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的开端，我最先读到两位安徽诗人的诗集，分别是祝凤鸣的《枫香驿》和叶丹的《花园长谈》。我是他们的同乡，2015年底，我去了一趟合肥，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这两位诗人。祝凤鸣先生最近十多年很少写诗，像一位隐士，但他的旧作仍然使我感到震动。他写的“月亮的斧头在树丛里滑落/头顶的木星又白又亮”，使我想起意大利诗人的品质。果然在诗集的后记里，祝先生写道，他确实曾受到过钱鸿嘉译《夸西莫多、蒙塔莱、翁加雷蒂诗选》的影响。当然，祝凤鸣的诗歌魅力不止于此，他的这些诗，与寥落、清淡的安徽乡村有关。

回到北京之后，叶丹给我寄来了他的《花园长谈》。叶丹是与我同龄的青年诗人，但我们没有直接地交流过。我们在豆瓣上互相关注，我知道，他搜集过诺奖诗人沃尔科特的很多个版本的诗集。《花园长谈》的献词页上，正写着“向沃尔科特先生致敬”。我读了叶丹的这些诗之后，赞叹于他的修辞才华，而这样的才华正渐渐变得沉着。《花园长谈》确实有沃尔科特的影响，但不止于此，它在虚无中创造了一个新的皖南。对比已经读到的刚刚出版的《白鹭》中文译本，说实话，我更喜欢叶丹的这一本。

简述了这两位诗人，也许能缓解我模糊不定的乡愁。接下来，我可以谈论更多的诗了。首先是我的朋友昆鸟，他的诗集《公斯芬克斯》在一月份出版，我已经为它写了一篇评论。紧接着，在这一年里，我身边的朋友出版了以下这些诗集：李琬的《瞬间和决定》、陈迟恩的《城堡与迷宫》、严彬的《国王的湖》和《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戴潍娜的《灵魂体操》和《我的降落伞坏了》、紫石的《吻过月亮》、杨碧薇的《住在对面的爱情》、张杭的《即兴与故事》、徐钺的《序曲》、聂权的《下午茶》、杨庆祥的《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以上均为我在首都认识的青年诗人，他们到了收获果实的时节。

我还收到了其他的诗集。五月份去江阴的时候，李少君先生给了我一本《神降临的小站》。在我所工作的十月文艺出版社，西娃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我把自己分成碎片发给你》。给我寄来诗集的还有聂广友、津渡、屠国平等兄长，他们的诗集分别是《果园来信》、《山隅集》、《几里外的村庄》。

四月份，孙磊的《刺点》与其他九本诗集一同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丛书是“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的诗歌卷。在它出版之前，我已经读过了其中的大部分，因为孙磊几乎是我最喜欢的国内诗人，去年秋天我为他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夏天，我和一群诗人朋友们前去济南，参加了《刺点》的研讨会。这套丛书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对于我这样的“80后”诗人来说，“70后”诗人非常重要，胜过拥有名气的再上一代的诗人。接下来，我会去细读朵渔的《写小诗让人发愁》，这是他多年写作之后的精选集；我还知道，他微博的用户名也正是这个“写小诗让人发愁”。

从济南回到北京，同样的一群朋友们为王东东举办了另一场诗歌研讨，围绕他去年出版的诗集《云》。在同龄人之间，王东东的创作力让人钦佩，可能是学术训练、也可能是他的本性使他的写作具有韧性。他兴致勃勃而又忧郁地制造诗行，这些诗行有着均衡而厚实的质地。从2015年年底开始，我开始写作一系列的十四行诗，这也是受到了东东的影响。

现在我要谈到王炜的《诗剧三种》，而它是我在2016年读到的最重要的诗集。王炜的诗剧写作在当代看似别具一格，但在我看来，他走在最为正确的那条道路上，虽然他过于高远的瞻望，影响了更多的读者来理解他。诗剧三种分别是《韩非与李斯》、《罗曼·冯·恩琴》、《毛泽东》，其中最后一部最为打动我，它已经非常凝练地写出了我们这一团混沌不清的“当代”。

除了出版诗集的朋友之外，在我的视野里，还有更多的诗人值得关注。陈家坪的上一本诗集在五年前出版，而现在，他这些年的新诗作已经整理好了。他的抒情诗有一种特殊的语感，像经过锻造的铁，又像天然形成的竹节，同时它们有着急迫的社会关怀。苏丰雷的诗集《深夜的回信》也整理好了，即将在2017年通过“诗青年出版计划”出版。事实上，在整个2016年的诗歌阅读经验里，我最喜欢的一首长诗正是由丰雷写出，它的名字是《木码头》。这是一首古典式的、一首关于还乡和自我确证的诗，诗人追寻的这座记忆和幻想中的木码头，是一个桃花源式的意象。丰雷的诗歌源头清晰地显示在那里，唯有“那叫做丰常的村子”能够滋养了他，使他抒发出心中充满的“五指山般广袤、沉重的寂寞”，我知道，这种可贵的慰藉还将传递给更多的读者。

我还要推荐韩藜的一系列诗作，在这篇文章的诗人队列里，她是年龄最小的。我承认，自己先是被这样的诗句打动了：“天气好一点我就出门找你，/搭地铁，二号线最西边，在你那里坐一整天/像个被收留的新朋友。”后来我才明白，诗中的“你”是已逝的马雁，“二号线最西边”指的是上海西边的回民公墓。韩藜的诗里有着欧洲表现主义诗歌的回声，尽管这在青年诗人中间已经并不少见；但她的修辞，在繁复中保持了纯正，这仍然是少见的。

我的挚友钟放在十月初去世，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悲伤的经历。十一月，单向空间书店为这位早逝的诗人举办了悼念仪式。我们朗诵了他的诗：“来世我还要做人，记住自己的名字/记住大城市的灯火和此刻/难以表达的寂静”。

由于自己练习写十四行诗的缘故，冯至的“深夜又是深山”总是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他曾经暂时地调试出了汉语新诗的音律。我黯然想到，自己的这些练笔之作，会在不久之后归于尘土。而在古典诗人中，我于这个年度认识了庾信。在“大诗人”的序列中，这是我最新的发现，犹如我在2015年读到哈代、2014年读到戈特弗里德·贝恩的晚年作品时的欣喜。我开始有意识地填补自己在中国古典诗歌上的认知空白，除了庾信的《拟咏怀》之外，我还第一次系统地读了阮籍的《咏怀》、陈子昂的《感遇》，重读了陶渊明、李商隐和陆游。

在2016年出版的外国诗歌译本中，我首先要推荐乌兰汗译的阿赫玛托娃《安魂曲》，这个译本曾经影响我多年。有朋友曾说我的诗作中能看出阿赫玛托娃的影响，我将此视为最高的褒奖。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施先生》是我喜欢的另一部作品，几年前我读过这部长诗的另一个译本《潘·塔代乌士》。《奥登诗选：1948—1973》在年初出版，他的名句“倘若爱不可能有对等，/愿我是爱得更多的那人”正是收录在这本书中，这首诗的结尾是“倘若星辰都已殒灭或消失无踪，/我会学着观看一个空无的天穹/并感受它全然暗黑的庄严，/尽管这会花去我些许的时间。”王家新在下半年有两部译作问世，分别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我的世纪，我的野兽》和洛尔迦的《死于黎明》，它们都将成为汉语的财富。达尔维什的诗集《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年底首次在国内出版，此前我已经在豆瓣网上读到好几个版本的达尔维什译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是一位迟来的大师。

年末我第一次读了普希金的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智量译本，虽然我曾一直想读查良铮的译本。我留意到翻译家智量在韵脚上所做的努力，也许在未来，它会一直对我有所启发。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重新买了一本刘瑞洪译的《塞弗里斯诗选》，因为在朋友家里重读到那首《浓荫密布的海岸》。“在柔软的青草里/我的手指触到了你的手指/刹那间我掐到了你的脉搏/却感到你内心的痛苦在别处”，我几乎为这首诗流泪。我还曾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读了湖南文艺出版社版的旧版《蒙塔莱诗选》，薄薄的小开本中收录了几十首短诗。“一阵飕飕的寒气……/树冠在凶狞的一击下落地。/负伤的洋槐/把蝉的外壳/抖落在十一月的最初淤泥。”

在十一月份，我曾经有短暂的闲暇，当时我想要开始写作小说。就在那时，我偶然地翻到了露易丝·格丽克的一首诗，它来自于夏天出版的诗集《月光的合金》。它的结尾是这样的：“我记得童年时想去别处的悠长愿望。/这是那房屋；这必定是/我头脑里曾经的童年。”也许我应该把这句诗放在小说文稿的最前端，它契合于我的主题。

我继续期待2017年的外国诗歌出版。汪剑钊的茨维塔耶娃译本即将在“巴别塔诗丛”出版，这又是一种曾经影响我至深的译本；同一套丛书还会再版蒙塔莱和夸西莫多。译林出版社则会出版霍夫曼斯塔尔、布莱希特和翁加雷蒂的诗集，这同样是我期待已久的三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