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阅读外语原文，对于文学思想和写作技巧会有更直观的收获和认识。但在中国作家普遍外语欠佳、难于阅读原著的大背景下，翻译作品发挥了巨大功用，为其提供传统之外的参照，而这一视角也带来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与变化。在近日由《诗刊》社、鲁迅文学院等主办，于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桃花潭镇举行的2015中国桃花潭国际诗歌艺术节上，与会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中国文学与翻译的关系，并就翻译中存在的问题等焦点话题展开讨论。

文学的历程：从外译中到中译外

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新诗的发展，从一开始便与翻译联系紧密。新诗百年，对外来诗歌的借鉴、融入，包括从诗歌形式到诗歌语言的整体变化。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坦言，对于不懂外语的诗人来说，其创作从一开始写诗就受惠于诗歌翻译。吉狄马加是在看冯至、卞之琳等大家的翻译作品后才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所以他对翻译家一直充满敬意。“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家杰出的工作对中国诗歌未来的发展还将继续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吉狄马加说。

过去提起翻译，更多的是指外文翻译成中文。而如今，随着中国文学为世界文坛做出的贡献与日俱增，其地位也日益提高，中文作品被大量翻译成外文已成大势所趋，而翻译，在中国文学界向世界“发声”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评论家国鹏认为：“翻译是语言系统之间的对接过程。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如果我们从《圣经》的翻译过程来看就非常明显了，例如现代德语产生于路德的圣经译本，这是被认为翻译者超过创作者的最大的一个意义。当一个民族的语言可以翻译《圣经》的时候，这个语言被认为是成熟的。”

翻译的悖论：在可译与不可译中寻找合理性

业界主张文学作品不可译，主要是基于翻译所面临的问题难度太大，一是作品本身的韵律，二是作品背后的文化积淀。

听到翻译家刘文飞要来翻译他的诗歌时，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库什涅尔非常担心，因为他坚定地主张“诗不可译”。但当他听说刘文飞翻译过普希金的诗之后，则表示放心了。“既然能译普希金，译他的诗也坏不到哪儿去。”这或许是很多作家矛盾心理的写照。

在库什涅尔看来，诗人是从世界的混沌中、从生活的原料中提取出诗歌，给它配上音，再把它固定在语言中。“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离它的亲兄弟——戏曲和小说的距离更远，而离音乐和绘画更近。诗歌又不同于音乐和绘画，不可能只活在自己的母语中。”库什涅尔希望读者能够从诗歌中寻找、发现、体悟到生命之意义、生活之美学。

“不光是文学翻译，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的思维习惯，好多实际上也是翻译过来的。我们纠缠在诗的‘可译’和‘不可译’上，不如在这个悖论中间找到它的合理性。”刘文飞表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自我与作为他者的原作者之间的角色调和，在保持诗歌原来基本面貌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再创造，这些都是译者需要不断揣摩与斟酌的问题。“在模仿和创造之间有很大的一片开阔地，这片开阔地应该是一片译诗者永久的风景。”刘文飞说。

语言的火炬，文学的薪火相传

“诗歌是人类迈向明天最乐观的理由，我们需要诗歌，因为诗歌仍然以其作为人类精神殿堂不可动摇的根基之一，发挥着谁也无法替代的作用；因为人类一直在梦想和追求诗意的栖居，以诗意精神为最高准则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只有诗歌——那古老通灵的语言的火炬，才能让我们辨别出正确的方向，找到通往人类精神故乡的回归之路。”吉狄马加表示。

但丁、歌德、雨果等大诗人的作品已有多个中译本，而且新译本也在不断涌现。美国汉学家梅丹理认为：“如今的‘物质时代’更需要诗歌。诗歌可以超越语言、民族、国界，具有聚融与枢纽的作用，可以看做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文化交流方式，一种壮观而多元的文化现象，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在前人的基础上，这些诗歌的译本可以说更接近于诗人本身的诗歌创造语境。诗歌翻译是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是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某种东西，同时又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又找到了新的活力和生命。译作做不到尽善尽美，因为翻译是一项“遗憾”的事业，也是创造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