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梁宗岱译集出版 学者谈其对当代翻译的启示

《梁宗岱译诗译文全集》书封

梁宗岱是一位集诗人、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于一身的人才。

年轻时的梁宗岱和沉樱在日本。

作为同时代的翻译家，梁宗岱不如傅雷“有名”，很多人不知其名倒听过他30多岁时的一桩轶事。

那年梁宗岱要与作家沉樱好，遂写信给因“包办婚姻”而娶的老婆何氏：“愿以两千元为名誉赔偿费，从此男女婚嫁不相干涉”。何氏上京追讨名分，却被赶出家门，后告到法院，连梁宗岱自己好友胡适都为何氏出庭作证，最后梁被冻结资产才不得不出赡养费。这一闹非但让梁宗岱一时名誉扫地，一月后请辞北大，还闹出了当时京城著名的“北大教授离婚案”，而梁宗岱也就成为了那个流言蜚语里不具名的 “北大教授”。

今年，一套八卷的《梁宗岱译诗译文全集》把读者们的注意力拉回到他的作品，歌德、波德莱尔、尼采、里尔克、布莱克、莎士比亚……这些名字不仅将读者拉回到他纯粹的岁月，也召集了几代法语学者。上周六（9月24日），法国文学研究会2016年“梁宗岱文学翻译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徐真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史忠义、浙江大学教授许钧、南京大学教授黄荭等，从同行、读者、晚辈的角度讲述了学界眼中的梁宗岱。

他相信自己能成为鲁滨孙

梁宗岱是个传奇人物，16岁就在新诗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南国诗人”；21岁出个人诗集《晚祷》；留学欧洲7年与瓦雷里、罗曼·罗兰相识相知；28岁应胡适之邀出任北大法语系主任。

30岁出版论文集《诗与真》成为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奠基者之一；40岁拒绝国民政府的重奖礼遇，回乡定居，从此远离文学达十多年；48岁被诬告“恶霸罪”入狱；“文革”中，被抄家二十几次，被打得遍体鳞伤，靠自己研制的草药得活，他的著作差不多30年时间内完全绝迹于书店；53岁筹办中山大学法语专业……这样在治学上被寄予厚望的人物，却在生命的最后二十余年时间内“转行”研究中草药去了。他甚至曾宣称：“我的制药的影响，将来会比文学影响还要大”。

徐真华1972年以工农兵学生的身份进入广州外国语学院读书，算是梁宗岱弟子的弟子。1970年代，广外并了中山大学外语系、暨南大学的外语系，集结了南方地区的精英，一时有40多位外语老师，梁宗岱于是随中大到广外。徐真华回忆称他读书时梁宗岱已经不带学生了，起先并不认识他，但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他早晨散步。广州10月份已经天凉，梁宗岱还穿一件单衣，步伐矫健，见到他们念法语，还会过来聊几句，纠正发音。在开教研会时也见到一个冬天里还穿短衫短裤还能即兴赋法语诗的老人。

晚年梁宗岱醉心于研制药、试药跟自己出身中草药世家有关，他熟悉多种野果和树木，曾说：“要是落到鲁滨孙的境地，我也能活下成为鲁滨孙的。”

梁宗岱不但采药，还潜心钻研《病理学》《医药学》，创办制药企业，亲手研磨配制出了两种中成药“草精油”和“绿素酊”，其中“绿素酊”则是他在“文革”时的救命药。

徐真华回忆称，“我记得梁先生自己上山采药，自己煮药熬药，免费派放给有需要的人。他派药也不分什么尊卑身份，有次我去他家里做客，他知道我有功能性鼻炎，马上拿出6大瓶药酒，说让我早晚一调羹，还可以用来涂抹鼻子，保准治好我的鼻炎。到最后药都用完了，我的鼻炎还是没好，但不得不承认这个药很有清凉的效果。我的余秀梅师母1980年代家里养鸡，有只鸡给黄鼠狼咬伤了，她就用梁宗岱做的药拿个毛笔给鸡涂，没几天好了。事实证明还是有点用。”

解放后梁宗岱在学术上出的东西渐少，就喜欢熬药送给人家，一天徐真华到梁宗岱家去，梁老告诉他，“小徐我这个药是可以治癌症的。”为证明自己的草药确实有用，梁宗岱给他展示了一大摞病人写给他的感谢信，信里说病人痛苦如何被减轻，走得很安详……徐真华笑称，虽然还不能从科学上证明他的药有效，但他很固执。

天才诗人

往往选择自我放逐

在法期间，梁宗岱与法国象征派大师瓦莱里往来甚密，法语学者刘志侠、卢岚夫妇到广外，去梁宗岱的藏书室找资料，翻到些旧书上面有瓦莱里的题字，一开始是“梁宗岱先生”，后来是“梁”，最后直接是“宗岱”。

“我认识这个种族的第一个人是梁宗岱先生……他跟我谈诗带着一种热情，一进入这个崇高的话题，就收敛笑容，甚至露出几分狂热。这种罕见的火焰令我喜欢。”这是瓦莱里对梁宗岱的评价。

可惜的是瓦莱里给梁宗岱的信已悉数在“文革”期间被销毁，只留一张信的存影，倒是法国的文学馆里保存着17封梁宗岱给瓦莱里的信。

史忠义拿梁宗岱与兰波比，认为他们都是性情中人。

“什么时候的诗人是最讨人喜欢的？是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在讲话的时候，这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私心杂念，这时候他写的诗是真实的，哪怕这时候的诗是有缺点的。在法国就把这时候的兰波誉为通灵诗人，梁宗岱也有类似的美誉，纯粹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徐真华也有这样的感触，他拿梁宗岱与加拿大天才诗人内利冈比。内利冈一辈子写过不到200首诗，均是在18-20岁之间完成，之后因为得了精神病戛然而止，后半辈子一直到60多岁一直在精神病院。“内利冈的疯就是梁宗岱的药。我有次参加一个研讨会提出一个观点：内利冈他疯了，这是他的选择，他无法与现实世界共处，所以他要在非理性里安全生活。梁宗岱研究药也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一种自我流放。兰波一生中也就16-19岁写了几百首诗而已，不写的原因里藏有很深刻的文化或者哲学含义。”

黄荭则从个人经验出发，称自己的成长期受梁宗岱的诗歌影响，从情绪上有紧密联系。如今教学法语站在科研第一线，深入了对梁宗岱的理解，才懂得他20多岁去西方求学，并不是一味学习西方，同时也把中国介绍给国外，治疗西方对中国的无知，有极大民族文化的自觉。“出于这样的想法梁宗岱翻译了《陶潜诗选》。事实上他还翻译了屈原、李白、庄子，他认为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很多是通过《道德经》，但《道德经》的译本晦涩，翻译不尽如人意。”

梁宗岱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对真理与人生永无止境的追求、刚正无畏的高尚人格是他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创作、翻译、教学到学术研究以至后半生最后20年的制药、试药，贯穿他丰富多彩的一生，这是他对真理的追求，以及他与浮士德一样，求尽一切生命体验从而有限的生命足有无限的可能性的追求。同时他是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邀请。作为一名学贯东西、精通多国语言的学者，建立起了极具现代性本土性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

“文革”时期

他没有选择“自保”

即便是到了特殊时期，当很多知识分子附庸于潮流以保自身的时候，梁宗岱还能发出逆潮流的声音，黄荭感叹：“虽然是戴着镣铐舞蹈，但我们居然没看到镣铐。”

徐真华分享了一些梁宗岱在“文革”时期对别人的批评以及对他人的回应，从中可以看出他刚正不阿的人格：

“谈教学：检查学生作业翻译大庆人的豪言壮语时看到‘检查自己的缺点应该用显微镜，看人家的优点应该用放大镜’这句话，我给删去了。我的理由是用显微镜检查自己的缺点是好事，无微不至，但大家都用放大镜看别人的优点，岂不成为相互标榜嘛。”

“在东莞参加劳动的时候，我边劳动边教同学劳动工具跟动作的法语，有人批评我说：你这样做违背参加生产劳动的精神，不利于思想改造，系领导也同意这个批评，我只好放弃了。后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新闻，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师生下乡劳动编出了一部英文的《养猪学》，大家又说这是成功的经验，我说这个我就不同意了，因为学生学外语并不是为做养猪专家。”

显然学者梁宗岱是不完美的，因为他是个性情中人。在中大时梁宗岱放出豪言，自己有二三十个天下第一，写诗、吟诗、写批评文学等等……也因这些狂妄，他在“文革”时吃了不少苦头。

许钧总结，无论傅雷还是梁宗岱，都是敢为天下先，在那个时代是“忘我”的。

是不是只有诗人才能翻译诗歌？是不是只有作家才能翻译杰作？无论哪种类型，译者永远是在他者与自我之间游离，而梁宗岱告诉我们的是，没有自我就永远没有办法成就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