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安徽《诗歌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安徽作为诗歌大省实至名归，有几个重要标志可以说明问题：一是1986年由安徽《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现代诗群大展”，这是中国新诗自五四运动后，举办的第一场现代诗大展，是中国新诗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诗歌活动，其影响深远；二是成立于1983年的安徽师范大学“江南诗社”，与北京大学的五四诗社、复旦大学的复旦诗社、吉林大学的赤子诗社被称为全国高校四大诗歌社团，在中国大学生诗歌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江南诗社”走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诗人，比如沈天鸿、曹汉俊、方文竹、钱叶用、查结联等等，他们有的至今依然活跃在中国诗坛，如沈天鸿、方文竹等；三是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小斌是安徽合肥人，著名乡土诗人陈所巨是安徽桐城人，诗歌才子海子是安徽怀宁人，这些都是值得安徽诗人自豪的。

1980年代是一个诗歌高歌猛进、风起云涌的年代，年轻人崇拜诗人北岛、舒婷、顾城，就像当今年轻人崇拜电影明星刘德华、周星驰、郭富城一样。据《星星》诗刊原主编、著名诗人叶延滨介绍，“当时，《星星》诗刊在成都文化宫举办过一次诗歌活动，请来了北岛、叶文福等诗人，门票原价2元一张，最后黄牛党炒到二十元一张，当时很多人的工资一个月才二十几元，当叶文福朗诵完他的代表作《祖国啊，我要燃烧》后，热情的女观众冲上舞台，抱着叶文福在他脸上又是亲，又是啃……”

我庆幸经历了那个诗歌黄金年代。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诗歌，可以说达到了痴迷、疯狂的程度，这与我所处的安徽诗歌环境是分不开的，安徽师范大学所在地芜湖市与我的故乡宣城市紧挨着，宣城未划市前，归芜湖地区管辖。

我所居住的安徽宣城，算得上是一座文化名城，范晔、谢眺、沈括、文天祥曾在此为官，李白、韩愈、白居易、杜牧相继来此寓居，与欧阳修齐名的北宋文学家梅尧臣出生于此。宣城还是纸笔墨砚“文房四宝”之乡、诗书画之乡。敬亭山因李白那首《独坐敬亭山》而被誉为“江南诗山”，吸引了王维、孟浩然、李商隐、颜真卿、苏东坡等一波又一波名家到此游历。我读中学的时候，与当地写皖南花鼓戏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宣城市文学创研室负责人张亚老师来往较多。年青一辈写现代诗的，几乎都成了朋友，方文竹、高月明、韩庆成、尹诗祥、杨吉斌、袁则鹏、董慎武、李忠彬……节假日，我们常聚在一起，一盏清茶，一杯薄酒，就可以沉醉于诗书。日子，在诗意中醺醺地翻过。

我们为读到一本好的诗集欣喜若狂，你推荐给我，我介绍给你。我们为诗友写出一首佳作，赞叹、兴奋；我们也为诗友，因发表了一首糟糕的诗歌，争论得面红耳赤；我们中一位诗友的大作登上了《青春》杂志，稿费还没到手，请客喝酒的电话已经打来了；我们把诗歌能够登上喜爱的文学杂志《星星》《萌芽》《青春》《飞天》，当作成功的标志；我们羡慕梁小斌、陈所巨的诗歌频频登上《人民文学》《诗刊》，那是一种多么大的荣耀啊，作为安徽人，我们理所当然地为他们骄傲。我们还自掏腰包办起了油印诗歌刊物《门》（后来铅印《滴撒》的前身）……我们把一腔热血和一颗纯洁的心，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缪斯女神。我们的相识纯属偶然：对书店的流连；对图书馆的迷恋；在笔会上的偶遇；诗友间的相互介绍。

我还常常步行30里路，到城里的新华书店守在文学书柜前，看看谁会久久伫立在摆放诗集的书架前，谁把诗集取下来翻阅，如果有人买了一本诗集，这时候我就会冲动地走上去与他（她）攀谈。

“老师，您也喜欢诗呀？”

他（她）也许会冲我点点头，也许会冲我笑一笑，也许会同我聊起诗歌。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我们为诗歌而笑，为诗歌而兴奋，为诗歌心灵相通，为诗歌有说不完的话。如果我们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那就是缪斯给我们牵上了红线，说明我们的心是相通的、默契的，就有了一种神交已久、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的诗歌圈子就这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我们大都还没有结婚，没有家庭负担，正是青春勃发的好年华，可以一门心思地沉浸在对文学的挚爱中。我们之间的交往很纯洁，只有诗歌，没有功利，“金钱如粪土，诗书传万代”是我们心中的信条。我们对生活的需求极其简单：以不饿死、不冻死为底线。我们不修边幅，甚至有点邋遢，我们顾不了太多，只有诗歌占据了我们全部的精神世界。我们张口闭口就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叶芝的《当你老了》，庞德的《在地铁车站》，金斯堡的《嚎叫》……我们甚至对精神病患者凡高、流浪汉波德莱尔崇拜得五体投地，恨自己没有佳作问世是因为精神太正常了。也曾想去当一回疯子、预谋去当一次流浪汉，去西藏、去新疆、去青海流浪，像三毛一样去拜访王骆宾，“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啊，新疆、西藏、青海，那是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土地啊，难怪海子去了青海，在德令哈写出了“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滴眼泪……”我们对叶赛宁的自杀、普希金的决斗、裴多菲战死疆场大为欣赏，想象着有朝一日也像他们那样轰轰烈烈地死去，“宁可站着生，不愿跪着活”！我们一颗青春的心啊，渴望自由、渴望飞翔！

1980年代的《深圳青年报》

偶尔我们也去郊游，尽管我们常年生活在敬亭山脚下，也爬过无数次，但我们依然喜爱结伴而去，毕竟这是当年李白钟情的山啊，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一种文学氛围，才能捕捉到一星半点的灵感。

我们被文学女神缪斯诱惑得神魂颠倒，对“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感同身受。我们当中又有一位多情才子，被恋人残忍地抛弃了。看着他一天天消瘦，茶不思、饭不想，我们深深地为他的遭遇难过、心疼、叹息，甚至想替他去“出一口恶气”，报复那个轻薄的女子，“诗人怎么能被无端抛弃呢？”然而，我们这位多情才子却摆摆手：难得有这份痛苦的经历，爱情就是如此折磨人啊!

无需到酒店里推杯换盏，一瓶二锅头，一盘花生米，或者几块五香豆腐干、猪头肉，我们就可以席地而坐把诗情点燃，甩一甩浓密的长发，朗诵起海子的名篇：“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只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豪放不羁，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激情就要从胸膛喷发。

尽管口袋干瘪，甚至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但我们依然蔑视那些肠肥脑满、胸无大志的暴发户。我们天真地认为，人类的志向就是诗人的志向：自由。我们宁愿像裴多菲那样，27岁就在战火中倒下，而不愿跪下来向权贵讨生活!

书读多了，免不了就会有写作的冲动。中学时代，我的诗歌常见于《语文报》《中学生文学》《文学少年》等报刊。读高中的时候，我创作的长诗《春天，我祝福少男少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臧克家作序，作为中学生课外读物，发行了2万册；199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发行了3.1万册。

大约是对文学的痴情感动了文学女神缪斯，我的人生第一份工作便是进了《宣城日报》社，从校对、记者，一直干到要闻版编辑。

那时候年轻气盛，在报社坐腻烦了，也或是多读了几本“现代派”作品，走火入魔。有一段时间我整个人的精神陷入到了极度苦闷之中，不能自拔。我想换一换千篇一律、枯燥压抑的生活方式。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遁入空门，出家当和尚，永远逃离这喧嚣烦恼的尘世；要么离家出走，过一段流浪漂泊的生活，以折磨肉体的方式，来获得精神上暂时的放松、解脱。我选择了后者。

早在1988年海南建省兴办经济特区的时候，我就给当时的海南省长梁湘写过一封信，要求参与海南建设。最后，我收到海南人才交流中心的来信。信里非常委婉地写道：欢迎您来海南开发建设，但是目前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言下之意让我再等一段时间。这一等就是一年多。我和父亲商量，父亲坚决支持我到海南闯一闯。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有一种“仰天长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的气概在胸中激荡！

1990年3月，我离开故乡赴海南创业，一晃30多年过去了，身在异乡，每日为生活奔波，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但我依然常常想起1980年代的文朋诗友，那种真挚、纯洁的感情永远珍藏在记忆深处。

这30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诗友，有的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原因，暂时离别了诗歌，但我相信那不是真正的离别，他们的灵魂早已融入了诗歌。我怀念1980年代的文朋诗友，那是生命中一段璀璨的时光！

乐冰，生于安徽宣城市，现居海南。中国作协会员、海南省作协理事、海南省诗歌学会副主席、海口市作协副主席、海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在《人民文学》《诗刊》《北京文学》等发表诗歌，有长篇小说发表于《中国作家》，代表作《南海，我的祖宗海》获“当代十佳海洋诗歌”“新中国成立70年70首好诗”。

编辑：池木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