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追问诗歌和文学创作的意义，这种行为并不过分，因为每个人都会对意义作出不同的解释。至少在今天，至少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区，提出意义这个问题是合理的。自从我们探讨的对象即被我们称作抒情诗的东西有了自我意识，自从它意识到自己是现代艺术的组成部分，就必须解决意义问题。对这个棘手的意义问题的回答，导致了文坛的分裂，从此众说纷纭。诗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摇摆不定，更不用说达成一致意见了。正常的怀疑属于这个行业的自然法则。怀疑就是烙印在每个诗人额头上的不可见标记。他为他的行为所作出的各种解释，首先是为保守一个秘密服务的。无论这个秘密多么暧昧不明，每个诗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严守秘密，都躲在它后面掩护自己。

　　自从柏拉图试图识破诗人的诡计以来，严守秘密就成为一种纯粹的保护性措施，在柏拉图所写的对话《伊安篇》中，其证人和代理人苏格拉底向我们介绍了艺术家伊安，伊安是靠做流浪歌手来赚钱谋生的。苏格拉底假装天真，其实他采用了一种貌似天真的、狡诈的审问法，最终把能干的荷马史诗吟唱者伊安打成了骗子，并将他贬为无思想的复述者。柏拉图用心险恶，他不仅诽谤了一位流浪歌手，而且还通过诽谤此人诋毁了整个诗人阶层。柏拉图对诗人的描述就是一篇通缉令。一方面，诗人被定性为大骗子，因为诗人在其史诗、赞歌、颂歌和酒神颂歌中用一种专业知识来欺骗读者和听众，而诗人本人不可能掌握这种专业知识。诗人不独立思维。他只是接受诗神暗中灌输给他的思想。另一方面，诗人原本就是一位梦想家和傻瓜，一位迷狂者，一个只有触角和神经的怪物。你若了解一位诗人，你就了解了所有的诗人。《伊安篇》的原文如下：“诗人是一种长有羽翼的、神圣的、轻灵的东西，如果他没有受到神赐灵感的激动，没有陷入迷狂，没有丧失理智，他就没有能力作诗。”

　　无论这段话是否包含真理，哲学家对诗人的描述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剥夺诗人的行为能力。诗人获得了神赐灵感，同时却对此一无所知，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撇开这个矛盾不谈，哲学家对诗人的描述显然缺乏连贯性。我们不禁要问，这两者是如何协调的：诗人获得神赐灵感，充当众神的传声筒和中介者，与此同时他在各方面皆知识贫乏，没有职业知识（即柏拉图所说的“技艺”），永远是一个半吊子？荷马就是这样一个半吊子，他口述如何制作一种药酒的药方，但他从未当过医生，他描写一场马车比赛，可他从未亲手握过缰绳。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不禁要问，亚里士多德是否有资格写那本关于诗学的论著，因为他本人只是哲学家，而非诗人。哲学是纯粹的理念论，难道它丝毫也没有受到经验的沾染？实际上柏拉图非常嫉妒诗人，他写的另一篇对话颇能说明问题。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自夸他和缪斯女神有良好的联系。他突然声称他能获得超自然的神秘灵感。其意图显而易见。曾经是众神之宠儿的诗人，现在被苏格拉底贬为没有思想和理智的文字游戏者，从此哲学家便成了奥林匹斯众神的真正信使。后果众所周知。人人皆知：在哲学诞生之前早就有了伟大的史诗，像伊安这样的流浪歌手通晓大部分史诗，他们把久远的史诗以口头形式传给后世，而哲学最初只不过是史诗的副产品而已。哲学原本位于英雄史诗和人类起源传说的边缘地带，作为修饰和评注在史诗的阴影下生长，有一天它终于长出了格言的枝叶，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隐语和预言中，它绽开了智慧之花，成为野生的向日葵。

　　我们从巴门尼德的《论自然》残篇中尚可窥见哲学的起源。六音部诗体的残篇具有普遍的形象性和歌咏性，开篇便呼唤缪斯女神——一切知识的启示者，全篇诗体的形式证明了哲学与史诗的近亲关系。而赫拉克利特的散文体残篇则呈现出另一种语言风格：有意识的多义性，谜一般的语言，摆脱词汇规则，成为后世语义霸权的开路先锋。

　　发生了什么事？哲学家彻底篡夺了诗人的权力。严格说来，哲学是靠睿智的文本阐释和注疏起家的，一切哲学沉思最初都是无害的。但这种阐释学不久就变成了神意转达者对信息的窃取，转达者指的是机智的众神使者赫尔墨斯。因为赫尔墨斯使诗人失去了其原有职能，所以他就成了思想家的保护神。果然不出所料，叛徒巴门尼德闪烁其词地说道：“认识更重要。”哲学与诗于是拉开了不可阻止的冲突史的大幕，其影响延续至今。冲突史始于哲学剥夺诗的财产，终结于哲学家完全剥夺诗人的行为能力。从对传承下来的叙述者权威的公开质疑到对诗人的彻底否定只有一步之遥。卑鄙的柏拉图建议把所有诗人即说谎者和幻想家群体逐出共和国。擅长编故事的诗人从此变成了失败者。几千年的适应与自我规训使诗人们忘记了哲学家的暴力行为。美与崇高最终臣服于理念。

　　古希腊哲学家发动的政变相当成功，两千多年来诗人们一直受到压制，每一位诗人的传记都足以说明这一点。诗人们脸上打着说谎者的烙印，被迫接受了社会内部流亡者的地位。他们必须学会否认自我，必须掩饰自己真实的意图。从卡利马科斯（译注：约前310——前240，古希腊诗人，亚历山大里亚派诗歌的代表）、贺拉斯到卡瓦菲斯、艾略特和里尔克，所有这些诗人所宣讲的诗学，其实是一种捉迷藏游戏，是一种防御性的、隐晦的秘密学说。我们不应该被偶尔的反攻所迷惑，例如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类审美教育方案”，荷尔德林的哲理颂歌，或者诺瓦利斯才华横溢的花粉梦幻。自从诗在古典时期的希腊蒙受最早的屈辱以来，它就感觉自己地位低下，因为它已被贬为打发时光的消闲之作。在顽固的颓废派诗人用“为艺术而艺术”这句格言进行自虐之前，诗早已是只有自我目的的艺术了。

　　典型的诗人例如莱辛或赫尔德，常常超越其本行而成为文学评论家，他们研究艺术门类的界限，探讨风格和形式问题，但他们都没有为文学创作赋予意义。在理论思考方面，与其说他们谦虚，还不如说他们臣服于哲学。然而躲在蜗牛壳里的大部分诗人都渴望超越时代。他们的灵魂展开语言的轻盈翅膀，能和前代保持联系，能飞向后世，这使他们暗自感到欣慰。犹如秘密会社会员，他们躲在文本中，他们知道其诗作将永存，他们的诗歌比铜像、特洛伊城墙和罗马的宫殿更长久。只要一句格言能在共同的母语中流传久远，诗人就备感轻松，就可以忍受这种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生活。局势不妙：哲学家们无忧无虑，沉潜于真理的游戏，并且相互关注；而诗人们动辄得咎，其所作所为皆被视为越轨。每一位诗人都按自己的方法培育自己的兰花。自柏拉图以降，万能的认识论哲学家都不把各行其是的诗人当一回事。

二

　　哲学家的宴会把诗人驱逐了出去，成年人的研讨会和恳谈会也把诗人排斥在外，除了特立独行而保有自我意识，诗人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们要保持尊严，就必须和众神续约。他们悄悄地、秘密地重建和众神的联系。他们把他们最神圣的财富，把他们的灵魂托付给天神，从而再次成为神的代言人。为了不受干扰，为了安静地独处，他们在公开场合行为乖张，像病人，像疯子，情绪变化不定，时而幼稚，时而沉默。他们的外在表现依情况而定，有时伤感，有时天真。歌手俄耳甫斯是他们的楷模，是他们的保护人，这位迷人的歌手早已被撕碎，他的尸体被肢解，他的遗骸被抛向四面八方。在与哲学家的斗争中，诗人们采取了拖延战术，他们各出妙招，各显神通。诗人甲写铭辞诅咒其同胞，诗人乙写哀歌悲叹其尘世的孤独。诗人丙在每年的戏剧节上作为悲剧诗人登场，在紧接着悲剧三部曲的羊人剧中宣泄他对善变的观众的愤怒。诗人丁反复推敲其温柔的牧歌，直到找到他自己的格律为止。诗人戊为奥运会得胜者写崇高的颂歌，因为强健的男人身体让他在夜里做淫梦。诗人己则在粗俗的喜剧中发泄其淫欲。古典格律于是应运而生：阿斯克莱庇阿德斯（译注：前四世纪和前三世纪之交，古希腊铭辞诗人）诗体，萨福诗体，阿尔凯奥斯诗体，短长短三音节音步，抑扬格音步，扬抑格音步，抑抑扬格音步。各种体裁相继出现，相互竞争，各显其能。

　　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通观古希腊文学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诗艺术所重获的自主究竟有何好处。那些属于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其好名声主要应归功于一种特性。我们可以把这种特性称作一切真正的诗歌和文学的基本品质和基本美德。这种特性就是具象性，正是具象性赋予了诗作以超越所有时代的生命力。黑格尔声称，真正的哲学家只思考一个问题，即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如果黑格尔说得对，那么诗人用来不断撬动世界的杠杆就是其想象力，即赋予对象以生动性和形象性的才华。诗人的观察力和表现力要远远胜过哲学家把握个别现象的知解力。哲学只能对想象力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哲学家根本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想象力，也不了解滥用想象力的情况。伊曼努埃尔·康德怀疑哲学这个行当，至少在推崇想象力方面他功不可没。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他承认哲学家的精神世界里有一处重要的空白。他满怀敬意用一道树篱把想象力的花园围起来，并以艺术自主的名义宣布它为不可征服的神圣领土。

　　有哪位艺术家，有哪位诗人不应该感谢康德？他剥夺了诗人的行为能力，但他没有使诗人失去魅力。诗人们总是位于思想史的阴面，在迷失方向的长期漂泊之后，除了返归故土，难道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在几百年里，他们把诗艺术的自主扩建成了一种堡垒，并进一步扩建成了一种令外人难以进入的地下墓穴体系，这难道不令人惊叹吗？他们本人也许不知道，在墓穴的墙里，在纵横交错的墓道里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在地下深处出现的也许只是诗人往昔自信的幽灵。每一位诗人都宣称曾亲眼见过那个幽灵。那里肯定有某种东西在活动。诗人在写诗时，这种东西有时在他的颅顶下面打着节拍。一个模糊不清的、永远也无法查明的谜，一个古老的家族秘密的残余，每一位加入秘密会社的新人都严守这个秘密，都向下走进这个内心的迷宫。这也许就是还有诗人在不断写诗的主要原因。诗人冷对一切轻视，克服一切阻力，即使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依然笔耕不辍。诗能够存续至今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其隐晦性。

三

　　如果我重新探讨了诗艺术诞生的条件，那么就其放射性的内核而言，即在阐明诗艺术的魅力方面，我并不比他人更聪明。一个问题是诗艺术的精神前提，正如人们所描述的那样，这种前提在古代表现为神灵的作用，在现代则表现为它所特有的神经物理学（译注：神经物理学亦名神经生物物理学，是生物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揭示了人类大脑认知、思维和意识的理论与技术基础。）另一个问题就是，精神前提是如何变成艺术的，这种艺术的用途在于在读者的心中点燃璀璨的烟火。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我觉得诗艺术能产生效果的真正原因仍然藏在暗处，或者至少模糊不清。只要一件事情无法彻底澄清，无论是专家还是外行都有理由谈论其秘密。

　　诗歌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其结构和写法各异，但所有好诗的特色都在于某种无法彻底破解的奥秘。好诗充满特殊的语言机智，具有音节魔力，技巧纯熟，情趣盎然，如梦如幻，想象奇崛，所有这些因素都不能说明好诗的神秘性。神秘性乃是诗歌整体的增值额。无论人们怎样解释诗歌，即使我把诗歌看作激发心理反应的总谱，诗歌的秘密也没有得到破解，秘密依然是秘密。当我们吞吞吐吐地说不清楚的时候，只好采取谦卑的态度。我必须说实话，必须承认：关于诗歌秘密的探讨总是围绕着一个盲点在转圈。这个盲点可以是一切可能的事物。它也许是母语本身的幽灵，幽灵刚向诗人显现，就立即飘走了。它也许是对一种美与自然和谐的坚信，这种美屡屡遭到庸众的否认，它是一种内燃的美，而在诗歌的大门外，庸众对内燃之美的感受力似乎早已消失。它也许是诗行中自然流露的与后世对话者的共鸣，这个对话者就是一个从未来来到诗中的你。它也许是只在诗歌中发生的一种令人心碎的、朝向终点的、生命的运动，这个终点比逐行酝酿好的诗歌的尾声更厚重。它也许是一种自大狂，一种使人变好的自大狂。尽管秘密有时清晰地显现了出来，但是孤独的诗人永远也无法彻底看透它。关于秘密，有些诗人比其他的诗人知道得更多；而一流诗人则觉察到，秘密总是蔑视诗歌的作者，并把他贬为无名的创造者。有人说：隐喻比隐喻的作者更聪明。还有人快活地说道：这几行妙语肯定是某人口授给我的。然而盲点依然存在，它仍旧未被认识。

　　我个人认为，诗歌表现的是人对超验世界的信仰和对丰富多彩的此岸世界的忠诚。我觉得诗歌秘密的玄妙性是由两种事物构成的，它是对此岸的热爱和对形而上学的好奇的混合体。证据何在？只有在诗人那里才能发现两者的和谐，只有在诗歌中才会出现纯粹理念与具体现象成功和解的瞬间，而神学家很少能做到，哲学家则几乎永远也做不到两者的结合。和解的建议总是来自诗，很少出自柏拉图和康德这些哲人。如果有位哲学家突然打破沉默，开始谈论和解，那么他的言论就显得尤其珍贵。最近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兴致大发，慨然施恩，他宣称：“精神和思想进步有赖于哲学家的不断活动，哲学家应该在有条不紊的、进行论证的科学家和浪漫的、非推论的诗人之间不停地来回运动，当他厌倦了前者时，就可以关注后者，反之亦然。”

四

　　当一位当代普通知识分子回忆上个世纪艺术和思想领域的重大成就时，他首先想到的名字是弗洛伊德、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海森堡、希区柯克和维特根斯坦。在这份名人录中会出现一位诗人，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的。一位熟悉文化史的思想家绝不会自发地想起某一位优秀诗人，例如佩索阿、卡瓦菲斯、里尔克、叶芝、曼德尔斯塔姆、瓦莱里、弗罗斯特或马查多，然而他却声称他了解现代文化。如此看来，诗艺术恰恰是今人文化记忆中的盲点。对诗艺术遭到忽视的原因进行反思，这没有多大意义。不公正也许和善变的记忆本身有关，和它患有遗忘症有关，因为文化记忆总是忘却那些不可利用的、没有权势的事物，我所说的权势指的是技术、资本、意识形态或实权。于是诗人只得继续独守其小秘密了。但总有一天人们会发觉诗歌秘密的巨大影响力：这个秘密能改变世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有一种思维可以抵达某些普通思维难以进入的地方，正如牙线可以穿过口腔后方臼齿之间的牙缝，又如内窥镜可以进入肠胃。这种思维将首次直观地说明某些地方，它可以看清复杂难辨的心灵洞府的左道旁廊，灵府位于所有人的身体内部，只有机智的、在巷道中冒险掘进的幻想才能发现它。这种思维就是诗性思维，诗性思维并非诗人和文学家独有的领地，确言之，它是许多搜寻小组的思维方式，这些搜寻小组来自四面八方，相互之间并不了解，他们集结成一支现象学家的队伍，奋力开拓人类共有的现象王国。（贺骥 译）

　　杜尔斯.格林拜恩 （Durs Gruenbein)~,德国当代诗人、散文家、翻译家。1962年生于前民主德国德累斯顿，现作为自由作家和发行人居住在德国柏林，著有诗集《清晨的灰色地域》(1988)、《颅底课》(1991)、《皱纹与陷阱》(1994)、《献给敬爱的死者》(1994)、《讽刺文学之后》(1999)和散文集《伽利略想念但丁的地狱》(1996)等。格林拜恩以其独特的诗歌奠定了他在当代德国文学中的地位,1989年以来荣膺多项文学奖及德国文学最高荣誉毕希纳奖。　

      来源：隐者微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