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借助“铜”来开凿生命寓言，的确绝妙。从权力到征伐，到饮食起居、儿女情长，铜鼎、铜兵器、铜镜等等，“铜”所传达的历史信息如此全面，也如此权威。月亮初升，有时看上去委实带有一点黄，或者非常天气里像蒙了层纱而显得苍黄，但为何呼之“黄铜月亮”，还是无确证，或许月下明镜，人们在铜镜中得以观之的缘故。 

　　海子写道：

亚洲铜，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在海子笔下，散发渺远的时间气息的铜，被赋予终结时间的功能和形式。在不容置辩的语气中，死亡的气息迎面扑来。祖父、父亲、他年之我，生命的链条接受这个唯一：时间断裂之铜。海子的家族式书写，当然也是民族书写，生命之链当然也是精神之链。“铜”的文化征象之于黄皮肤的存在史传达及精神诉求，如此恰切，如此深远。 

　　从未有人像海子那样触目惊心地揭示“铜”与死亡的关联。我们不要以为，“铜”被铸造为“埋人的地方”，是海子的一份悲情的表达，或许，黄种人眼里的“铜”，有如蓝眼睛对大海宝石绿的会心。死亡并非都是恐惧，也有功德无量的包容，像怀乡者终于回归故里。我们不能因为“亚洲铜”埋人，就无可置疑地指认“铜”赋予海子的“历史感”必然是悲情的。当然，我们也的确读到了一种荒凉感，仿佛看到野草蓬勃而无辜，一股哀怜从废墟中升起： 

你（铜）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

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坦率地说，我在《亚洲铜》这个震慑人心的开头滞留好多年。这首诗在海子生前身后流传广泛，像有使命在身；而海子给这首诗打开的却是死亡之门：“亚洲铜”被海子发掘成了“埋人的地方”。不，这不是一首绝望的诗！是清算而不是绝望——这是一首在创造力的时间考量中延伸到未来的诗！那么如何看待海子设置的“死亡之门”呢？ 

　　本雅明在其长文《讲故事的人》最为精彩的第十、十一节，出色地追溯了在时间无关紧要的时代，死的观念在总体意识里的生动逼真。他引用瓦雷里的话：“永恒的观念总以死亡为其最旺盛的源泉”，而讲故事这种悠游徐缓的劳作，其动力源在永恒观念。本雅明由此追溯“死亡”是故事的最终源头。一个讲故事的人，要让故事讲得好，刺激永恒观念在潜意识里分泌甜乡美梦，他必须明白这样的叙述必然性：“死亡是讲故事的人能叙说世间万物的许可。他从死亡那里借得权威。”（本雅明） 

　　从死亡那里借得权威。海子了不了解本雅明及其“讲故事的人”是次要的，他要借得一种权威，像哈特-克莱恩借得“铁棺的微笑”（《航程》），来表达写作的“历史感”；他要借得一种权威，来表达一己雄心，一份远见。

           （二）

　　我们极为罕见地读到海子诗歌中出现真名实姓的本民族诗人。《亚洲铜》写到了屈原： 

亚洲铜，亚洲铜

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

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 

　　我注意到，在海子长诗《传说》（副标题为：献给中国大地上为史诗而努力的人们）中，海子在几个分标题下分别引用了李白、王维的诗句和老子、庄子的文句。这些引用均为导读提示，是借句以表达海子个人思绪、喟叹，并非为探讨李白、王维的写作或老庄的思想。我们不能说这些作者没有为本土史诗而做出某种程度的努力；从某单个诗人整体诗歌成就看，不能说没有一丁点史诗意义可言。“时光与日子各各不同，而诗则提供一个瞬间。让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同时代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海子，《传说》附言）“让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同时代人”，这是诗艺传承的基础。且不管历代本土诗人是否创造出海子推崇的诗歌类型，他们诗歌中某些永恒的东西——即超越时代局限、成为其他时代的“当代”的东西——还是被海子体察到。但严格来说，无论李白、王维还是老庄，都没有创造史诗成品，不能算是史诗诗人。海子的崇敬是有限的。 

　　在海子诗学文章《王子-太阳神之子》中，海子列举了多位被称为“角逐王位的王子”的诗人，和几位“终于为王”的诗人。很遗憾，我们没看到其中有中国诗人。在这篇文章中，海子明确表达了对东方诗人的憎恶：“这一次我全然涉于西方的诗歌王国。因为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海子不是采用论证的方式来冷静表达观点，而是带有强烈情绪化的指责：“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在长诗《弥赛亚-铁匠》中，海子写下这样一句引语：“汉族的铁匠打出的铁柜中装满不能呼喊的语言”。“不能呼喊的语言”可以指向民生的失语状态，但在这里，更应被视为诗歌语言状态。海子的批评不是针对诗人个体，而是民族整体诗歌现象。 

　　屈原能否算是海子理想的诗人类型？譬如“王”或“王子”？显然“王”是算不上的。没有总体意识而只有家国之思，不是王；哀叹命运而不是命运本身，不是王；感叹时光流逝而不不能洞悉并热爱时间的秘密，不是王。屈子是本土中最接近史诗创造气候的诗人个体。但他没有结构史诗的意愿，也没有显示这个能力，他的家国抱负在他成为诗人之前就抹杀了他构造史诗的可能性，构造史诗雄心的特点是悠游无为，甚至显得百无聊赖。如果屈原算得上海子所谓的“王子”，恐怕也是不失功名之心的最为本分的王子。“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他只能写出哀叹复哀叹的版本，譬如《离骚》，且不可比目西方的“哀歌”这一诗歌范式。根据哈罗德-布鲁姆的研究，西方诸多的哀调性诗歌，也有总体意识在里面。在我看来，屈原楚辞的诗歌范式，到唐代，李白和杜甫就是这一诗歌范式的分化。是的，我要说的是，屈原可以分离出两个屈原：一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这一屈原被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的杜甫承接；另一个是“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的屈原，被“霓为衣裳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李白续承。我们在后一个屈原那里读到神话的曼妙之姿，似乎能闻到些许史诗的眇邈气息，看到史诗语言的高蹈姿态。但遗憾，在屈原那里没有史诗框架，也没有让人类整体命运以某种粲然形式开口。 

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

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 

　　《亚洲铜》没有给我们明示屈原到底是怎样的本土诗歌先驱，也没有明示海子在屈子那里汲取了怎样的创造力。海子提到屈原，仅仅是简洁的白描中附带，或者说屈原是海子在书写自己的诗歌意志时的一个瞬间闪影。甚至，屈原并非以一个整体诗人形象出现，仅仅是他的一个附属物出现：遗落的鞋子。海子的用心在哪里呢？是否源于屈原是一个难以界定或不好明示界定的诗艺先驱？海子没有抛离这个本土最早的诗人个体：“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但是我们知道，“白鞋子”，在塑料、橡胶广泛使用以前，民间大都为祭奠之用。这一与哀恸情愫关联的“白”，是否泄漏海子藉此表达对屈原的祭奠而非继承意图？如果硬要讲，海子提到屈原意味着某种精神的或诗艺的取向，我想绝不是屈原“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那忠心不渝的一面，亦非“世溷浊而莫如知兮”那浊世独清的一面。屈原发出了“哀民生”之声，也有勾勒民生的小片断，但没有给出人类整体命运的绘制，没有多维度开掘人性并由此揭示历史的真相与狡黠成分。屈原的诗文本，内部的构造空间是单纯的，一览无余的。至于“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涉江》）这类抒写，单就传达出的绝世高迈之姿而言，倒有可能是海子激赏的。

       （三）

　　考察“亚洲铜”作为“埋人的地方”，相当于穿着“白鞋子”蹚过先人的河流。海子——因其是海之子，必将进入蔚蓝大海——那是“大诗”书写的桌面，那是太阳之子出没之地。映现“万古愁”的亚洲铜，将抛开它“埋人”的沉郁，在酣畅淋漓的击鼓——一种亢奋而洗炼的鼓点中上升—— 

亚洲铜，亚洲铜

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埋人之铜构成“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在这里，“月亮”不再作为“万古愁”的征象，而作为漫长诗艺努力中死亡与新生的合力之核。诚然，作为从总体意识出发的诗人，“以梦为马”的海子必然遭遇“前无古人”的孤独，但亚洲铜赋予海子的，不是废墟及其生成的沮丧之灰，而是创造的欢欣，是激越鼓点中语言的舞蹈。如我们所知，海子是立于本土、对人类集体命运有过深入考察和追问、对人类语言艺术有过广泛涉猎并有独到领悟的诗人。海子的“月亮”是民族性的也是世界性的——其心脏的跳动已应和本民族之外更广泛的语言艺术之舞，汇入诸多神秘激荡。海子的喜悦，乃是他已置身于“伟大诗歌的宇宙性背景”（海子，《伟大的诗歌》），践行于“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海子，《王子-太阳神之子》）。 

　　身体里奔跑着“彩色母牛”（一种狂喜的征象，见海子《死亡之诗》之三），并未让海子失去对个人创造之路的理智预判。在《祖国（或以梦为马）》一诗中，海子写道： 

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

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在这个告白里，海子高估诗歌而不高估自己，语调高迈，依然勾勒了个人创造力的废墟图景。但我想，即便海子是一个失败，也会被焕然一新的亚洲铜埋葬——那是锃亮如虎啸的亚洲铜（“火红的老虎”，海子《死亡之诗》之一），更具威慑力的亚洲铜。对于那些臆测海子借自杀抬高自己诗歌价值和影响力的人，我只能借海子散文《源头和鸟》中的一句相赠：“你的心脏不是为防范而是为飞行所生。” 

       结语 

　　单纯说基于对海子及其诗歌的爱，仍无法涵盖我写此文的初衷。我也知道，要准确解读海子的诗绝非易事，盖因海子及其语言艺术如此宏大，生命如此具有冲击力。好在哈罗德-布鲁姆有一句话开导我：“诗歌影响实则就是误读，一位诗人因先辈的诗歌不断找着他而苦恼。”（布鲁姆《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翁海贞 译） 

　　在海子的宏观诗学构想和建构中，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他驰骋的疆域有多广。时长上，可以追溯到人类诗思之初吧。时至今日，我们只能从他的诗歌文本和诗学文本中去窥探他的诗学资源的汲取，他诗学接力的站位，以及他的抱负。而文本探究——在当今已有较为丰富的诗人传记资料、大量的评介文字及回忆性文字、五花八门的臆断和口头传说的情形下——诗歌文本似乎更能揭示诗人未来得及表达或不愿明示的东西，而研读文本也就更能表现我们对诗人创造性工作的尊重。如果诗人与诗人之间确有一些秘密寻访和对话的通道，我希望这样的通道存在于我和海子之间。如此，我对海子诗歌文本的窥探就不仅有发现的意义，也有还原的意义。 

　　（2016、10，初稿，望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