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是新文化运动一个不可或缺的面向，以“新村”、“工读互助”、“小组织试验”、平民教育、社会调查为代表的诸多讨论与实践，构成了浓郁的时代氛围，也影响到早期新文学的形态、气质、观念、工作方式及伦理意涵的生成。在某种意义上，将相关思潮、群体、实践，纳入“社会改造”这一整体的研究视域中，或许能突破“思想启蒙”、“工具革新”等叙述框架，把握五四新文学之历史独特性的同时，也能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分化、冲突的线索中，透视新文学运动更为纵深的历史走向。

一

近年来，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考察，已逐渐挣脱了将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分而述之”的框架，更多着眼于整体性的脉络、语境，将新文化运动与晚清以降一系列国内与国际的“危机”及由此产生的“觉悟”联系了起来。一方面，民国初年的政治乱局及“共和”危机，让梁启超、陈独秀等不同代际的知识分子，有了普遍的“伦理的觉悟”，集体转向文化实践，希望以一种文化的方式重建新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一战”的爆发与欧洲一系列革命的发生，也造成“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乃至“二十世纪之第十五年以上文明”在国人视野中成为了问题。在对强权国家和西方现代性模式的质疑中，社会主义、平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新兴思潮广泛传播，有关“新国家”、“新民族”、“新社会”、“新人格”的构想，也得以在一种新的维度上展开。[1]由此，一个可以注意的现象是，“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话题领域，勃兴于五四前后的言论界。在伦理、文学、家庭、妇女、儿童的讨论之外，劳工、阶级、社会组织、社会改造，逐渐成为当时知识群体关注的热点。1919年11月，郑振铎检讨了当时出现的二十余种的月刊、旬刊与周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论调，虽不能一致，却总有一个定向——就是向着平民主义而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的思想，也大家可算得是一致。”[2]换言之，所谓“文化与政治的变奏”需经过“社会”这一环节才得以落实，要把握新文化运动产生之多重层次与完整结构，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讨论面向。[3]

当然，有关“社会”的言说并不始于五四前后。[4]在清末维新派人士的笔下，与“社会”或“社会学”相对应“群”及“群学”，早已是相当核心的一对概念。但“群”与“社会”这两个称谓，在交错之中也包含了内在歧义，比如在康有为、梁启超那里，鼓吹“群学”是为了合群参政，与“开学会”、“建商会”等一系列政治行为相关，涉及政治整合、政治参和以及政治共同体的范围等重大议题。[5]这与“社会”概念的某种近代理解，比如将社会看成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公共空间”的流行思路，自然有所不同。据学者统计，1903年之后，“社会”逐渐取代“群”成为通行的用法，但不同群体对其内涵的设定仍然存在差异：“革命派”谈及“社会”，意在引入“平等”及“社会主义”的革命诉求；对于“立宪派”而言，“社会”则与大小纵横的各类“学会”、“商会”及各类社会团体构成的士绅公共空间的扩张有关。[6]五四前后，“社会”议题的大面积凸显，一方面发生在清末以来诸多“合群”之说的延长线上，包含了对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缺乏内在组织的痛切感知，另一方面，又连缀了一种崭新的社会重建方案面，即：相对于民国以来的政党政治、议会争议、武人斡旋，某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社会组织，被看作是解决中国政治及社会困局更为有效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方案的“新颖性”不能被低估，因为它恰恰打破了以士绅为主体的政治构图，暗含了对政党、议会、宗族、工商会等既有组织形态的排斥，一代“新青年”自我授权的历史激情也涌动其中。1920年“五四”周年之际，傅斯年比较了“民国的先烈”一代与“我们青年”这一代责任的不同：“那个时候的事业是什么？是革索虏的命。现在的事业是什么？是无中生有的造社会。这两件事的难易可以不假思索而下一判断的。”在既有的国家、地方或士绅网络之外，在“无中生有”中创造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相比于创立民国，在傅斯年的眼里，这一使命的难度和意义都“恐怕要重无数倍吧”[7]。

应当说，“造社会”这一宏大构想的提出，离不开“今日之世界新潮”的激荡，“五四运动”的现实冲击，则构成了更为直接的刺激。具体而言，相比于此前以士绅、军人、会党为主力的“革命”，“五四”更像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不同的阶层、群体、组织，在一种超越社会壁垒的“共同感受”中，形成了一次短暂的“大联合”。它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社会组织”的大幅度增加，无论在学生界、教育界，还是在工界、商界，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联合会、协会、研究会，如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曙光社、社会实进社、觉悟社等众多青年小团体、小组织的兴盛，也呈现于这种背景中。在一部分“新青年”眼中，“组织的范围愈小愈好，而组织团体愈多愈好”，因为“小团体的大联合”本身就是一种改造社会、乃至改造世界的手段。[8]1919年底，陈独秀发表著名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治”（英美式的民主），应以“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为基础，其具体形式就是两种“小组织”：一为地方自治，一为同业联合。这种联合不同于“上面提倡的自治联合”，那种联合即便实现，“也只是被动的官式的假民治”。陈独秀强调：“我们所要的，是底下创造发达起来的，人民自动的真民治。”[9]这篇文章所体现的，只是五四之后陈独秀一个阶段的思想[10]，但以“自发”为前提的联合意识，已成为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潮流的一种底色，“造社会”的蓝图最终要落实在各类小组织、小团体的自发联合之中。[11]

另外，自五四学生运动展开的脉络看，“社会的觉悟”还隐含了一种自我“修正”的诉求。简言之，骤起的学生运动，让一代“新青年”走上历史舞台，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感受到自身蕴涵的社会能量，也囫囵吞咽了各种流行的观念，但这场运动也很快伴随了能量衰退、自我空洞化及方向不明的危险。可以观察到的是，自1919年的下半年开始，“五四”引发的集体兴奋，在某种意义上已然退去，与学生运动相互激荡的新文化运动进入扩张、沉潜的时期，并大致在两个向度上交错开展：一为以平民教育、翻译出版为代表的思想启蒙、传播新知的事业；一为从个体及团体“新生活”实验入手的社会改造尝试，各种“新村”、“工读互助”计划、就呈现于这一背景中。[12]这意味着，陈独秀后来曾特别区分的“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在此一阶段曾相互并行、彼此推进地展开着。[13]尤其是“社会运动”的路径，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取向，并不是单纯的“纸上的事业”，能在相当程度上带来与现实的“触着”关系，缓解能量发泄之后青年群体的空洞感。同时，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系列的小团体、小组织实践，又非常关注日常生活的改造，关注自我身心的修养、乃至组织生活经验的锤炼。由此形成的全新的自我感受、共同体感受，对于那些被“新文化”召唤出来的、渴望挣脱地域性、家庭性限制的“新青年”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14]

二

具体到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惯常的文学史叙述，往往围绕两个核心命题展开，即胡适所概括的“活的文学”与“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15]这一说法提纲挈领，相当精准地把握了新文学发生的问题脉络，但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基于《新青年》、《新潮》等特定群体的言路，无形中也受限于“思想启蒙”的历史叙述，是否能完整呈现新文学发生的多重面向，或许是可以讨论的。事实上，在白话文学之提倡、“个人的发现”之新伦理注入以外，上面言及的“社会改造”思潮就是一重不可或缺的背景。以“新村”、“工读互助”、“小团体”试验、平民教育、社会调查为代表的诸多社会讨论与实践，构成了一种浓郁的时代氛围。浸润于这样的氛围中，新文学运动的早期形态、气质、工作方式、乃至伦理意涵，都会在有形与无形之间得到形塑。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不少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社会改造”的思潮。以当时流行的“新村”、“工读互助”实践为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对于“工读互助团”一类小组织尝试，都给予了相当密切的关注。[16]周作人则是“新村主义”重要的推介人，以他为中心，在1919—1920年间北京的学生界、知识界，也形成了一种“新村”讨论的氛围。[17]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在五四时期也很活跃，他们依托北京“社会实进社”[18]，组成了一个“小单位”。1920年6月，郑振铎曾致信周作人，称周是“现时中国内极注意于新村问题的——也是实行新村组织的——一个人”，并表示“我们对于新村运动，很有研究——实行的兴味；我个人尤有想去实行的意思”[19]。此后，他与周作人的来往便频繁起来，这无疑为日后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奠定了重要的人事基础。文学研究会的另一位发起人叶圣陶，当时虽远在江南小镇甪直，看似远离“五四”的现场，但与新村主义似乎有更密切的关联。据相关考察，日本《新村》杂志1920年1月号的“新入会员”栏中，也出现过叶绍钧的名字，这证明他的确加入过新村组织，由此“叶圣陶‘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20年代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与新村精神之联系，似乎颇值得探讨”[20]。

其次，“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方案，促生了各式各样的小组织、小团体实践，新文学早期社团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离不开这些团体实践所带来的社会网络及组织经验。像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的“小单位”，先后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这两份刊物的创办，不仅为文学研究会“提供了最初的核心人物”，也提供了最初的“社团和刊物的组织经验”[21]。1920年8月，他们还以“人道社”的名义，与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北京工读互助团、天津觉悟社一起，在北京发起成立“改造联合”团体，五个团体共同发表的宣言称：

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而愉快的。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22]

这段堂皇的表述夹杂了“互助”、“大同”、“联合”等五四时代流行的“大词”，其中关键的一句或许是：“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在这里，以“小团体大联合”来“造社会”的理念不仅被重申，小团体、小组织的方式也得到了明确规定——“按他们的职业结合”，换言之，“联合”的构想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背景之上的，一个互助合作的社会要以众多职业团体为基础。不久后，郑振铎等人发起文学研究会，在宣言中称：“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这里出现的“著作同业的联合”一语，不是随便写下的，可以看作上述“大联合”理念在文学领域中移植的结果。后人见到“工会”、“联合”这样的字眼，就认为文学研究会有意要“垄断文坛”，这样的指摘可能过于简单，没有考虑“改造”赤帜（思潮）之下“同业联合”的特定思路。[23]

当然，上面言及的还只是“外部”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有机关联中，不仅前者会内在制约、推动后者的展开，后者也可能会反向渗透，潜移默化影响到前者的气质、功能和形态。表现在新文学的领域中，早期新文学作品多聚焦个人、家庭、社会、劳动等热点的“改造”问题，不仅出现“问题小说”这一特定类型，当时的新诗以及散文的写作，也都呈现出相当明显的“问题”取向。[24]除此之外，新文学观念的生成，包括新文学者对自身的理解，也无不濡染了特定的“改造”气息，保持了一种丰富的社会联动性。比如，众所周知，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阐发，对文学“普遍与真挚”特性的强调等，就暗中沟通了新村主义的互助、大同理念。[25]由他执笔的《文学研究会宣言》着重阐发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志业”观念，当他写下“我们相信文艺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如劳农一样”这一句时，也并非缺乏特定的意旨[26]，某种“泛劳动主义”情怀未尝没有寄托其中。

五四时期，“劳动”是一个寄托了乌托邦“愿景”的概念，在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的视野中，“劳动”体现了利己与利他、自爱与他爱的统一，既能够实现人类的社会义务，也能够实现自我灵肉的改造,将文学问题与劳动问题进行类比的方式，在五四时期似乎相当流行，周作人之外，田汉、叶圣陶、沈玄庐等都有相关的论述。[27]在叶圣陶看来，文学之创造源于真挚感情的表达，那么作为源头活水的内在自我，也应有一种自发性的特征，在需要时会主动喷涌，而更根本的源头是生活——“唯有充实的生活是汩汩无尽的泉源。有了源，就有了泉水了。所以充实的生活就是诗”。那充实的生活怎样获得呢？他进而“妄想”：“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一个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一个绅士先生的或者充实得多，因而诗的泉源也比较丰富。”[28]显然，叶圣陶比周作人更进一步，不只在态度上，更是在源泉的意义上，把“劳农”当成了文学“志业者”的典范。劳动不仅与一种刻苦的专业化状态相关，它同时也是一种与世界恢复身体性关联的方式，一种经验蕴积与展开的方式，文学的“志业”想象，由是被赋予了实践的轮廓和身体性的“质感”。1920年之后，周作人的“新村”热情很快消歇，后来在《晨报·副刊》上开设专栏，提出：“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衣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应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29]从“乌托邦”的社会改造退回到“自己的园地”，虽然梦想家的气息消散，但以“耕种”、“劳动”为隐喻的文学“志业”（天职）想象，却并不会在思想深处被轻易抹去。

再比如，“社会改造”的鼓吹往往伴随了个体改造的热情，当时不少小组织、小团体，都将“人格修养”——道德的砥砺与能力的锤炼，作为言论鼓吹的重点，这也暗中影响了新文学主体观念的生成。像早期新诗理论中，“诗人人格”一度是非常核心的命题，康白情、宗白华、郭沫若、叶圣陶等都有相对系统的阐述。[30]这似乎代表了新诗成立标准的浪漫偏移：从形式层面的诗体解放到主体层面的抒情自我。然而，这种“偏移”并不局限于诗学内部，而恰恰发生于以创造“新人”来改造社会的总体构想中。康白情、宗白华同属的少年中国学会，就围绕如何塑造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人格的问题，展开过持续的讨论，康白情、宗白华正是直接的参与者、乃至发起者[31]，他们诗论中的相关说法，其实可以读作是“少中”成员关于人格修养讨论的自然延伸。在他们心目中，所谓“诗人”并非孤立独在，而是作为“新青年”的典范、作为理想“国民”的代表而被热情勾画的。[32]在他们提出的诗人修养方案中，除了“在自然中活动”、“哲理研究”、“常做艺术底鉴赏”，“在社会中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我们要对于人间有同情，除非在社会中活动。我们要和社会相感应而生浓厚的感兴，因以描写人生底断片，阐明人生底意义，指导人生底行为”。[33]这意味着，诗人人格的养成，不仅需要在自然中培植内在的丰富直觉，还要在社会生活中锻炼出一种“合群”的、实践的能力，理想的诗人和五四时期的青年活动家一样，恰恰不能“与群众相离异”而沉默、独在。

作为当时最为活跃的学生领袖及新诗人，康白情曾大力提倡所谓“动的修养、活的修养”或“社会化的修养”——“我们要想成为一个社会里健全的人，去征服社会，改进社会，除非先把自己加入社会里去陶冶过”[34]。在新诗写作中，他又无拘无束地引入演讲、纪游、赠别等方式，形成一种独特的“白情的美学”、“交际的美学”，赋予了早期新诗一种“群”的功能。[35]当梁实秋依据“诗的主要的职务是在抒情，而不在说理”这一原则，指斥康白情的《草儿》掺入了“演说词”的成分[36]，他倒是从反面揭示：早期白话诗特定的“群”的美学，直接奠基于五四时期公众演说、思想讨论、书信来往等活泼的青年言论形式。这样的诗人形象，显然不能简单容纳于现代的“内面”抒情装置之中，甚至也能丰富我们对五四“个人的发现”这一命题的理解。

三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改造”思潮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早已出现。[37]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一种思潮、一个社团、一种观念，尚缺乏一种整体的历史视野，在五四前后文化、政治、社会三者的交错互动中，将相关思潮、群体、观念、实践，纳入到“社会改造”这一整体的视域之中。这项研究若能深入开展，其意义尚不在文学史图像的补足，提供某种整全性的历史认识，更值得期待的是，在这一问题框架之下，能对新文学发生的动力、条件、位置、功能，新文学者的人格状态、实践路径、惯习，以及新文学内在的历史紧张，能有一种透视性的理解。特别是，如果说文学实践与社会改造之间的广泛联动，可以看作是早期新文学的某种历史独特性的话，那么这种“联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发生于五四时代“文化与政治变奏”所形成的开放“场域”，发生于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有机想象之中。然而，在五四之后峻急的语境中，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脆弱，二者之间的裂隙、争议很快就暴露出来。

仍以郑振铎等人为例，1919年下半年，他们创办《新社会》杂志之初，曾鼓吹要从实际做起、从下层入手、着眼于小区域等，如办学堂、通俗报刊、演讲会，进行社会调查等，目的无他，是为了纠正当时文化运动局限于智识阶级、不切实际、范围广漠等问题[38]，这自然吻合于“自下向上”的社会改造思路。但当时还有另一种声音十分强劲，那就是强调应从专业分工的角度，为这场运动奠定稳固的知识基础。“五四”周年之际，北京《晨报》印行“五四纪念增刊”，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罗家伦、顾颉刚、郭绍虞等纷纷撰写文章，希望学生尽早从政治运动脱身，回到国民的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的方向上来。其中，罗家伦的长文《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就将学生运动的“失败”，归结到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只知道做‘群众运动’”，“在现代最重要不过的根本问题，可以说是文化运动了！我们这次运动的失败，也是由于文化运动基础太薄弱的缘故。”为了进行纠正，他提出的最终方案是：“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39]在罗家伦的眼里，只有系统的文化运动才能解决五四的内在危机，起到“固本培元”的效果，而分工进行的学术活动，也被当成了最为紧迫的任务。这种“修正”意图，似乎成为青年界的一种普遍共识。可以参照的是，郑振铎等也自觉顺应潮流，很快放弃了刊物创办时提出的“下层启蒙”方案，转而选择从“根本的学问”入手，像“许多朋友”一样，“实心实意地研究起学问来”[40]。在《新社会》及《人道》杂志上，有关社会学知识及研究方法的介绍，都占有相当的版面，而郑振铎、耿济之、瞿秋白等人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工作也几乎同步展开。后来，该群体成员参与蒋百里主持的共学社丛书，进而得以与商务印书馆接洽，乃至文学研究会的创立，都肇始于1919—1920年间“小单位”分工进行的文化活动。[41]

谈及这种“固本培元”的“修正”潮流，少年中国学会的恽代英曾不无讥讽地称称其为一班学潮巨子“倦飞知还”，他还忧虑地写道：

若是我们为预备做事而去求学，那便要问这所求的学，于做事有甚么关系。决不能象现在一般时髦青年，一听见人家说要注重学术研究了，便去上一个学，出一趟洋，有理无理的学点哲学，学点社会学，学点经济学，乃至学点农业、工业、军事、商业，便以为尽了自己本分。[42]

恽代英的忧虑包含了一种洞察，“文化运动”在自我修正中，确实有可能缩减为专业化的“学术运动”，甚至重新被“纸上的事业”回收，变为一种学院内部封闭的知识生产。同时，换个角度看，一系列乌托邦式社会改造实践的挫败，也使得“社会运动”的实践者困惑、焦躁，感觉不到“文化运动”的实际支撑。1920年，陈独秀强调“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到了1921年却特意区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指出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有一班人以为从事文化运动的人一定要从事社会运动，其实大大的不然；一个人若真能埋头在文艺、科学上做功夫，什么妇女问题、劳动问题，闹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于发点顽固的反对议论，也不害在文化运动上的成绩。

陈独秀指出文化与社会之间有机性想象的迂阔，希望那些“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的“有速成癖性的人们”打消幻觉。[43]

对于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而言，这种分化带来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即如郑振铎等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区分中，他们自然选择的是前者，但两种运动之间的有机性想象并没有改变。文学研究会已经成立之后，郑振铎曾引用友人费觉天的话，表明自己对文学与革命关系的理解：“假使没有托尔斯泰这一批悲壮、写实的文学，将今日社会制度，所造出的罪恶，用文学的手段，暴露于世，使人发生特种感情，那所谓‘布尔什维克’恐也不能做出什么事来。”[44]在这样的逻辑中，中国先有了“托尔斯泰”，“列宁们”自然会随之产生，无论浪漫还是写实，文学的情绪感染性，构成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可能中介，但郑振铎等人的尴尬在于：他们的工作虽以知识传播与社会改造、专业分工与互助之间的“联动”为前提，但无论介绍社会学、翻译文学、包括发起文学研究会，一系列专业化的活动却在客观上加剧了有机性的分化，使一个独立的文学“场域”、一个“文坛”浮现了出来。

20年代初，在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成立之后，“一个普遍的全国文学活动开始来到”，其突出的标志就是众多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如尼罗河的泛滥”[45]。其中，不少小社团在成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表明自身是“专门研究文学的团体”，类似明确的专业定位，在五四时期遍布各地的小组织、小团体中，其实很少出现。[46]随着“研究文学和享受文学逐渐成为多数人的欲望”[47]，感伤的诗歌与小说风行一时，“新文学”不仅从思想革命、社会改造的有机整体中独立出来，而且进一步实体化了、甚至消费化了，与出版传媒、都市情调、学院环境结合，形成了某种文学消费与再生产的封闭循环。1925年3月，鲁迅在与《猛进》主编许旭生的通信中，就明确点出了这种封闭性：“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48]有意味的是，鲁迅将“艺术之宫”与“研究室”并提，在批评新文学的同时，也将笔锋指向“整理国故”一类新学术，提醒新文化运动如果脱离社会政治视野，在专业化、合理化的向度上发展，有可能自我封闭，严重削弱社会批判、文明批判的活力。

四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五四之后激变的历史语境中，诸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很快落潮，伴随了先锋政党政治的崛起，“改造”被“革命”取代，后者不再寄希望于“小组织”的自发联合，也甩脱了以文化运动来内在滋养、激发社会运动的迂远想象。在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叶圣陶描述了倪焕之在五四前后一系列的“改造”实践，对于这位“新青年”热衷的新生活、新教育实验，老同学王乐山棒喝道：“要知道社会是个有组织的东西，而你们教给学生的只是比较好看的枝节；给了这一点儿，就希望他们有所表现，不能说不是一种奢望”；“社会是个有组织的东西。听你所说，好像预备赤手空拳打天下似的，这终归于徒劳。要转移社会，要改造社会，非得有组织地干不可！”[49]

“非得有组织地干不可！”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社会革命与此前“造社会”方案的区别所在。此“组织”已不再指向自发的、有机的团体或民众联合，而指向了组织严密的先锋政党，指向了“主义”的宣传以及强力的社会动员。事实上，在国民革命兴起的大背景下，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在内的各种政治派别，都意识到青年的重要性，开始在学生中积极活动，争取这一股新兴的社会势力和政治资源。[50]在“救国”、“革命”的名义下，对于纯粹文艺、学术之类“缓不济急”的文化运动的挤压、排斥，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1923年底到1924年初《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共产党员的文学论文”，如秋士的《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夏的《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恽代英的《八股》，楚女的《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等。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这组文章往往被看作是革命文学兴起的先声[51]，但它们出自一批“实际工作者”之手，在动机和起点上，与一般的“革命文学”提倡，其实有相当的不同。换句话说，邓中夏等人关注的并非是新文学的进一步深化或某种崭新文学样式的呼吁，而是下述两个互相关联着的问题：“文学运动与实际运动哪一种急要？现在这种文学运动，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会有效力吗？”邓中夏在《新诗人的棒喝》就不无忧虑地写到：

新文化运动以后，青年们什么都不学，只学做新诗；最后连长诗也不愿做，这愿做短诗。今日办一个弥洒，明天办一个湖光；今日出一本繁星，明天出一本雪朝，……真是风靡一时，几乎把全中国的青年界都被他们占为领域了。[52]

在国民革命即将兴起的背景中，考虑到大批青年涌入新文坛，文学运动与实际运动实际上已形成了某种竞争关系，邓中夏的意图无非号召青年从虚幻的文学世界中走出，加入到正在高涨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中来。

与此相关的是，“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有效性及可能性，在他们那里是被整体怀疑的。秋士在文章中也提到：“以文学为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的，实在很多——这从他们的言论和作品上，可以看得出来。”但对于这些“有意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作者的态度是：“我很抱歉地说，实在他们只是‘有意’罢了！”[53]。在这番话中，所谓“以文学为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的”，似乎是有具体所指的。在1920年代初，郑振铎等批评家正大力鼓吹“血与泪”的文学，仍然期望文学运动能自动地激起社会革命的可能，希望能借此挽回文学工作的现实性。然而，在《中国青年》的作者眼里，无论“文学”是否“有意”要推动历史，都无法改变自身封闭的符号化状态，在峻急的历史状况中，“列宁们”显然比“托尔斯泰们”要更为重要。早有学者推测，“秋士”可能就是瞿秋白的笔名。[54]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他的话显然针对他的老朋友们的，当他呼吁中国青年在“文学运动”与“实际运动”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所拒绝的不简单是“文学”本身，更是文化运动与社会革命之间的有机想象。虽然基于“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情感终于情感”的认识，将文艺家当做“神经过敏的一种特殊的人物”，强调文学的普遍感染力和鼓动性，仍是一般“革命文学”鼓吹的基本策略。[55]但这一浪漫的文学机制能否持续自发地、自动地支撑革命的进程，在“秋士”等人看来，实际上是问题重重的。如何在新型的“组织化”的政治模式中重构文学的功能、位置，怎样从“自然生长性”跨越至“目的意识性”，怎样将自发的反抗意识扩充为广泛的“全生活过程底批判”，也就构成了后来“革命文学”论争及构想中的一个核心命题。[56]

由此说来，“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分离乃至冲突，是五四之后一条逐渐展开的线索，而在新的历史现实面前重建二者关系的诉求，其实也随之不断展开。事实上，即便在“社会改造”思潮高涨的时刻，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也并未被混为一谈，关键在于，二者在相互区分的同时又保持一种彼此连带的弹性关系，而在五四之后“分化”与激变的语境中，上述区分关系一旦丧失了动态、弹性的特征，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现实被接受了下来，问题便产生了。当读书与救国、搞文学与搞政治、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57]、个人发现与集团立场，成了非此即彼的选择，甚至固化为一种内在的认识结构，这不仅限制了文学运动、文化运动的历史可能性，造成其内在批判活力和伦理意涵的流失，对于新兴的革命实践同样构成了伤害。大革命前后众多青年被卷入历史，抱着一腔热情，被组织、动员起来，但缺乏内在的主体意识，除了“个人的发现”带来的批判性外，对于现实政治也非常隔膜，整个青年界陷入动摇、精神分裂的状态。[58]更进一步说，“革命”远非“有组织地干”这般简单，同样涉及贯通性的伦理安排，同样要面对自身“常态化”之后的危机，如果缺失了文化运动的潜在支撑、推动或辩驳，实际运动的整体危机也可能由此隐含。在193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中，何干之在历史回顾中就曾指出这一点，他认为“五四”之后，正是由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社会运动之间有机性的瓦解，才造成了“国民革命”时代的危机——文化运动的特殊性被抹煞了，致使上下失去联系，“政治运动失了巩固的基础，只使运动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59]。怎样打破诸种“隐隐然不动”之思想与社会结构的束缚，在一个新的层面重新组织文化运动与实际运动的关系，或许也就成为新文学以及“新青年”不断重塑自身的动力。[60]

近年来，在文化、政治、社会等多重维度中重构一种视野，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突破“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框架，重新在现代中国的整体视域中获得意义，已成为目前一种普遍的学科自觉。在“社会改造”的问题框架下，重新探讨早期新文学的历史独特性，无疑也呼应了这种悄然间学科转型的倾向。但如上文提到，这项研究如若展开，重点并不在于提供整全性的历史认识，而在于如何把握早期新文学运动背后更为纵深的历史脉络，从文学的角度切入20世纪政治文化实践重大问题的再思考。这意味着，五四前后的政治变动、思想潮流、社会运动，不能简单作为新文学发生的外在背景，首先应考虑怎样将这些外在维度内化为一种交错的问题结构，从而粉碎固化的文学史、政治史、思想史叙述，让它们“相互激荡起来”，在动态的历史情境中锻造一种内部提问的能力。在这个意义，引入“社会改造”的整体性视域，或许也包含了某种方法论上进一步突破的意图。

注释

[1]参见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卷5号，1916年1月15日。近年来对五四之前整体性问题结构的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汪晖的《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和中国的“思想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2]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新社会》第6号，1920年1月1日。

[3]杨念群在《“五四”九十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2009年）中提出“‘五四’本身的主题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即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关怀向文化问题迁徙，最后又向社会问题移动的过程”（第18页）。对于这一过程，他在书中给出了简要勾勒，特别提出应以“五四”叙事的“社会史化”来修正以往“思想史”叙述的盲视。

[4]1875年，日本明治间的新闻记者、作家福地源一郎（樱痴）将Society译为“社会”，“社会”一词便以近代意义进入汉字文化圈，并很快传入中国。对“社会”这一“新语”生成历史的梳理，参见冯天瑜著《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第560—56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5]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度（1890—1907）》，第68—69页，第110—112页，上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另外，作为合群议政的“群学”，与严复所译“群学”（社会学）也并不一致，对于此问题的讨论，参见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第19—3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6]金观涛、刘青峰：《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180—225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

[7]孟真：《青年的两件事业——孟真寄自伦敦》，1920年7月3—5日《晨报》。

[8]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1卷7期，1920年1月15日。

[9]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

[10]这篇文章有着明确的对话背景，直接回应的是杜威《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等演讲。据周策纵的分析，“同业联合”的提法显现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因为杜威在他的演讲中提出中国应利用和改革旧有的同业工会制度，以作为建设民主制度的成分之一。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第234—23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11]在未曾发表的《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一文，傅斯年曾将“社会的觉悟”看作是“国力”、“政治”、“文化”这三阶段“觉悟”之外的第四阶段。他也坦言，在五四时期，正因目睹了学生有组织的抗争，自己才天真地认为，中国有可能以“隔着墙跳过去的追取方式”进入这“造社会”的第四阶段。此文内容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第49页，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

[12]1919年7月，王光祈在《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1卷2期，1919年8月15日）中就提出的少年中国学会应该推进两种事业：一为革新思想，一为改造生活。前者包括教育事业（以平民教育为主）、出版事业、新闻事业，后者要从改造个人生活入手。

[13]依照陈独秀在1920年的描述，所谓“文化运动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陈独秀还进一步强调“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具体地表现为：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1日。

[14]在北京“工读互助团”缘起的介绍中，王光祈就提到“我们中国人向来有一种‘只说不做’的习性”，而他的《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发表后二三日，“便有数十位同志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一星期后，外省亦有许多同志来信讨论此事，于是渐由理想见诸实行”。他的《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原载1919年12月4日《晨报》），详细介绍了“工读互助团”的发起理由和实行方法。其中，第一条理由便是“现在青年男女受家庭种种压迫，欲脱离家庭另谋独立生活，但是一个少年人初离家庭，四顾茫然，社会黑暗又胜过家庭百倍，大有穷途之叹。我们若先有一种适当的组织，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胆子大了，便可踊跃前来”；第五条理由则为“我们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这种互助组织，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参见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1卷7期，1920年1月15日。

[15]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导言，《胡适全集》第12卷，第28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6]北京工读互助团，本身就是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才于1919年底正式成立。参见《北京工读互助团·编者说明》，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3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另外，《新青年》7卷5期（1920年4月1日）也曾刊出“工读互助团结问题”的专题讨论，发表胡适《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季陶《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李守常《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陈独秀《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那里》等文。

[17]北京高师的《工学》、北京大学的《批评》等刊物，都曾辟出专门讨论“新村”的版面，周作人的相关言论也刊载于其上：《工学》1卷4号与5号，刊载了俍工与周作人有关“新村”的讨论；《批评》第4号、5号，均为“新村”专号。

[18]北京社会实进社成立于1913年，原为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下属的学生组织，以社会服务、改良风俗为宗旨，影响范围十分有限。五四运动爆发后，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等几个大学生加入了这个团体，承担了社刊《新社会》的编辑工作。参见耿济之：《北京社会实进社的沿革与组织》，《新社会》创刊号，1919年11月1日。

[19]1920年6月8日郑振铎致周作人信，《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80年4月第5辑。就《新社会》群体发表的言论看，他们对于“新村主义”的态度也十分积极，继《新社会》后创办的《人道》月刊，本来要在第2号推出“新村”专号，稿子已经组好，只可惜最后未能出版。

[20]董炳月：《周作人与〈新村〉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2期。

[21]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第1—1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22]《改造联合宣言》，《少年中国》2卷5期，1920年11月15日。

[23]有论者认为文学研究会的组织方式和社团章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个联合团体的影响。参见潘正文：《“改造联合”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倾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

[24]在概括早期白话诗的风貌时，朱自清曾说：“‘说理’是这时期诗的一大特色，照周启明氏看法，这是古典主义的影响，却太晶莹透彻了，缺少一种余香与回味。”（《中国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2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但换个角度看，在早期新诗人的视野里，“余香与回味”或许并不是关心的重点，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包容和展开的诗歌能力，“说理”其实是一种思辨、演讲与辩论风格的显现，对应高度开放的泛政治人格，对应于“新青年”群体内部热烈讨论的思想氛围。

[25]对此问题的探讨，参见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第222—232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26]在著名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一文中，王晓明谈到这段文字时就指出：“这段话虽然提到了文学并非像旧时那样仅仅是一种副业，而是一种本业，但这是怎样的本业呢？一个字也没有说。”参见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第28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27]参见玄庐：《诗与劳动》，《星期评论》1920年“五一劳动纪念号”；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连载于《少年中国》1卷8期、9期，1920年2、3月；叶绍钧：《诗的泉源》，《诗》1卷4号，1922年4月15日。

[28]叶绍钧：《诗的泉源》，《诗》1卷4号，1922年4月15日。

[29]仲密：《自己的园地》，1922年1月22日《晨报•副刊》。

[30]参见康白情：《新诗底我见》，《少年中国》1卷9期，1920年3月25日；宗白华：《新诗略谈》，《少年中国》1卷8期，1920年2月15日；宗白华、田汉、郭沫若：《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6月。

[31]参见1919年8月30日康白情在上海致魏时珍（嗣銮）信，《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会员通讯”；宗白华：《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少年中国》1卷5期，1919年11月15日。

[32]宗白华在《新诗略谈》（《少年中国》1卷8期，1920年2月15日）的结尾就这样写道：“由‘新诗人人格’的创造，新艺术的练习；造出健全的、活泼的，代表人性国民性的新诗。”

[33]康白情：《新诗底我见》，《少年中国》1卷9期，1920年3月25日。

[34]1919年8月30日康白情在上海致魏时珍信，《少年中国》1卷3期“会员通讯”，1919年9月15日。

[35]参见袁一丹：《诗可以群：康白情与“少年中国”的离合》，《新诗评论》2011年第2辑。

[36]梁实秋：《草儿评论》，第2—4页，《冬夜草儿评论》，北京：清华文学社，1922年。

[37]参见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潘正文：《“五四”社会思潮与文学研究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姜涛：《五四新文化运动修正中的“志业”态度》，《文学评论》2010年5期。

[38]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39]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五四纪念增刊”，1920年5月4日。

[40]1920年4月，在给张东荪的信中，郑振铎反省了以前提出的“自下向上”的点滴改造方案：“现在想起来，似乎过于具体，并且也已经过时；因为现在大家差不多都渐渐的趋向这一方面——向下的运动——来了！我想现在的修正应该从运动者的本身上着想。”这里所谓“运动者本身”的“修正”，就说白了是从“根本的学问入”手：“就是从前从事杂志事业的人，现在渐渐的有许多人觉着自己学问的不够，重又从根本上做工夫，实心实意地研究起学问来。这实在是一个极好的现象——我有许多朋友都是如此！”郑振铎：《通讯》，1920年4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

[41]参见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第53—57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42]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下），《少年中国》2卷3期，1920年9月15日。

[43]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1日。

[44]郑振铎：《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号，1921年7月30日。

[45]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第8页，《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印刷公司，1935年。

[46]北京的明天社在成立时就公开宣称：“明天社是专门研究文学的团体，他出版的明天是专研究文学的刊物”。（1922年6月19日《民国日报·觉悟》）天津的绿波社在成立之时，也明确表示要“以共同研究文学为宗旨。”（《绿波社简章》，1923年3月7日《新民意报副刊·朝霞》）后来，绿波社的主将赵景深在回顾五四时期天津文学界时，有意将天津新文学的起点追溯到1919年的觉悟社，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社员中也有研究文学的，但占极少数；大多数从事于社会运动。”（《五四时期的天津文学界（一九一九——一九二三）》，《我与文坛》，第33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47]叶圣陶：《略叙文学研究会》，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中卷，第788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48]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49]叶圣陶：《倪焕之》，《叶圣陶集》第3卷，第19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

[50]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51]依照黄修己的说法，1951年7月由新建设杂志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在刊载《〈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的同时，也发表了几篇相关的论文，其中就包括张毕来的《1923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这样一批“共产党员的文学论文”的发现，“说明1923年后更有了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新文学的领导”。参见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2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52]中夏：《新诗人的棒喝》，《中国青年》第7期，1923年12月1日。

[53]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国青年》第5期，1923年11月17日。

[54]张毕来：《1923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李何林等著《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38页，北京：新建设杂志社出版，1951年。

[55]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卷3期，1926年5月16日。

[56]按照1928年李初梨的说法，浪漫的文学动员还属于“自然生长的革命意识的表现”，“革命”与“文学”关系的取得，“只作为一般的范畴，而不从一定的历史的形态去把握”，尚未提升至“无产阶级意识”自觉获取的层面。参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思想月刊》第2期，1928年9月15日）。

[57]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在1923—1924年间的《中国青年》上，当“文学”遭到猛烈攻击的同时，对于“社会科学”的提倡正紧锣密鼓地展开，相关的文章、通讯发表了多篇，“《中国青年》是提倡社会科学之研究的”也成为他们明确提出的口号。参见启修：《俄国的社会科学》（编者前言），《中国青年》第22期，1924年3月15日。

[58]朱自清的文章《那里走》（《一般》4卷3期，1928年3月）非常沉痛地写出了革命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面对一个被党的力量所支配与组织的世界，朱自清痛感自己无力加入，而学术、文学、艺术则被看作是足以消灭精力的，把自己藏起来的场所。这样的政治、这样的文化，都可能不是好的政治、好的文化。

[59]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何干之文集》，第37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60]程凯的新著《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就以“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的分离与再结合”为线索，重新梳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至30年代左翼文学形态确立的历程，对于“大革命”挫败后，激进的革命青年在困境中如何“在一个批判性的文化空间中再造对革命主体、革命理论的同一性想象”的努力，做出了极为精彩的分析，认为左翼文学形态的生成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了上述困境的克服、体现了对文化与政治各自限制的扬弃。

（原刊《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