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刘松林说在“文革”中，在上海被关到监狱里去了。我当时很惊讶：你是毛主席的儿媳妇，谁敢把你关到监狱里面去？她说，希望我帮她找到当年是哪个监狱关的她，因为她是被蒙着眼睛送进去的。

叶永烈（图源网络）

20岁出头便赚了2个亿

我这一生，大概写了三千万字，其中一千万字是科普和科幻小说的，有出版社即将出版我的科普全集，一共28卷，另外一千五百万字是纪实文学，还有五百万字游记，已出版了21本，我每走一个国家（或地区），就会写一本书，最近刚刚写完西班牙、葡萄牙的一本书。当然，这里面不包括我的日记和书信。

我1983年之后转向纪实文学，科普写作基本上到1983年为止。我曾创造了两个“一亿”：前者是我20岁时作为主要作者完成的《十万个为什么》，其总印数超过一亿册；后者是以我21岁时完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中主人公名字命名的手机——“小灵通”，其用户大概也有一亿人。

大家开玩笑说，我20岁、21岁已经赚了两个亿。

写这本书其实有点偶然，这些年我一直在做采访，与许多名人有过交往，保留了大量名人书信。

这些信能留下来，还是有点侥幸的。首先，“文革”时我被抄家，私人信件都被抄走了，后来退还了一部分，但搞丢不少；其次，我是国内最早使用碎纸机的作家，因为每天收到的信太多了，最多一天30多封，对不那么重要的信，看过也就销毁了。

这些留下来的名人书信堪称经历了“大浪淘沙”，是难得的历史见证。这本书我原本计划写100万字，但后来觉得太大了，恐怕没人看，便压缩到70万字，但这也够厚的了。

与名人打交道重在诚实

我是三教九流都喜欢交往的人，所以交往的面非常广，有当年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后裔、著名科学家、演员、运动员、作家等，通过这本书，也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人脉。在这本书中，我打破了以往的许多写作惯例。此前我不写作家，尤其不写女作家，因为大家是同行，应该避嫌，现在无所谓了，书中涉及的作家大多已故。

交往多了，会不经意留下许多珍贵的瞬间，比如我多次采访陈伯达，陈伯达字写的很好，但他从来没给我写过字，有一次恰逢中秋节，他很高兴，就给我写了，还让我拍了很多照片。没想到，一个星期后陈伯达就过世了，我拍的照片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他给我写的那幅字，也成了他的绝笔。

和名人打交道，也没什么秘诀，主要是诚实与他们交往，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是可信任的，比如，毛主席的儿媳妇刘松林（刘思齐），她在上海三次到我们家里来吃饭，那时她到上海来，住的是招待所，没有专车，三次来都是乘公共汽车来的，我非常感动。人与人彼此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后来我们一直有很好的友情，所以她也会愿意和我谈些很重要的事。

独家稿件是这么采访出来的

有一次，我去北京看望刘松林，她说在“文革”中，在上海被关到监狱里去了。我当时很惊讶：你是毛主席的儿媳妇，谁敢把你关到监狱里面去？她说，希望我帮她找到当年是哪个监狱关的她，因为她是被蒙着眼睛送进去的。我问她，你关在里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说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我说凭你这句话，就可以断定是上海漕河泾监狱。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因为我采访面很广，上海各个监狱我都跑过，窗外是农田，势必是郊区，上海漕河泾监狱在“文革”后变成了关押少年犯监狱，但在“文革”时，很多老干部都关在那里。

刘松林问，能帮她去这个监狱看一看吗？我说可以，不久她来上海，监狱方面派车带她去了。这个监狱就是后来很著名的电影《少年犯》的拍摄地，整个场景就在那里面拍的。

我们进去后，刘松林一看三号楼，很像是曾关过她的地方，我们去二楼，她说：就是这里。那天我给她拍了好多张照片，印出来之后，她非常高兴，说这个照片很珍贵，是历史照片。

因为这个原因，刘松林跟我交往非常多，后来她到上海来找我一起聊天，就知道了她的其他一些情况，上次来上海时，刘松林拿出手机给我看她的孙子和孙女照片，照片上，看出她非常爱他们的第三代孩子。

作家要善于突破

1980年最热时，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的沙漠中失踪，轰动全国，听到消息，我马上飞到乌鲁木齐，看很多记者在那里，他们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可谁也进不去，我问为什么，大家说要经过核试验基地，不知道怎么申请通过。

我一下就明白了，马上打电话找到相关部门，半个小时后，人家便答复：同意你进去。因为我过去曾在那边工作过，所以不需要复杂的审批手续。

我是彭加木失踪后唯一进入相关地带采访的作家，进去后通过电报传输每天最新消息，发报员把电报发到乌鲁木齐再转发到各报，我临时改行成了新闻记者。进去后才知道，彭加木的大部分亲友都在那里，我拿到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后来我出了一本书，叫《追寻彭加木》，全部是用我当时的采访笔记写的。新疆科学院看后非常重视，因为我把彭加木出走前，他和十位队友在账篷里头睡觉的位置都记录下来了。后来考察队员看到这张图说，如果不是当时记下来，自己过了多少年也都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还有彭加木走的时候留下的字条，我是在新疆科学院的院长办公室里看到的，他从保险箱里面拿出来，我当场复印了，这张字条是彭加木的绝笔，现在也印在这本书里，这个是原件直接复印的，现在网上全是根据我这个复印件到处拷贝的。

对彭加木失踪，我的看法是，他在那里被沙掩埋了，那个地方特别大，我们进去几十个人搜索，犹如大海捞针一般，因为沙漠非常大，被沙掩盖之后很难找到。

该怎样赢得名人的信任

我第一次采访陈伯达时，到了他家里，他却爱搭不理，我说陈老你好，我很早就见过你，1958年北大校庆，您来做报告，讲的什么我都忘了，但印象最深的就是，你是一个中国人，却带一个翻译。因为他普通话太糟糕了，讲一段，另外一个人给他用普通话翻译一段。陈伯达一听这个，哈哈大笑起来，问：你也是北大的？

他问我，你看过我的书吗？我说你的著作我能够找着的，差不多都读过，他说你看过我研究老子孔子的文章吗？我说我看过，我说主席给你写过三封信，老子孔子研究，前两篇转给你，第三封信直接写给你本人。他听这个，就知道我是有备而来的，开始和我聊天了。

他讲话时我拿出录音机，他说你不要录音，我说我笔记有时跟不上你讲话的速度，有时记的不准确，录音我仅工作用，不做别的，这样他没再表示反对，我就一直问下去了，问着他说，你停一下录音，我就停一下，讲完之后他会说，现在可以录了，我再接着录，就这样，一次一次去北京，一次一次到他家里采访，甚至有一天夜里太晚了，公共汽车都没有了，我就住在他家，所以和陈伯达的交往越来越深。

后来我完成了《陈伯达传》，很多部分是陈伯达的口述，一部70万字的长篇，我曾经对他说：陈老，我写完以后要帮我看看，审查一下。他跟我说：我相信你，你就写吧。

传奇的两封信

这本书是用书信做引子，写这些名人和我的交往，写他们很有趣的一些故事，故事都是我第一手的材料，所以这本书有文化价值也有历史价值。

在这些信中，最传奇的是郑渊洁给我的一封信。

信是1979年2月25号寄的，署名是北京大华无线电厂工人郑渊洁，当时他只写诗，工厂里面写一点诗会受到人们的挖苦，郑渊洁看到《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我的报道，便当晚给我写了一封长信，1500字，讲了一些心里话。他的文笔很通畅，一气呵成，中间没有改一个字。我觉得很不容易，便给他写了回信，还送了一本书给他。

此前我不知道自己还收藏了郑渊洁的信，那时他还没成名，这次一整理，才发现这封信，如今郑渊洁是全国孩子们都熟悉的童话大王，我觉得他成名之前这封信非常重要，非常可贵，所以把这封信也保留下来，捐给上海名人手稿馆，这个郑渊洁也知道了，非常高兴。

在我收藏的名人书信中，最珍贵的是陈望道先生的来信。

陈望道1920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1962年，我正在北京大学上五年级（当时北大理科学制为六年），向陈老请教他1934年创办《太白》半月刊时的几个问题。那时我才22岁，而陈老是复旦大学校长，却亲笔给我写了回信，这让我非常感动。

“文革”时，我被抄了家，这封信也被没收了，“文革”后退还时，我的东西被堆成一堆，所剩无几，一翻，发现这封信还在，真是特别高兴。这封信被收入《陈望道文集》第一卷，而该《文集》只收了陈老的两封书信。

名人书信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能让年轻人们看到，当年曾有那么一大批文化精英，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在挫折与诱惑面前，他们又会怎样坚持。

我在上海办过几次名人书信讲座，听众反响强烈，真是座无虚席，很多人站着听完。后来到温州去讲座，主办方安排在周二晚上7点开始，我想，又不是周末，第二天还要上班，估计没什么人来，结果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一直讲到快10点，依然如此。

可见，人们很想了解这些文化精英，只是相关渠道太少。大家对名人书信感兴趣，因为它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能讲出被正史忽略的东西。

在讲座中，我会用幻灯片向大家展示我收藏的名人书信，一放到庄则栋的来信，立刻一片噪杂，因种种原因，今天人们对庄则栋了解太少，想不到他的字写的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