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首届“青春诗会”诗人合影

《诗刊》社推出的“青春诗会”活动，自1980年举办第一届以来，至2020年，已举办36届，共推出527位青年诗人，包括第一届邀请的“朦胧诗”主将舒婷、顾城、江河等，以及号称两届黄金诗会的第六届和第七届，推出于坚、韩东、翟永明、吉狄马加、杨克、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简宁等诗人。从参加历届“青春诗会”的诗人名单来看，“青春诗会”囊括了新时期以来绝大多数已经被认可、并不断推出优秀作品的诗人，其中很多成为后来中国诗坛的代表人物。甚至北岛、杨炼、海子等未参加“青春诗会”的重要诗人，也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流变和整体生态，似乎在“青春诗会”这里得到了汇集。从史实来看，“青春诗会”是追加命名，1980年第一届为“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1982、1983、1984年第二、三、四届为“青年诗作者改稿会”，直到1985年才开始正始以“青春诗会”命名。但是因为第一届在《诗刊》推出作品专辑时，王燕生撰写的侧记以“青春诗会”标称这次活动，所以诗坛和学界从第一届就称其为“青春诗会”。

通过梳理“青春诗会”的举办历史就会发现，其与《今天》诗人群体、与“朦胧诗”、与“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第一届“青春诗会”与《今天》、第六届“青春诗会”与“民间写作”、第七届“青春诗会”与“知识分子写作”等等，构成了非常直接的对应关系。即便是人们所熟知的三个崛起，其中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主要思想和直接灵感就来源于第一届“青春诗会”。所以当八十年代举办“青春诗会”的重要人物、《诗刊》编辑王燕生在回顾“青春诗会”时，会这样说，“那些初亮歌喉的新人，如今有的已执掌诗歌刊物；有的当了省级文联、作协副主席，甚至进入中国作协书记处；有的移情别恋，以小说、散文蜚声文坛；有的商海弄潮，腰缠何止万贯；有的移居海外；有的仍在流浪；有的‘江郎才尽’；有的退休；还有的已离开人世……二十年间，有多少悲喜，多少沉浮？但是，青春永驻，诗歌常青。抛开褒贬、功过不说，自‘朦胧诗’开始，‘朦胧后’、‘先锋派’、‘第四代’等等之中，不乏‘青春诗会’的主将。前不久‘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同室操戈，其领军人物亦为‘诗坛黄埔军校’同窗。”^①由此，透过“青春诗会”，可否管窥新时期以来诗歌的发展流变呢？尤其是所关联的一些重要诗歌活动和诗歌现象，以及重要的诗人。

王燕生曾提到，“放眼全国的诗歌刊物，许多由‘青春诗会’的毕业生操持，从《诗刊》的叶延滨，《星星》的杨牧到《诗神》的郁葱、大解，莫不如此。”^②除了“青春诗会”毕业生在各大诗歌刊物任主要领导职务之外，也要看到其他诗人参会之后在《诗刊》发表作品的情况，有的诗人也正是借此机会后来成为《诗刊》的编辑。另外，新世纪改革以后的“青春诗会”与“华文青年诗人奖”、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的高度关联；加之2010年推出的“青春回眸”诗会，通过吸纳未参加过“青春诗会”但在诗坛有重要影响力的诗人，与“青春诗会”一起囊括了诗坛上老中青三代诗人中主流视野下的主力阵容，这一系列举措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诗歌史现象。关于八十年代初期“青春诗会”推出优秀诗人和作品的举动，谢冕有着高度的评价，“这是充满探索精神的诗歌。它接续了中国诗歌追求并汇入现代精神的追求，他们把历史反思和现实的批判熔铸为崭新的主题。他们从冬天的路径走来，他们的声音还带着寒冽和冷峭，有点疼痛，也有点感伤。他们在草丛中寻觅那丢失的钥匙，他们为曾经粗暴地涂污雪白的墙而追悔。一代人尽管年轻，却是饱经世事，少年流徙，岁月蹉跎，练就了坚韧与自强的性格。他们祈求：愿每一个站台都有一盏雾中的灯；他们坚信，即使冰雪封住了道路，仍有向远方出发的人。我访问过写这诗句的诗人舒婷住过的乡村，攀登过她‘旧居’破旧的木梯。有一道河流过她昔日的村庄，而诗人自己的家却在烟云缥缈的重山之外。家乡是那样的遥不可及，可以想象，那时的她多么渴望、多么怀想那个站台，还有雾中的那盏灯。因为她创造了美丽的忧伤，却也因此而儿得长久的争议。”^③

谢冕所说的长久的争议，与舒婷参加“青春诗会”有关，也与她后来获得全国的诗歌奖项有关，尤其部分老诗人对舒婷恶语相向给她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些诗歌故事也折射出了八十年代初期的诗歌生态。虽然仅仅过去了四十年，但已经有很多史实被误解、被遗忘，如王燕生所说，“不时见到一些关于‘青春诗会’的文章弄错了一些地方。如《作家通讯》1997年冬季号晓舟的文章把始于1980年的‘青春诗会’误作‘自1982年始’；《人民日报》（海外版）苗春的文章把傅天琳，杨炼也纳入了第一届‘青春诗会’；刘湛秋在《文汇报》上称从未出席过的李英（麦琪）也‘出席过青春诗会’。传闻或记忆有时也会捉弄人。”^④也是在这封信件中，王燕生提到《诗刊》刊出的“历届青春诗会参会名单”中出现了一些谬误。王自亮在回忆“青春诗会”时也提到，“我至今不知道是谁提议搞青春诗会的，这在中国新诗史上堪称大事，倡议和主办者居功至伟。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一点，但一直相信邵燕祥老师是开创者之一。当然，我还没有狂妄到自己参加过青春诗会才说它重要。35年来，青春诗会的作用和影响力有目共睹。过50年后看，青春诗会也绝对不可能被湮没。青春诗会之所以成为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青春诗会，还不在于它如今人们所经常说的，是当代诗人的‘黄埔军校’、《诗刊》辉煌的新起点，而在于青春诗会的创办，是在80年代之初，刚好开始冲破“左”的思想和守旧传统，大胆发现和选拔年轻诗人，包括当时有争议的诗人，实在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相当于如鲁迅说的，打开闸门放了一线光明给黑暗中的人们。那份惊喜、新奇和预言价值，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我那时尚为年轻，加上处于浙江这么一个相对平稳的江南之地，不太知晓其中的‘内幕’。不过我后来也隐约知道了其中的一些争议、纠葛和较量，比如年轻诗人与老诗人的关系、‘朦胧诗’之争、‘歌德’还是‘缺德’、对西方诗歌的态度、诗歌创作的风格与流派的问题、题材与方法问题，还落实到让谁参加青春诗会的名单之争、诗会的形式，等等，都有一些戏剧性的事件发生。”^⑤这些现象已说明“青春诗会”以及与之相关的诗歌活动、诗歌现象、诗歌文本急需进行系统的梳理，以历史视野进行整理研究。

总体来看，“青春诗会”在八十年代对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或者说产生了隐在的导向作用，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深入研究其发展流变和内在机制，以“人—活动—作品”的维度将诗歌活动、诗歌作品和诗歌主体进行系统分析，可以管窥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生态。刘福春曾做出如此评价，“如果说‘《诗刊》史’就是一部当代新诗史有些过分的话，那么说它是大半部或半部新诗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诗刊》的重要我想还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诗刊》是摇篮。不要说已经二十多年的刊授和办了22届的青春诗会培养了多少诗人，就是在座的很多诗人可以说都是《诗刊》‘摇’出来的，像叶延滨，还有一些诗评家，像谢冕先生等最初也是在《诗刊》上发文章的。第二，《诗刊》是擂台，是高度。无论哪种写作、哪个门派都要到这上面来表现，没有《诗刊》的认可很难说在写诗这条路上算是成功。第三，《诗刊》是睛雨表。纵观五十年《诗刊》，当代新诗史上的各种风云都有表现，而有时《诗刊》表现得要比其他刊物还要快。第四，《诗刊》是旗帜。《诗刊》在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明确主张，五十年的时间里，可以说《诗刊》一直都是代表着当时的主流方向。”^⑥而蒋登科则提到，“《诗刊》是中国的，也属于世界。就我了解，《诗刊》是外国诗人、学者了解中国新诗的重要窗口，她记录了当代中国人、中国社会的精神历程，也见证了当代中国新诗发展的风雨轨迹。在美国，不少学者研究中国当代诗歌，参考的主要就是《诗刊》发表的作品；我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图书馆里见到的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学刊物主要是《人民文学》《诗刊》《十月》《收获》等。在日本，汉学家岩佐昌暲教授以《诗刊》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历史，以一个学者的严肃眼光研究了《诗刊》创刊之初的各种值得思考的问题。”^⑦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