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美  译）

我们当代最伟大的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于1973年同时发表了三本诗集——《历史》《给丽兹和哈雷克》《海豚》——这种坚决的自我展示使所有人再次直面他喧嚣，争议不休的诗人生涯。国家图书奖的法官们假正经地对这些书视而不见，甚至拒绝提名《海豚》这本全新的诗集获奖，但《海豚》后来还是赢得了普利策诗歌奖，尽管之后的众多评论文章反映了人们对其获奖的复杂心理。《历史》相当于诗集《笔记本》的再版，以编年顺序排版，并且每首做了重新修订。《给丽兹和哈雷克》是洛威尔为前妻和孩子而作，《海豚》写的是他的现任妻子和孩子。个人的历史和家族的历史是洛威尔的主题，这三本书的强力出现一时间使他的所有读者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拥护或批判。

　　尽管洛威尔继承了温斯洛，斯塔克斯，和洛威尔三大家族的血脉，尽管他可能是我们最后一位才智双全的新英格兰诗人，但他的诗歌听起来并不狭隘，并不只局限于波士顿本土范围内。我们可以认为他不同寻常的生命开始于一系列反常事件：扔石块而被波士顿公园驱逐；为了去肯庸学院而选择离开哈佛；高调地皈依罗马天主教，虽然时间不长，二战时他作为有良知的反对者被监禁；精神疾病反复发作，常年受其煎熬，一生经历多次婚变；另外在他的遁世和公共行为之间，也能看出许多矛盾和冲突之处。《历史》《给丽兹和哈雷克》《海豚》是他对自己生命经历的记录，开始隐晦，但之后越来越坦诚（被人指责太过暴露），洛威尔从自己大起大落的生活里，为我们书写了一首首艰难的宏伟诗篇。

　　在洛威尔那里，“思想的磨坊”（叶芝也这样说）就是要以石头之力研磨各种谷粒。或许这种无休无止的行为向我们提出的首要且唯一的问题是，这些集结的令人不快的诗集，何种意义上会带给我们愉悦。洛威尔令人吃惊的力量来自他的语言，它们总是处在恶意的边缘，在他悲痛的时刻，甚至可用粗鲁形容。但最后的情况是，无论恶意或粗鲁都被他的无为主义情感所抵消，其极端的形式就表现在《楠塔基特的教友会墓地》一诗中对神龛沃尔辛厄姆女士的早期画像的描述——塑像的脸“无表情地，代表着上帝”。这种无为主义虽然刻薄，后来却发展出一种冷漠公正的历史观。不过在粗鲁，恶意，睿智的观察背后，藏着一种不为人知的理想主义，情感有时自我放纵，故意多愁善感，有时又纯粹，天真无邪。他最经常的幻想是“集权统治者和被集权统治的人”，这些角色，要么是恐吓自己会众的乔纳森·爱德华，要么是处决自己朋友的斯大林；在我们认为自己身处民主政体的美国，洛威尔思索权力和王权的使用和滥用。

　　他的十四行诗几乎都是令人费解的经验碎片，没有解释文字，没有来龙去脉的说明；从圣经时代到当今历史，各色人物会突然自言自语；翻译；日常杂记；已有诗歌形式的大胆仿写；整个五十年间吸收的思想大杂烩。他自由联想的写作方式，虽然初读令人不快，经常使读者处于想要终止阅读的危险境地，但最终大家还是忍受住了，甚至在反反复复的重读中，竟感到了一种深深地满足。如果凡尔登或托马斯·摩尔或弗兰克·帕尔卡我们查阅不到，我们可以读其他诗作，比如关于华盛顿的一次示威游行，或是一次私人散步，或是艾默生，或是一场剑桥的大风雪，或是纽约的出租车司机。这些熟悉事物的存在，连同对它们记录的真实性，也有效确保了其余部分的真诚。

　　洛威尔是最有学问和博览群书的诗人之一，喜欢广征博引。他告诉我们当他还是个小男孩，他“躲藏在阁楼，/按姓名收集了两百个将军/从A到V——从奥神罗到旺达姆”这两百个人物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历史》或其他几部诗集中登台露面，对家族历史极其私人的影射中，掺杂了大量的，随手拈来的历史人物。洛威尔对生活细节的描写极具天赋，就是它们使《生活研究》成为无与伦比的，用诗歌写成的家族历史，也就是它们，占满了诗集《历史》的篇篇页码，组成一个异常晦涩的诗性的或从属的世界。这个世界，甚至在《生活研究》发表之后，洛威尔的祖先们也拒绝退场：

他们没有消失不见，而是凝视，带着胜利的麻木

好像是保存在我双筒望远镜的迷雾和放大物。

　　像植被丰富的蒂尔加滕公园，洛威尔的诗歌穷尽了所有物种。既然把一切都展示了出来，我们实在不能把诗人看做是选择慎重的收藏家；他更像是世界的管理者，并且只有在这个管理者展示样品时的关注语调中，我们才能抓住他的肖像，无论他的那些样品是活着还是已石化。那语调，尽管粗暴，却可以被测量。文化古迹对洛威尔来说不是人类疯狂潜能的无限证明，这是里尔克所持的观点；历史对于洛威尔来说也不具有神学的外形，这是丁尼生怀有的看法；而家庭和故乡对洛威尔来说绝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金斯伯格就对之抱有古怪的虔诚。在《生活研究》中洛威尔作为家族孙子的不忠形象，我们在他给俄国末代沙皇乱画胡须的行为中已经见识到了，这种不忠形象在洛威尔的历史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他的诗歌在早期诗集中包含着真实性，我们觉得他是在厌恶的情感下写出来的，迷恋怪诞的风格，并且在感受力太过粗暴，但这些品质都不具有决定性。现在部分地通过他在诗集《生活研究》中首次不时地流露出的温柔情感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学会了把世界末日的预言替换成了生命永恒的日常性。这不是说他那种弥尔顿似的对全能上帝的渴望消失了；而是它的方向已经转移了，世俗生活不再需要预言先知。事实上，《历史》和另外两部诗集，面对尘世和它的祭品时，它们的态度充满了柔情，是济慈之后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首次合法的继承，“任何清楚明白的事情都用震惊使我们失明/……不知所措的停顿和快乐的意外收获。”诗集《给丽兹和哈莱特》中的最后一首诗，在评论洛威尔十四行诗的时候，每次都需要作为引证使用。在里面他把超越精神放置一边——所有都要求愿望，复仇，秩序，公正，法律，拯救——而相反，洛威尔选择的是莎士比亚式的循环反复的吟诵：

在最后的结局到来之前，停下来休息，让

超越精神的剩余，以存在的模式到来

所有生成不再发生，在我的他性中，我是自己

我和我自己在一起，地球上美丽孩子的永恒轮回

百合，玫瑰，黄昏时分围墙上的太阳，

钟爱的事物，情侣，他们对生命的恐惧，

他们无法控制的情绪波动，不和谐的理性……

　　“我的呼吸，”洛威尔说，“就是生命，它粗暴，优雅，明亮，阴沉。”

　　在他描绘的可怖场景里有时会涉及了宇宙异化的古怪主题，比如在路上发现了一只海龟，他把它养在浴缸里，然后放在洗碗槽，他拒绝，也完全没有想到要吃它：

鲜活的海龟形如汉堡般堵住了出水口

房间溢满了煤油般的麝香味——

没有人会动杀机，海龟只是在被冲洗

当我们把它倒扣着，它是那么漂亮

绿，红，和黄的色块，像消逝的野蛮人的土地

最后的苏族人，年迈又疲惫……

　　洛威尔和妻子去河边给海龟放生，看着他“冲进河水就像奔往一场婚礼。”海龟寻找食物和水的行为，被称作是“未被污染的快乐”就是它最后使洛威尔看待河水的眼光发生了变化：

可爱的苍蝇群铺满河水肮脏的表面，

海龟回头朝我们观望，眨着双眼

　　这只海龟拥有在《臭鼬的时刻》（出自《生活研究》）中臭鼬们的坚定性格，但那首诗里诗人不能感受到快乐的动物生命；他的“受伤的精神在每一寸血细胞中啜泣。”但在十四行诗的场景里，人类物种都扮演类属的角色，就像这只蜥蜴：

蜥蜴身上的铁锈色像是粗鲁摩擦的树叶

许多天，他一件事不干只是对着空气

吐它的舌头，黏住飞经的苍蝇

只喜欢和自己一样外貌生锈的，喘息的同类：

这些一雄多雌动物配得上宇宙的主人的称号

他做每件事物都在扮演类属的角色，并不高级

　　在这首十四行诗里，洛威尔在细致的描述中呈现的是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让自己与蜥蜴合为一体：“我，五十五岁，带着多年金黄的垃圾苟活于世，蔫死的月桂树在我背后呈灰色，像干草的棘刺”，他移向未来，“被我无限的欲望消耗殆尽，/像只公牛，鼻子带着圆环，拴着环环相扣的铁链。”我们意志朝向的意图仅仅是语言：如果海豹突然学会写作，“那所有海豹，和我们一样不可思议地，都会找到光明的前途，头朝向北——那里是它们的天堂/绿冰覆盖在无草的格陵兰岛。”“这条鱼，闪亮的鱼，它们打着转，它们没有一个可以抵达极地——虽然这不是大事，并不是重点。”“绝望地想要永远拥有短暂事物”从另一方面看，变成了生命各个阶段我们唯一的坚守。洛威尔在诗中写到他十岁的女儿时，是这样说的：

春天转而入夏——粗鲁的冷雨

催促着雄心勃勃的花朵和青春

十岁的孩子，仍是四分之三的动物

三年后出落成朱丽叶，拥有半个朱丽叶的美貌

已经在夜晚的人生舞台上成熟了——

美丽的花瓣们，我们不会再期待什么别的了……？

　　如果我引用这样的诗，是因为世界的永恒存在和地球上美丽孩子在永恒轮回地出生，是因为洛威尔十四行诗表达了对持存事物脆弱性的透彻理解。这些诗歌不需要邀请和引诱就俘获了我们；它有丰富的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知识，它展示的是我们熟知的事物。

　　这首诗没有放弃它前面的神话故事，它不断地让自我现代化。创世纪的事故被置于达尔文时代，所以我们看见世界的开端是这样的：

病毒像污点爬上它的肚皮

一英寸就是一万年；这些霸王龙

最初食肉，已能用双腿站立

穴居人，第一次像人一样学会了微笑——

我们缺乏忍耐力，尽管我们想要活着

亚伯在粘稠的蔓生植物和日落的

牵牛花中已经学会了这种堕落。

　　洛威尔平等地看待亚伯和恐龙；在大胆的掷骰子行为中，他决定用二十世纪的眼光看待他所有的人物，甚至往昔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神话。所以克吕泰涅斯特拉变成了洛威尔的母亲，正在抱怨她的丈夫：

婚后，我发现自己于这位伴侣关系的人

几乎完全是陌生人，他，既不讨人欢心

也无魅力，令人毫无崇拜之心 

尽管他倒是始终有付好心肠，万事随我

　　洛威尔自己则在一首关于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圣诞诗里，作为俄瑞斯忒斯而出现：

 “哦，圣诞树，你们枝叶多么繁茂—我们的外形

只能是最普通平凡的

硬木地板在微笑，波斯地毯带着抽象图案

火光在圣诞节的蜡烛上跳舞

我不同寻常的孩子，每天紧锁的眉头

拼写着五十个希腊相互结仇的国王

用铅笔涂成红色，蓝色和黄色……我

是个精神不振，婚姻不和的女人——”

　　重写历史的冲动，给公共生活中隐秘的亲密时刻提供珍贵的一瞥，在谈及历史时插入诗人们的评论——贺拉斯，杜·贝莱，龚古尔，海涅，贝奎尔，里尔克，兰波——以简洁的口语对其进行不屈不挠的现代化，去抒写熟悉的事物，去挖掘意义——所有这些行为都超过了诗集《历史》应有的权限。

　　但是我们对这些诗歌仍旧怀着钦佩之情，因为其中洛威尔本人不断出现。他正在岸边，刚刚吃过龙虾，盯着渐灭的火堆，思考我们怎样从督伊德教的石器时代和往昔神秘的凯尔特王国中发现死火堆：

……人类建造篝火，随后依其而生活

夜晚，夜晚，精灵王，我僵直地坐着

注视火中狂野的，鬼火似的玫瑰

农舍窗口的乌云象征着我的欲望

一种欲死不能的空虚。我听见月亮

在一堆贝壳上煮炖着霉菌，

我的宴会水果……一只煮沸的虾，

红贝壳和中空的前爪，已遍布裂纹，吸允殆尽，

被扔在湿而软的硬纸壳堆砌的垃圾堆上——

它看着我，两个针头的形状，疲惫的双眼暴睁着。

　　这些并行的准确描述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在对贝奎尔的“模仿”中，诗人对美丽事物的抒写仍然坚持用复调的写法。  

这个厚厚的柠檬味金银花，

从墙根爬到你的窗户，

至夜晚打开漂亮的花蕾：

但是这些……像露珠，颤抖， 闪耀，下落，

热泪盈眶的日子——他们不会再开放……

　　洛威尔用自己的观点谈论历史事件时，甚至比只是简单地修复历史记忆声音要尖锐得多。下面谈论的对象是英格兰的朝圣者：

……清教徒在这里崭露头角，

自作自受的精神枯竭的主人

在原始林中徘徊，寻找出口，

追踪一个没有生气的粗暴野人——

征服了三个妻子和二十个儿子。

　　当《历史》写到了现代，洛威尔和同时代的，去世的诗人们谈话——艾略特，庞德，施瓦兹，麦克尼斯，弗罗斯特，威廉姆斯，贾雷尔，罗斯科——一直到仍然在世的贝里曼。他也和其他令人尊敬的过世者谈话，从F.Q.马西森，到哈勃·马克思，再到切·格瓦拉。每个人在生命之火燃尽之前都露了脸，都被赋予开口说话的权力，臧否人物的权力：“这些段落越过中年的各个阶段，就像水中火柴熄灭时的叹息声一样迅速”。衰老常常作为点缀出现，下面这首是根据玛丽·麦卡锡的一封信改编而成的：

在城市里充满尾气和空调噪音……

我旅行的真正目的是去牙医学院

一段下行音阶般的路程：很久以前我曾经

开车到纽约看情人，然后是分析师

编辑然后是律师……时间使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少。

　　不应该期待洛威尔放弃他的自传风格，但在《历史》中，它被纯粹和超然的观察场面所缓和，用一种不朽的眼光，冷漠地观望眼前的事物，记录着地球毫无秩序可言的奇观——例如一场暴风雪里的剑桥的全景图：

从无目地的教学中出走，抵达明亮的雪，

一切靠机械驱动的事物都死亡般停止，    

从不免费的出租车……在驰骋时轮子变热——

我的睫毛结成冰柱，穿着春季外套；地铁

拥挤，对乘客来说已经无法阻止；

雪全程从地铁站一直覆盖到机场的路面……

所有的航班取消,等待起飞的队列瑟瑟发抖

电话失去信号,巴士缓缓向前行驶

被迫停留的大款纽约人，目光狂乱急切

在外面的地下通道瞪着方向盘—那时一辆回家的列车

震动着大地，带着庄严的鸣笛声。

　　这段描写的是现实，是绝对完美的感官记录，并没有丝毫孤绝的思想和感官经验的分离的痕迹：

有时，我的思想是一个震动的，危险的钟；

我爬上螺旋的台阶以寻找我自己的音乐，

每一个台阶令人心酸地难解，

有时冷漠经常在我耳中回响——

　　 从他诗歌传达的意义来说，洛威尔的工作，像那些“星鼻的鼹鼠，在他们神经紧张的隧道/和土垒中……只能领悟能碰触到的事物。”

　　《历史》和其他两部诗集到处充满了道德训诫，但其实并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这些诗歌的框架搭建既不依靠意识形态，也不依靠逻辑结构——这种写法被认为是早期洛威尔诗歌的主要特征；相反，现在他们用无序，自由的方式来连接犹疑，危险的思想。人们可以说洛威尔晚期诗歌最糟糕的地方在于起承转合时，总是给人带来理解上的困惑，并且熟语的使用有时会使意义晦涩含混；但早期诗歌令人敬畏的形式感是一位年轻诗人对他自己语言的规避。拒绝“千篇一律的视野”就在于依附他的孩子身份，而孩子会一直活在内心深处，直到他死亡，当跟随变化的迷宫前进，需要赋予作品以形式，他对自己控制词语的能力而感到灰心丧气，他渴望炉火中一个真正的，非人造的火焰时，洛威尔把自己的生命历程作为永恒的线索：

我想要的词语就像钩子上的牛肉

但锡纸的低温火焰舔着金属叉

童年里从未改变的美丽火光    

造成了千篇一律的视野……

生命并非总是一成不变，

每个季节我们都会弄旧新车，和女人争吵。

但有时当我病了或倍感疲惫

婚姻痛苦的橘红火焰变成难看的绿色，

一个麦秸拖着绿尾巴和结种的穗饰……

一个虚无主义者必须居住在他所身处的世界，

透过瓦砾，凝望无法穿越的制高点。

　　在所有类型中，描述性写作是最困难的写法。洛威尔放弃了自己早期的抽象语言，甚至放弃了对个体灵魂的分类，而过去它看起来是那么自然而然。他把历史作为一种惩罚，洛威尔拒绝和这个世界和解。

　　在洛威尔的后期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虚无主义的诗人形象之前我们曾有过别人吗？一个虚无主义者难道不是一个灰心丧气的理想主义者吗，他也是一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者，只能用直觉的希望和平静的顺从对待真理吗？洛威尔是怎样变成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我们无从得知：政治的失败和婚姻的失败，虚弱的身体，二十年间持续的精神的狂躁和抑郁，还有反复的，无可奈何的住院经历，更不用提洛威尔身上背负他那一代人的幻灭感，神经错乱，自杀，悲剧。但幻灭只是幻灭，只能保持原状，它试图朝向死亡但从未抵达死亡的边界，它的“甜蜜没有人曾经品尝”“生命，希望，他们总是联合起来战胜了死亡。”

　　在洛威尔《给联邦使者》《和大洋附近》这两本的诗集中，想象力相对来说有点不足——他们的榜样和先驱是诗人早年的诗集《生活研究》——这种情况警告我们作为诗人的洛威尔已经发现了一种能量或死亡的新冲动。看起来他要想超越《生活研究》，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前者有文笔美妙的，语气嘲讽的回忆录《九十一号利威尔大街》，连同后一部分的一首首家族肖像画。尽管《生活研究》中有许多优秀的诗篇，但其实是此书的第四部分才使洛威尔迅速获得了新名声，它是以一个儿子视角出发的记忆片段，他并没有怀着完全宽恕的态度，不过他已然长大了，已经能够怀着超然的态度了。洛威尔的写作被人们用“自白派”这个词来形容，当然叫它自白派诗歌也是当之无愧的。但并不是诗歌中的自白特征使《生活研究》不朽；毋宁说是记忆的永恒和不可磨灭，栩栩如生的细节几乎不知不觉地保存在隽永的文笔中，永远令人回味。

　　在《生活研究》中，句法的故意节省使细节更加丰富，就像观看一幅幅银版相片，相框里有家具，布谷钟，圆罩灯，热水瓶，高尔夫软帽，象牙滑尺，皮尔斯牌台球杆，台球桌，房间的风格被看做是“男性化的，舒服的/不合体统的，比例失调的。”如果我们相信自白这个术语，那是因为我们对里面环境和氛围信以为真。并且《生活研究》所有美丽的细节都在洛威尔的十四行诗中重复出现过。

　　难以置信的是人们面对洛威尔的三本十四行诗集，仍然认为《威利老爷城堡》比《历史》好。例如，一位诗人同行已经控告洛威尔在《历史》中有“自我暴露癖”：“我们感觉生命只为了替诗歌积攒材料；我们恐怖地看到食人肉诗人，他以出卖自己尸体，和他家人的尸体为生。”当然这些是《历史》中的瑕疵，但既然没有一本诗集完美无缺，那么缺点就不需要批判来帮助其绝迹，它会静静地自己死亡。诗人把经验转化成艺术的正当行为不能被看做为食人肉。这句“我们会感觉生命只为了替诗歌积攒材料”的控告要使人信服的话，它必须拿出证据来。诗歌是洛威尔的生命，他把它和自己的生命看得一样重要；或许还要更重要。

　　良知无可救药地

使我确信我不是在抒写我的生命

生命根本不能保证我们自己的

哪一部分是生命

　　洛威尔不擅长描写他现实生活中的混乱关系：《生活研究》得益于朦胧的，精心筛选的记忆场景，它将“剧中人”都提炼为他们自身的肖像，阴森的塑像都定格在永恒的，个性鲜明的角色里。洛威尔所持观点的反复无常使洛威尔的写作相形见绌。要知道是这个事实而不是道德评价损害了他的后期诗歌。这三本诗集的失误有两个原因——十四行诗残酷的简洁非要装载百科全书式的素材；另外诗中转换人称的时候过于急促。我们不了解洛威尔谈论罗马或启蒙主义或芝加哥协会的背景，我们就会丢失重点；想要在他的涉及个人经验的十四行诗里建立亲密感，阅读之后却发现里面只是交谈的碎片。“我正在学习在历史中生活。”洛威尔在《给丽兹和哈雷特》这样说，然后他加上了他的定义：“什么是历史？它是你无法直接碰触的东西。”一旦历史不可救药的流逝了，只有这个时候，生命才让自己领悟到洛威尔诗歌的价值所在，才不会因困境而被丢弃，不会因日常性而被放弃。做错事的羞耻，做错事者的痛苦，对忠贞的要求和改变的要求，都在生命中造成了停滞，但在诗歌艺术中不会像在生活中要求的那样，把正义作为正义来对待。极端的观点，即使明显不公正，诸如此类的事情也不能被反驳。比如，洛威尔提到女人的从属地位这个说不尽的话题时，他说年轻时她们是燕子，漂亮，任性，寻欢作乐；她们要求被驯化，要求守在你的巢穴，要求被供养；现在厌倦了生活的单调沉闷，她们变身为带刺的胡蜂：她们其实一无所是，除了妓女？我引用更早的版本，叫做《Das ewig Weibliche》：

身材和脑袋都比常人娇小和精致的奴隶——

是谁要求这些燕子们做各种苦差事，

打扫，烹饪，每日擦拭成吨的灰尘？

若敲她们的房门，她们惊跳地躲起来

毫不在乎早晨经过他们的所有幼鸟

像黄蜂一样小，在她们的桉树叶舞场上愤怒着。

自然靠随手可得的生命而存活；

而如果我们知道并且温柔地感到他们存在，

黄蜂，蜜蜂和鸟可能在空中和我们一起活着；

鲜艳的黄夹克在她粗条纹的外衣上，停留在膝盖上

然后逃脱……神经紧张的造物，黄蜂，蜜蜂和鸟

生命的重罪犯和细胞的保持者，

木制房屋里被喂养妻子们。

　　无论我们对这首诗做怎样的社会学批判，没有人会对它美丽的变形，对愤怒的黄蜂和发怒的胡峰，对被喂养和被饲养的致命生活视而不见。最后，对一首诗唯一的检验就是它能够让人过目不忘，天赋的发挥受制于视野的大小。我们知道洛威尔关于宗教的看法，还有关于政治的表面看法，这种深刻的视野已经放弃了怀旧的安慰。在更严厉的诗歌中，他甚至放弃了爱，尽管《海豚》徘徊在对这个主题难以实现的希望里。爱本身却属于重复和命定的永恒现象：

我也操纵着指导的琴弦

当我成功地完成我写作中的场景。

我感觉到了哈姆雷特怎样

无奈地陷入复仇戏剧

他的父亲在写他，走向低俗文学

在那个群集笨蛋的伦敦天空下。

　　但是即使受着特定场景的限制，虽然宣称词语是由提词人所提供，但诗人仍旧发现选择和行动上的某些自由，蕴藏着种种可能性：犹豫不决是因为在人世间算计过多，他说，并且“活着就如同打电话。”当死亡变成“他存在的组成部分，”活着不过是从夜晚到清晨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黑色的玫瑰叶/重新变回它不忠的绿色。”不停地写，写，写，紧张丝毫没有减少，洛威尔让他自己没有远见地，窘迫地继续着以前的，对天堂不屑一顾的态度：

我看见一群激动的颤抖的牛；

你坐着，用树叶制作书签。

我们都处在各自的十字路口，我们是不正视现实的人

尴尬地停止了运转，我们不能称之为人。

　　尽管这不是一首让人舒服的诗歌，但在它痛苦的画面中却有真实感，有中年的停滞感和不知所措的无聊感。“他们告诉我”，想起一句古老的箴言的洛威尔说，“通过艰苦的行动可以赢得星光。”很长一段时间，那就是他的行为方式，像路西弗一样，怀着绝望之心去攀登，听着天堂短兵相接的管弦乐。现在，如他所说，编织渔网就是和教友会渔夫一样，为了捕捞生命和家族史的大海中的所有鱼类，甚至抓到利维坦，他的工作没有支撑，只有偶然的情绪，没有确切的指导，只有个人品味神秘的独特性。无论他认为自己的诗歌消亡还是不朽，洛威尔都会永远悬挂他的渔网。他们是被珀涅洛珀编织和拆解的意义双关的渔网：

我一生使自己高兴于

编织，拆解绳索油腻的渔网

当鱼已经进入身体里，渔网将悬挂在墙上

像面目模糊的青铜纪念品，钉在无未来的未来。

　　这份自己给自己写的墓志铭是不成熟的，但却一点也不显得虚情假意。这些诗歌的主题将最终应消失殆尽了，像所有被时间淘汰的自然物种一样，但他们对单独个体感受力所造成的不可磨灭的印象会保存下来，在洛威尔诚心奉献的雕刻作品中，会一直保持着它的青铜颜色，直至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