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豪华场所，若是让位给诗歌，比如昨天的诗歌春晚，有多好，但是，又有多么不正常。”参加一家公司在某五星级酒店的年会后，诗人、剧作家黄亚洲在自己的朋友圈写下这样的感慨，他所说的“诗歌春晚”是举办到第三届的中国诗歌春晚在浙江的分会场。既盼诗歌“热闹”，又觉诗歌“热闹”是“多么不正常”，黄亚洲的这种“纠结”可能正是眼下诗人和诗歌生存状态的一种折射。

在北京，前几天也有一场诗歌活动被命名为“诗歌春晚”。这场名为“我的诗篇：24小时诗歌生存挑战，全网不间断直播”的活动主角是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导演、诗歌评论家秦晓宇。24小时里，他与24位嘉宾以车轮战的方式“纵情谈论诗歌”，并通过网络进行直播。活动主办方将此描述为“一个人的诗歌春晚”，因为“在诗歌逐渐被边缘化的当下，一个诗人要在聚光灯下24小时直播谈论诗歌，有些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意味”。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诗歌被视为中国新诗诞生标志。新诗百年，诗歌与诗人，究竟“活”得如何？

“诗歌又不能当饭吃”

凌晨1点25分，余秀华坐到镜头前，她是这场“24小时诗歌生存挑战”与秦晓宇对话的嘉宾之一，当余秀华出现在镜头前时，累计在线观看人数为86420，凌晨2点20分结束时，人数升至108535。

余秀华参加“24小时诗歌生存挑战”的海报。

除了余秀华，其他对谈嘉宾还包括“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财经作家吴晓波，诗人余世存，书评人梁文道，主持人汪涵，自媒体人袁岳，编剧史航，纪录片导演周浩，欧洲汉学家柯雷，音乐人黑楠等。

余秀华显然是对话嘉宾中最受网友关注的，正如她在网上的走红一样，她在这次直播中所谈论的也不完全是诗歌。她说到了家庭、婚姻、爱情。她说：“没有我，诗歌界是沉寂的。”

“沉寂”或许是诗歌在现代生活中的某种真实现状。在网站“知乎”，有人提问：“如何评价‘24小时诗歌生存挑战’？”一位匿名网友这样回答：“罗胖（罗振宇）作为商人代表，处处都是想如何利益最大化，我的用户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秦晓宇所想的是如何让诗歌生存下去，他做这个节目、拍这部电影（《我的诗篇》）最大的目的是想让更多人关注诗歌，尤其是工人诗歌。然而，罗胖全程都在告诉秦导演怎么赚钱，其实忒尴尬。但罗胖讲的才是现实，诗歌又不能当饭吃。”

网络直播中的秦晓宇（左）和罗振宇。

“诗歌和这个社会相互漠视已久”

“诗歌比流行歌曲好万倍，没有载体和平台，让人了解。一个诗人，你可以让他孤芳自赏，但诗歌文化和建设，必须让全社会打开。”这是秦晓宇的观点，也是他发起这一活动的初衷。

事实上，“24小时诗歌生存挑战”是电影《我的诗篇》公映的组成部分之一，目的是让更多人知道这部曾获2015年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并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的电影。电影《我的诗篇》的源头则是秦晓宇主编的同名诗集《我的诗篇》，诗集作者都是普通工人。在2015年获奖后，秦晓宇未曾料到《我的诗篇》走进影院难度如此之大。去年，他曾通过“众筹”方式让《我的诗篇》完成了百城千场放映计划，但“公映”仍然是团队的目标，“公映是一部影片最后一个环节，除非是票友电影”。用秦晓宇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一开始就不想把它做成一个特别小众的事”。

《我的诗篇》受到电影节肯定，但制片团队不希望它仅仅是一部“电影节电影”。

“诗歌和这个社会相互漠视已久”，在秦晓宇看来，诗歌本身是有能量的，”只不过这颗原子弹能量没有释放出来。原因有很多，其中有诗人的原因，很多诗是从书本流向书本，变成一个越来越封闭的圈子，且不论这些诗的艺术性如何，但它们的处境是大约可以猜想得到的，一定会流于少数人的游戏，大多数人看第一会觉得莫名其妙，第二觉得跟我无关。”

“要想让诗歌文化真正能够成为构造当代社会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引擎，诗歌也要做一些改变，做一些尝试。”秦晓宇说。

”诗歌会变得更有生命力”

与秦晓宇的期待差距甚远的是，《我的诗篇》公映首日，排片量只有0.3%。与“众筹”期间的热闹相比，公映遇冷意味着，更大范围内的资本与观众，和“诗”的距离相当遥远。

“尽管各种以诗歌形式开展的活动轰轰烈烈，各种诗歌朗颂软件不断推陈出新，但这些并不能证明社会群体正在参与诗歌，正在用诗歌表达与时代的共鸣”，在博客中国所做的一次调查中，诗人中岛认为，诗歌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社会冷遇。“改革开放的今天，诗歌被社会边缘化，受到大众冷落，最重要的原因是诗歌脱离了社会大众。脱离了社会大众，诗歌自然就没有了生命力。”在诗人柴松献看来，时下相当一部分诗歌杂乱无章，没有规律可循，更无美感可言，口水诗泛滥，不利于社会传诵，特别是一些现代诗晦涩难懂，以致读者尽失，所谓的读者都是“诗人”，失去了写诗的意义。

“这个时代不缺乏诗意，但缺乏对诗意的表达。”复旦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张岩冰说。几个月前，旅美女诗人唐澜发表了自己时隔多年的新诗集《爱，牵引着霞光》，在母校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复旦诗社是这座校园里历史最久的社团之一。远离当下中国诗坛，独自在美国写中文诗的唐澜说，诗歌创作是自己与自己交流的过程，对于成为“网红”式诗人，她坦言，既无关注，亦无期待。

热情拥抱生活，安安静静创作，或许才是诗歌的正常状态。出版人杨罡说，很多诗人不写诗很多年，却热衷于自黑、作秀，媒体则热衷于拿中国诗歌的生死问题炒作，除了包藏商业目的“祸心”外，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诗人正努力找回自己消失多年的存在感。“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指望通过商业化炒作复兴中国诗歌，无异于痴人说梦，缘木求鱼。只有甘于寂寞，安守内心，写出无愧于时代、贴近人心的好诗，才能真正赢得尊重。”

“诗歌、寓言、谚语等，原本就是口语时代的产物。今天的时代，是更适合诗歌传播的时代。电子媒介在转瞬间，能把我们的声音送到想去的地方，也能在转瞬间听到我们想听的东西。人们正重新感受荷马那个‘口语’时代所经历的一切”，诗人、学者叶匡政说，诗歌会变得更有生命力，只是关于诗的某些观念会变化。

对于诗人和诗歌来说，最好或最坏的时代，恐怕还是由诗歌本身决定。“如今的诗歌，正在呈现一种多元、多向、多种风格并存的状态。特别是微信时代到来，用手机写诗的人越来越多，发在微信朋友圈的诗，日以万计。诗歌正在以新的形式，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诗人沈天鸿指出，诗歌的问题首先在于欠缺思想性，浅阅读盛行的时代，诗歌不能不抗拒甚至迎合这种潮流，其次，真正的诗歌理论、评论相对稀少，无力引导乃至匡正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