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霍俊明

编者：陈思和、周明全

出版方：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

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博士后、诗人、批评家。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70后”批评家文丛  霍俊明卷》等。著有诗集《怀雪》《批评家的诗》等。编著《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天天诗历》等。参与策划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好诗”，曾获《星星》《诗选刊》年度批评家、《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山花》年度评论奖、“后天”双年奖评论奖、“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家、《滇池》文学奖、首届德令哈海子诗歌奖、首届刘章诗歌奖批评家、“明天”双年奖批评奖、首届建安诗歌奖、大昆仑文化奖杰出诗歌评论奖等。

内容简介：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规划项目“先锋诗歌的空间与地方性知识”。作者以微观视野和细节史的方式考察196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先锋诗歌空间和“江湖”的特殊话语形态、生成及转换机制。从思想禁忌到逐渐开放年代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来重新梳理诗歌现象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以地方性知识和空间为出发点重新考察先锋诗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地理学和区域性研究，而是要在历史田野的考察中对一个时期内先锋诗歌在不同空间和场域的发生、重心、结构、位移、变化做出探索性的阐释，在广场、车站、胡同、街道、卧室、茶馆、餐馆、公园、校园等空间寻找诗歌的发生点与发展动因。来自于地方性知识不平衡所形成的地方与空间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影响的焦虑”对于辨析当代诗人心理具有着特别的意义。本书在文风上尽可能呈现批评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特殊性和“写作特征”以显示这种方法与一般意义上知识化的学院派和过于无序自由的独立作家的显豁差别。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代序）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   一个叫马尾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   高悬草原   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海子《九月》

海子写作《九月》这首诗的时候是在1986年。那时的他还仍然渴望着爱情。

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拒绝了诗歌和诗人。中国的大地和天空在剧烈的颤栗中留下难以弥合的永远阵痛。每年3月26日，诗歌界都必然会迎接盛大节日般再一次谈论一个诗人的死亡，必然会有各路诗人和爱好者以及媒体赶赴安徽高河查湾的一个墓地朗诵拜祭。对于海子这样一个已经被经典化和神化的诗人，似乎他的一切都已经“盖棺定论”，而关于“死亡”的话题已经掩盖了海子诗歌的本来面目。这多少都是一种悲哀。

格非的《春尽江南》这部长篇小说曾经长期让我迷恋和充满期待，在2015年8月的西山八大处脚下我再次读了一遍这部小说。“春尽江南”这一具有强烈的诗意化象征的词语让我对“江南”充满了各种想象。江南的春天该是如此的让人向往和迷恋并值得反复追忆，而事实上却是江南的春天也有一天走向了尽头——曾经的春意必将枯萎。这显然也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格非《春尽江南》这部小说的精神宏旨——由繁荣到枯萎，由诗意葳蕤到理想丧尽。这呈现的恰好是中国1980年代末期以降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先锋精神颓败的寓言。“春尽江南”是从一个春天的“诗人之死”开始的——“原来，这个面容抑郁的年轻人，不知何故，在今年的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了。她再次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觉得这个人无论是从气质还是从眼神来看，都非同一般，绝不是自己那乡下表弟能够比拟的，的确配得上在演讲者口中不断滚动的‘圣徒’二字。尽管她对这个其貌不扬的诗人完全没有了解，尽管他写的诗自己一首也没读过，但当她联想到只有在历史教科书中才会出现的‘山海关’这个地名，联想到他被火车压成几段的遗体，特别是他的胃部残留的那几瓣尚未来得及消化的橘子，秀蓉与所有在场的人一样，立刻流下了伤痛的泪水，进而泣不成声。诗人们纷纷登台，朗诵死者或他们自己的诗作。秀蓉的心中竟然也朦朦胧胧地有了写诗的愿望。当然，更多的是惭愧和自责。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如此重大，自己竟然充耳不闻，一无所知，却对于一个寡妇的怀孕耿耿于怀！她觉得自己太狭隘了，太冷漠了。晚会结束后，她主动留下来，帮助学生会的干部们收拾桌椅，打扫会场。”

此后，诸多的文学叙述中由“诗人之死”开始中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而这种精神的剧烈震荡、中断和转换不能不在一代人关于历史和现实的想象和叙述中占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这种恍惚的历史感和先锋精神的断裂感也成为了评价当下现实的一个重要尺度。显然在小说家格非这里扩充和夸张了1989年海子自杀给诗坛和文学青年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因为海子的自杀带有着历史和精神的双重寓言的性质，我们确实能够在这里得以窥见时代之间的诗人差异与思想转捩。

当诗歌和诗人成为公众心目中偶像，这个时代是不可思议的！

当诗歌和诗人已经完全不被时代和时人提及甚至被否弃，这个时代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吊诡的是这两个不可思议的时代都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中国诗人身上。甚至在此发生过程中众多的普通人和写作者们都感受到了空前的撕裂感和阵痛体验。可以想见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疼痛的体验已经成为诸多写作者们最为显豁的精神事实。所以，对于那些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的诗人而言叙述和想象“历史”和“现实”就成为难以规避的选择。然而需要追问的是我们拥有了历史和现实的疼痛体验却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天然地拥有了“合格”和“合法”的讲述历史和现实的能力与资格。

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是海子的死亡和他的情感生活，海子一生的悲剧性和传奇性成了这个时代最为流行的噱头。在公众和好事之徒那里海子的诗歌写作成就倒退居其次。海子的自杀在诗歌圈内尤其是“第三代”诗歌内部成了反复谈论的热点，也如韩东所说海子的面孔因此而变得“深奥”。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海子的死可能更显得重要，因为这能够满足他们廉价的新奇感、刺激心理和窥视欲。甚至当我们不厌其烦一次次在坊间的酒桌上和学院的会议上大谈特谈海子死亡的时候，我们已经忽视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海子。海子死亡之后，海子诗歌迅速经典化的过程是令人瞠目的，甚至这一过程的迅捷和影响还没有其他任何诗人能够与之比肩。

海子定格在1989年，定格在25岁。这是一个永远年轻的诗人。或者，是一个永生的诗人。

当我在2012年7月底从北京赶往德令哈，海子强大的召唤性是不可抗拒的。在赶往德令哈的戈壁上大雨滂沱，满目迷蒙。那些羊群在土窝里瑟瑟避雨。当巴音河畔海子诗歌纪念馆的油漆尚未干尽的时候，一个生前落寞的诗人死后却有如此多的荣光和追捧者。

应诗人卧夫（1964～2014）的要求，我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准备镌刻在一块巨大的青海石上）：“海子以高贵的头颅撞响了世纪末的竖琴，他以彗星般灼灼燃烧的生命行迹和伟大的诗歌升阶之书凝塑了磅礴的精神高原。他以赤子的情怀、天才的语言、唯一的抒情方式以及浪漫而忧伤的情感履历完成了中国最后一位农耕时代理想主义者天鹅般的绝唱。他的青春，他的远游，他的受难，他诗神的朝圣之旅一起点亮了璀璨的星群和人性的灯盏。海子属于人类，钟情远方，但海子只属于唯一的德令哈。自此的夜夜，德令哈是诗神眷顾的栖居之所，是安放诗人灵魂的再生之地！”

是的，海子不仅进入了中小学教材和当代诗歌史，也成了房地产开发商和各种地方政府赚得文化资本的噱头，而且海子的经典化仍在大张旗鼓加速度地继续和强化。我觉得在当下谈论海子更多的时候成了一种流行的消费行为。在我看来海子现象已经成为当代汉语诗歌生态的一个经典化的寓言。换言之，就海子的诗歌和人生可以返观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生态存在的种种显豁的问题和弊病。海子在接受和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概念化和消费化。揭开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生态问题的序幕必须从海子开始，此外的任何诗人都不可能替代海子，因为在当下甚至多年前海子已经成了“回望80年代”的一个标志性符号甚至是被人瞻仰的纪念碑。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在浩如烟海的关于海子的研究和回忆性的文章中，中国诗人尤其是诗歌批评界已经丧失了和真正的海子诗歌世界对话的能力。翻开各种刊物和网站上关于海子的文章，它们大多是雷同的复制品和拙劣的衍生物。换言之，海子研究真正进入了瓶颈期，海子的“刻板印象”已经形成常识。

我们面对海子已经形成了一种阅读和评价的惯性机制，几乎当今的诗人、批评者和大众读者在面对海子任何一首诗歌的时候都会有意或无意的将之视为完美的诗歌经典范本。这种强大的诗歌光环的眩晕给中国诗歌界制造了一次次幻觉，海子的伟大成了不言自明的事。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海子这个生前诗名无几的青年诗人在死后成了中国诗坛绕不开的一座旗帜和经典化的纪念碑。而我们也看到这位诗人生前的好友寥寥无几甚至多已作古，然而我们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上却看到了那么多自称是海子生前好友的人。我们只能说海子已经是一个被完型和定型化的诗人，是一个过早“盖棺定论”的诗人。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我们目前所形成的关于海子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仍然需要不断的修正和补充，因为时至今日海子的诗歌全貌仍然未能显现。我同意西川所说的尽管海子死亡之后中国社会和文坛发生了太多变化，但海子已经不再需要变化了，“他在那里，他在这里，无论他完成与否他都完成了”。确实海子以短暂的25年的青春完成了重要甚至伟大的诗歌，他似乎已经成了定型和定性的诗人。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对于中国诗歌批评界而言海子还远远没有被最终“完成”，因为海子的诗、文、书信以及其他的资料的搜集、整理还远远没有做完。

海子作为一个诗人的完整性仍然处于缺失之中。

从1989年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诗人、批评家和读者捧着几本海子的诗集沉浸于悲伤或幸福之中。悲伤的是这个天才诗人彗星般短暂而悲剧性的一生，幸福的是中国诗坛出现了这样一个早慧而伟大的“先知”诗人。除了极少数的诗人和批评家委婉地批评海子长诗不足之外，更多的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海子的抒情短诗是中国诗坛的重要的甚至是永远都不可能重复也不可能替代的收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海子诗集在死后极短时间内面世对于推动海子在中国诗坛的影响和经典化是相当重要的。然而我发现海子的诗歌文本存在中大量的改动情况，甚至有的诗作的变动是相当惊人的（这无异于重写）。而目前我还难以确定海子诗歌文本的修改和变动是海子个人有意为之，还是其他的编选者和刊物编辑所造成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海子诗歌的这种变动现象是值得研究的，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研究海子诗歌版本的史料工作乎成仍是空白。

海子像一团高速燃烧的烈焰，最后也以爆裂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海子曾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他，无疑这样做了，而且非常出色与惊人。海子启示录般的生命照耀，以其一生对诗歌的献身和追附，使他的诗在世界幽暗的地平线上，为后来者亮起一盏照耀存在。穿越心性的灯光，诗呈现出前所未有得辽远与壮阔。“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 在光明的景色中”。

我想海子需要的不只是今天的赞美。

1986年，海子在草原的夜晚写下《九月》。这首诗后来经由民谣歌手周云蓬的传唱而广为人知。

可是对于这首背景阔大、内心的苍古悲凉却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呢（另外一首流传甚广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阅读命运也是如此）？

草原上众神死亡而野花盛开，生与死之间，沉寂与生长之间，神性与自然之间形成了如此无以陈说的矛盾。接下来那无限被推迟和延宕的“远方”更是强化了整首诗的黑暗基调。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中国诗人不仅再也没有什么神性可言，而且连自然的秘密都很少有能力说出了。这算不算是汉语和人性的双重渊薮呢？

我曾经在1994年第一次坐上绿皮火车的时候幻想远方，并一次次想起一个诗人关于远方的诗。

而曾经悲痛于“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的海子可能并没有预料到，二十多年后一个“没有远方”的时代已经降临。现实炸裂的新闻化的今天，在一个全面城市化的时代，我们的诗人是否还拥有精神和理想的“远方”？谁能为我们重新架起一个眺望远方的梯子？ 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地站在生活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