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会双和我曾经同在一个大型钢铁企业工作,我们因诗结谊多年。在今年农历的小年夜,她作为女工诗人,和外卖诗人王计兵、农民工诗人韩仕梅一起上了央视网络春晚,与歌手苏运莹合作完成了《生活倒影》节目的演出。三位特定身份诗人的登台亮相,给人一种“有诗为证”——那些曾经的诗歌主角正在返回他们的舞台——的强烈感觉。
与此相映照的是,中国诗歌网还在农历小年夜对女诗人温馨(她和曹会双一样都是铁矿女工,业余写诗)进行了直播和互动,观众达到数万人。《诗刊》在改版后的首期(2024年第1期)即以头条的形式刊载了温馨的组诗《采石场》,接着又在2024年第2期以头条的形式刊载了油田地质诗人马行的长诗《地球的工号》,而且在栏目设置和版面供给上,做了向基层一线和产业作者的较大倾斜;而《人民文学》则在2024年第1期诗歌头条中发表了钢铁诗人薄暮的组诗《冶铁者》,似乎与《诗刊》形成了一种默契呼应和联动效应。如果向前稍作追溯,由《诗刊》社选编、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诗库”系列丛书中,容纳了多位工人身份的作者和新工业题材的诗歌;而《诗刊》社于2023年2月至4月举办的“云时代·新工业诗歌奖”,更是有方向、有步骤地调距变焦……以上种种迹象,可以看出是文学意识形态调整的一个重大信号:一个以人民性为核心内涵的新的文学时代正在到来。
对于与此互文共在、应时而生的新工业诗歌,评论界的文献已经很多,他们或全景(像蒋登科的《新工业诗:历史、现状与可能》等文)或细部(像张德明的《新工业诗歌为时代生活吟唱》,张振兴的《新工业诗歌的“新”之所在》等文)的阐释和解读,都让我获益匪浅。作为一个钢铁大企业的诗歌写作者谈自己的看法时,我的视角有限,或许更多带有因诗结谊、因谊成义的成分。
其一,在价值观层面,新工业诗歌的写作更多围绕让劳动超越异化而展开。平心而论,这些新工业诗歌的歌手并不规避“劳动异化人”(马克思)这样一个相对沉重的话题,但更倾心于“劳动塑造人”这样一个更加可能的话题,因而更愿意围绕马克思的另一句话——“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而生发。就像诗人汪峰在《火焰》一诗中所描述的,“劳动是火焰之美/也是奔赴之美/……/在充满柴堆的祖国,我热爱劳动和奔赴/并在深夜抱紧柴堆/我是一根干柴之美”。
与此相对应地,新工业诗人也许注意过“机械复制时代”(本雅明)、“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工具理性”(韦伯)等这些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和资本社会后出现的意识形态负面清单,或者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负面境况,但显然,他们更加关注人的能动性和生命的可塑性,以及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就像诗人温馨所写的,“厚厚的采场,一部生命之史书/我感恩一路落下的点点星光,一颗颗碎石子/陪我劈开了心野里料峭的险峰”(《采场上,我用一块矿石敲击另一块矿石》)。他们立足于新憧憬和新希望的书写正在开辟当代新诗写作的新航道。
其二,在写作的伦理向度的支撑上,新工业诗人常常借力于一种敬畏生命/环境友好的生态文明的理念及其织体;而在写作的美学内蕴的发掘上,他们又往往诉诸于一种博物学的姿态和力量。就前者而言,正如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阿尔贝特·史怀泽所说的,“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全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功能;只有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责任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人对人行为的伦理决不会独自产生,它产生于人对一切生命的普遍行为。”当代优异的新工业诗歌,正是筑基于这种“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责任”的伦理观之上,并结出硕果。甚至于,这里的“生命”,并不单纯指喻动物(汪峰有诗名曰《矿工是一群羊》《烟囱里的乌鸦》等)和植物(温馨有诗名曰《厂房里,那些卑微的草》《厂房里的向日葵》等),很多时候,它也指喻一块块“小石头”——“夜深了,我睡不着,小石头们也睡不着/我就弹吉它给它们听”(马行《那时的戈壁》)。
就后者而言,正如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曾经指出过的,“观察者倾听自然,实验者审问自然,迫使其显露出来。”当近代以来,数理形态的力量型科学以正统科学的身份和“实验者”的角色去审问自然和征服自然,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的深度冲突以及人自身的种种困境的时候,那个自古至今一直传承的非力量型的博物形态的科学,始终以直观经验和“观察者”的角色去倾听自然和接纳自然,从而对于人类自身展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对话关系和救赎力量。当代新工业诗歌的写作经验和审美风貌,往往在文学潜意识上依靠这种博物学的视野扫描和意蕴提取。换言之,他们往往依靠与生存环境中独特的天文、地理、生物、气象、地质的磨炼、叩问和对话,去开凿写作的直观经验源泉,进而获得存在的深度和生命的意义。“一大棵凤凰树,让通勤车如抒情的口琴/似神话人面祥瑞/滋滋的中频炉在合成新事物/创造,灯火通明叮叮咚咚”,在《凤凰木,高原的炉前工》中,马飚将一棵树等同于一位冶炼钢铁的工人;“就在无人区的影子中/曾有的那些野驴、那些野骆驼/那些鹰、那些沙狐、那些梭梭、那些红柳/还有远去的王朝、辉煌的城堡/也许依然存在”,在《地球的工号》里,马行通过动植物和地质地貌找到了那“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存在依据。
其三,在题材组织或经验论层面,新工业诗人能够将非功利的写作旨趣和通透而不可复制的生命经验融为一体。和历史上曾经繁盛继而衰败的工人诗歌、农民诗歌围绕着工业形态和农业形态直抒情感,露出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从而导致审美能力建设不足的问题不同,新工业诗人虽然在写作笔触上不曾脱离其产业形态,但其着眼点,已更多在于超越了产业形态的生命形态,从而最大可能地避免了图解政治的口号式写作,以及最大程度地化解了肢解生活的表层式写作。
也许,新工业诗歌的写作,提请我们关注这样一种文学生态(尤其是在中文创意写作不久前已列入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的背景下):和那种专业与职业高度重合,瞄盯文学史的知识型写作类型不同,工厂里那些优秀的写作者更多锚定的是自我厚重、结实、独特而又不可复制的生命经验。质言之,他们既能够将写作志向从所事的繁重工作和所在的繁杂生活中剥离出来,学会自处和独享,又能够从生命经验上将它们融为一体,成为触手可及的写作资源;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能够正确处理和动态平衡写作与工作及生活的关系,既能够安于读书和写作,卸载不必要的发表和成名的压力,又能够将家庭和人际关系打理得非常妥帖。
“从习作到作品的距离/需要我字字认真,句句真诚/朋友啊,请允许我慢慢进步”(曹会双《我的习作》),我知道,很多新工业诗人正是在这种“请允许我慢慢进步”的漫长习作期中默默磨砺,兀兀穷年,才迎来了自己生命经验的通透和纯粹,也迎来了写作技艺的跃升和转捩。我还知道,如果作家韩少功没有长达10年汨罗下乡生活的经验积累,以及累积多年八景返乡生活的环境激发,就不会有《马桥词典》和《山南水北》这样杰出文学作品的诞生,新工业诗歌的写作,也将遵循同样的逻辑。
当然,事情的另一面还在于,文学有它自身的仄径效应,再强的自我磨砺,再好的制度加冕,也不会产生一堆的韩少功。因此,按照我的理解,新工业诗人们在纯文学期刊上的集体出镜或惊喜露脸,多数情况下不在于他们比职业作家的写作经验更老道,或者写作技艺更高超,也不在于要将其培养成一个职业作家,而是为其漫长写作生涯存下一帧珍贵的人生留念,或者献上一份特殊的生命礼物。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在《回望“人民学”与“自我学”》这篇文章中,韩少功曾经提到,19世纪是“文学即人学”的广阔大地,进入20世纪后的文学却出现了分化,一路发展成为“人民学”,或者说文学中出现了人民路线;另一路则转变成为“自我学”,或者说文学中出现了自我路线。在阐述“人民学”时,文章中讲到,“陀斯妥也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学成就时,提到了‘人民性’这个新词的三大内涵,即表现‘小人物’的民众生活,汲收民众语言,代表民众利益。”概括起来,“人民性”的三大内涵,就是写作者要针对广大民众述其事,用其言,陈其情。当然,这也是如今新工业诗歌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我想,如果前缀加上“重立”的话,还应当合理吸纳20世纪以来文学“自我学”的成果,比如针对每个生存实例的解其心,以及针对每位独特个体的尊其异,这样的话,代言意识将恰切地导入自言轨道,而他者广角也不会遮蔽个我视野——或许,新工业诗歌需要在这样的“重立人民性”中行稳致远。
另外,新工业诗歌以降,我们不难窥见写作的主体性重塑已提上议事日程,或者说它早已展开。在我看来,这种主体性的“重塑”,不在于既有的写作者及其交互机制,而在于一方面,它更强调在人民中写作的题材开掘和灵感溯源,以及写作主体间的平等交流和积极互动,塑造新的积极主体,实现新的“诗可以群”。另一方面,从想象力类型上,它是按照“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诗人”的原型意识,在近身处完成与他人他物(在素材和角色上的)“互有信”的文学规约缔结,以及(在阅读和传播上的)“思无邪”的文学功能调谐;换言之,写作客体作为一种参与动量,从来不是被动的消极的抽象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具象的,他们(它们)是对写作主体在写作意图上的持续唤醒,也是对写作主体在角色意识上的温和对冲。
作为一个基层的诗写者,我不敢妄断新工业诗歌写作的这种主体性重塑的前景,但有一点还是清晰的可预判的:它可以有效规避或恰当抵制那种“自我学”走到“他人即地狱”(萨特语)的极端处或末路时,所形成的主体偏执或主体闭锁,也即韩少功在《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一文中所提及的那种“满满的精神分析味,满满的疑似荷尔蒙,塑造出各种幽闭的、放浪的、孤绝的、晦涩的文艺风,释放出真痛苦或装痛苦、真疯狂或假疯狂、真多元或冒牌多元的文本”的写作情景和生命境况。也许,重塑主体性长路漫漫,需要“人民学”与“自我学”冰释前嫌,也需要“人民学”与“自我学”携手合作。
最后,我想说的是,一旦放宽我们的观察视角,放大我们的凝视景深,就不难发现,自从人类进入网络社会,尤其是进入自媒体时代以来,面对动辄百万计千万计的作者和海量级云量级的作品,文学总体上在返回一个无名氏写作的诗经和乐府时代。新工业诗歌在这样的时代领衔而出,致力于重立人民性与重塑主体性,其意义也许不在于官方的助力和体制的引领,也不在于推出了几位代表诗人和若干典型作品,而在于诗歌将以整体性的名义和自身意志的形式,呈现、回应和反拨持续崛起并走向现代化峰顶的当代中国的种种生存诘难和诸多价值裂变,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里,泥沙俱下般映现其心理反应、心灵记录和精神影像,并在千淘万漉的汰洗中,存留下与此“变局”相称的新诗经和新乐府。
2024年2月中旬
附注:自2014年3月至2015年8月,由吴晓波、秦晓宇、吴飞跃策划,大象微纪录、蓝狮子文创与银天下集团共同发起的“我的诗篇”综合计划,先后完成了富士康堕楼工人诗人许立志诗集《新的一天》众筹出版,“历史与现状:中国工人诗歌创作研讨会”,“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北京皮村),“我的诗篇·草根诗会”(天津大剧院),“一五一诗”读工人诗行动,全球首部聚焦工人诗歌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拍映,《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出版(作家出版社)等项目。这个综合计划和所完成的项目可以看作是体现当代工人诗歌活力的一次重要集结,反映当代工人诗歌成就的一个重大成果。应该说,在这个综合计划之后方兴起新工业诗歌,后者和前者之间总体上既有继承和重叠关系,又有一定的疏离和偏出,限于篇幅,文章对此暂付阙如。
作者简介:牛耕,本名牛玉波,1970年4月出生于山东省新泰市,1993年7月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1992年起开始写诗,兼写评论。部分作品曾在《诗刊》《诗歌月刊》《诗收获》《时代文学》《新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现供职于山东省一家大型国企,从事节能环保工作。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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