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作为一种最具精神（心灵）和文化创造性的艺术活动与行为，其背后必然要体现出创作者（诗人）的价值立场及与之相关的“身份”（社会文化及生理意义上）问题。在此意义上而言，作为人类另一半的“女性”的诗歌创作（诗歌书写）行为无疑具有其独特而重要的精神价值与文化价值。在中国当代诗歌文化语境中，“性别”书写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现象与文化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大约出现于20世纪80年中期。“性别”书写（或称“女性写作”）现象之所以在此时出现并引起诗界及整个社会的关注，恰恰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反映出此前“女性”诗人的诗歌创作普遍遭受“男性”诗歌话语及“男性”（父权）文化“压抑”与“遮蔽”的真实历史境遇。因而，“性别”书写（“女性写作”）现象突然“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坛完全是特定时代文化语境的产物，具体点说，是那些“先锋型”女诗人感应时代精神、吁求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而作出敏锐反应的一种诗歌写作方式。这种诗歌写作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女诗人们自我意识的强烈觉醒，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别政治）色彩与进步的社会意义。谢冕先生正是在此意义上特意指出：“从中国新诗史来看，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女性诗歌，其业绩的展现是断续而不连贯的，且未形成大的格局。集团式地大批涌现，量与质并重而高水平的突起，则是晚近20年间（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注）的事。”(谢冕《中国女性诗歌文库·总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不言而喻，当代诗歌中（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性别”书写即意味着一种以女性身份、立场、视角为出发点的诗歌写作方式。程光炜先生从创作主体角度对此作出过精到的阐述：“她们大胆摒弃这一主题之外的社会政治意识，主张用纯粹女性的眼光、经验、情绪和视角来深入揭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一向被视为‘正统’和‘权威’的男性中心主义，提出尖锐的质疑和挑战，强调在诗歌创作中刻入鲜明的女性特征，从而获得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P313-31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它显然与“男性”诗人的创作与阅读方式构成某种对立的格局。由于当代诗歌中的“性别”书写牵涉到比较重要而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此有必要对其历史流变及现实动因（推动因素）作一发生学意义上的简要描述。

　　 若从“性别”（女性）意识觉醒的角度来看，“朦胧诗”的代表诗人舒婷无疑可视作当代诗歌中“性别”书写的“先驱者”之一。舒婷在其《致橡树》、《神女峰》等著名诗篇中姿态鲜明地发出了女性自立、自尊的吁求，启发了当代女诗人们“性别”意识的现代觉悟。不过，舒婷所吁求的女性自立与自尊仍着眼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个性解放与男女平等，体现了时代的理性觉醒的共同性（普遍性）要求，而继舒婷之后新一代的“先锋型”女诗人在此基础上则进一步关注自身作为“特殊群类”的精神命运与文化权利，以自觉、主动的姿态要从“男性”主宰的价值世界争取属于她们那份“独有”的精神空间与文化空间，以期获得摆脱“男性”心理及文化“压抑”的“性别解放”与“性别”自由，具有较为强烈的“性别”独立意识与性别政治色彩。

　　 进一步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上出现的“性别”书写（“女性写作”）现象不仅是从其自身现实土壤与文化土壤生长出来的诗歌景观，同时也是契合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权主义（feminism）思潮的文化产物。对于那批“先锋型”青年女诗人而言（以翟永明、伊蕾、唐亚平、陆忆敏、海男、林雪等为代表），西方女权主义思想无疑深刻地启蒙了她们的“性别”（女性）意识，唤醒了她们的深层“性别”（女性）经验，并在相当程度上给她们无所顾忌的“性别”（女性）情感与文化诉求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由此使她们热衷于寻找一种能够表述自身权利、愿望与目标的“女性”话语方式以对抗男性文化及话语霸权。翟永明在为自己的《女人》组诗（作于1984年）所写的序言《黑夜的意识》一文中最早直接地挪用了“女权主义”的术语，并以阐释“黑夜意识”的角度给“女性诗歌”下了这样的定义：“一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的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这就是诗”。(见《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P140，吴思敬编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翟永明在此所表达的“女性诗歌”观念明显受到西方女权主义者（尤其是伊莱恩·肖沃尔特）的影响，她在这篇序言中提出的“女子气”、“女权”、“女性”这三个女性文学（诗歌）概念及发展阶段分明对应于美国女权主义者伊莱恩·肖沃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所提出的“妇女”、“女权主义”、“女性”等三个文学概念及发展阶段(参阅伊莱恩·肖沃尔特《走向女权主义诗学》，见《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周宪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伊莱恩·肖沃尔特的妇女文学“三阶段”说分别具有模仿、抗议、独立于男性社会的涵义，翟永明提出的“三阶段”的设想和具体涵义与伊莱恩·肖沃尔特的基本相同，连使用的术语也几乎如出一辙。两人对于女性自身经验的高度重视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独特的女性话语空间的文化意愿也达到了高度契合的状态。

　　 由此可见，当代诗歌中的“性别”书写（“女性写作”）所具有的“女权主义”色彩，它是以 “性别”（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为其标志的。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精神与艺术形式向度，当代诗歌中的“性别”书写（“女性写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保持着稳步发展的态势，并且开始受到诗歌批评界的高度关注与重视（从这一角度而言，“性别”书写如崔卫平女士所说的那样属于一个“被延误了的话题”）。1994年开始复刊的国内重要诗学理论刊物《诗探索》曾多次集中推出“女性诗歌研究”专辑，并于1995年上半年专门邀集在京的部分诗评家、诗人举办了“当代女性诗歌：态势与展望”座谈会，与会诗评家、诗人围绕“性别”书写（“女性写作”）所归属的诗歌样态——“女性诗歌”的命名、内涵、性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部分诗评家、诗人（比如刘福春、汪剑钊、陈旭光等）认为“女性诗歌”是自觉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思想影响而进行写作的一种诗歌样式，含有对抗“男性”文化（或男权文化）的明显意向，实质上就是“女性主义诗歌”（或“女权主义诗歌”）的一种简称；另一批诗评家、诗人（比如吴思敬、杨匡汉、李小雨、沈奇、臧棣等）则主张宽泛地理解“女性诗歌”,有必要把“女性诗歌”与“女性主义诗歌”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也即把“女性诗歌”，理解成一个不带女权或女权主义色彩的“中性”诗学概念，正如李小雨女士对“女性诗歌”所作出的“理想化”的阐述：“女性主义诗歌与女性诗歌是不同的。前者有女权的意味，即便是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这一术语也未能完全摆脱这种色彩……女性诗歌则全然不同，她是纯然的女性写作，是女性以自我的本真状态关注自身心理特征和生存境遇的写作，即以女性的眼睛看世界”。(李小雨《失却女性》，载《诗探索》1995年第3辑。)

　　 在此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如果比照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者对于“女性”这一概念的阐述与理解，我们则会发现以李小雨女士为代表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女性”概念的某种有意“误读”。在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者看来，“妇女”（women）与“女性”（woman）是两个有差别的概念，“妇女”是指女人对于“男性”社会派定的角色的认同与屈就，而“女性”则意味着女人自己对于自身性别的确认与命名，已经隐含性别抗争的文化要求。伊莱恩·肖沃尔特将“女性”文学视为妇女文学的最高阶段与追求目标，实际上并未完全放弃“女权”的要求，只是放弃了对于“男性”社会与文化外在而激烈的对抗姿态，转而侧重于关注与开掘女性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经验，企图建构一种具有独立自足性质的“女性”文化。回过头来看，造成部分中国当代诗评家、诗人对于“女性”概念的“误读”与“误用”的原因，实质上主要还是缘于“命名”的困难（例如，西方的“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出于同一词源feminism, 同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因而，我们在此所使用的“性别”书写（“女性写作”）的概念应置放于当代汉语语境来加以理解。通常说来，它混合了“女权”（文化层面）与“女性”（心理与生理层面）的双重涵义与成份，既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诗学概念，也是一种经验（女性心理及生理特征）展示意义上的诗学概念。由此，我们才能对于“性别”书写（“女性写作”）在死亡想像中所呈现出来的丰富、复杂的精神及文化内涵获得较为准确的理解与把握，并能在此基础上对于“女性”诗人笔下的死亡想像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心理与文化内涵上的独特意义及品质（与“男性”诗人相比而言）获得更为深刻的体认。以下试从女性死亡想像中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特质的角度展开相关论述。

　　通常而言，与“男性”诗人笔下的死亡想像比较起来，“女性”诗人笔下的死亡想像整体程度上显示出更为深刻而内在的悲剧性质与意味，这一点从“女性”诗人笔下死亡想像中所包含的死亡意识的悲剧性体认方面能够得到鲜明的体现。

　　 尽管“男性”诗人的死亡意识通常也与悲剧意识紧密缠绕（结合）在一起，但相形之下，“女性”诗人的死亡意识似乎更具天然的“悲剧宿命感”（悲剧意识更为内在化），翟永明对此作出过明确的表述：“女性身体内部总是隐藏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毁灭性预感。正是这种预感使我们被各种可能性充满的现实最终纳入某种不可挽回的命定性。”(翟永明《黑夜的意识》，见《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吴思敬编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在此，翟永明所言称的来自“女性身体内部”那种“与生俱来的毁灭性预感”，既指出了女性（女人）对于死亡的内在悲剧性意识的生理基础，同时在更深的层面（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显示了女性（女人）的身体与心理遭受“男性”社会普遍而“深刻的压抑”（女性被动性的“死亡冲动”即是典型的证明）的悲剧性历史境遇。后天地来看，女性（女人）的与悲剧意识叠合为一的死亡意识常常与其在现实生存际遇中遭受“男性”社会的“深刻压抑”及“人为迫害”紧密相关。海男在最近的一篇访谈中谈及自己童年时代目睹一位美丽女性因遭受男性（男人）凌辱而自杀身亡的恐怖经历（经验）对自己“死亡意识”的“萌发”所产生的无形而强大的“塑造”作用：“这是一种宿命的、对死亡的敏感……从那时起，我感受到了死亡。后来有一些评论家，包括陈晓明在内，都注意到了我对死亡的过敏反应”。(见《诗歌与人——中国女诗人访谈录》（内部刊印）P55，黄礼孩、布咏涛主编。)十分明显，海男身上这种过于“敏感”的“死亡意识”正是基于女性（女人）在现实生存境况中遭受“男性”社会“性别压抑”及“性别迫害”（“性别压抑”的极端表现形式）事实而在思想意识上作出的“过敏反应”。

　　 因此，不难理解，海男诗歌中的死亡意识呈现出的哀怨（伤感）情调所具有的“女性角色意识”的文化涵义。海男在《门下的风》一诗（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如此写道：“我带着永久的哀伤/充满在你的手掌。/我始终是一个/带着死亡的信息生存的幽灵。”《门下的风》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是一首典型的爱情诗，但海男在诗中所流露的“过度”的伤感情绪以及“过敏”的“死亡意识”无疑表现出对女性自身生命存在悲剧性境遇的深刻体认，其中隐含着对于“男性”世界的深刻的不信任感，从而在此基础上传达出了女诗人对于“男性世界”所存有的文化反抗的隐秘意向。

　　 与海男相比，林雪作品中死亡意识所传达出来的文化反抗（针对“男性世界”）的意向整体程度上更为明显，林雪的《预兆》一诗（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结尾部分将此种文化反抗的主观意向表达得颇为鲜明：

　　 我还能活多久？难道对我自己来说

　　 我不是这个虚伪的世界上

　　 最重要的一个？只有我自己

　　 对五月、爱及我的肢体了如指掌

　　 在午夜的灯盏前、闭拢的眼皮下

　　 是什么颜色能互相渗透？

　　 先是翠绿的长方形窗框被分成了

　　 绛红的两块。再幻成蓝色的圆点

　　 被围困在柔软的绒毯里

　　 想着生还是死。但这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现在就开始反抗

　　 那比死者脸上的冻土还要寒冷的

　　 对施虐者的忍受

　　 很明显，林雪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强烈自觉的死亡意识是与对“男性”所代表的“虚伪的世界”的深刻认知与绝望心理紧密相联的。而这种强烈的“被围困”的生命感受使女诗人自发地萌生了反抗冷酷、无情的“男性世界”的文化愿望（结尾几行涉及死亡想像的诗句明显地表明了这种意图），在相当的程度上，正是女诗人这种自发性质的文化反抗意向显示出了“女性诗歌”（“性别”书写的诗歌样态）中死亡意识的“特殊”文化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