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策兰研究中，策兰与海德格尔的关系一直是一个热点。他们一个是里尔克之后最卓越的诗人，一个是举世公认的哲学大师；一个是父母双亲惨死于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一个则是曾对纳粹政权效忠并在战后一直保持沉默的“老顽固”。因此他们的关系不仅涉及到“诗与思”的对话，还紧紧抓住了战后西方思想界、文学界所关注的很多问题。的确，只要把“策兰”与“海德格尔”这两个名字联系起来，就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

詹姆斯•k•林恩是对的，和其他的研究相比，他把研究的焦点和“故事”的重心放在了策兰身上，并且他看到：策兰之所以受到海氏的影响和吸引，完全是有自身根源的，“在策兰逐渐成长为一名诗人的过程中，在没有阅读海德格尔的情况下，他已经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海德格尔了”。在1948年的《埃德加•热内与梦中之梦》中，策兰就这样宣称：“我想我应该讲讲我从深海里听到的一些词，那里充满了沉默，但又有一些事情发生。”“我越来越清楚，人类不仅仅在外在生命的链条上受苦，而且也被堵上嘴巴以致不可以说话……那些自从远古时代就在内心深处竭力争取表达的东西，也伴随着被烧尽的感觉的灰烬。”

策兰所面对的，也正是海德格尔哲学一开始就面临的任务：变革和刷新语言，由此革新对存在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把目光投向荷尔德林等诗人，“诗歌是源始的语言，即处于发生状态的语言”。他要回到这种“源始语言”中，也即从传统哲学中摆脱，回到存在的未言状况。

可以说，这就是这场相遇或对话的最初的交汇点。只不过策兰所说的“灰烬”，不仅是现代诗歌表达困境的一个象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奥斯维辛所留下的“灰烬”。他一生的写作，就是要接近这个“灰烬的中心”。而这，不用说，正是海德格尔一直回避的。

显然，在最初，策兰在维也纳时期的恋人、当时正在撰写关于海德格尔哲学的博士论文的奥地利女诗人巴赫曼，对策兰更多地了解海德格尔起了促进作用。“我们交换着黑暗的词”，这是策兰写给巴赫曼的《花冠》中的一句诗。他们是否也交换过对海氏哲学的看法？我想是的。

回到林恩的研究，他不仅根据策兰的生平资料和作品，也根据策兰在他读过的多种海氏的著作中留下的各种标记，来研究策兰对海德格尔的吸收和思想对话。海德格尔如此吸引了策兰，一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一是他对荷尔德林、里尔克等诗人的阐释；另外，在海氏的全部思考活动中所贯穿的“诗性”敏感、独特的哲学隐喻及其语言表述方式，也深深吸引了策兰。以下摘出一些策兰在阅读海氏过程中划出、标记的句子：

“此在在本质上就是与他者共在”。

“任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

“如果人类想要再次接近存在，他就需要首先学会存在于一种无名的状态中。……在说话之前，他必须允许自己被存在言说……”

“不是我们在和词语游戏，而是语言的本质在和我们游戏”。

“诗人并没有发明……它是被赐予的。它服从并跟随着这种召唤”。

“今天我们说：存在把它自身献给了我们，但是，如此一来，同时，他在本质上又退却了”。

如此等等，或是直接激发了策兰创作的灵感，或是引发了他自己的思考。总之，海氏的影响已渐渐渗透在策兰的创作和思想活动中，在1958年接受不莱梅文学奖的致辞中他一开始就讲：“思考（Denken）和感谢（Danken）在我们的语言里同出一源，并合二为一。”这显然是一种对海德格尔之思的反响。此外，策兰在这里说的“我们的语言”，也显然不是他所属的东欧犹太人所讲的混杂语言，而是由海德格尔所确立的荷尔德林——里尔克这一路“正宗”的德国诗性语言。

总之，海德格尔的影响，对策兰由早期的超现实主义抒情诗，转向一种德国式的“存在之诗”，起了重要、深刻的作用。

但是，策兰并不是盲目、无条件接受的。他坚持从自己的根基出发。在1958年对巴黎福林科尔书店的回答时他这样谈到：“真实，这永远不会是语言自身运作达成的，这总是由一个从自身存在的特定角度出发的‘我’来形成其轮廓和走向。”可以说，这正是对海氏的“语言是说话者”的一种必要的补充或修正。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历史关系显然是策兰的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林恩的这部专著于2006年首次出版，虽然他声称要根据已掌握的全部文献资料，就策兰与海氏的关系“给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完整的故事版本”。但现在看来，它并不那么“完整”。2008年德国出版界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巴赫曼、策兰书信集的出版，首次展示了策兰和巴赫曼自1948年至1967年年间的196封书信。这些书信意义重要，它们不仅是两个心灵之间的倾诉和对话，也是与政治历史有广泛关联的个人档案，其中就记载着策兰拒绝给海德格尔生日庆祝专辑写诗这一重要事件。

1959年8月5日，巴赫曼写信给策兰询问关于海德格尔生日庆祝专辑的事， 策兰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倒不主要是因为海氏本人，而是因为策划者内斯克，“在一年前，我就告诉内斯克，他要先告诉我专辑里有些别的什么作者，再决定是否写文章。然而，他没有那样做，相反，我的名字却出现在名单上”。另外，策兰对专辑中出现的一些“专利的反法西斯分子”（如信中提到的著名作家伯尔）也很不屑，“你知道，我绝对是最后一个可以对他（指海氏）的弗莱堡大学校长就职演说及别的行为忽略不计的人；但是，我也对自己说……那些被自己所犯错误卡住、却不掩饰自己的污点，也不表现得好像自己从来都没有过错的人，实在比那些当初就具有好名声（实际上，我有理由质问，所谓好名声的方方面面是什么？）、并在这上面建立起最舒服最有利地位的人要更好。”在再次致巴赫曼的回信中他又强调：“我是不能与这些人为伍的。”信的最后，他还这样对巴赫曼讲：“我也同样，上帝知道，不是个‘存在的牧人’”。

这个引语出自海德格尔的《关于人文主义的通信》。这说明，纵然策兰在态度上绝决，在内心里也很苦涩，但他在思想上却无法摆脱与海德格尔的关联。他也不会因此改变他对海德格尔的敬重。策兰的朋友、哲学家奥托•珀格勒回忆说，策兰曾在他面前为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辩护，并曾想把他的一首诗《条纹》赠寄给海德格尔，诗中有这样的耐人寻味的诗句：“眼中的纹影/它珍藏着/一个由黑暗孕育的记号”。

海德格尔是否读到了或读懂了这个“由黑暗孕育的记号”，不得而知，但策兰后来的确送给了他另一首诗。1961年，策兰通过珀格勒向海氏寄赠诗集《语言栅栏》，在题献上写下“这些是一个尊敬您的人的诗”，并附上了这首只有四行的短诗：“荨麻路上传来的声音：/从你的手上走近我们，/无论谁独自和灯守在一起，/只有从手上阅读。”

这四行诗出自组诗《声音》。有人解读说“荨麻路”暗示着基督受难的“荆棘路”，但这太明确。我想它也许出自诗人早年东欧生活的经验，总之，这是一个生僻的、多刺的但又让人深感亲切的意象。引人注目的，是接下来出现的“手”的形象。我想，这既是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是一件手艺活”的反响，也体现了策兰对人的存在、对交流的独特体验和期待。在1960年间给汉斯•本德尔的信中他这样说：“技艺意味着手工，是一件手的劳作。这些手必须属于一个具体的人，等等。一个独特的、人的灵魂以它的声音和沉默摸索着它的路。只有真实的手才写真实的诗。在握手与一首诗之间，我看不出有本质的区别”。这话说得多好！法国著名犹太裔哲学家列维纳斯在《保罗•策兰：从存在到他者》一开始就引用了这句话，说这样的“握手”是一次“给予”，真正的“相遇”就在这一刻发生。

无论对这样的诗怎样阐释，策兰期待着与海德格尔有一次真实的“握手”，这是可以肯定的。 

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并被铭刻进了历史，它甚至被很多人称为“一场划时代的相遇”，这就是1967年7月25日年策兰与海氏在弗莱堡托特瑙山上的会面。该年7月24日，策兰应鲍曼邀请赴弗莱堡大学朗诵。在这之前，鲍曼给海德格尔寄上书面邀请，海德格尔随即热情回信：“我很久以来就想结识策兰。他远远站在最前面，却常常回避与人交往。我了解他的所有作品”。海氏不仅欣然接受邀请，在策兰到来之前，他甚至到弗莱堡书店走了一趟，请他们把策兰诗集摆在橱窗最醒目的位置。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他那句著名的话：“我们这些人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

弗莱堡大学的朗诵会上，听众如云，而德国的“哲学泰斗”就坐在最前排认真地聆听。在策兰精心选择朗诵的诗中，有一首《剥蚀》，该诗的最后是：“等待，一阵呼吸的结晶/你的不可取消的/见证。”

“见证”，这真是一个对战后的德国人、尤其是对海德格尔来说具有刺激性的词。他们的这次相遇，仍处在历史的阴影里。朗诵会后，有人提议合影，策兰拒绝了。但海德格尔仍热情地邀请策兰第二天访问他在弗莱堡附近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策兰不愿意去，他对鲍曼说和一个很难忘记该人过去的历史的人在一起感觉很困难，但他还是去了。他们在山上小木屋谈了一上午。他们在一起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仍无人得知。人们只是看到，这次会见竟使一向忧郁沉重的策兰精神振作了起来。

在小木屋的留言薄上，策兰写下了“在小木屋留言薄上，望着井星，心里带着对走来之语的希望”。回巴黎后，又写下了一首题为《托特瑙山》的诗，并特意请印刷厂制作了一份收藏版本，寄赠给了海德格尔本人。下面即是这首著名的诗：

金车草，小米叶，

从井中汲来的泉水

覆盖着星粒。

在

小木屋里，

题赠簿里

——谁的名字留在

我的前面？——，

那字行撰写在

簿里，带着

希望，今天，

一个思者的

走来

之语

存于心中，

森林草地，不平整，

红门兰与红门兰，零星，

生疏之物，后来，在途中，

变得清楚，

那个接送我们的人，

也在倾听，

这走到半途的

圆木小径 

在高沼地里，

非常

潮湿。

这是一首“即兴写生”或“抒情速记”式的诗，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众多不同的解读。 

我本人曾访问过海氏小木屋，它处在托特瑙山坡上的最上端，几乎就要和黑森林融为一体。海氏夫妇于1922年建造了此屋，他的许多著作都写于此地，后来在弗莱堡任教期间，他经常怀着“还乡”的喜悦重返山上小屋。也许正是在此地，“海德格尔使哲学又重新赢得了思维”（汉娜•阿伦特语）。因此我们不难想象这次造访给策兰带来的喜悦。

“金车草，小米叶”，诗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两种花草。它们是当地的景物，但还有着更丰富的联想和隐喻意义。首先，这两种草木都有疗治瘀伤和止痛的效用。金车草的浅黄色，还会使人想到纳粹时期强迫犹太人佩带的黄色星星。小米叶，据林恩的考察，在策兰早年写于劳动营期间的诗中也曾出现过：“睫毛和眼睑丢失了小米草”。而现在，这种带有安慰意味的花草又出现了！

同样，“从井中汲来的泉水/覆盖着星粒”，也暗含着某种重返存在的“源始性”的喜悦。在小木屋左侧，有海氏夫妇亲自开凿的井泉，引水木槽上雕刻有星星。很可能，策兰像其他的来访者一样，畅饮过这久违的甘甜清澈的泉水。

“题赠簿里/——谁的名字留在/我的前面？”这一句也很耐人寻味。策兰深知海氏的重要位置，他是思想史的一个坐标，也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一环。他也许知道他的朋友、法国著名诗人勒内•夏尔在他之前曾来访问过，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前纳粹分子来这里拜谒过他们的大师呢？

但无论如何，仍有“希望”存在。“走来之语”，让人想到海氏《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谈到的“走来的神”，还有他的著名短句“不是我们走向思，思走向我们”。那么，策兰对他面对的“思者”有何期望？什么可能是他期待的“走来之语”？法国著名哲学家拉巴尔特在他论策兰的讲稿集《作为经验的诗》中猜测是“请原谅”，但他很快修正了这一点，“我这样想是不对的……认为请求原谅就足够了是不对的。那是绝对不可原谅的。那才是他（海氏）应该（对策兰）说的。”

当然，也有另外的解读。在2001年9月4日在北京大学所作的论宽恕的演讲中，德里达针对波兰裔法国哲学家杨凯列维奇提出的“不可宽恕论”（“宽恕在死亡集中营中已经死亡”），主张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宽恕。在这次演讲中，德里达就引证了策兰这首诗，认为这首诗是一种“赠予”，同时它也是一种“宽恕”。

这些不同的解读各有侧重，也各有道理，但都不是定论，接下来我们读到的是：“森林草地，不平整，/红门兰与红门兰，零星”。这即是写景，但也暗示着心情。策兰写这首诗时的心情，正如那起伏的“不平整”的森林草地。

至于“那个接送我们的人”，林恩把他解读为接送策兰去托特瑙山的司机。但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海德格尔本人呢？他邀请诗人来访并陪同他漫游，在隐喻的意义上，他也正是那个在存在的领域“接送我们的人”。而他“也在倾听”。“倾听”用在这里，一下子打开了一个空间。它首先使我们想到的是沉默。因为没有沉默，就没有倾听。在某种意义上，海氏的哲学就是一种沉默的倾听。我想，这是海氏哲学中最为策兰所认同的一点。正是这沉默，相互交换的沉默，造成了他们的倾听。

至于诗最后的结尾部分，把这首诗推向了一个更耐人寻思的境地。“圆木小径”，可能有意取自海氏一本小册子的名字，“走到半途”，也让人联想到“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而这“走到半途的/圆木小径”，通常被理解为是通向对话之路和和解之路，但它“非常/潮湿”！诗的暗示性在这里达到最充分的程度。它暗示着对犹太人大屠杀之后民族和解的艰难，暗示着创伤的难以弥合。不过，从普遍的意义上，它也暗示着人生的艰难、思想的艰难以及通向语言之途的艰难。

就在这次历史性会见之后，他们仍有见面和通信往来。在收到策兰赠寄的《托特瑙山》的收藏版后，海氏给策兰回了一封充满感谢的信，信的最后甚至这样说“在适当的时候，您将会听到，在语言中，也会有某种东西到来”。在1970年春，他甚至想带策兰访问荷尔德林故乡，为此还做了准备，但他等来的消息却是策兰的自杀身亡。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悲剧性结局。著名作家库切在关于策兰的文章《在丧失之中》中这样说：“对拉巴尔特来说，策兰的诗‘全部是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对话’。这种对策兰的看法，在欧洲占主导地位……但是，还存在另一个流派，该流派将策兰作为本质上是一个犹太诗人来阅读……”“在法国，策兰被解读为一个海德格尔式的诗人，这就是说，似乎他在自杀中达到顶点的诗歌生涯，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艺术的终结，与被海德格尔所断定的哲学的终结可以相提并论。”

“故事”结束了吗？结束了，我们听到的不过是回声，永无终结的回声。

（注：该文中策兰的诗论、诗、通信和一些研究资料，大都为笔者自己所译。林恩这部专著的中译，因为不是建立在策兰研究的基础上，因此有许多错误和不尽如意之处，故很少援引。）

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李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原载《时代阅读》2010年10月14日，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