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言，似乎再一次在天际回荡。对于这个陌生的时代，每个人由于所处的位置、利益和价值观的不同，竟然有截然相反的感受。这个时代变得撕裂、难以思议，但又须去理解、阐述、适应并改变它。

在这个陌生的时代里，如何安身立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又能够做什么？

知识分子，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已故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说，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具有业余精神的人，对他们来说，研究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像业余玩游戏一样，是一种爱好，甚至是一种天职。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讲得更明确，说知识分子不是靠思想生存，是为思想而活着的人。知识分子典范地代表了启蒙一代人，有理性，有独立思考，有自己的意志力。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叫“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孔夫子也说过类似的意思——“士志于道”。“士”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志于道”有两层意思：第一，要探究和阐释个人、社会、世界乃至宇宙的根本之道，这是知的层面。第二，不仅要“知”，而且还要“行”，亲身实践自己所认知的道。用王阳明的话叫“知行合一”。这与卡尔·马克思的精神不谋而合。德国柏林的洪堡大学，大厅楼梯的正面，写的正是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重要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

在中国古代，究竟谁能代表道？皇帝是天子，似乎垄断了天命、天道。但令我尊重的、美国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权威张灏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有双重权威：一重权威是天子，代表政统；另一重权威是读书人，同样代表天命、天道，他们代表了道统。皇帝再有威风，也得尊敬孔夫子，朝拜孔庙，因为孔夫子代表着与皇权平行的另一重权威，这就是道统。皇帝是否代表天命，不由皇帝自己说了算，天命的解释权在士大夫那里，士大夫垄断了天命的解释权。因为同样秉承天命，所以才有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我把这些承担天命的知识分子，称为“文化托命之人”。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到今，常怀苦痛。这种苦痛被称为“忧患意识”，为家国天下忧心。一般人不会有这种意识，但知识分子会为与他自己利益不相干的事而痛苦。知识分子一定有家国天下情怀，对身处的地方、国家和世界充满了深切的关怀。知识分子天生就是情怀党，如果一个人没有家国天下情怀，还真不能算什么知识分子。

也有些人说：“我总是在生活的表层。”不往深处去探究，处之安然，这就心安了。好奇心害死猫，很多事情你搞清楚了就很痛苦，看清了宇宙，以万物为刍狗，宇宙是残酷的；看透了人性，人性深处有幽暗面，会觉得很痛苦。所以郑板桥说“难得糊涂”，这是一种道家的活法。但儒家的活法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打破砂锅问到底，把宇宙、人生、人性当中最深层的东西发掘出来，而且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与黑暗搏斗，所以知识分子的命运通常与痛苦相伴，这是他的宿命，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再痛苦，也要往前走，像鲁迅笔下的“过客”那样。往前走，首先要的是再回首，从已经逝去的历史中汲取知性的智慧与精神的支撑。再回首，就是怀旧。对于我来说，我所怀恋的旧，一个是民国，另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

民国是一个短命的朝代，1911年—1949年，半个世纪都不到。但这个短命的朝代非常丰富、非常精彩，可以说是一个“华丽的乱世”，在知识分子当中，出了不少“民国范儿”。

什么是“民国范儿”？在我看来，“民国范儿”的第一个特点乃是“纯真”。近代中国历史当中有一所独一无二的大学，就是只有七年历史的西南联合大学，但是它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造就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百五十七个两院院士、众多的学者大师。西南联大如今已经成为神话，也可以说是绝唱。我到台湾去，台湾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读台湾版的《青春之歌》——是鹿桥创作的长篇小说《未央歌》。这书我后来买来读了几页，有点儿看不下去，小说写的就是西南联大学生的生活，但小说里的人实在太纯真了，纯真得让我觉得好像有点儿失真。究竟是小说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我想了半天，发现是我自己出了问题。我们这代人经历太复杂，心思也磨砺得太复杂，人际关系更复杂，已经不能欣赏，也难以想象曾经有过的纯真年代。而那个时代的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有非常纯真的东西。战争年代前方在打仗，他们就在后方读书，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经常要“跑警报”，躲到防空洞里去，但是他们的心态非常安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他们的战场就在学术岗位上。在战争环境里面，这些学术大师写了很多经典著作。

“民国范儿”的第二个特点是“德行”。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有一个著名的太太客厅。客厅主人是当年的北平知识界“女神”林徽因，她既漂亮聪明，又很有交际能力。每天下午在她的家里，许多学者、作家云集，喝英式下午茶，谈学问、谈思想，很有魏晋名士清谈和风流的气度。每天太太客厅必到的是一位器宇轩昂、风流倜傥的绅士——英国留学回来的大哲学家金岳霖，他很有智慧，幽默，其风度远在林徽因的丈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之上。有一天，林徽因沮丧地对丈夫说：“思成，我现在有个大苦恼。我发现我爱上老金了，但是我也爱你。我怎么办呢？”梁思成说：“让我想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对林徽因说：“我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自己不配你，还是老金配你，我退出吧。”林徽因很感动，就与金岳霖商量。金岳霖说：“还是我退出吧。”但他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还是让我每天下午到‘太太客厅’来喝茶。”这三位后来就成为终生的朋友。林徽因先离世，最后梁思成临死之前，叮嘱儿子说：“我走了之后，你一定要照顾好金爸爸。”这种德行既是中国古代的君子之美，也受到了西方的罗曼蒂克的影响，在他们那代人身上，中西文化中最好的德行交融在一起，形成独有的风范。

不要以为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之事是孤案，以为这只能发生在绅士身上，其实在左翼知识分子那里，也有一段著名的传奇。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教书期间，与他的学生杨之华相恋。杨之华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出名的美女，已经是有夫之妇，但夫妻感情并不好。秋白与之华去浙江与她的丈夫沈剑龙谈判，竟然相谈甚欢。最后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刊出三则广告：第一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第二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第三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据郑超麟回忆，有一天他去秋白和之华的新家，说话间进来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与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一般，之华招待他，也好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当然，你可以说这些都是传奇，有后人编造加工的成分，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凡夫俗子的时代，你要编个传奇都没有了，因为没有了这样的素材，没有了这样的故事。

“民国范儿”的第三个特点，我称之为“趣味”。民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从事人文的、社会科学的，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风气有关。传统中国没有阶级的等级之分，因为士农工商四大阶级不是世袭的，而是上下流动的，没有等级。但钱穆先生指出，虽然没有阶级，却有流品之分。这个流品，就是文化的分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民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对流品的追求。许多科学家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其人文修养远在今日的文科教授之上。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的古典文学修养，连王元化先生都非常称赞。民国的知识分子学贯中西，融汇古今。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先生在北大开课，既有古希腊哲学，也有印度哲学和佛教，还有中国的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他的学生张岂之说：“汤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就像中国哲学，讲的西方哲学就像西方哲学，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勉强处。”汤先生提出“融汇中西”“接通华梵”，既不排外，也非复古，将中西印三大文化置于同等的位置比较研究，但不忘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本位。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这些“新派中的旧派”的文化态度。

钱理群教授曾经有一句名言，说今日的清华北大学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一般人没有注意到他还有另外一句话，说今天中国的文坛只剩下一些“没有文化的学者”和“没有趣味的文人”。很多学者没文化，只是一个趣味索然的专家，一离开他的专业领域，基本就是无知，有一些文人好像有点儿文化，但是没有趣味，写出来的文章趣味很低。学术是要讲究流品和趣味的。在科学上，爱因斯坦代表了物理学最高的趣味，发现引力波也是对物理学最高流品的追求。相对论和发现引力波有没有实用价值，恐怕很难说清楚。中国的科学家太实用，不会去追求科学本身的内在价值，只问成功，不问趣味。如今学界到处弥漫着急功近利的氛围。前年内地有一个大学的大四学生，要来面试直升研究生，说自己已经与老师合作，发表了6篇论文。这些论文，基本是人云亦云，没有什么学术价值，更缺乏学术品位。我给他回封信说，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学术品位，而不是匆忙为发论文而发论文。因为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卓越，什么叫平庸。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这位学生完全不理解我在做什么，因为这个时代教给他的，只是成功二字，发论文就是成功，品位二字，听都没有听说过。而在民国的一流大学，发表文章倒是其次的，重要的是文章要“好”。陈寅恪先生当年连大学文凭都没有，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梁启超推荐他到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清华校长有点儿为难，梁任公就生气了，说：“这个陈寅恪半篇文章就抵得上我梁某人著作等身！”校长一听，梁任公都这样肯定陈寅恪了，立即同意聘任，因为他信任梁启超的眼光，信任大师的学术品位，而不相信数字。

“民国范儿”的第四个特点是“尊严”。知识分子守护的最核心价值，乃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把人视作目的，而不是工具。人最可贵的一是生命，二是尊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尊重人的生命，但更重要的是尊重人的精神尊严。前两年南京大学学生创作了一部话剧叫《蒋公的面子》，讲的是抗战期间发生在中央大学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请三位教授去吃饭，三位教授中一位是对蒋有看法的左翼知识分子，一位是清高的逍遥派，一位是很有政治欲望的保守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算盘，想去赴宴，又怕被人说闲话，因此很纠结。到底给不给蒋公一个面子，形成了一台戏。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有尊严的，“天子呼来不上船”。1944年教育部给汤用彤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颁了最高学术奖。用彤先生很不高兴，对朋友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在权力面前，他是有傲气的，他讨厌“以吏为师”，看不起那些高高在上、不学无术的行政官僚，他鄙夷地说：“谁能评我的书，他们看得懂吗？”民国知识分子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乃是人的尊严和士的气节。

当我这样称颂民国知识分子的时候，有人不以为然，说难道民国没有烂人吗？你看钱锺书写的《围城》，这个三闾大学就是他曾经任教过的蓝田师范学院，不是有好多庸人、烂人吗？的确，每个时代都有俗儒、烂人，《儒林外史》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物，不都是俗儒吗？但是比较不同的时代，不是比烂，烂人任何时代都有，而是比高度、比风气。民国时期的确有很多庸人和烂人，但是那个时代有一批卓越之士，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群，最重要的是，是这些“民国范儿”主导了士林的风气，让那些庸人、烂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当真小人，只能做伪君子，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有真君子在那儿，有好风气在那里，所以学界比较正派。如今有些人喜欢比烂，你说中国不好，他就说美国也有不好啊，用别人的烂为自己的烂辩护。文化与文化比，民族与民族比，时代与时代比，不是比烂，而要比高度、比风气。我记得列宁曾经引用过俄国一句很有名的谚语：“鹰有时候会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不可能像鹰飞得那么高。”

对于我来说，民国是一重值得怀恋的旧，另一重怀恋的旧，是20世纪的80年代。

从1982年毕业留校至今，我在大学任教已经34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60后、70后、80后的学生一拨接一拨，从校园淌过，如今教室里坐满的，是90后。春去秋来，花落花开，归来的春，已不是过去那个春，重开的花，亦非原来那枝花。

三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若问校园生活究竟有何变化？我的脑海中跳出两个色彩分明的意象：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如果说之前的校园如一片激荡的大海，那么其后的大学则变成了一口沉重的焖锅。

前几年，中国刮过一阵“80年代”怀旧风。我得承认，我也是一位20世纪80年代之子，是那个时代启蒙运动的精神产儿，时光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的思想跟随着时代前行，但内心的灵魂依然为80年代塑造，似乎是一个很不合时宜的80年代遗民。作为“文革”之后首届1977级大学生，2000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大学年代：我的精神摇篮》的回忆性文章。一位70后的学生读了之后，无限羡慕地对我说：“老师，80年代的校园生活，真令人向往啊！”另一位80后的学生则满腹狐疑地问：“80年代真的那么好吗？会不会是一个被你们虚构出来的传说？”

20世纪80年代，究竟是令人神往的过去，还是后人虚构的神话——这恐怕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今天来说，80年代已经成为一种批判现实的历史想象。作为一个80年代的亲身经历者，我只是想说，80年代拥有与当下完全相反的气质，那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对未来憧憬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里，校园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气息。那是刚刚过去不久的革命年代残余物。革命死了，革命精神万岁。革命精神的超时代内核，乃是对现实的不满与超越，是对乌托邦理想的普罗米修斯式追求。纵然昔日的革命理想已经幻灭，但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红卫兵一代学生，依然坚信缺乏理想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于是，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向往，代之以对中华民族融入世界，走向现代化明天的憧憬。那个年代的人们，格外看重精神生活，不那么物质、功利，常常为内心的激情荡漾，胸怀远大的志向。有一次，我看了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十年前央视东方时空自编自导自演的内部晚会，在结构上套用革命年代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我惊叹从20世纪80年代氛围中走过来的那代人，在精神结构上与老一代革命者何其相似！

在那个年代里，校园中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沸腾的、激动人心的。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私人生活，比较起今天是枯燥的、乏善可陈的，但校园的公共生活足以让今天的大学生羡慕不已。数不清的学术讲座、公共辩论、话剧会演、诗歌朗诵，从学校到院系再到每个班级，无数的学生社团等着你去加入——不，让你自由去组建，尽情燃烧你的青春热火，发挥你的个性和创造力。1980年的区人民代表选举，多少学生慷慨激昂地站出来参与竞选，以自己激情的演说去实践民主。大学是最好的公民学校，有什么样的校园生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分子：或者是铁肩担道义的公民，抑或是鼠目寸光的侏儒市侩。

在那个年代里，校园里流行的一个词，叫作“解放”。这个解放，是思想的解放，也是体制的解放，更是个人的解放。旧的体制正在冰融，新的体制尚未形成，在开放的环境之中，一切皆有可能，未来有无限的发展空间。于是，人变得格外自由，虽然传统“左”的思潮和体制依然强大，时常有寒潮袭来，但师生的内心是自由的，研究也是自由的，时间更是自由的。虽然住得寒酸，穿着土气，囊中羞涩，生活清贫，但老师们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支配自己，自由地去做内心想做的。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没有难以抗拒的体制诱惑，没有无穷无尽的职称等级等着你去攀爬，反而多了一份潇洒、一份自如，一份读书人的精神从容。

诚然，20世纪80年代并非全然亮色，黎明的晨光背后依然乌云笼罩。理想主义的豪情万丈，可能意味着虚骄和狂妄；过度的政治参与，蕴含着悲剧性的政治危机；而漫无节制的奇思异想，也会导致理性的贫血。三十年之后，当我们以“后见之明”的智慧，意识到80年代的种种不是的时候，我依然要说，让80年代死去，让她的灵魂存活下来！

这个灵魂，便是精神的活力。

精神的活力，是一种青春的象征。20世纪80年代，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而言，乃是五四的第二春。何谓五四之精神？民主、科学，还是道德？在我看来，在德先生、赛先生、莫姑娘a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五四灵魂：青春。

1916年，五四的精神领袖之一李大钊先生从日本眺望神州，激情洋溢地写下了名篇《青春》：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冱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沐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青年之于社会，殆犹此种草木之于田亩也。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膏腴矣。则谓此菁菁茁茁之青年，即此方复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

五四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李大钊所言的青春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的青春激情，不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这些师长辈拥有，在傅斯年、罗家伦、闻一多、罗隆基一代学生辈那里尤为突出，因此才有了两个充满了激情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运动。

20世纪80年代在精神谱系上所继承的，正是这种充满活力的青春精神。不知何时，青春精神在中国大地消失了，在校园里面流散了，在青年的灵魂当中死去了。在80年代，是社会跟着大学走，大学作为思想的领导者、社会的开路先锋，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而在今天，是大学跟着社会走，社会流行什么风尚，操持什么语言，传播什么价值观念，大学就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学生一进入校园，就等于提前跨入社会，各种竞争、算计、功利，充盈整个校园。大学成为职场的预备役，跨入了大学，就等于进入了成年人社会。一切都是成年人的规则，到处是老气横秋的早熟与世故。学生如此，老师亦是如此。愈加细密的学术晋升规则让青年教师几乎喘不过气，“著书都为稻粱谋”，房子、职称、课题……当有趣的人文与科学事业最终蜕变为无聊生计的时候，青春与活力便成为过于奢侈、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有学生喜好读书，求知欲未泯，或者以天下为怀，为苍生而鸣，常常被同学视为异类，所谓的“政治不成熟”。有年长的好心者会如此劝说：“不要太理想主义，这年头不要生活得太迂，要现实一点，莫谈国事，少读闲书，还是多想一想文凭、职位、收入，早点为结婚、买房、买车做准备吧！”

不说大学生，今日之中国，高考的指挥棒带动高中、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托儿所……一条龙式的应试教育，中学生早早告别了青春，小学生也失去了童真。所有的考题，包括作文，都有莫名其妙的标准答案，余秋雨式的标准套话代替了个性化的稚稚童语。中国的青少年们，当他们还没有迈入青春期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衰老，不仅是应试教育围逼下的肉身疲劳，更是过度竞争氛围中的精神疲惫。

当一个个校园沦陷，成为一口口窒息心灵的焖锅的时候，何处去寻觅中国的乔布斯、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呢？于是，就有了对20世纪80年代的怀旧，那些对过去时光的记忆与想象。青春精神是一段神话般的传奇，当置身于80年代的时候，你只感觉到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一旦失去了它，便会感受到缺氧般的窒息。今日之校园，不再令人着迷，不复是青春活力的伊甸园！

莫非我们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回到激情洋溢后的革命年代？“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80年代也是一去不复返的神往而已，何况被神化的80年代本身还有需要解魅的毒素。但是，80年代依然令人神往，她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气质，有一种将先秦文明、盛唐气象、东林党人和五四运动联结成一体的伟大精神，那是直入人心、总是让我们感动的青春活力。

本书是近两年我在上海主持和参与的多个人文论坛与沙龙的对话集，讨论的主题都与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有关，从城市身边的社会文化现象，到国家与世界的大事件，无所不谈。无论是“清议”，还是“清谈”，皆承继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传统。感谢参与这些对话的各位学界朋友，恕不一一列名，感谢腾讯思享会·海上文化谈的主办方腾讯文化，感谢文景·静安品书汇的主办方文景文化出版公司，感谢ECNU-UBC思想论坛的主办方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感谢为对话提供了高雅场所的上海新华书店静安店及其总经理江春华先生，因为有了他们，上海才变得不那么寂寞，才有了与其都市身份相称的文化生气。最后要感谢的，是中信出版集团的李楠老师，从《SOHO小报》《信睿》到这次出书，彼此的合作总是那样默契，心有灵犀。

本文为许纪霖《何以安身立命》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