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宣自选诗集《河流简史》付梓，嘱我写点评说文字。我一向对这类事情敬谢不敏，因为自己并不擅长写评论式的文字，勉强去写，于人于己都不够尊重，但对宗宣所求却无法推脱。我与宗宣相识十几年了，虽然一直未曾谋面，只是书信往还，彼此间却很相知。另一个原因是我看重宗宣的诗，觉得里面有些因素于诗坛是很可贵的，因此无论出于个人原因，还是从诗歌方面考虑都应说上几句话。和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些诗人们相比，宗宣的诗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我看来，他的诗并不比一些名气更大的人差，甚至还要写得更好。这或许是我们的诗歌评价体系出现了某种偏差，也可能出自写作者个人的原因。就我个人的印象，宗宣平时为人低调，不事张扬，他的诗也不是那种眩目的受到普遍喜爱的浮华风格。相反，他写得平实、内敛，有着一种深沉的内在力量，读来会生出一种细细的感动。这感动也许并不强烈，却会长久地索绕在你的心里，孕化出一种悲悯的情绪。

已经不大能够记起和宗宣初次相识的情形了，总不外乎是通过书信或是邮件之类吧。也不大能够记起彼此间都说了些什么，也总不外乎是诗。诗歌不仅是我们的追求，也会成为朋友间交往的媒介。岁月使很多事物变得黯淡，甚至包括记忆，但诗却变得明亮起来。这本集子汇辑了他十余年间的诗作（2004―2015），从时间上讲，是他的第一本诗集中作品的延续，从内容和技艺上看，也是他第一本诗集的深化和发展。我想这本新的集子不仅在技艺上更加精湛，更是向我们展示出这十五年间他的生活变化与心路历程。让我欣喜的是，这本诗集的编列方式也是很有意味，他并没有完全按照写作顺序来编排他的作品，而是将2009年到2012年间的作品放在前面，这样就将他十年间写作的时空跨度清晰地显示出来（从北方到南方）。诗集中的头两首诗呈现出明显的分界线，他是从南北两个向度来展开他的写作场域。

从集子中的诗中可以看出来，2012年对宗宣的写作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无论是从个人生活还是创作来说，他开始了一次逆转，开始一种一意孤行的写作，写出了诸如《汉口火车站》《路过》《你的档案全是死者的签名》《一意孤行》等诗作，这有些来势强健的势头一直延续到近年，从诗集的后两辑《旧地游》和《河流简史》可以感受得到。他以他持续的写作更新了一个诗人的形象，或者说他是以一个新的诗人形象来面世，从中我们会读出他的诗艺上的自我更新或转型。比如他的短诗《写作的享乐》《夏日时光》和长诗《平原歌》《河流简史》。这与他在北方的生活与写作（见诗集第二辑）构成了不同的语言景观。

我比柳宗宣略长几岁，他写作的大的背景我同样熟悉，他追求的平稳质朴的诗风也是我所赞许的，接受起来并无障碍。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生长环境和个人经历，但这反而会引发我阅读的兴趣。他二十七岁开始写诗，起步并不算早，但一开始就写得很成熟。他早期的诗似乎偏重于玄想，到了后来，诗风变得质朴、深沉，特点也愈加鲜明起来。他的诗大都叙事，在这方面我们多少有些接近。我注意到他写过不少追怀亲人和朋友的诗作，甚至也有写给女儿的诗，但处理起来和我全然不同。在我看来，写作似乎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是要从个体经验和立场出发，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甚至被过分强调了。另一个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即诗人应该努力理解他的时代，通过个体经验达到对时代更深刻的认知。离开了其中任何一点，诗便无从谈起。诗歌的深度和广度应该是经验的深度和广度，也应该包含着认知的深度和广度。

宗宣两方面做得都很好，他的诗带有某种自传性质，并非有意为之，他只是准确地描述自己的生活和内心的变化，哪怕是很细微，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他人生的境遇和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和氛围。对准确这里也许需要稍作解释。诗歌的准确是靠语言来实现的，如果仅仅把达意当成准确，事情就简单多了。准确不是基于对现实的摹写，而是基于对现实的重构。它不仅要求忠实于外部现实，更要符合内在感受，在展示事物外在形态和特征的同时更要体现出事物的本质，以便在最大限度上切合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后者指向一种更高的真实。文学和绘画一样，也有写实和写意之分。前者追摹现实固有的形态，后者则从内心感受出发，对外部形象加以抽象或变形。宗宣的诗应该介于二者之间，既注重对现实摹写，也是注重表达内心感受。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真诚的态度，也同样需要高超的语言技艺。

宗宣在语言使用上很用心，他使用一种经过提炼后的日常语言，用词朴素而准确，态度真诚而严谨。他的诗少有鲜亮的色调，像黑白影片一样在时光流转中回放着，展示出人生的况味。他采用了一种近似无风格的风格，多少有些接近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我清楚要达到这一点是多么不容易，同样清楚态度的真诚和准确的表达对于写作有多么重要，因为任何夸饰和矫情都会损害诗歌的真实。在宗宣的诗中，我们看不到浮夸和矫饰，甚至在必要的情感抒发时也显得节制。在一则札记中，他曾经谈起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尤其是其中的克制艺术——静观的视角：“那种被动的态度。艺术家的低摄影：限制了他的视角，为的是看到更多；限定他的世界，图求的是超出这个限定。”从对小津的理解中我们或许可以领悟他的写作。这里有两个词语值得注意，一个是静观，另一个是限定。前者是为了对世界更好地体察，静观在这里不一定是机位和视角的固定，像小津那样。“静”可以理解为静默和冷静，而是在观察中凝神结思，最终演化成为一种美学上的境界。后者则是以少为多，限定是为了超出，以有限的能指达到更多的所指（小津也许才是真正的极简主义），与海明威的冰山说契合，也体现出一种对立的因素，艺术也许就是这样构成。我想这两个词用来解释宗宣的写作风格和艺术追求很适合，也让我们对他克制的特点有了更深的理解。

宗宣诗中多是写日常生活中的身边小事，克制的原则在材料的选择上同样有效。他从当代生活中的一些细微末节入手，并围绕这些展开。“喜欢描述日常生活，从非常具体的人和事件中投射出情绪性、观念性的精神因素。”这句话说出了他写作的一个特点。他诗中提到的事件只是与个人生活相关，却能展示出人类的某种处境或生存状态。这种被称为日常化的手法在九十年代以及后来的诗歌创作和批评中被经常使用，却没有被真正重视起来。当一种文学现象或写作方法被概括成文学术语，很容易成为一个标签，贴上去就完事大吉，至于标签后面的具体情况则很少去理会。人们常常会说起某些人是叙事性写作，或某些人是日常化写作，似乎这就成为这些人的写作特征，却对作者在使用这些手法时独特用心和手法却视而不见，而一个诗人真正的特点和长处可能就在这里。

对日常化的理解也存在着歧异。记得在若干年前的一次文学活动中，我和几位诗人读了自己的诗，一位我们当年曾经尊重过的诗人却对这些诗颇为不满，他私底下批评这些诗太过琐碎，而琐碎正是日常化的贬称。它总是通过细节和具体的情境来体现。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也许是对的，因为在他写作的那个时代，诗歌需要反叛和激情，也需要高度的概括。但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诗歌总要跟上时代脚步，它需要突破自身的限制以适应新的变化。如果仍然停留在当年的认识上，理所当然会对今天的写作不满。在他或是和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看来，日常性使诗歌变得琐碎而平凡，破坏了诗歌既有的美和崇高。然而他们似乎忽略了一点，正是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执着与发掘打破了既有的宏大叙事和虚假的崇高感。日常代表着生活的常态，能够更加真切地体现我们的意识、情感，和当下的生存状态。如果按阿伦特的说法，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将人类的行为从注定被遗忘的虚空中拯救出来”，那么诗人的任务和历史学家是一致的。一些人不接受日常性，也是因为日常性与传统意义上的诗意格格不入。他们还没有从浪漫主义诗歌的审美趣味跳出，仍然沉迷于那些与现实无关的所谓诗意中。

的确，日常性表面上看并不诗意，甚至排斥诗意，然而，它在带给诗歌现代特征的同时也展示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诗意。这种日常的诗不以激情取胜，也不侧重于象征和议论，而是通过更加具体可感的情境和场景来体现人生意蕴。这一认识在我读宗宣的这些诗时更加明确了。他在日常化方面做得很出色，身边的一切都能进入他的视境，然后转化成诗：回忆，个人生活，日常见闻，一次邂逅，阅读，甚至是路上丢弃的鞋子。这使我想到了美国诗人辛普森一首关于诗的诗：“不管它是什么，它必须有/一个胃，能够消化/橡皮、煤、铀、月亮和诗”。把日常的一切尽可能地纳入到诗中正是现代诗的一个显著特征。他的胃足够强大，那些惯常容易入诗和不容易入诗的形象都纳入他的诗中，处理起来驾轻就熟，而且写得摇曳多姿。他处理细节的能力很好，目光像摄像机镜头一样从周围的人或事物上缓缓移动，并不做过多停留，读起来既不粘滞也不琐碎：

              ……你把头

探出大巴车窗，几秒钟

路过了水牛缓行的田埂

几百年的河流与村落

你离开，却不停地返回.

回到童年的老房子

是多么困难。酒宴上碰到

同乡老人收缩变小的身子

恍惚路过带有厢房的老屋

场景和时间在大巴的行驶中缓缓流动和变化。这种日常的情境更能显现生活的本质。如果我们对日常化不是简单理解，就会看到，日常化不单是写生活中的日常事件，而且也会把一些不那么日常，即生活中非常态的事件常态化。在宗宣的诗里，偶尔会涉及到人生的较为重大的事件，但会做出常态化的处理，如在《上邮局》中他这样写：

今天想到你的死

父亲，你是用激进的方式

了结自己。在往邮局

发信的路上，我决定离开这里

单位快倒闭；院子死气沉沉

父亲的死（哪怕是在回忆中）和自己的即将失去工作都是人生中不堪忍受的重负，但他却努力压制着愤怒和沮丧，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说出，并在意象间迅速转换。这种将重大事情常态化的做法别有深意，它向我们展示着生活残酷的一面，同样也似乎在告诉读者，这些其实是平常不过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和我们每天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在一首诗的题记中他引用了波德莱尔的话：我陈述我之所见。他曾提到波德莱尔对他写作产生的影响，这句引语或许能够进一步表明他的观点。“所见”是当下的，真实发生的，甚至也是日常的。这种“所见”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它是我们与现实和世界发生联系的介质。通过所见可以让自己的视野变得开阔，更广泛地激发写作的灵感。所有这一切，过去的生活和当下的生活，乡村和城市的自然和街景，都是他观照的对象，甚至在旅途中的一些场景和见闻也会成为他写作的素材。他的一些诗是在旅途中观察所写，景物的转换与诗行的流动相得益彰。他这样说，“一首诗在写作者看来就‘被看见了’。诗的情感就是能被身体感知的客观化的空间，也是可以被看见的。然后，一个写作者要做的工作是呈现，把那首可能的诗构造出来。”一首诗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揭示这种内在的情感，但它仍然要附着于外在的事件。内在的情感在被感知的同时就是客观化的过程。于是看（静观）有了双重的含意，一是向外的凝视，一是向内的省察。正像他在提到的小津时所说，“日常人事的美善，人生的无常、易变，那细微的哀伤，和暗流涌动的人性幽暗及复杂况味在这抑制中纷纷出场。”这种对于当代生活的执着成为他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门径，也是我们理解他的一个重要门径。在他看来，日常生活并不仅仅是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它还包含着我们平时观察不到、甚至也是无法理解的内容：

日常生活的背面总是晃动着

亡者的面影，他们说过的话

纠缠我，在阴阳两世出入

绝决，无所顾忌，代替他们

这几行诗让我感动。透过那些纷杂的表象，我们看到了日常生活不为人知的一面。日常代表着现在，也同样包含着着过去，在我们熟悉的生活背后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的息息相关，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因为这样，“我”所看见的不再是单向度的了，出入阴阳两界的死者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彼岸世界的信息，把两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过去和现在，生和死。宗宣的一些诗中多次写到死者：父母、朋友和熟人，他仿佛在和死者面对面的交谈，自然得就像在田边谈论着天气。在一首诗中，他历数着死去的熟人，仿佛在为死亡开一份清单，或是在为那些死去的人撰写碑文。诗的结尾出人意料：“没有生死，只有面前/一个光亮闪现的空无”。这种貌似的超越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反而衬托出生者的沉痛。那首怀念父亲的《藤椅》诗应该是同类诗中最好的一首：

最后那把椅子也帮不了他

他依靠了那根绝望的麻绳

没留下什么遗迹除了这把椅子

他的遗像也不知放置什么地方

诗从一把藤椅入手，短短几句便写尽了生前身后事。平淡地写来，无一句写到哀伤，但哀伤自在其中。在另一首《俯视的目光》的诗中，他这样写：

吃惊于熟悉面孔在变老

他们从我面前走过

有的，已经走失了

再也无法见到

我想到了《世说新语》中王孝伯和他弟弟的一段对话。他问弟弟古诗中哪个句子最好，然后自己徐徐回答，就是那句“所遇无旧物，焉得不速老”。他所以看重这句诗，不仅在于它切中了生命的本质，也映射出魏晋人的心态。但宗宣没有发出类似“焉得不速老”的感叹，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引而不发，点到即止，但一种人生的悲凉却透过诗句缓缓向外溢出，带给我们一种虚无和驱之不散的沧桑感。

宗宣的诗平实而朴素。在我看来，做诗和做人的态度应该是一致的，至少是在相互作用。从一个人的诗中约略可以看出一个人性情和人生态度。在一次访谈中他谈到喜爱陶渊明和纽约派诗歌。生活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以田园为背景的中国诗人和生活在二十世纪大都市的纽约派诗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共同点？陶渊明选择了一种近乎农民式的乡村生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心灵自由，他写的却是身边事，耕种，锄草，喝酒，读书，游览，甚至乞食。纽约派诗人们作为身处二十世纪最繁华的大都市中的艺术家，诗中充满着城市中的日常细节。街道，地铁站，唱片店，约会，午餐，俯仰皆可为诗。事实上，他们都是在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把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一些平常小事转化成诗。

只有真正的诗人才会具备这样的眼光和能力。他们的语感亲切、自然，很少姿态感。后者同样重要，代表着一种自然、率真。诗人需要这种态度，同时也要保持足够的谦虚和清醒。他应该意识到，真正应该追求的不是名声，更不是话语中的权势，而是通过不断锤炼自己的诗艺，努力探求和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自我炫耀和过多的姿态感最终会对诗歌和自身有所损害。诗歌一方面如布罗茨基所说，是高度个性化的，是免遭奴役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名利的一个陷阱。当诗人热衷于名利地位，标榜成功和征服，变得浮躁和功利，就开始远离诗歌和自我了。诗歌高贵，但并不意味着诗人高贵，除非他通过诗歌写作使自己的人格和精神境界得到提升。诗人除了写诗外，并不异于常人。如果诗人比起常人更加优秀，那么只是因为他保持着一份平常的心态，把生活和写作同一起来，在生活中发现诗，并使自己的人格境界得到提升。

在宗宣的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姿态感，相反，他似乎向我们展示出一种追求平凡的努力：用平常的心态抒写平常的事物，以便“从生活的朴素进入到诗本身的朴拙”，这是很值得赞许的。难得的是他把写作与人格的修为联系在一起，把个人修为和诗的境界联系在一起。“写了几十年的诗，最后发现它是你人生修为的承载形式，人修行到什么程度诗的境界会随之相配衬。陶潜的伟大就是他的一生的身体力行。”这些话深得我心，诗的境界与诗人的修为密切相关，如果诗歌写作不能提升诗人的境界，无论它会带来什么，最终也是徒劳无益的。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真诚地抒写内心也许更为重要。写诗不是一种工作，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有些人来说，甚至也是一种宿命。这些年来，宗宣一直在默默地写作、探求，这部诗集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我写诗略早于宗宣，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几年了，诗歌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或者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我至今说不清楚。也许诗歌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带给我们的对生命独特的理解和体验和我们对待诗歌的态度。这也是从宗宣诗歌中得到的一点启示。

               （选自《名作欣赏201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