人流回撤，虚假的繁闹云散，农村愈显空洞，年愈过愈索然无味，也怪不得人们总是会说“年味越来越淡”、“文化意味越过越薄”。但可悲的是，最喧闹的繁荣却是农村一年里唯一能享受到的关慰。
农村愈发像是被抽去了脊梁的苦闷汉子。
无人问冷暖，无人诉衷肠。
我慢慢察觉，村里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地无人种植，有大片大片的老屋正悄悄倾颓。老人们已经凋零至极，中年人也尝试着在异乡拼出一片小天地，年轻的小辈们，若不是每年的春节还能回到家乡，他们可能早已忘了祖辈们用汗水在耕田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他们在以城市人自居表达对乡下人嗤之以鼻的时候也忘了上溯三代谁不是面朝黄土的农家汉呢！
哀莫过失，得终难断。
我常常问自己：谁偷走了农村的脊梁？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依旧记得小时候每年对春节那发自肺腑的既单纯又热切的期盼。那时候的冬天还有皑皑白雪，祖辈们尚且健在，在外打工的父辈们在大年前夕顺着春运的人潮奔波回家中相聚团圆，村子里还是一派的老式建筑，人们似乎还没有那么迫切地想要融入城市。村里的老人们还唱着熟悉的歌谣，“二十三，祭灶关；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蒸馒头；二十八，打糍粑；二十九，炸和卤。”，按着程序操办着，人们常常在日头较暖的某个早晨，聚在村头某个较大的院落里互相指点切磋各自的手艺，弥漫的香气从村头传到了村尾，从烟囱传到了天上。恨不得将家中热热闹闹的红火劲头展示给天上不食烟火的神仙们看看。
凭借的顽童稚儿的资格，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照例是负责试吃香喷喷热腾腾的美食或者在大年初一放生一条鲤鱼的。再多也顶多是帮忙打扫房楼，或者在大年三十那天帮着递递对联的。那时候的对联还是村中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亲自斥墨题字，笔力看起来依旧遒劲，再用调制好的浆糊黏在门前，气派又不失传统。大人们忙着操办过年，我们这些顽童也不会闲着。在那个手机电脑并不如何普及的年代，我们自然不会把时光耗费在“组队开黑”或者“红包雨”这些虚拟事物上。年幼一些的，就算赖在地上也要嚷求着父亲买一把玩具枪，配好几大包子弹，分好阵营以及交战地点，然后便是一场不战至最后一人绝不罢休的巅峰鏖战，你来我往，不亦乐乎。“蹦——蹦——蹦”，子弹打在身上微微的痛感以及懊恼感，现在想来还是那么亲切。年长一点的，则不甘于仅仅沉浸在枪战之中，趁着过年玩伴都聚在一起，那就要搞事情。按惯例是携着鸡蛋红薯土豆等东西，闯入附近的竹林里，在河里捞几条鱼儿，在采摘一些野果子，架起火堆，捡来干枝树叶，然后便开始了“烧烤自助餐”，如果在配上几杯平时不舍得喝的香甜的饮料，那滋味，就是让我当神仙我也不换！
后来，仿佛大家一下子就长大了，对枪战提不起兴趣，对野外烧烤也没有什么欲望。春节回到家中仿佛只是同儿时的玩伴们客套寒暄几句，就很难再找到什么共同话题。因为大家似乎更加关注网络世界里的那些虚拟空间，对于社交平台或者是朋友圈的炫耀是非来得更感兴趣一些，优越感就油然而生。慢慢在接受着城市的畸形熏陶，仿佛对于生养自己的农村就不再那么看得上了，仿佛也就隐隐觉得过“洋节”来的更时尚青春一些，也自然而然就提不起什么期盼与烦恼了。
再后来，村里的老人们走了一批又一批，好像就没有什么健在的老人了。那些传承已久的习俗，那些家家户户约定俗成的礼仪，好像也就没有什么人去关注，去承接。好像只是一夜之间，农村婚嫁哀丧的程序就变得简介粗糙了许多，人们更关注的是自己赚了多少钱，关注社会上有多少关乎自己利益的事情，关注拆迁自己如何分的更大利益，关注分田，关注鸡毛蒜皮，关注地产，关注催婚，而不是农村的未来。
最后，村子越来越空了。人们纷纷在城市里购置房产，不再关注乡村的一点一滴了。甚至过年也不愿再回到相对贫瘠的家乡了。即使回来，也是各自开着气派的汽车，拖家带口，各自炫耀一番自己在外的经历以及成就，似乎说得越多，故乡就应该多为他高兴几分。无非是社会攀比的味道终于传回了这个最单纯的乡村。而仿佛这些得志的游子回来看了故乡一眼，好像就是对家乡，对农村，莫大的光荣。
如今，在这个老房十室九空的乡村，在这个许多民俗传统丢失的春节里，在这个年味越来越淡的年头里，我常常问自己：谁偷走了农村的脊梁？
后来发现。
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