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讯 （记者/陈龙 实习生/王雄基 李婉琳）10月24日晚，第二届东荡子诗歌奖颁奖典礼在暨南大学大礼堂隆重举行，黑龙江诗人桑克、四川诗人兼评论家钟鸣分别获得诗人奖和评论奖。在评委宣读了授奖辞后，获奖者桑克和钟鸣分别从颁奖嘉宾手中接过了奖金和奖杯，进行答谢并朗诵了各自的代表作品。来自国内、省内的数百位诗人、学者、艺术家以及众多诗歌爱好者参加了典礼。

评论奖得主钟鸣1953年生于四川，是诗人兼批评家，他著有诗集、随笔集及评论集多种，其三卷本《旁观者》被认为“挑战着阅读者的神经”。评委会对他的评价是：“以个人化的视角和方式，借助丰硕的诗学、思想资源和历史材料，展现了中国当代诗歌令人触动的细节与图景，并对一些诗人和诗歌文本进行了充满启发性的评析，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批评文体。”

以下为南方日报对钟鸣的访谈：

南方日报：现在越来越难听到有价值、响亮的诗歌批评了，问题在哪里？

钟鸣：我们这一代面临的任务相当重，表面上看诗歌繁荣，冷静下来就能发现问题。我很早就发现，大家见面或不见面，诗人从不谈诗，艺术家不谈艺术。有两个原因。第一，70年代以后是一个反常化的状态，反常不是正常。过去有揭发、批评，现在大家都回避这个东西，反弹到谁也不说谁，批评就不能建立起来。大家对批评有一种忌讳，噤若寒蝉，成了一种集体的心理习惯。这个反常化导致了中国批评的虚弱，大家趋向于相互唱赞歌。批评并不是贬低自由，这种忌讳是不正常的。第二，最重要的是缺乏批评的方法论。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里谈到，批评就是价值判断，判断有感情判断和价值判断。中国的批评几乎都是感情判断，比如我们说某个好、我喜欢他；价值判断，按韦伯说的是很公正地用社会学的方法来判断，必须要建立很多坐标。而感情判断和价值判断在诗歌界的批评是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还有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比如陈超，他的批评也是很认真做的，但许多大学学院派的整个话语系统还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框架里。

南方日报：你在答谢词里说到今天的诗歌批评“罕见匡扶”，应该怎么改变这种局面？

钟鸣：现在一些艺术批评就是拿钱，按字算钱，拿钱说话还有什么批评。所以批评一定是要非常独立的，这个独立是人格上的，批评家本身要负责任，同时更重要是言之有据，不能老是用“悬空之说”。我在诗歌界综合性回忆录《旁观者》里写到大量明显的失实，就是批评家分不清感情判断和言而有据，也没有明白价值判断的复杂性。我在批评很多诗人的时候，会做大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