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的诗歌，苍翠的《诗刊》

商震

2017年1月25日是《诗刊》创刊60周年。60年是一个不短的周期，新人出，故人去，阅尽繁华，怀哉何已。60年来，《诗刊》见证了中国新诗的发展，也见证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运行轨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诗刊》不仅成为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建设的主阵地，也成为中国进入新时期的同行者与见证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作了意义深远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我记得他引用的一句话：“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指明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人类社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诗歌是活的历史，是文学的先锋队与排头兵。诗歌创作只有深入社会、回归淳朴，才能从生活中感悟真实、书写美好。《诗刊》就是要做这样一个探索者和发现者，为诗歌创作擎旗引路。

却故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诗刊》在我国的文学版图上构筑了一个厚实丰富的文学世界，走过了艰辛而充满希望的60年历程。近年来，文学传播方式不断更新，全社会对诗歌的关注开始升温，《诗刊》也打开视野、抓住机遇、变革求新，同时更加注重呼应社会情绪，加强与诗人、读者的沟通与融合。《诗刊》把握社会热点与文学发展脉络，注重发掘贴近生活、歌咏时代的诗歌作品。我们努力呈现当下日常生活中震撼人心的人情之美、人性之美，如推出了普通工人、农民、进城打工者的诗歌，利用刊物的版面、朗诵会、网络新媒体等形式共同推广，使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诗人崭露头角，展示他们的才华。

《诗刊》努力发现更年轻的一代新人，引导他们关注现实生活、表现社会情感，“发现”栏目每年重点推出10多位“80后”、“90后”诗人，甚至让2000年以来出生的小诗人也华丽出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较强反响。《诗刊》还一如既往地重视有成就的诗人，不断推出名家新作。多年以来，《诗刊》注重与诗人们交朋友，编辑与作者之间平等交流、融洽相处，使《诗刊》具有了国刊的担当和尊严。

《诗刊》于2013年及时成立了“子曰诗社”，在正刊调整、扩大古体诗词版面的同时，创办了每年4期的《诗刊》子曰增刊，活跃与激发了古体诗词的创作。同时，《诗刊》重视对品牌活动的培育与打造。创建于1980年的“青春诗会”经过30多年的发展，每年选拔15位40岁以内的青年诗人，隆重地在诗坛登台亮相。在打造常设品牌的同时，《诗刊》抓住机遇，紧扣时代脉搏，开展了许多积极的具有社会效应的诗歌活动，《诗刊》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平台颇受文学界关注，“诗刊社”微信公众平台已达30余万订户。

这是一个美好而又繁杂多变的诗歌年代，《诗刊》已经做好了求真与时代，求亲与民众，坚定地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准备。

诗歌的开拓者和园丁

叶延滨

中国新诗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在这一百年的发展历史中，我们的《诗刊》有60年历史与之相伴而行。作为一个曾在《诗刊》工作了14年的老同志，今天站在这里，感慨万千。

《诗刊》在中国文坛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1957年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的18首诗词。进入新世纪后，《诗刊》在全国八千种刊物中位居主流位置，在诗歌期刊中处于领军位置。这是60年来，《诗刊》的全体编辑工作人员认真工作的成果，也是诗歌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回顾过去60年，我们要不忘初心，努力使《诗刊》继续成为中国文学事业的一面光辉旗帜。

回顾过去60年，我想起那些为中国诗歌、为《诗刊》奉献心血的前辈诗人和编辑家的名字：臧克家、艾青、徐迟、李季、严辰、邹荻帆、张志民、杨子敏、柯岩、雷抒雁、李小雨、王燕生、康志强……他们已先后离开我们，永远走入了《诗刊》的历史。他们的名字连接起来，就是《诗刊》的精神传承。他们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就是优秀诗人的才华修养与杰出编辑的品格精神最完美结合的典范。在今天我们怀念他们，并且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他们是中国百年新诗的开拓者和园丁。

我们总结百年新诗的经验，我们回顾《诗刊》60年的历程，是要创造出这个伟大时代的最新最美的诗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这是《诗刊》也是每个中国诗人光荣的历史使命。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百年新诗的创造精神，坚持与祖国共命运，与百姓同呼吸，《诗刊》将为读者推出更多优秀的诗人，发表更多优秀的诗篇，在《诗刊》这一座文学高地上将奇峰突起，风光无限。

以诗铸魂 引领风尚

晓雪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歌界全国第一大刊，《诗刊》在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方面，在全国诗歌界起着引领风尚的带头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诗刊》就在1979年1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诗歌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来自全国各民族的老、中、青三代诗人共98人。大家先后听了胡乔木、周扬等关于解放思想的鼓舞人心的重要讲话，除小组会热烈讨论外，有30位诗人在大会上作了心情舒畅的交流发言。这是全国诗歌界批判“四人帮”、思想大解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大会。会议期间还组织看了一些美国、苏联和中国台湾的电影、专门听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同志介绍了欧、美和苏联诗歌发展的情况，大家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振奋了精神，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承前启后的会议。《诗刊》1979年第4期发表了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诗歌工作的广阔天地》。

6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诗刊》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依靠和团结全国各民族老中青诗人、诗歌评论家，举办各种笔会、青春诗会和刊授学院，主持中国作协举办的历届诗歌评奖活动，推出了一批又一批各民族的诗歌新人，发表了许多高扬时代精神又有民族特色和艺术个性的优秀诗歌作品，为我国社会主义诗歌事业作出了功不可没的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大家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强调“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责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文明程度的标志，是民族灵魂和时代精神的艺术体现，是文学中最精粹、最精彩、最精美的艺术样式，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文学的最高境界。诗，是崇高、美好、纯洁、神圣的精神产品，不论是什么题材、形式、风格的诗，不论如何发展变化、创新出奇，诗都必须是、必然是真善美的结晶。因此，诗也正是“化人”、“育人”、“铸造灵魂”的最好的艺术形式。古今中外一切真正的好诗都是给人力量、使人聪明、给人心灵滋润和人格熏陶，从而潜移默化地起到了“铸造灵魂”的作用的。

新世纪以来，《诗刊》发表了不少好作品，但真正感人肺腑、深入人心、能起到“铸造灵魂”作用的精品力作还是太少太少。希望《诗刊》在回顾总结60年成果经验的基础上，更旗帜鲜明地抵制诗歌创作上的不良倾向，提倡诗人们 “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发挥“以诗铸魂，引领风尚”的作用。

我与《诗刊》的关键词

李松涛

我是《诗刊》发现并培养的作者，我的人生与《诗刊》有关。我与《诗刊》之缘起自于40年前。1976年《诗刊》复刊号发表了我的组诗《深山创业》。1978年6月8日，主编严辰找我谈话，告知经过十个月的实践检验，认为我适合编辑工作，决定将我留在《诗刊》作品组，就在履行入京手续的过程中，突然一个从军入伍的机遇出现在我面前，心中虽然百般纠结与不舍，但尚武情怀和一身军装构成的魅力，最终还是占了上风，我携笔从戎了。11月23日，邹荻帆先生与我相谈，希望我能在《诗刊》多逗留一段时间。我坚持到12月底，奉催赴营门报到了。

我在《诗刊》工作的一年半时间，恰好赶上了十年“文革”结束的社会转型期，思想解放潮流汹涌澎湃，文学艺术在拨乱反正中大显身手。那时的《诗刊》心系时代与苍生，只有前瞻之乐，绝无后顾之忧；那时的《诗刊》精力充沛，神采飞扬、气壮山河；那时的《诗刊》勤行精进，奔走飞翔，顺风顺水；期刊版、街头版、朗诵版三军齐头并进，左右逢源，硕果飘香。那时的《诗刊》有意志也有威望，有憧憬也有作为；在全国范围内，拯救和激活了一批老诗人，扶植和造就了一批新诗人。一年四季，寒暑中都是诗歌的春天。我躬逢其盛，幸运地亲历并见证了那个年代诗歌的繁荣与辉煌。

1979年3月15日，《诗刊》主编严辰惠函：“你在《诗刊》时，朴朴实实，认认真真，帮了我们很多忙，可惜我们的调干工作没做好，未能坚决地把你留下，我一直觉得遗憾。希望你仍然以我们中间一员的身份，经常保持联系。”1979年6月16日，《诗刊》副主编邵燕祥先生给我写信：“你人虽走了，但我们觉得你并没有离开《诗刊》。上期刊物和街头版都发了《蜜月》，丁力同志写了诗评，七月号还要发叙事诗《没有完成的爱》。”1982年，我欣然前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第一届新诗集评奖”，对各地推荐上来的1979至1982整整4年的诗集进行筛选。19天里，既有夜以继日的辛劳苦读，也有朝夕相处的舒畅欢乐，那段日子，给我留下了巨细皆有的多重记忆。30余个春秋过去，蓦然回首，当年《诗刊》主导的深具战略眼光的劳作价值，已经获得了一种被岁月肯定的快慰。

今天的文化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40年之前了，任何事物、也包括任何刊物，都逃不脱时代的制约。已届花甲的《诗刊》，承载着历史的荣耀与未来的期冀，在现实生活里顽强地前行着。依照习惯，人们可以称《诗刊》为阵地、也可呼之为园地，而我正因为有着上述的经历，有着切近的记忆，则一直下意识地把《诗刊》看做曾经的家，把自己看成半个《诗刊》人。1996年12月下旬，我和韩作荣相聚于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驻地京西宾馆，他来客房看我，并在笔记本上深情写下：“在《诗刊》的小房子里同居了两年，那美好的回忆永远让人难以忘却！”

海纳百川与人才培养

骆寒超

《诗刊》60岁了。不提醒则已，一经提醒，使我大吃了一惊。《诗刊》能这样长寿，正反映着我们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高度重视，对心灵创造事业的无比关怀。

《诗刊》创办时我还只是一个22岁、正在大学四年级读书的学生。当第一眼看到这本毛边纸的杂志时，我和爱诗歌的同学都有点欣喜若狂。就在那期创刊号中，不仅有诗境壮阔而又颇具文采的18首毛泽东旧体诗词，也有一批为我们这些中文系学生所仰慕的诗坛大家的近作。那时我正在写毕业论文《艾青论》，由于在那期创刊号上读到了艾青的抒情长诗《在智利的海岬上》，从中发现这位具有国际影响的诗人新的艺术思路，隐隐约约感受到他早期受象征派、超现实派影响的诗风有所复苏，所以便把已处在定稿阶段的《艾青论》停了下来，大调整了一番理论体系，从而加强了一些学术分量。在接下去的几期《诗刊》里，我还陆续读到穆旦的《葬歌》，杜运燮的《解冻》，以及南星、吕亮耕、唐湜、陈梦家等的作品。一时间我深深感受到这块园地“双百”方针的暖风阵阵吹来。一个刊物的起点十分重要，起点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将会形成怎样一种传统格局。惟其如此，才使我的心里铭刻下一个印象：《诗刊》是一本海纳百川式的刊物。几十年来，《诗刊》怀着海纳百川式的胸襟，兼容各种风格流派，来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雍容姿态。

我也注意到《诗刊》还有一个高瞻远瞩培养人才的传统。创办不久，作为副主编的徐迟就注意到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亲自去北京大学找了几个中文系的学生，一起讨论、耐心引导并督促他们撰写新诗发展史并在《诗刊》上连载。正由于设置了这个平台，新中国诗评界第一支年轻队伍拉出来了，以致几十年来因他们的努力而对新诗的发展方向起到了相当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这支队伍中的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洪子诚、刘登翰等，今天已成了新诗评论界的中坚力量。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把新诗创作引向既继承传统又借鉴西方相结合之路，《诗刊》又团结了一批有较深理论修养、视野开阔的中青年理论批评家李元洛、袁忠岳、叶橹、吕进、章亚昕等，为新诗艺术格局的中国化付出了他们的智慧。至于创作人才的培养，“青春诗会”培养出了一批诗人，至今已汇成了一股中国诗歌走向世界的主要势力。这种种实例所体现的《诗刊》人才培养传统，使它充分地显示出作为国刊的风度。

希望《诗刊》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传统进一步落实在新诗自身的实际建设上，既鼓励创作的先锋性，也提倡为时代而讴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不让诗歌仅仅只关注内心的奥秘而淡化了对今日世界的真实感受；既发表自由体诗，也提倡现代格律体诗；既支持新诗语言的口语化，也提倡“诗家语”应具有的诗性规范。

我们越走越近的距离

刘立云

60年了，《诗刊》与我们越走越近，不仅指诗人们在现实中与《诗刊》的距离越走越近，同时也指我们之间的精神距离、灵魂距离、心的距离也越走越近。

我是《诗刊》的老朋友，几十年前就与《诗刊》建立了亲密的联系。让我钦佩的是，《诗刊》星光灿烂的编辑群体，通过刊物和他们自身的创作实践，在诗坛潜移默化地建立起了担当、奉献、崇高和自我清洁的诗歌精神，成了我努力追求的职业精神。几十年下来，我从《诗刊》编辑们的身上学到了面对诗歌和诗人甘当人梯和配角的奉献精神。我几十年坐在部队诗歌编辑的位置上纹丝不动，乐此不疲，应该说与这种奉献精神密不可分，同时，也充分领略到了诗歌给我带来的尊严和快乐。

我承认，我写诗的时间虽然早于当诗歌编辑的时间，但真正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领悟诗歌创作的真谛，是在漫长的诗歌编辑生涯中。而这其间，当然离不开《诗刊》一代代编辑对我的扶植、点拨和推举，还有他们一次次让我参加采风和与诗人朋友们的交流活动。在此，我要代表所有给《诗刊》投过稿、在《诗刊》发表过作品的诗人，还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为诗人的朋友，向《诗刊》60年来的一代代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来自于诗歌的盛情诱惑和邀约，陪同着我从青年走到中年，又从中年走到老年的《诗刊》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与《诗刊》，我们许多诗人与《诗刊》越走越近，是诗歌在召唤我们，是我们心目中那座共同的精神高地，共同的心灵圣殿，在召唤我们。我想，最后在《诗刊》工作，我既能以此报答《诗刊》对我的培育，又能像《诗刊》的一代代编辑那样，为诗歌，为诗坛新人的成长做点事情，还能让自己接受诗歌新鲜血液的淘洗，保持创作活力，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也是我的福分。

诗歌是永恒无限的艺术

玉珍

60年足够拿来做许多伟大的事情，《诗刊》经过60年也有了厚重的历史和沉甸甸的果实，而年轻人的诗歌道路还很漫长，我们还需要努力，希望60年后，我们依然能是让人记住并尊敬的诗人。

我个人认为写诗是纯个人的事情，但它所面对的广阔世界和泱泱众生决定了其独特、伟大、不易。诗刊的“青春诗会”推出了大批优秀青年诗人，很多同龄人的才华被挖掘，与他们一道我感到高兴和鼓舞。诗是来自思想与情感的最隐秘的心灵与语言艺术，我不知道我的同龄人们在写诗与对待诗歌的时候是否与我一样。我热爱诗歌，从小喜欢创作，这种热爱是漫长但通过努力能水到渠成的过程，那种追求极致语言艺术的探索让人着迷，升华着精神的快乐。我平时不喜欢讨论和分析诗歌，我喜欢默默地写，我觉得诗歌谁也教不会，必须自己探索，体悟，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一定能得到在座各位的理解和共鸣，但是诗歌创作过程所遇到的问题却无法从他人那儿得到准确的答案，因此诗人本身和诗歌现实都注定要面临一些问题。

我第一次在诗刊发表诗歌是在2013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自信与自省中成长，警醒自己不要自足自满，因为诗歌没有止境，没有最好，要对得起曾经所有人的肯定，包括这样一次在他人看来是幸运但对我来说几乎有负担的发言，因为我觉得诗人努力去写好作品就行了，参加再多活动发表再多言论也与作品本身无关。后来我参加了青春诗会，参加完青春诗会后我更有压力，我觉得上天把太多他人看来幸运无比的事情垂青于我，我不写好对不起任何看好我鼓励我的人，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在创作中寻求突破，甚至比之前更自闭，排斥外界的干扰，试图解答或突破创作中部分迷惘，前辈老师和诗歌界朋友们也给予我诸多鼓励和建议，我得以在与人交流中发现了世界和诗歌新的样子。

我对当下年轻人的写作没有特别全面深刻的认识，但我看到一个异彩纷呈的广阔局面，优秀诗人很多而且各有千秋。他们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拥有更大的信心和读者，我的言谈虽然只代表自己，但在那巨大的朝气蓬勃的浪潮中我感到年轻诗人的巨大爆发力和厚积薄发的韧劲儿。

新诗诞生已经一百年，《诗刊》也创刊60年了，一个世纪，一个甲子，其复杂是必然的，成就也将是浩然的。诗歌是永恒的无限的艺术，只要人类不灭亡，诗歌就会一直生生不息。我写诗，或大多数人写诗来自热爱，而用热爱迈进诗歌的大门之后，关于人、世界、文明、语言、艺术、大自然、心灵、爱，包括他们的对立，都成为无法回避的对象。我从我的同时代人、同龄人的诗歌中看到无限的可能，我们不仅要能写出好的诗歌，还能活出令更多人明白什么叫灵魂的具有高度精神独立性的生命，那结合灵魂与活法的诗才是全面的震撼人心的诗歌和人类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