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娜

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在诗论中将“诗人与谁交谈？”视为“一个痛苦的、永远现代的问题”。诗人与谁交谈？这确实是一个复杂深刻的、在任何时代都需要思索的问题。它意味着诗人在面对“具体的交谈者”、“时代的听众”、“同辈中的朋友”、“未来的同时代人”等等不同对象时，将如何处理自身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悟；诗人与自我、他者和社会的关系是何种情形，诗人又会从哪些维度去理解并体现诗人在时代中的位置？

诗人使用语言与世界对话，而语言是在时代中演进的。与其说我们的语言在表达我们的生活，不如说我们的生活在模仿我们的语言。在任何时代，无论是诗歌语言还是人们日常的言谈，语言是精进还是腐败，都跟我们生活着的真实世界息息相关并相互匹配。所以，一个诗人不仅要关注诗歌内部的变化和递进，更要关注外部现实世界对语言的建设或损毁。所有世代的诗人，都理应成为与“当下”最直接的对话者，更应担负起建设母语及其诗性的责任。这也是考察一个诗人是否成熟、是否具备写作自觉的一个向度。诗人勒内·夏尔曾在《修普诺斯散记》中写过，“诗人不能在语言的平流层中长久逗留。他必须在新的泪水中盘绕，并在自身的律令中继续前行。”“新的泪水”包括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刻洞察、对新的生存经验的体悟、对新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对新的美学体系的构建。而“自身的律令”则包括对伟大民族传统的敬畏和学习，以及对诗歌本身的不断更新和觉悟。

身处互联网时代的当代诗人，面临的生存经验和生活方式较之以往时代是复杂的，同时也是充满了多种可能性的。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新兴的传媒技术势如破竹，“异处”的世界变得唾手可得，也使得“当下”呈现了多重的空间性，世界仿若在一个扁平又多维的时空中交织运行：在国际化的大都市人们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刷脸可以支付订单、从南到北几千公里，乘高铁便可朝发夕至、与大洋彼岸的人可实时视频会话、人工智能已经会作诗……但在边远、偏僻的乡村，农人还在刀耕火种，年轻人则大规模离开土地、离开农耕生活；农田荒芜或水土大面积污染等情况触目惊心。这是一个可以凝视和平与安宁的时代，也是一个依然有战争和灾难不断出现在国际报纸头版的时代；这是一个世界正在紧密连接、同质化增强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族性更加珍稀的时代；这是一个科技生活日新月异的时代，也是一个在科幻作品中更能深刻表达对人类命运忧思的时代。一个与时代“共生”的诗人，不仅要懂得倾听时代的语言，还要有与之对话的能力。如何成为一个时代的“对话者”，不仅考验着诗人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力和思考力，还甄别着诗人是否具备了与这个时代相对应的心灵天赋和智识，这天赋和智识来源于我们全部的生活，生命的每一个“此时此刻”。我们如何见证城市的变迁、如何观察一朵花的开放、如何与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感同身受、如何在千万人之中找到我们的旅伴、如何关切遥远世代发生过的事情……这些都是“此时此刻”，是生活的语言赋予我们诗性的品质，它包含了诗人对自我的认知，对他人的理解，对“当下”的观照和建构。诗人所寻求的“对话”，正是从这样的时刻中到来，那些潜在的交谈者则可能在任意时空出现或穿梭。

什么样的诗歌才会穿越漫长时日拥有未来时代的回响呢？我想，那必然是人类记忆之伟大、创造之伟大，那最终属于人类心灵的尊严和荣光。诗人也因之成为了每个时代深沉的对话者，而一定会有“一个遥远的后代/在我的诗中发现这一存在”。

文/马骥文

诗，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由于具有高度的社会性、时代性和历史性，因而有关它的形式和内容等美学方面的创新，就不能在脱离具体传统条件的基础上抽象、空泛、虚无地进行。换句话说，诗的创新不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任何诗的创新都内在于具体语言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得以发生。因此，在讨论中国现代诗的创新问题时，就需要明确我们是在何种传统条件下创新？以及我们在这些传统条件的基础上应该如何创新？

我的发言主要聚焦于对中国现代诗而言十分重要的四重诗歌传统。以下我将分别来谈。

第一种是中国民间文学传统。首先，中国民间文学传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可以为现代诗的创作提供无尽的灵感。民间故事、史诗、谚语、歌谣等中的生活片段、人物形象、情感表达等，都可以被现代诗人转化为诗歌的素材，为现代诗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其次，民间文学传统中的艺术形式、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等，可以为现代诗的创新提供重要参照。例如，民间歌谣的朴素直白的表达、民间故事的叙事技巧等，都可以为现代诗提供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不仅可以丰富现代诗的艺术手法，也会使其更具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再次，民间文学传统承载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这些元素可以为现代诗的创新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现代诗在借鉴民间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可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使现代诗在表达现代人的情感和思考的同时，也同时能够传递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最后，民间文学传统中的题材和主题广泛多样，包括爱情、家庭、友情、劳动、自然等各个方面。这些题材和主题可以为现代诗的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选择，使现代诗在题材和主题上更具多样性和创新性。因此，现代诗的创新必须要广泛吸纳借鉴民间文学传统，这不仅会促进现代诗的创新，同时也可以推动民间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第二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是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积淀的结晶，涵盖了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等丰富的文学形式和内容。这些文学遗产可以为中国现代诗的创新提供宝贵的资源和灵感，使现代诗在表达方式和主题选择上有更广泛的参考和借鉴。同时，古典文学的艺术手法不仅可以为现代诗提供丰富的表达方式，也会启发现代诗人在创作中的新思维和新尝试。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对中国现代诗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为现代诗提供丰富的文学遗产和艺术手法，也会赋予现代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同时，古典文学传统与现代诗的结合也会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拓展诗歌的表现领域和内涵。

第三种是域外文学传统。我们现在已深刻处在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的时代中，中国现代诗是在广泛借鉴和学习域外文学的基础上萌芽生长的，只不过在中国现代诗早期发展过程中域外文学基本上等同于西方文学。在新时代，中国现代诗的“世界视野”必须要名副其实，不仅要学习借鉴西方文学，也要学习借鉴亚非拉地区的丰富文学传统。这不仅有助于中国现代诗的创新发展，同时也会拉进中国与域外各国人民的情感，促进人类诗歌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第四种是中国现代诗百年多的文学传统。这是中国诗歌创新最切近和最直接的传统资源。中国现代诗的百年传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中国现代诗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诗人可以更好地理解诗歌的本质和特性，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和风格。我们应该广泛阅读、学习和重识这百年多来的中国现代诗的遗产，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现代诗的更好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借镜。

中国现代诗只有在此四重传统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健康、踏实和绵长的创新发展。

1. 诗意可论、可得、可发明。诗意——不仅存在于“诗歌”中，还存在于一切其他文学体裁中——就是作品所要努力使自己达至永远处于“第一次”或“奇观”的审美位置的独特意义与新鲜感受，其生成机制本质上是要通过“诗语”的陌生化来进行的。“诗语”的陌生化主要倚赖于新价值提供、新形式设置等两方面，它们共同指向感受力的刷新或革命，即复活对语词原初情态的感受，进而完成对惯性审美过程的超越，使读者“发现”或“重新发现”世界。

2. 诗意是作品令读者动心起念、陷入惊诧、成为新我之物。

3. 诗语在审美活动中不仅仅是语言，它必须呈现为可感又具有精神性内涵的视像。

4. 新主体的诞生应被理解为诗歌中的身份政治，而非诗意生成的新机制。新主体大致包括三类：异人、超人、类人。异人在性别、性取向、生理构造等方面具有某种特殊性，超人是某些生理方面看似受限，而某种其他能力超过常人的人，而类人的当代典型案例是人工智能写作和多人协同写作。

5. 诗歌是什么？诗歌是闪耀着磁性的无轨语言列车，词语依诗人内在的、看不见的引力场而吸附在一种形式的表面。词之磁性与空间，与诗人之“场”，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诗动荡又不离之核。诗人之“场”是诗人认知与行为综合能力的物化。因此，诗歌之核要处理的便是物词关系。而任何写作须以感受力为要，那么诗人之“场”驱动词语在一种形式上进行有效分布时，就需要时刻准备着重建一种新的物词关系。对试图习得诗之技艺的人来说，“词的准备”“形的创制”“场的建设”（包含新主体/新作者创建）几乎是写作的所有秘密。

6. 每个汉字都是一个值得不断审视、清洗、改造的巨大空间。任何词语都有颜色、温度、气味、味道、质地、形态等规定性，甚至还有政治倾向、性取向等规定性。

7. 一首现代诗通过排版或印刷，呈现在平面上的物理形式，既是视觉的，也是心理的。

8. 诗的结构，是诗的框架和组织法度。文体混合产生新的语言。

9. 在诗的语境中，“场”是诗人个体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能力构筑的独特空间，是诗人对词语进行赋能的基本场域。与之具有强烈互文关系的历史、社会、地理等空间是其重要延伸。它具有吸引、驱动、腾挪词语的能力。它看不见，但可感知，也可增强或减弱，也可以习得。本质上，“场”是诗人对待事物时认知与行为的综合体现的物化。

10. 诗歌中的“新”的创造有不同的路径和方式，但都要求诗人有宽广的历史意识，通过广泛阅读，与伟大作品、作家的对话与交锋，构建起广阔、精准的文学坐标，同时还须拥有深刻的现实洞悉力和强劲的应对力，与广泛的现实生活建立连接并打造着力点，从而能拥有足够力量突破多重拘囿，于文本世界去创造和把握各种“可能性”。比之于各种“新形式”的发现和完善，新意义、新价值认知的提供可谓更艰苦卓越的工作，是极少数人才能达至的罕及之境。它考验的是诗人的格局、意志和洞察力等宏观上能力的综合展现。

11. 审美与生计之间横亘着一个巨大的沟壑：处理现实生活的能力。天才无法跨越，大师来去自由。但对于诗歌来说，天才之死大于大师之活。

12. “写什么样的诗”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一部分。

文/卢山

伴随时代的风云变幻，新诗走过了百年，谱写了繁花似锦的灿烂篇章，构成了中国文学图谱里最为动人和靓丽的风景。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崛起和消费文化的席卷，制造了纷繁的“现代化”生活场景，诗人们赖以生存和创作的美学基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诗歌的生存环境一度也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境地。

今天，在自媒体大肆横行的新的传播语境下，据说全网一日批量生产的诗歌可抵《全唐诗》的体量，诗歌写作突显出某种表面的假性繁荣。但是其中的粗枝烂叶、尾大不掉和无病呻吟、顾影自怜的成分又有多少？我们不得不警醒诗歌的无效写作与恶性循环。这里就必须提到诗歌随时代发展的自我生命更新和内循环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诗歌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古已有之，今天在其影响力相对式微的背景下，探索诗歌的自生、更新、破圈和发展的新路径，更显得难为可贵。诗歌的自我更新发展，实际上也是一个诗人写作生命的自我完成。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诗歌求真，以诚动人，真诚是诗歌写作的底色

作家福克纳说：“唯有描写人类内心的自我冲突才能成为上乘之作，也唯有那种主题才值得花心力去写。”如果一首诗歌无法感动自己，遑论打动大众读者？妄图诗歌的创新，技艺也好，经验也罢，诗歌写作求真务实乃是第一要务。以诚动人，诚如大江，这是分辨一首诗歌好坏的重要因子。

中国古代诗歌讲究“修辞立其诚”，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从建安风骨到唐诗宋词，多少感天动地、直击人心的好作品。早期的这些诗歌里，虽然并不是那么的工整，甚至部分显得粗糙，但是哪一首是无病呻吟、夸夸其谈之作？包括建安风骨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文字里流淌出的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这才是流传万世的好作品。唐诗宋词更不必多说，“他乡生白发，故园见青山”（司空曙）、“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白居易）、“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在时间的长河里，这些动人的诗篇一次次复活了古老的中国。

诗人济慈说：“一首诗，如果不能像树上长出的叶子一样自然，那就不必写它。”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当下诗坛虚情假意又相互复制的赝品多如牛毛，无病呻吟和凌空虚蹈的写作让诗歌失去尊严，真诚富有生命力的写作显得难能可贵。如今，诸多标榜难度写作的诗人，虚蹈炫技、不知所言，最终被大众和读者所厌恶和摒弃。朴素的生活是写作的根基，真诚是诗歌的内核，花拳绣腿、天花乱坠都比不上一颗真挚的诗心。此刻，想起西部地区一句古老的谚语：一片树叶、一缕阳光比十个大师更让人臣服和尊敬。当我们为诗歌写作焦头烂额、云里雾里时，不妨多读一读《诗经》，这一株从古老中华大地生长出来的野蛮植物，千年后依然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二、具备时间和历史意识，活在当下、面向未来的写作

大诗人不是一日造就的，李白、杜甫、但丁、荷马、普希金、博尔赫斯、米沃什，哪一个不是历史、时间、时代和命运的产物？就像诗人海子在《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里所写：“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与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一个真正的诗人是要具有写作自觉的，或者说是历史的自觉，要把自己放在时空和历史的维度，来考量自己的写作，努力面对和解决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多数诗人不愿在诗歌中触及严峻而锥心的现实问题，也不擅长在更高的精神和文化层面来处理当代人的生存窘境和心灵矛盾，其诗歌创作往往停留在对外在物象的粗浅捕捉和自然风景的单纯描画上，没有与当下社会政治、当代现实人生展开及时而深入的对话，刺探现实、叩问当代的历史深度是远远不够的……”（张德明《当代新诗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诗人沈苇说：“一个诗人身上必须或者十个或者十个以上的灵魂，为会什么我时常感到疼痛？因为他人的苦难也发生在我内心，碰一碰，一千张嘴巴在我身上发出呻吟。”写作终究是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是一次伟大的自我完成和自我救赎。这是一种写作者的历史使命和担当。

不得不承认，从时间的维度上来看，我们的写作终究会被席卷进某种历史文化语境中，就像我所在的江南城市杭州，人们在湖畔的生活，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时不时都会被吸引进这湖山和城市的气流。西装革履的政府职员、热气腾腾的青年男女、游人如织的西湖、暮霭沉沉的宝石山以及沉默无言的雷峰塔和望湖楼……这一切都交织融合在我身边，它的触丝和浪花不断延伸、飞溅，扑打着我们的一生，构成一个巨大的中年履历表和后现代图景。当然，伟大的诗歌是突破地域和时间的藩篱的，它的内核与光芒和天上的星辰一样生生不息。法国诗人布勒东说过：“艺术作品之所以有价值，仅仅由于它会随着未来的反响而颤动。”一个优秀的诗人，他一定是跨时代的，在写作中不断吸收、融合历史、当下和未来的遗产，达到某种可持续的诗艺的平衡。

三、汲取自然的馈赠，探寻天人合一的互恰与平衡

“自然”是文学的重要母题，中国有着悠久的自然写作传统，创造出了灿若星辰的篇章。诗歌维新和发展显然离不开自然的滋养，更确切的说，自然、山水为诗人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和无限可能。我们追溯这个自然主义写作的源头，可以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开始，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最为朴素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人与宇宙间深刻而微妙的共生共融关系。

从《诗经》《楚辞》开始，从先秦老庄的“道法自然”，到晋代陶渊明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山水田园诗派，李白的“一生好入名山游”，浙东唐诗之路，宋韵浙江文化，无不表达了人对自然的热爱。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与交流过程中，诗人将理想与心灵投射并寄托于山水自然之间，创造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的高峰。英国以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为代表的湖畔诗人，歌颂大自然的美好，描写淳朴的乡村生活，开创了崭新的诗歌风格。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呼吁抵制无节制的工业文明，寻找人类在精神上与大自然的共鸣。可见，自然主义写作的传统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源远流长的，也是具有共同的精神源头和基因的。

万物静观皆自得，一生最爱是天然。英国诗人丁尼生说：“当你从头到根弄懂了一朵小花，你就懂得了上帝和人。”置身于山水人文典范的江南，我的诗人朋友泉子二十年如一日每周末漫步西子湖畔，在山水之间游走、冥思、写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种固定的仪式。这种近似宗教图腾的个人修行，让他在山水和文字间获得充分的滋养，愈来愈接近自己诗歌和生命的“道”。我曾经向他请教写诗灵感的问题，他近似禅机似的启悟：“心动了，诗就发生了。保持内心的安宁，灵感会不请自来。”山水是最好的老师，湖山抬高了我们的声音，也阔达了我们的内心。有幸的是，我所生活在的江南，这片大好湖山，一半烟火一半诗的杭州，为诗歌写作保留了纯正的自然和文化血液。

四、以古为师，创造古典主义现代性表达的可能

作为汉语写作的诗人，我们是何其应运的，我们拥有强大的“背景”和“靠山”，因为传统诗学是我们的根和魂所在。躺在古人诗歌功劳簿上的当下诗人，无数次从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中汲取营养和勇气。当然，今天的文学写作，光搬来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往往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消化、吸收、创新的能力。在面对现代性的话语生存困境时，诗人需要转身向古典汲取营养，借助现代性的写作技巧，消解当下生存与话语困境带来的游离与困惑，藉此恢复和展示古典山水孕育下的伟大诗歌传统。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吾师”（杜甫《戏为六绝句》）。诗人陈先发是以古为师的典范，早期的《写碑之心》等不必遑论，近期他从曹操宗族墓出土的八块砖上的文字，展开了一场跨时空的对话，创作了一首长诗《了忽焉》，“试图对它们的无名书写者作历史学的‘还魂’，以表达一个后代人的悲悯”（草树）。对此，陈先发自己的说法是“力图从历史的现象沉入历史的心象”。谈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诗人，陈先发有一个著名的论述：“那时候的文学贡献是，对外发现了山水，对内发现了深情。”我们在面对现代诗歌写作困境的时候，可以转头读一读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苏东坡、辛弃疾，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当下诸如西川、梁晓明等诗人都写作出不少对唐诗的现代性解读诗歌文本。尤其是对于青年诗人来说，“眼高手低”和“底子不厚”成为写作路上的最大瓶颈，更需要俯首躬身扑在古典文学的石榴裙下。从古人那里能继承和吸收什么？我想除了“山水”和“深情”，还有睥睨世界的超强的写作自信和伟大的写作传统。这是中国古典诗歌对当下和未来最为重要的贡献。

五、诗艺的探索和语言的创新永远在路上

诗人是一位伟大的词语酿造师，他的写作就是在天地万物中提取词语，一生与词语纠缠厮杀，用词语排兵布阵、创造山河。在诗歌技艺上的上下求索，彰显出一个诗人写作的内生动力和生命力。瓦莱里指出，“一首诗应该是智力的节目”。诚然，诗歌写作是有门槛的，不是来者不拒的，它是语言的顶级魔术，是美和力的天然舞蹈。有的诗人说，诗歌是一座微观的金字塔。我深以为然。滴水观沧海，对一首诗应充满虔诚和敬畏之心，不轻易写下一个字，否则会惊动藏身词语的众神。

判断一个诗人的生命力，语言是直观的也是最为重要的维度。语言打通了诗歌内部的无限空间，给予读者广阔的阅读可能性。保罗·策兰、勒内·夏尔、伊夫·博纳富瓦、巴列霍和里索斯，这些诗人都是语言的大师。诗人多多在语言上独树一帜，在谈及他所推崇的诗人勒内·夏尔时说，“在我看来，一听到词句就可以心花怒放，这是对诗最好的理解”。可见，诗人应有对诗歌语言的天生敏感和诗学的终极追求，俯身潜入语言的幽深腹地，向着无限的精密和辽阔进发。今天，科技术语、商业逻辑、互联网黑话已经全面泛滥我们的日常话语形态，给诗歌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语境下，汉语被渗透和污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如何通过诗歌写作来恢复和保存汉语的纯正血统？可事实上是，今天的诗歌写作大多语言实验性不足，把玩性太多，结果反而被互联网推波助澜，成为大众笑柄和诗歌败笔。

六、灵魂和身体在路上，不断丰富精神世界和话语体系

诗人荷尔德林在《面包与美酒》写道：“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如今被体制化捆绑，诗人“走遍世界”已然成为不可能，但不能停止对远方和未知的求索，通过行走和实践丰富生命的阅历、扩大诗歌的版图、提升写作的维度。

于我个人而言，写作就是我的精神履历表，构成了我的人生镜像。从故乡安徽石梁河畔到成都求学，从成都北上金陵南京深造，再次南下杭州谋生成家，最后又来到新疆取经深造，这些年诗歌纪录了生活的奔突现场和心绪的辗转反侧，形成了个人的生命诗学。尤其是从东海之滨奔赴天山之南，塔里木为我的生命赋能，“天山赠我一轮王昌龄的月亮”，释放出了那只被生活囚禁的猛虎，得以暂时的驰骋在塔里木的星空下，瞬间扩大了我的诗歌版图。我的诗歌写作和人生迎来了一种深长开阔的表达。地理位移的巨大变化，新的情感和体验的强烈刺激，在西域奇遇和江南回望的纠缠中，我写了两三百首关于西部的诗歌，把雪山、盐碱地、沙漠和胡杨都统统塞进这些尖叫的文字里，结集成《将雪推回天山》出版。

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里对“城市漫游者”是这样描述的：“他们既漫步于都市，又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达时代都市的产物和结晶。在漫无目的的闲逛中，他们隐没于城市，成为其中的要素，又把城市的角角落落用眼和心扫尽。”历史上一定时期内，“漫游”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诗人，他们是李白、波德莱尔、兰波、毕肖普、海子……今天，我身边有一些诗人，一辈子走不出一个小县城，重复着朝九晚五的流水线生活，不敢越雷池一步，从不对天空呐喊，他的写作谈何有山河的壮阔与生命的冲动？

七、推动诗歌的破圈传播，倒逼诗歌的创新发展

随着快捷、多元、开放的全媒体时代到来，诗歌与现代传媒的融合发展成为当下非常重要的现实。如何借助新媒体传播力提升诗歌的“生产力”和“到达率”，实现诗歌的破圈传播发展，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天，诗歌依靠过去口口相传的原始传播方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多元化的传播需要。如果一首好诗寂寂无名，一首坏诗却家喻户晓，这就是诗人的悲哀，也是传播的不幸。

对于常人看来，诗歌是小众的艺术，诗人是稀有的物种，诗歌写作也不过是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和孤芳自赏。为了让自己的文章阅读量有所提升，多少诗人绞尽脑汁四处转发，盯着手机屏幕老眼昏花。今天，仿佛只有诗人还在读诗，诗集也只有在诗人之间互赠，形成了某种悲哀的“闭环传播”。读者大众可能更青睐于心灵鸡汤和段子笑话，对真正的诗歌是避而远之。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写作的载体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诗人要有求变之心，紧跟时代步伐，拥抱新鲜事物，努力革故鼎新，引领诗歌高质量传播，推动中国诗歌走向新的可能。

诗歌只有走出小圈子，走向火热的生活实践和人民大众，才能经得起时代和社会的检验，真正实现艺术作品的价值效应。一旦实现诗歌的破圈传播，把诗歌放在时代的放大镜下，倒逼诗人走出舒适区和小圈子，推动诗歌生命的创新发展。

八、为何写诗？在飞云乱渡中守住诗歌的内核

但丁说，诗人就是把灯提在身后，只身走进黑暗的人。前不久，各大文学网站和诗人都在转发一篇文章，名叫《新<诗刊>为何要发一篇“旧文章”》。其中提到，叶嘉莹先生关于杜甫的一篇文章，生动陈述了时代环境与杜甫是如何互动、互证、互相成全的。“杜甫启发我们，从来没有脱离时代而能成就伟大艺术的诗人；相反，伟大的诗人是通过无限接近所在的时代，以血肉之躯体验人生的枯荣与历史的盛衰，这才穿透、超越了所在的时代，成为了一切时代的一个典型。”

这篇文章的刊出，是对今天诗人的郑重提醒：个人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就是诗人与万古千秋的关系，对时代问题的处理，决定着诗人艺术生命的长短。诗人李少君有一个很著名的“人诗互证”的论述，他说中国古典诗歌批评强调“知人论世”，本质也是强调“人诗互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都是人诗互证、诗成肉身的典范，其形象是其高境界的一种呈现……现代新诗的突破和发展，寄望于美的开疆拓土，寄望于境界的不断升华。”（李少君《人诗互证与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表达》）这段论述引发我的思考：今天我们为什么写作？如何通过写作去完成自我、实现自我？最终达到所谓的“人诗互证”？

“我写诗/是为了看清自己，使黑暗发出回声”（谢莫斯·希尼）。诗人如何处理与当下和时代的关系？文载道，诗言志。今天的诗歌写作需要介入当下生活的泥淖，建立与当下的交流和对话，“去展示我们仅存的两件武器：我们的卑微和滚烫”（陈先发）。今天，我们在各个场合探讨诗歌的无用之用，诗歌不是面包，诗歌也无法抵挡一辆坦克，但是诗歌却可以温润内心、强劲筋骨，让我们守住自己、更加强大。同时，通过诗歌写作达到自我生命的实现和平衡。陈先发在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第二卷中有句话：诗，其实是“我在这里”四个字的无尽展开。是的，他似乎道出了写作的终极秘密。一个诗人所有的写作“只不过完成了普通人的生活”（穆旦），实现自我灵与肉的平衡和互恰。古往今来多少作家试图用肉体凡胎推动西西弗斯的石头，用一支笔撬开写作和生活的嘴巴，从那些幽深的黑暗源泉中寻找栖居的家园和存在的意义。在博尔赫斯生命的尽头，他说他是在最奇幻的写作中辨认自我。实际上，写作最终是自我的完成，与生命达成和解或者超越生命的局限。

“一切都变了，完全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然诞生。”（叶芝《复活节，一九一六》），面对时代的转变和生存的压力，我们如何守住诗歌的内核？这就需要诗人的耐心和定力。奥登在《耐心的回报》说：“要想走下去，诗人必须有能够控制自己写作方向并保持持之以恒的耐力或能力。”二十岁的力比多时代一去不返，面对层出不穷的中年危机和现代化图景，我们唯有昂起头颅迎接时代的风雨和雷鸣，倾听大地和山谷的回声，奋力写下壮阔热烈的生命篇章，才能克服写作上精神的内耗和方向的偏移。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诗歌何为？诗人何为？百年前荷尔德林的“天问”犹在耳畔激荡，我们这一代的诗人的使命是什么？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千人之谔谔，不如一士之谔谔。诗歌的维新发展之路，也就是我辈写作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完成之路。我们唯有守望相助、日拱一卒，永葆年轻的勇气拿起诗歌的笔，“行走在地狱的屋顶，凝视花朵”（米沃什）。

文/江汀

几种世界观同时考验着我。时间是线性的，还是环形的？历史是在进步，还是在循环？前方是救赎，还是虚空？歌德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所罗门传道书说，“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这些都是正确的，我无法反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位。

回到我现在即将谈论的这个话题，我想，它也是正确的。

作为一位汉语新诗写作者，十年前我曾有一个误解：“我们若想写一首古诗，就会注意到前人所用词汇的惊人重复，可以想象，在历史的末端，每一句话都已经被可知的前人说过。19世纪的中国诗歌，已经在‘等待野蛮人’，因为那是‘一种解决办法’。”如今，我知道这个看法应该是错的。比如当代诗场域的名作《在清朝》其实也是在谈论这个处境：“有一个人朝三暮四/无端端的着急”，但青年诗人柏桦并没有急于下判断。如今我认为，假如没有西方文明的介入，我国的古典格律诗依然会继续熠熠闪光，一如黑塞所说的“玻璃球游戏”。陈三立、郑孝胥，换一个历史语境的话，他们在世界文学图景中会依然重要；而杜甫《秋兴八首》稳固地处于这个美学序列的中心。

这里有一个分岔路口：一，以陈三立、郑孝胥的方式创新；二，以鲁迅、胡适的方式创新。既然历史中的我们做出了选择，就还得继续“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甚至，这两种岔路可能是同一条路——殊途同归。

汉语新诗仍然还有漫长的道路才能到达中途。仅仅试举一例：现代汉语诗之“分行”的内在合法性，目前仍然无法自证，——在现代汉语找到自己恰当的规律之前。对照古代诗歌史进程，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沈约和他的同时代人，就不会有律诗和杜甫。这其实提示，现代汉语的语言学家们在对我们语言的黑暗内部完成一次新的地理大发现之前，新诗是不会轻易达到成熟期的。我再引用一句英语诗人奥登：“而语言学这位贵妇仍是我们的女王。”

稍稍离开这个现场，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就会马上知道：诗终究是一种“艺术”，诗不能抗拒完美“形式”的呼唤。作为一位当代汉语写作者，我已经认真地关注“音韵”问题，尽管这一关注才刚刚开始。我认为当代汉语诗终究要回去求助于“声音”。这还并不是从麦克卢汉式的“口语文化—书面文化”意义上来说的；实际上任何媒介时代的诗歌艺术都需要求助于“声音”。

回过头来，如我在短文开端时所暗示的，“汉语新诗”的“创新”，其终点也许又是回到杜甫那里。虽然具体的历史语境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我们需要去成为杜甫的“同时代人”，但丁、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

——让“现代-汉语-诗歌”去成为真正的“艺术”。

诗，言之寺也，在这座语言与情感合金锤炼的精神道场，一个真正的诗人无论是渐悟还是顿悟，写诗将是他终生的事业。而诗歌的创新，也注定是一个诗人始终要面对且求索的问题。

相对于以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历史的源远流长，汉语新诗的历史无疑是年轻的。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先声，在中国新诗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对旧体诗各种条条框框束缚的大胆突破，对西方现代诗歌经验的自觉借鉴，都充分彰显了新诗之新的内核为诗人自由创新的精神。

新诗诞生一百多年来，“朦胧诗”的横空出世是一座无法绕过的里程碑。虽然一开始责难反对之声此起彼伏，但随着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等三篇文章为代表的“崛起论”的深入人心，“朦胧诗”水到渠成进阶为中国80年代诗歌的主流，孙绍振直言“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新时期，诗歌创新精神的重新焕发，也让更多年轻的后来者带着他们的文学理想与美学主张，开始驰骋诗坛，众多诗歌社团及其衍生物——诗歌民刊，几乎构成了一部当代汉语诗歌的别传。以中国先锋诗歌重镇“北回归线”为例，自1988年在杭州创立以来，始终坚持纯粹、先锋和开放的诗歌立场，翱翔诗坛三十六载，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张清华教授曾在《南方的精致》中盛赞“这个群体阵容强大，高手云集，有着无可替代的才华”。“北回归线”诗人和而不同，皆以美学创新为己任——梁晓明的超现实主义先锋抒情，梁健诗与人合为一体的禅诗实践，王自亮百科全书式的大地理人文写作……都向我们证明诗人惟有创新，才有可能发出复调的声音，拥有自己的精神肖像，诗艺长青。

有中国诗坛“黄埔军校”之称的“青春诗会”，由《诗刊》社1980年开始主办，今年已进展到第40届。阅读历届入选诗人的作品，我们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青春诗会”不仅为新生代优秀诗人浮出水面提供了珍贵的机会，也在事实上不断激发出青年诗人的创新意识，通过“青春诗会”作品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时代诗歌美学的传承与沧桑变迁。

如今，我们已走进“新时代”。当今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伴随着深刻变革。如此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也为诗歌创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新契机。在内容上，有更多的主题、情感和观念值得诗人去探索突破，当下社会的新现象、新问题、新体验也有待诗人用诗歌抒写，近年兴起的“自然生态写作”、“海洋诗歌”、“新工业诗歌”……正是诗人身处“第一现场”创新创作的最好见证。在形式和语言方面，融合、重构、裂变也都在提速，激励着诗人写出更有创意、更具独特表现力的作品。此外，随着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以及诗歌与其他艺术门类跨界合作的频繁深入，诗歌的呈现方式和传播途径也在与时俱进的创新中得到大面积的拓展。比如《诗刊》、中国诗歌网的微信公众号，其传播效率与影响力都是空前的。中国诗歌网的“每日好诗”直播，让诗人与评论家连线，与读者面对面，也都在无形中扩大了诗歌的影响力。

诗歌的创新要求诗人保持开放的思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与借鉴需持之以恒。此次“首届国际青春诗会”的召开意义深远。诗歌是友谊的桥梁，中国组织各国青年诗人代表一起触膝交流，相互取经，肯定会成为世界文坛的一段佳话，这又何尝不是一次诗歌文化传播的成功创新。

总之，诗歌的创新是诗歌发展的重要动力与主旋律。恰如《诗刊》主编李少君在《创新与建构：新时代诗歌的双重使命》一文中所言：“创新，是新诗的天命。只有创新，才有助于建构，使之具有稳定性持续性”。一个诗人如果没有创新意识，一味沉溺在自己的“舒适区”自我复制，这是一种慢性自杀，他和时代渐行渐远将注定被淘汰或被遗忘。

(“诗歌的创新”，为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学术对话主题)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