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写作”诗学命题的提出、成因与涵义辨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后朦胧诗”、“先锋诗”等一系列在80年代风靡一时的诗学概念与理论口号逐渐淡出了中国当代诗人与诗评家的视野，而“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个人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等诗学概念与理论口号开始陆续成为90年代颇令诗界瞩目的诗学命题。在其中，“个人写作”这一诗学命题因其理论的包孕性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个人写作”（或称“个人化写作”）作为一个明确的诗学概念的提出，是在90年代中期，欧阳江河、王家新、崔卫平、唐晓渡、陈超、于坚、臧棣、谭五昌、陈旭光、肖开愚、吴思敬、孙文波、陈仲义、王光明等诗人与诗评家，曾先后就“个人写作”这一诗学概念作出过自己的理论阐释，并在诗界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与争鸣。从一般的角度而言，“个人写作”这个诗学概念与命题的提出并无特殊的理论意义，因为诗歌写作通常总是一种个人化的写作行为，但是，当我们把“个人写作”这个诗学概念与命题置放于中国当代诗歌文化语境，尤其是90年代诗歌文化语境当中进行考察，其理论意义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便被充分凸现出来了，因为它意味着当代诗歌写作的理论建构已经进入充分自觉的阶段。在此，“个人写作”并不仅仅是指诗人个性化的艺术特色、美学风格与自我表现等方面的含义，更为重要的，“个人写作”是指诗人以个体化的精神立场、艺术抱负与美学趣味为出发点，对个人化的思想情感在个人话语层面的维护与张扬。因而，“个人写作”与所有的“意识形态写作”（即通常所说的“集体写作”与“群体写作”）相疏离，彰显出诗歌写作的本质或本真涵义。

“个人写作”这一诗学命题在20世纪90年代诗歌文化语境中的提出与广受重视，无疑有其深刻的内在与外在原因。从诗学层面来看，诗人们在经历了20世纪整个80年代的“朦胧诗”与“后朦胧诗”运动，尤其是经历了80年代中后期以集团式反叛、自渎、内耗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先锋诗歌”运动情结在诗人们身上呈现较为普遍的淡化迹象，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上开始有意摆脱自身盲从潮流的艺术误区，诗学观念与美学趣味上的个体性自觉日益加强，“个人写作”从创作到理论层面的“浮出水面”在诗人们那里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体现为一种艺术上的自律性；再从诗人们的主体意识层面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诗人们的主体意识普遍处于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压抑的状态，更准确一点的说，诗人在诗歌文本中也常常体现出主体性，但它往往只是属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体性，而诗人作为自由个体（有血有肉的人）的主体性则被政治意识形态人为的“遮蔽”与“抑制”了。“政治抒情诗”在当代诗坛上长时期的一统天下与长盛不衰即为典型的表征。到了20世纪80年初期的“朦胧诗”阶段，“意识形态写作”也并未遭到摈弃，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朦胧诗”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依附式”的写作，它以反抗的姿态传达出了“一代人”的声音，在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又落入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陷阱。即使在80年代中后期风起云涌的“第三代诗歌”阶段，集团写作与群体发言的方式表明“第三代”诗人们并未彻底摆脱“意识形态写作”的纠葛。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标示出当代诗人们作为自由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尚处于某种蒙昧（未觉醒）状态。因而，“个人写作” 诗学主张在20世纪90年代诗界的普遍盛行与着力张扬，便在象征的意义上显示出当代诗人们主体意识的空前觉醒，凸现出诗人们对灵魂自由、人格健全的艺术家身份的自我认同的价值取向。

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个人写作”这一诗学命题在20世纪90年代诗界的广为盛行与深入人心，乃是中国社会文化剧烈转型的必然性结果。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思潮对整个社会成员的精神结构和价值观念均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与“重新塑造”。物质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取向，精英文化（理想主义文化）、高雅的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遭受到了空前的困境与危机，诗人与诗歌的边缘化成为一种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向。大众文化开始全面崛起，甚嚣尘上，成为中国社会新的文化主潮，在此种文化情势下，诗人们普遍萌生了深刻的价值困惑感，对历史的统一性信仰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甚至一时间陷入难以自拔的“精神失重”状态。因而，诗人们在诗歌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放弃了“宏大叙事”的思维模式，转而关注自己的日常生存状态与生命状态，对历史本身的关注在整体上让位于对生命个体细节的关注。一句话，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逻辑，为诗人们写作时取材（题材）及主题的“个人化”乃至“私人化”倾向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支持，“个人写作”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迄今为止一种普遍性的诗歌写作伦理，也就体现出诗歌写作本身深刻的他律性要求了。

宏观上看，“个人写作”的理论倡导标志着诗坛多元化写作格局的建构与形成，因为“个人写作”在理论上等同于写作的多元化。“个人写作”意味着每位诗人在诗学观念、美学趣味与写作风格的无穷差异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性。正如诗评家罗振亚所言：“因为‘个人写作’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多元化，诗人们在个体生命体验、经验转化方式和话语方式诸方面的不可通约性，令任何概括都难免挂一漏万、捉襟见肘。”[1]的确，“个人写作”是一个极富包容性的诗学命题，它丰富的涵义必须在与“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等相关诗学概念涵义的对照性辨析中，方能作出更为清晰的阐释与定位。

简单说来，“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强调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立场、注重修辞技艺、在美学趣味上有贵族化倾向的诗歌写作向度，“中年写作”是一种强调写作者沉潜从容的“中年心态”、追求客观化的经验呈现的“智性写作”主张，它与“青春期写作”这个诗学概念相对立，而“民间写作”是一种持守平民文化或大众文化立场、追求语言表达的日常化与通俗化、在美学趣味上符合后现代主义精神的诗歌写作向度，是一个与“知识分子写作”在理论上相对立的诗学概念，“第三条道路写作”则是一种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两个诗学主张间取“折中”立场的诗歌写作向度，它本身不具备理论的自足性，但它重点强调诗人写作姿态的开放性与艺术立场的纯粹性。从艺术追求层面来看，“个人写作”与“第三条道路写作”在诗学精神上最为接近（尽管“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命名学理性不强），因为这两者都主张诗歌写作高度的艺术自由与民主，呈现出多元化写作的理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90年代后期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写作” 诗学概念看成“个人写作” 诗学概念的有效继承与发展。而“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民间写作”等诗学主张都有意无意的强调写作者的某种文化身份与角色意识（尤其是“知识分子写作” 与“民间写作”），从而与“意识形态写作”（宽泛意义上）又达成了某种暧昧的“共谋”关系。“个人写作”站在个人（个体）立场上与所有“意识形态写作”划开界限的诗学主张，为当代诗歌的健康发展与繁荣态势提供了理论及现实的可能性。但是，“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民间写作”所共同强调的写作者所应持守的独立精神，则与“个人写作”的诗学主张完全契合。由此可见，“个人写作”有效的汲取了“知识分子写作”、 “中年写作”、 “民间写作”、 “第三条道路写作”等诗学主张中的合理成分与因素，充实了其诗学命题的内涵。换言之，正是“知识分子写作”、 “中年写作”、“民间写作” “第三条道路写作”等诗学主张的提出，为我们对于“个人写作”诗学命题的阐释提供了有效的参照系。

由于“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个人写作”是9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并且又有紧密内在关联的诗学命题，所以，侧重从“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尤其是前者）的概念内涵以及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来厘清“个人写作”的诗学命题，将使其概念涵义变得更为具体而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写作”是在“知识分子写作”与“中年写作”两者基础上融合及推衍、深化的产物。欧阳江河在《’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中把“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以及“个人写作”这三个诗学范畴有意无意地混淆起来。事实上，欧阳江河的模糊表述反而明确地指出了这三者之间彼此叠合、纠葛不清的关联。与前两个诗学范畴相同，“个人写作”诗学意向的萌生及其理论意识的觉醒，同样出自诗人们对于历史语境的敏锐反应与深刻认识。欧阳江河从自身所处时代的意识高度谈及“朦胧诗”写作中的意识形态抗议主题：“抗议作为一个诗歌主题，其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因为它无法保留人的命运的成分和真正持久的诗学成分，它是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幻觉的直接产物，它的读者不是一个人而群众。然而，为群众写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这段话的结尾喻示着一个“个人写作”的诗歌时代的到来，欧阳江河在另一个地方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个人写作”的诗学意识：“……在转型时期，我们这一代诗人的一个基本使命就是结束群众写作和政治写作这两个神话：它们都是青春期写作的遗产”，[3]虽然欧阳江河在此有提倡“中年写作”的意图，但这里的“中年写作”与“个人写作”基本上呈现出一种重合关系。由此可见，“个人写作”这一诗学主张的提出，首先源于“这一代诗人”自我意识的强烈觉醒，以及由此要求摆脱“意识形态神话”的“影响的焦虑”的高度自觉。在反对“意识形态神话”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与“个人写作”达到了精神上的高度一致与契合。

王家新从“话语” 与思想背景的角度，对于“个人写作”的诗学概念作了更为清晰的理论表述：“当人们以某种普遍性话语（指意识形态话语——引者注）的代言人身份写作时，也可能会带着各不相同的‘个性’的，而‘个人写作’与此无关，它甚至也不是人们常谈到的‘个人化的写作’。它是从‘话语’的意义上，并且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提出来的。这个背景就是多少年来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对中国知识分子和诗人的支配和同化，捉弄与扭曲，放开来看，还有几千年以来的文化因袭与文化修辞对人们言语行为的支配。”[4]严格说来，欧阳江河所提倡及阐释的“个人写作”带有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意识形态压迫之下的对立性产物，这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这也是欧阳江河把“个人写作”置于“知识分子写作”及“中年写作”范畴之内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众文化以不可遏制的态势迅速崛起，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以及市民社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对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一批“知识分子诗人”造成了某种“致命性”的精神冲击。“知识分子诗人”在90年代初期勉力持守的那一套人文话语，在受到市民意识形态话语及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双重冲击之后，已陷入巨大的动荡、错位乃至“悬空”的窘困境地。因而，从文化行为的角度来看，“个人写作”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写作”在9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一次理智而又无奈的“文化调整”与“后撤”行为。

如果说在欧阳江河那里，“个人写作”还与“知识分子写作”和“中年写作”混同在一起，尚未具有某种独立的诗学品格的话，那么到了王家新那里，“个人写作”已经获得了其相对独立的诗学特质。这一方面表明了诗人们（包括诗评家）对于“个人写作”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更是时代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视点。诗人王家新正是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对于“个人写作”的诗学涵义作出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阐释与论述。

关于“个人写作”的基本诗学涵义，王家新进行了独到的阐释。他认为，“个人写作”并不等于“风格写作”或“个性写作”，而是诗人表述自身的时代与文化处境的一种写作方式，是一种个人话语。[5]这是从诗人的情感与心理需要的角度来定义“个人写作”的。假如“个人写作”的含义仅到此为止，那么“个人写作”就等同于“私人写作”（ “私人写作”在此是指一种个体性情感的文字宣泄行为）。然而王家新对于“个人写作”还有更深一层的理解：“需要阐明的是，‘个人写作’并非意味着一己的自我表现，也不意味着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个人化’，如果说‘自我表现说’往往从抽象的人性价值及自我模式出发，并伴之于自伤自恋或自傲，那么‘个人写作’首先就出自对这一模式的颠覆，也就是说它恰恰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的写作……它要达到的如同布罗茨基所说的，是学会从（人类生活的）无穷里而非个人的野心或妒嫉里讲话，或如T.S.艾略特所说，是以个人的方式来为人类讲话，以个人的方式来承担人类的命运和文学在特定环境中对他们的要求。”[6]由此可见，王家新在把“个人写作”理解成一种个人话语行为的同时，并未放弃其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显示其对“个人写作”这一诗学命题理解与阐释的深刻性。崔卫平在《个人化与私人化》一文中对“个人写作”的诗学涵义表达了类似的理解：“……从个人化写作到私人化写作之间并不必然，个人化写作仅仅是一个起点，一个选择的开始，但是由于狭隘的社会实践，起点便成了终点，获得起点之后便变得无所作为。然而，我还是宁愿将两种不同的情况区别开来：在历史语境中被变为‘方言’，和自身坚持一种‘方言’写作。后者是彻头彻尾的‘私人化’。在今天看来，与其说这种‘私人化’写作是对于现有的社会秩序、总体话语的反叛，毋宁说是对于它们的认同和衍生。”[7]鉴于王家新、崔卫平等诗人、诗评家对于“个人写作” 诗学命题的“非个人化”的理解与阐释，我们可以发现，“个人写作”不仅与“知识分子写作”及“中年写作”在精神向度、文化立场、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诸多的相通之处，而且是对“知识分子写作”及“中年写作”诗学立场的自觉反省与理性超越。

在王家新看来，“个人写作”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文化品格，乃在于它对意识形态所保持的高度警觉态度及疏离立场。因为它既要避免被意识形态同化，又要避免在写作中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所以王家新在理论表述上赋予“个人写作”多重的文化品格：“它意味着更为自觉地摆脱、消解意识形态对一个作家、诗人的支配和同化。同时又意味着在一种既不同于‘对抗’也有别于逃避的‘承担’，同时又意味着给自身留下一个更大的回旋余地……它意味着对一切公共书写的抵制、区别与分离，但同时又避免使自己‘角色化’与‘姿态化’，它不断从更开阔、独特的视角来透视一切，使显然是政治的东西失去政治意义，同时又使‘没有政治意义的东西带上政治意义’……”[8]，从这种对于意识形态毫不妥协的解构立场，以及同时对之采取某种宽容与认可的的双重文化态度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知识分子”式的批判精神以及某种带有“中年”特征的独特智慧，由此见出“个人写作”对于“知识分子写作”及“中年写作”的综合吸纳能力，透射出以王家新为代表的一批先锋型诗人对于保持诗歌阶段性活力的自觉追求，体现出诗人们在寻求个人意识与时代意识联接点上进一步拓展诗歌生存空间的清醒认识及有效努力。不过这也使得他们“在强化诗歌写作的时代意识和个人意识的关联上显露出一种浓郁的后朦胧性”（臧棣语）。也许正是这种“后朦胧性”（可理解为“整合性”），使得“个人写作”从“知识分子写作”及“中年写作”的范畴之内超逸出来，获得其必要的创作活力与自我调节能力。同时，王家新强调在“个人写作”中建构一套“个人话语”的重要性，又坚持以“不断的反省和解构为前提”，防止自身的“个人话语”蜕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话语，即知识分子权力话语。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把“个人写作”看成坚持个人内省立场的“知识分子写作”及“中年写作”。概言之，正是这种清醒、可贵的内省意识使“个人写作”获得了较为彻底的“转型”意义，也因之相应地具备了某种全新的诗学内涵。

作为一种具有文化转型意义的诗学主张，“个人写作”特别强调写作行为应与时代发生深刻的关联，也即要求诗歌写作处理现实题材，使“个人写作”具备一种能够承受社会语境、历史语境压力的文化品质，王家新极力强调“个人写作”所应禀赋的“时代意识”，指出“如果我们对之（指‘时代’——引者注）不能获得一种切实、深刻的意识，写作很可能就是盲目的，甚至是无意义的。”[9]由此他特别强调“个人写作”对于诗人真实的历史命运的勇敢“承担”，并从诗学与人类精神的高度强调了“承担”对于“个人写作”极端的重要性：“……‘承担’当然属于一种难以简单界定的诗学行为，但我想它首先意味着的是把我们自己置于历史与时代生活的全部压力下来从事写作；同样，各种承担也不限于某种道德姿态，它在今天还会要求我们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来反映我们自身的文化构成……正是通过这种承担，我们的写作才有可能积极介入到目前中国的话语实践中并成为其中最富有变革、批判精神和诗性想像力的一部分。”[10]实质上，王家新的这种主张体现了一种历史主义倾向的诗学观念与诗学趣味，与20世纪40年代倡扬诗歌的“现实、象征、玄学”三者结合、兼具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特色的“九叶派”倒有某种相通与契合之处。当然，由于历史语境的不同，它们必然呈现各自的时代特色，然而它们在追求一种历史化的诗学观念方面却呈现出意向的一致性。王家新反对那种与“生存相脱节”的“非历史化”诗学或所谓的“纯诗”追求，他在《当代诗学的一个回顾》一文的结尾明确宣扬“对我们多年来的那种非历史化的诗学倾向及纯诗趣味进行一种‘自我疗法’”的写作意图。“个人写作”此种历史化的诗学理念所倡导的直面现实、批判现实、回归理性的诗歌精神，与王家新同时推崇的“知识分子写作”呈重合关系。在指认“个人写作”所具有的“历史化诗学”特质与维护诗人人格精神的独立性诗学功能方面，孙文波与王家新在思想认识上显得颇为一致：“从今天的角度看，‘个人写作’的提出是适时的，它使得一些诗人在写作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了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来自于各个领域的权势话语和集体意识的警惕，保持了分析辨识的独立思考态度，把‘差异性’放到了首位，并将之提高到诗学的高度，但又防止了将诗歌变成简单的社会学诠释品，使之成为社会学的附庸。”[11]由这二位诗人的诗学言论，反映出“个人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内在紧密的关联性。

此外，王家新还进一步关注到“个人写作”与“本土写作”的关系问题，也即如何看待写作中诗人的个人生存经验与民族生存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将个体经验看成一种超越时空的东西，还是自觉地将自己的个体经验看成是对民族经验的一种特殊折射？王家新明确肯定了诗人个体经验必然具备的“中国特性”，强调“个人写作”对于90年代中国社会语境的自觉反映与深刻依赖，尤其不回避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而倡导对这一切进行自觉的承担、包容与转化。他以如今侨居西方国家深受“国际化”诗歌影响的“朦胧诗”重要成员多多的一首诗作为例，敏锐地发现并指出多多诗歌“个人化”的本质内涵：“多多诗歌的‘个人化’，本身就包含了对政治性和中国性的个人承受与独特处理，因此它会和一个荷兰人的个人化不同，而且和处在同样境遇的前苏联诗人布罗茨基（Joseph.Brodsky）的诗歌也不同；正是从这里，产生了话语的具体性和差异性。”[12]由于对“个人写作”所无法摆脱的“中国话语场”的清醒认识与自觉强调，王家新断然否定那种普泛化的“国际诗歌”的存在。他指出：“所谓‘国际诗歌’是不存在的，那种抽象的非历史化写作也并不能获得它所期望的意义。前往与回返，离心力与向心力，普遍性与具体性，都与一种写作（这里指“个人写作”——引者注）所依据的话语场的存在深刻相关。”[13]王家新对于“个人写作”与“本土写作”之间这种辨证关系的体认思考是相当深刻的，他从具体的社会语境来审视“个人写作”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个人写作”对本土生存经验的自觉包容以及进行“个人话语”建构的诗性转化与创造能力，体现着他对“历史化诗学”的自觉追求。

从以上论述可知，时代意识、承担意识、理性态度、独立精神、及物写作、个体生存经验等关键词，无疑可以视作“个人写作”的主要诗歌精神向度或文化诗学要素，王家新、孙文波、崔卫平、臧棣等诗人与诗评家对“个人写作”诗学命题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与阐述，非常有效的建构了90年代“个人写作”的诗学谱系（也被称为“个体化的诗学谱系”）。90年代“个人写作”诗学谱系的自觉建构，无疑为我们解读各种诗歌文本以及各种同仁性质的诗歌团体写作现象，提供了一种切实、有效的理论观照与阐释角度。

二、“众声喧哗”：“个人写作”的形式向度

作为一种历史化的诗学概念，“个人写作”也必然具有与之对应的形式特征或艺术特色，王家新在《当代诗学的一个回顾》一文中把“个人写作”在形式方面的特征概括为四点：一、“反讽意识”与“喜剧精神”；二、多声部写作；三、从创作到“写作”，从作品到“文本”；四、叙事的可能性。这四个艺术特点是王家新出于自己对 “个人写作”的诗学理解而作出的概括，它实际上融合了其他写作范畴与诗学主张的艺术成分。就其艺术形式特质来看，它们显然属于“先锋诗歌”的形式范畴。这是因为“个人写作”所强调的独立精神使得它必然具有先锋诗歌写作特质的缘故。现结合部分90年代诗人的诗歌文本对之予以简要阐述。

就“反讽意识”与“喜剧精神”相融合这一艺术特征而言，前者表现了作者的文化批判精神，后者则暗示了作者对于现实的某种无奈认同与被动接受，作者意欲在两种精神向度之间获得一种微妙的心态平衡。现以陈东东的组诗《喜剧》为例。这个组诗由“龙华”、“歌剧院”、“闸北“、“动物园”、“外白渡桥”、“图书馆”、“七重天”七个部分构成，各个部分之间及每一部分内部之间带有反讽性质的叙事，充满了“悲剧”与“喜剧”的双重意味，作者对于现实的态度表现出亦悲亦喜的暧昧状态。在诗中，悲剧意识与“知识分子写作”的批判精神达到了深层的联接，而喜剧精神的流露则又体现了“中年写作”式的特殊智慧。正如王家新自己所评论的那样：“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具有反讽意味的写作救了我们一命，它把我们从一个过于悲壮的时代引向了一个更为开阔的、成年人的世界。”[14]由此可见“个人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及“中年写作”的亲缘关系，不过“个人写作”在承受现实压力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或应变能力，即在“反对与确立之间”（欧阳江河语）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

所谓“多声部写作”，是指诗歌文本中充满了各种矛盾的声音，表现了作者在人生信仰、价值观念上的深刻困惑与混乱的状态。“多声部写作”系借喻性的说法，是对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中“对话”理论中“众声喧哗”这一术语的移用。“多声部写作”使诗歌文本出现了三种以上的声音，多重自我形象与意识同时出现在一个诗歌文本的精神平面上，彼此之间互相撞击、互相排斥又彼此默契、彼此认同，让人处于某种“精神分裂式”的尴尬境地。以西川为例，他的短诗《另一个我的一生》以虚拟的形式，描述了在另一个时空情境下“我”的种种“堕落”行为与人生选择，用以衬托“我”的现实生活境遇与人生态度，表现出“反讽意识”与“喜剧精神”的融合状态，还属于一种“双声写作”现象，而到了《造访》一诗，则比较明显地体现了“多声部写作”的特点，“我”在全诗之中裂变成迷茫的“我”，清醒的“我”，幻想的“我”，高贵的“我”，俗气的“我”，平凡的“我”等多重自我形象。西川的“多声部写作”典型地体现了帕斯的一段名言：“我们每个人同时就是好几个人……伟大的作家，充满活力的作家，哪怕只写五行，也依然保持自我的多样性，保持我与其他自我之间的对话。取消多样性就是自相摧残，被取消的我，肉体的我，不体面的我，恬不知耻的我，都应通过作家的喉舌来表达。”[15]对帕斯这种“多重自我”理论的认同并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接受行为，而恰恰是90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给持守精神价值的诗人们造成了巨大的价值冲击，使他们无法再发出那种单纯而圣洁的声音了。“多声部写作”现象发生在西川这样具有“古典理想主义精神”的诗人身上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个人写作”的第三个特点是从以前的创作转入“写作”，从作品创造转入“文本”制作。前一点反映出进入90年代以来“后朦胧”诗人们对于诗歌观念的重新理解与认定。在他们看来，“创作”是指向一种传统与经典诗歌规范的语言雕琢行为，是以以往的文学经验与诗歌的理想秩序为旨归的；而“写作”则是一种源于表述诗人自身当下生存处境的“话语冲动”，它渴望与诗人所处时代的生存境况发生直接、深入而真实的关联，重视诗歌的感受力和对时代“讲话的能力”，不大看重诗歌的技艺。因此，“写作”并不必然通向诗歌，但却必然凝合成一种“个人话语”，这是由于时代语境压力而出现的诗歌现象。

而从作品创造到“文本”制作的转变，主要是从体裁方面着眼的。就一般意义而言，“文本”就是一种融合多种体裁形式、取消了文体界线的语言构造，具有一种“反体裁”的形式特征。它是对各种文学模式表达方式及异己因素的话语“拼贴”、凑合及转化运用，使得诗歌写作能够容纳丰富的异质性经验，成为混杂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浓缩反映。王家新的《词语》、《另一种风景》等片段性组诗则是此种类型的诗歌“文本”，“文本”的出现是诗歌由“创作”蜕变成“写作”的必然结果，不少“多声部写作”的诗篇往往以“文本”的形态出现。如女诗人沙光的诗剧《拉基》，全诗由“拉基”、“汉语”、“摩利亚山巅女子”、“俄耳甫斯”、“冰女”、“小乞儿”、“老修女”等众多“人物形象”构成，全诗充满了各种声音的撞击与互斥，类似于巴赫金式的“众声喧哗”或“话语狂欢”。其“多声部写作”的特点表现得极为鲜明。

“个人写作”的第四个特点是“叙事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民间写作”都采取了“叙事”的表达方式。不过从情感、语调方面来稍作比较分析的话，“个人写作”中的“叙事”还是有着自己的个性色彩的，它主要带着某种明显的“私语”特征。举孙文波《幸福》一诗中的一段诗节为例：“我只有回到家里关起门/才随随便便，躺着，/要是天太热，就赤身裸体。/这时候，/我才觉得心里轻松；/像一条鱼。/在空气中犹如在水中。”很明显，这种“叙事写作”既含有叙事成分又含有“自白”成分（如同“女性写作”惯常采用的表达方式一样），如此使得90年代诗歌的“叙事写作”在内容和方式上变得更为丰富起来。

从理论构想的层面而观，90年代诗歌中的“个人写作”在形式向度上不仅仅涵纳上述先锋诗歌的艺术形式特征，而且也涵纳传统诗歌（比如抒情诗）的艺术形式特征。所以，从诗人们对语言的选择性运用的角度切入，将是全面考察“个人写作”形式向度一个颇为有效的角度与途径。我们可以将表面看来纷繁庞杂的90年代的诗歌写作归纳成三种写作倾向：其一，“书面语写作”；其二，“口语写作”；其三；“书面语”加“口语”的“复合型写作”。这样的“写作归类”是符合“个人写作”的理论构想与现实情状的。下面分别对之予以简要阐述。

“书面语写作”是指诗人追求诗歌语言必要的庄重色彩与典雅（而非粗鄙）气质，注重语言对于事物普遍性经验的传达效果，注重作品审美性的情感价值与思想含量。由于诗人们的个人生存境遇、文化修养、性格状况各不相同，尤其是诗歌美学趣味上存在的个体偏好与差异，在“书面语写作”内部又可以分成三种写作向度：第一种可以名之曰“学院化写作”（它通常被指称为“知识分子写作”）。“学院化写作”通常追求诗歌写作中的复杂技艺，注重诗歌文本所包含的文化经验与思想含量，侧重于西方现代诗歌语言资源与精神资源的借鉴性运用，并力图对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与创新，他们诗歌文本中的语言通常留有或多或少的西方现代诗歌翻译体的“影响”的痕迹。王家新、臧棣、欧阳江河、西川、肖开愚、张曙光等诗人通常被认为是“学院化写作”（或“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人物；第二种可以名之曰“神性写作”或“宗教化写作”。持“神性写作”或“宗教化写作”倾向的诗人通常追求词语的圣洁色彩和崇高意味，对圣词具有一种宗教般的崇拜心态，通常由圣词及与之相关的超现实意象连通内心具宗教感或神性的情感体验。这批诗人在语言运用上具有自觉的“洁癖”意识，灰娃、李青松、寒烟、谭延桐、杨键、姚辉、南鸥等诗人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书面语写作”的第三种写作向度可以命名为“生命写作”，“生命写作”既不像“学院化写作”或 “知识分子写作”那样追求丰富、深刻的文化智慧，也不像“神性写作”或“宗教化写作”那样追求某种超验、迷狂的“神性”体验，而是在写作中以人性的尺度追求生命真实、纯粹、深沉的体验。因此，在语言的运用上既讲究雅致、质朴，又追求优美、空灵，以达到“纯抒情”的艺术效果。杨晓民、黑大春、小海、刘希全、马莉、刘立云、蔡克霖等诗人是这一写作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

与“书面语写作”相对立，“口语写作”在理论上以日常生活用语和“民间”语言作为唯一的“诗歌语言资源”，反对隐喻、象征、暗示等所有的诗歌修辞手段，意图追求一种“直接”、“本真”的诗歌表达效果。持“口语写作”倾向的诗人追求日常生活与生命体验中的“真实性”效果作为自身重要的美学宗旨。“口语写作”诗人们在诗歌写作中普遍采用“叙事”和“自白”（直接议论）的表达方式，几乎完全放弃了“书面语写作”中通常采用的比喻、意象、抒情等表现手段。在“口语写作”中，对于“语感”的精心营造与合理使用是有效建构“口语”诗歌文本艺术品位的重要手段。于坚、严力、伊沙、韩东、侯马、马铃薯兄弟等诗人为“口语写作”倾向的代表性诗人。

毫无疑问，“书面语”加“口语”的“复合型写作”，在语言的运用上对于书面语与口语采取兼取并蓄的态度，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往往根据艺术表现效果的需要而决定书面语或口语的选用与取舍。由于它综合了“书面语写作”和“口语写作”所具有的艺术优势，显示出了更为开放的语言态度，因此具有突出的综合创造能力，不仅符合诗歌写作的实际情形，在理论上也有着更为广阔的艺术发展前景。莫非、树才、安琪、唐诗、海啸、田禾、杨矿等“复合型写作”的诗人堪称其中的佼佼者。

上述三种写作倾向与语言风格形成了一种既相对立、疏离又互补、互渗的复杂情势，由此，90年代多元化的诗歌写作格局得以最终确立，并且在其内部衍化出更为丰富多样的诗歌趣味与诗学追求。而这无疑是90年代诗歌中的“个人写作”在形式向度上“众声喧哗”的典型表征与真实反映。它向我们生动的展示了“个人写作”所具有的勃勃艺术生机。

综上论述，“个人写作”是个极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诗学命题，它在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文化语境中的“脱颖而出”，表明了当代诗人与诗评家身上诗歌及诗歌写作本体意识的空前觉醒。从本原的意义上讲，诗歌作为一种个体化的诗性言说与艺术话语方式，它满足了人类对于世界与自身最为内在的表达需要。当它遭受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的侵染后，其表达（言说）的初衷日益走上异化之途，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写作”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当代诗人摆脱诗歌写作异化命运的可贵努力。由诗人与诗评家对于“个人写作”诗学命题所作出的一系列有效的理论阐释话语，不仅标示着社会文化的剧烈转型给人们带来了对于诗歌本质、功能的崭新而深刻的理解，而且使诗人们在艺术实践的层面上使诗歌获得了它自身的丰富与发展，在相当的程度上维护了诗歌的魅力与尊严。从当代诗歌的发展进程来看，“个人写作”的意识在“朦胧诗”那里已现萌芽状态，通过“第三代诗歌”阶段的过渡，进入90年代以后，它不仅表现为一种实际的写作现象，同时也进入了自觉的理论建构阶段。如果追溯诗歌写作的本质，“个人写作”无疑是诗歌写作的基本出发点与最大内驱力，体现出诗人身上诗歌本体意识的高度自觉。客观而论，“个人写作”的诗学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不仅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充分的彰显，在新的世纪（21世纪）里，其诗学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依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与充分重视。

注释：

[1]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第1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3]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南方诗志》（内刊）1993年夏之卷。

[4][5][6][8]王家新：《当代诗学的一个回顾》，《诗神》1996年第9期。

[7]崔卫平：《个人化与私人化》，《诗探索》1994年第2期。

[9][1][4]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诗探索》1996年第1期。

[10][12][13]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11]孙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诗探索》1999年第2期。

[15]（墨西哥）帕斯：《批评的激情》第16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