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精神分析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广义上的诗学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两者均致力于探究心理装置之深层结构和该结构经符号表达之后呈现出来的样态。实际上，据肖姗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对书写与疯癫的研究，十九世纪的作家们（福楼拜、巴尔扎克、内瓦尔等）已经在精神病学的主导话语下写作，他们以各自方式回应疯癫的袭击，书写“疯癫的传记”。费尔曼甚至认为，唯有文学能“挑战疯癫的力量”，“使疯癫的被剥夺的主体性得以恢复”。
　　十九世纪的大师们虽然对精神病学多有浸染，但他们在写作中其实并没有质疑语言符号的统一性法则，他们对修辞仍采取一种“自然态度”，即认为符号的现成存在性是毫无疑问地合法的。直到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以及无意识的发现，文学才第一次冲破规范性话语（语法、句法、连贯性）的束缚，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破坏性的符号潜能。弗洛伊德的工作为二十世纪初欧洲超现实主义提供一个直接而有力的理论框架（凝缩、移置、自动书写、意识与无意识的交流），于是在对现实之为现实、符号之为符号的激烈怀疑中，无意识的创作路径迅速对诗和其它艺术形式提出新要求，自古典主义以来的途径浪漫主义的“表意－表象”的同一法则——元素所内含的意义与形象的先验一致性——受到了极大挑战并趋于崩解。
　　二十世纪后半叶，人们发展了弗洛伊德式批评方法，在对文学活动与无意识活动之间的转译与关联的大量挖掘中形成了著名的“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弗洛伊德以及后来的拉康的理论框架被当成通达诗化活动之无意识的重要手段；通过分析修辞运作（隐喻与转喻），研究者似乎深入了那些拒绝直接被言说与定义的真实层面。此时精神分析与诗学能够一起宣称：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被符号化或毫无残余地说出，重要的不是陈述的表面，而是潜藏其下的巨大的无意识企图。精神分析与诗学的相互投射不再局限于当初弗洛伊德、布勒东、达利等先驱的临床与艺术实践，它已然扩展为一门独立的具有横贯性的创作与阐释的方法。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可以问，什么是拉康之后的“精神分析诗学”（Psychopoetics）？除了作为一门普遍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理论，精神分析在何种意义上能为当下诗学议题提供一个讨论的入口，以超越仅仅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分析框架？人类两大认知与创造领域——精神分析与诗学——在法国哲学家巴迪欧称之为“对于真实之激情”的当代语境下具有何种缝合之趋势？
　　其实研究者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反思精神分析产生独断的可能。精神分析在对文本产生巨大阐释力的同时，也很可能将文本的丰富内涵化约为单一知识框架的类比式印证与强化。此外，西方哲学界对弗洛依德－拉康精神分析遗产的质疑从来不绝于耳，如德勒兹与瓜塔里在1972年出版的《反俄狄浦斯》一书中，提出“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这一概念，以对抗弗洛依德与拉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与无意识欲望之缺失的理论预设。德勒兹与瓜塔里对欲望之生产性的阐释使得经典精神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变得“不可能了”。 如此背景下，再将压抑、升华等精神分析概念直接“运用”于文本的路径肯定难以通行，但精神分析的巨大遗产又呼唤研究者进入它所揭示的人类深层精神结构，并将此结构与诗以及艺术这样的创造性行为相连以趋近艺术之符号化的界限。
　　正是在精神分析与广义诗学（文学理论、符号意指法则）的结合方式亟待重新思考的趋势下，当代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Mieke Bal）展开了对精神分析诗学 （Psychopoetics）的一系列讨论。1984年，米克•巴尔受邀为英国著名的《诗学》杂志（Poetics）组稿一次“精神分析诗学”专题，并撰写“精神分析诗学”一文作为导论，勾勒精神分析对当代诗学、符号学的可能切入路径。巴尔首先回顾了研究者对运用经典精神分析场景来阐释文本的诸多怀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阐释实践中，精神分析似乎总是主动采取了分析师的位置，而文本则毫无例外地成为亟待分析的病人，于是精神分析文学批评（Psychocriticism）在初期无异于一门文本症状阐释学。　
　　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结合方式，实际上精神分析诗学——因其符号学倾向与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相差异——远不满足于成为精神分析在诗学（文学理论）中的一种无条件运用，这首先因为精神分析本身就是“不稳定且有疑问的”，而且精神分析诗学也不应成为精神分析的文学化变体，它乃是文学被精神分析“接通”之后的话语性反应，本质上属于“诗学”，它是“关于文学的一整套话语，被当作知识来使用，与精神分析形成一种信息的关系。”这种信息交流无疑是双向的，正如巴尔援引肖姗娜•费尔曼对理论过度干预文本的担忧，精神分析与文本之间其实“并不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因为“该信息并非是先天地可接受的东西，它也不是一种直接的主－客体关系”，精神分析作用于诗学之后完全有可能就诗学得出“歧向的陈述”（divergent statements）。
　　由于诗学对精神分析的抗拒的可能（修改或拒绝它的前提，改写其概念的理论内涵，甚至抹除其边界，如德勒兹与瓜塔里反精神分析的“游牧诗学”），精神分析诗学不再仅仅满足于锚定精神分析诸概念（无意识、压抑、升华、忧郁、自恋）对诗学的相关性并加以无反思的利用——如此利用不过是不同知识类型之间的相互确认，对双方均不构成有效介入。实际上，在米克•巴尔称之为的“类比模式”（analogical model）的主导下，早期精神分析批评满足于在文本中寻找精神分析暗示的个体发展史中的“故事”或“案例”，例如分析《哈姆雷特》一剧中的俄狄浦斯欲望、乱伦禁忌、僭越等等，此方法的出发点不是文本，而是这些“案例”的心理学、人类学或社会学价值，在这种类比模式中，文本不过是精神分析的某种寓言。随后的精神分析批评，巴尔认为，放弃了这种缺乏文学性的分析而转向文本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类比。研究者尝试将文本读作理论自身的叙事化或“戏剧化”，从而将压抑、移情等精神分析概念揭示为内在于文学经验的东西。这后一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它兼顾了文本的丰富性与理论的解释度。这两种解读模式虽然极富阐释力且在文学批评中实践颇广，但在米克•巴尔看来，仍局限于理论与文本的相互印证，基本上是不可证伪的，而且也无法给予精神分析和诗学任何“新增的知识”。
　　那么如何设想一种结合或切入，使得精神分析能够不去化约文本，反而就文本的丰富脉络进行开启性的言说？米克•巴尔提出，研究者首先可以尝试“具体化模式”（specification model）：“它将精神分析当做一门探照理论（searchlight theory）来使用，让阅读与文本中的某些细节特征被精神分析概念所照亮或解释”。这种方式力图避免知识之间的相互确认，强调相互作用，文本阅读不仅展示精神分析已经发现的概念，它更加暴露自身如何“在精神分析使之理论化的那些问题中去存在”。如果说类比模式总是已经将文本化约为几个单一概念之间的关联——巴尔认为类比模式总是“总结性的”——那么具体化模式则以精神分析概念来趋近丰富而具体的文本，使之呈现为问题化的符号意指过程而非某个既定结论实现后消失的中介。重要的是从被精神分析理论照亮的那些文本细节入手，弄清它在叙述和意指活动中的作用，该作用很有可能是创伤性、打断性或颠覆性的。也就是说，具体化模式以精神分析来理解文学装置的运行并把后者揭示为具有符号创伤力的意指过程，于是，文本细节不再是主导叙述框架内毫无问题的部分结构，而是将自身凸显为与对该细节的众多阅读方式相抵触的坚硬内在——“符号真实”之涌现。
　　虽然具体化模式极大地兼顾了文本的文学性，但它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它很难将自身的重要性与别的探照理论的相区别，例如巴尔提到的人类学或犹太教《塔木德》阐释对文本同样具有高度“照亮”功能。在与别的学科交叉中，精神分析似乎没有独一无二的阐释力，实际上，具体化模式仍然遵循着阐释学的逻辑，或者说，它只是把精神分析“阐释学化”了（实际上弗洛伊德自己就是这样做的，致力于符号象征意义的解读，以精神分析来“阐释”文学，而不是反之，以文学的真实之涌现来阐释精神分析）。在这种背景下，米克•巴尔进一步提出“符号学模式”（semiotic model），以避免前述几种模式以精神分析信息来扩展诗学内容的单纯做法。符号学模式放弃了从精神分析到诗学的单向信息传递，不再以精神分析为理论框架来“阐释文本”，而是力图将精神分析关于无意识、语言、主体等观念的理论化导入文本的符号活动。它将研究者的注意力从经典俄狄浦斯结构转向无意识的踪迹以及“无意识扰乱连贯性的那些方式”，“矛盾与不连贯之处”以及“它们与文本意识层面的连贯性陈述的地位关系”。如此方式，巴尔认为，不仅可以展开文学议题的讨论，还能重新思考言说主体面临的困难。
　　巴尔所提及的这几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切入了拉康称之为的“真实”，那抵抗符号化的人类经验领域。“真实”，在拉康精神分析中，恰好是在话语的不连贯与矛盾之处被识别的。特别地，具体化模式与符号学模式均对精神分析与诗学之间新的连接方式有所开创，它们摒弃了类比式连接，能够对精神分析理论提出某种修正，例如，巴尔指出，在对拉康“凝视”的艺术性讨论中，研究者能够扩展被拉康忽视的性别差异下的主体视觉场的不同构建。于是，这两种模式不仅力图阐明符号意指的一般过程如何已经涉及了心理过程（未言说之物），它们还能指出这些过程中的看似不一致之处所潜藏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必须通过符号化/诗化扭曲之后方能现身。在这样的结合方式中，诗学与精神分析不再是言说与沉默、被分析者与分析师的关系，而是进入了相互补充、给予的双向激活。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2016年9月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