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前给台静农的信件达44封之多，看得出彼此的关系之深。台先生1902年生于安徽霍邱，1922年到北大读书后，开始接触鲁迅的作品。他们的相识，在1925年。作为鲁迅的学生，台静农是个非激进式的人物，他的憨厚、老诚以及对艺术的敏感，给鲁迅留下的印象甚好。彼此的交往没有因环境的变迁而受到影响。看他们往来的书信，能够感受到彼此的性情，他们日常生活的趣事，也在此流露了许多。

在海燕出版社新推出的《台静农全集》里，看到一册《台静农往来书信》，一些过去没有见到的文章得以寓目，真的有惊喜的感觉。他生前交往的人物，多有学问，且系一代风云人物。但彼此的对话，以学问为多，故无一般文人的功利性语调。我尤为关注他与鲁迅的交往，能够看出其知识结构颇为深层的元素，这对于了解其人其文，不无帮助。

他与鲁迅最早的交往，主要集中在文学创作方面，其作品都受到鲁迅的暗示，模仿的痕迹一看即知。那些关于乡村生活的描述，有《呐喊》的诸多形影，主旨亦含有对乡土的思考，泥土气弥漫在字里行间。鲁迅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选其作品多篇，并有不少肯定的话语。但后来，他们都很少再写小说，鲁迅沉浸在翻译与杂文写作中，台静农竟转道于学术。那时候许多青年转向，鲁迅颇为忧虑，但对于台静农，却有鼓励的话。由此可见，对于安于学术中的人生选择，鲁迅并不否定，关键是看青年的态度建立在什么逻辑的基点上。1933年12月27日，在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写道：

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兄蛰伏古城，情状自能推度，但我以为此亦不必侘傺，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

三十年代后，台静农的兴趣转到古文化研究之中，他知道鲁迅正在收集汉代造像，便为之搜求了许多。仅1936年61日，给鲁迅寄去的汉代造像达十八幅，均为难得的佳品。从鲁迅留下的文字看，台静农给老师带来的喜悦，自不用说。那种在古老的遗存中寻觅精神之火的快感，在他们的神态里都可看到一二。他们的品鉴古董，不似旧派文人的自恋之情，其实大有幽思的流动。在与古人的行迹对视的瞬间，未尝没有自省与追问。而借旧的文辞与图像阐发人生之要义，也内含其间。这一方面，研究鲁迅的人不太涉及，也遗漏了那其间的思想之点，其实也是遗憾之事。

鲁迅去世的时候，台静农颇为难过。在致许广平的信里说：“豫师去世，惊骇万状……山颓木坏，世界失此导师，不仅师门之恸也”。他随信寄去三百大洋作为奠仪之资，这在那时候是少见的。因了鲁迅的思想，他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有一种内在信念的坚守的。深深感谢自己的导师，在他是情感的自然流露。

与鲁迅诸弟子不同的是，台静农后来既没有走战士的路，也没有在文学创作的途中。他辗转于济南、四川、台北，与激烈的文化场域甚远。自1946年赴台湾教书后，几乎被文坛所遗忘。鲁迅逝世后，台静农几乎与左翼作家没有多少交往，在来往书信里，可以看出后来的生活行迹，与古文为伍，和诗画相伴，神游于考古文献，醉心于书法之道。交往的人物很杂,陈独秀、陈垣、胡适、张大千都与其有特别的关系，而所谈多学术与艺术之事。行走于古老的迷津里，另辟了人间的生路。这对于他，都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启功先生谈及台静农，对其书法上的造诣，颇多肯定，以为是一位高人。张大千晚年因为有这位老友而倍感欣慰，能解其心者，在台北也只有台氏等少数之人。晚年的台静农，文字不多，书画创作占去许多精力。他的书法，笔触遒劲，士大夫的迂腐气是没有的，好似精神的腾跃之姿，笔墨间是豪放的调子。而绘画亦新鲜可感，与民国的画家路径不同。这些作品，都可解释他晚年的心境，细细解读，有诸多的精神隐含。

一般人以为，台静农已经远离了鲁迅之途，走上了隐士的旧路。而在趣味上，和京派亦有交叉的地方。其实我读他与友人的通信，看其关于汉代、六朝的描述文章，以及阐释出土文献的文字，隐约感到鲁迅的幽魂的流动，似乎延伸着五四那代人的个性。比如他谈汉代文学，语气就从鲁迅那里来，连看法也是相近的。在论述六朝文化的时候，仿佛也在谈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的情境，内在的隐含，也是有的。他在学术里，承载着人生的清寒之味，又能于己身的困苦，推及历史烟波里的芸芸众生，遂有了旷世的苍凉。这些，都不是表面的文字所能看到的，有婉转的掩饰，乃一种不得已的修辞。用学术来表达对于人间世的看法，那深度，我们以常人之语是说不清的。

我自己喜欢他所写的一些杂文随笔，这些数量不多，而深意在焉。那些文章，举重若轻，文字是在古老的文明里浸泡过的，金石气和六朝气均在，悠悠然多中古遗响。他写陈独秀，气韵仿佛有阮籍之色，而谈北平学人旧事，总让人想起晚清文人的儒雅和干练。即便是书信，文字亦好，可作美文来读，那文气，也得鲁迅夫子的光泽。在台湾不得自由的日子，他以另一种方式面对苦难之路，精神不得陷落，也是鲁迅遗风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