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渐渐丢弃修辞直奔内心”

——施施然诗歌观察

拜晓红

（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在喧嚣、浮华的快节奏消费时代里，能以慢下来的姿态不断向逝去的古典传统频频回眸是难得的，尤其是把这种古典情怀通过诗歌巧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更是难能可贵的。而施施然就是这样一位诗人，她在自己的诗歌随笔中说“我爱古典戏曲的‘慢’，爱古典戏曲为了台上一分钟的十年砥砺”[ 施施然.柿子树[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25.]。作为一名“唯美的信徒”，施施然的诗是考究的，对内容的考究，对语言的考究，无一不体现出她自古典戏曲借鉴而来的细腻、精致的特性，但这种细腻、精致又不矫揉造作，不管是语词的运用还是诗意的捕捉，一切都显得恰到好处，凸显一种自然、平和、温婉的气息。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她有着清醒的认知，并自觉地将其继承和创新，实现了古典内容和现代技巧的完美融合。从早期诗集《柿子树》《青衣记》，再到如今的《唯有黑暗使灵魂溢出》《隐身飞行》，在十多年的诗歌创作历程中，随着诗人生命阅历的增加及生活路途的宽广，诗歌内容及言说形式有着显著的变化，整体的诗歌创作道路展现了一种与女性成长相关的情思向度和生命把握，暗含了一种创作视野从虚构的幻想及回忆到面对现实的痛楚再到超越现实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诗人在语言的迷宫中不断走向现实，走向更广阔的心灵世界，探求着人生、宇宙最深邃的本质。

一、 由内而外的自然转变

整个世界无时无刻都不处于变动之中，大到一个时代的变迁，小到一粒尘埃的移动，都会影响这个世界的组成和运转方式。而一个诗人内心的变动则是无声而隐秘的，它是由成长经历、阅读和外在迁徙等带来的自然转变。歌德曾说，“一切健康的努力都是由内心世界转向外在世界”[ [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97.]，这不仅指的是诗人的内心世界，更是指诗人的创作。

“我摘取一首诗的时候，尽量保持它的天然风貌不受更改，无论是山水、风月等第一自然，还是内心、情感的第二自然。”施施然的这种自然、自由的诗歌创作，因为没有外部环境的限制，就如同一颗草木按季节气候、凭借自然天性茁壮成长。在这个生长过程中，不管是人还是树，他们的生命阅历及成长路途在由内而外的自然转变中走向成熟和深刻。

循着诗人十多年的诗歌创作轨迹，我们在她前期的诗歌中，更多读到的是诗人内在情感的抒发、面向过去的记忆书写及丰富想象力虚构的唯美世界，如组诗《窗前的柿子树》，十一首诗通篇写的是对已逝母亲的回忆和思念，望着《窗前的柿子树》，回忆起儿时与母亲一起种树的场景，“如今，柿子树一长再长，想象中的黄灯笼/却从未见着”；作为人妻之后，从当下的家庭生活《情景》中，回味着母亲曾经操持家务的种种细节，“她留下/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和脉管中流淌的祖辈的血/哪里都看不见，却又/哪里都在，并且，将一直传递下去”，从这些熟悉的细节中，诗人感受到了生命血缘深处永不枯竭的河流。除了抒发对已逝母亲的怀念、眷恋之情，诗人也会写童年的美好记忆及烂漫单纯的青春爱情，如“穿越操场最先抵达的阳光，以及/秋千架下通向未知的/散发着樱花香的清幽小径”（《踩着风拾级而上》）；“一簇闪着褐色光泽的蒿草/和风拂动，露出/石板路上的粉笔童年”（《踩着风拾级而上》）。

正如诗评家罗伯特·潘·沃伦所说：“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是自传的片段”，真实而有力量的诗歌都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不管是对童年、青春美好时光的怀恋还是对逝去情感记忆的书写，都是诗人自身在创作中的意绪展现。而在她的一系列具有浓郁古典意境的虚构想象之作中，如《我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我常常就这样/走在民国的街道上，步履轻盈而优雅。四月天的/花香很近，没有愤世嫉俗，只有儿女情长”；再如《预谋一场两千年后的私奔》“想你之前，我要点一炉香/你可以管它叫沉香屑，或者薰衣草/紫色香雾是你延伸来的藤蔓”等，也展现了诗人内心深处对于忠贞、永恒的爱情以及对于民国时期那种浪漫、温馨、诗意的乌托邦世界的向往。总体来说，施施然早期的诗歌有着少女的伤感和浪漫抒情，有着未经世事的天真和幻想，“应该说，与阔达的人生、现实相比，施施然的不少诗歌情思天地有些局促狭窄，声音纤弱，未及事物的复杂和深层”。[ 施施然.柿子树[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序言.]

“如果说两年前的一些诗作对内心的观照多一些，风格偏于古典，是在向传统致敬。那么现在则完全趋向于锋利和尖锐，趋向对现实的观照。”施施然后来的诗作，将笔触从内心的情感及虚构的唯美境界投射到了当下的现实生活，如诗评家谢冕在序言中所说的，“她的关切和悲悯出乎我们意料。她的很多诗作以生活为题，都是一些有感而发，丰富的众生相，深刻的入世感。” [ 施施然.青衣记[M].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序言.]如她的《成长之诗》，“你沉浸在这样的形象中/手捂胸口/体内的豹子左突右冲，你按下又按下……做一个梅一样芬芳的女儿”,古典梅花的高洁与现代豹子的冲动在这里相得益彰，整首诗凸显了诗人自觉的诗意转变。她的诗歌里逐渐多了现实的因子，她的感情里多了几分凌冽和傲然之气，多了几分恶狠狠处理现实的能力，“我悲伤我纵是极尽诗情画意，也不能阻止粗粝的雾霾进入/亲人的肺腑/就像错判、冤狱、黑幕、奸杀、强拆空气一般/围绕着众生短暂的一生。我悲伤”（《我悲伤》）。诗人西川评价她这一阶段的诗歌，“忽然有了体积感，她的语言忽然有了重量，她在下手写作时忽然变得准确而决绝”。而《行驶的大地》一诗可以作为诗人对过往青春梦幻的告别，以成熟的心境迎接新的人生阶段的希翼，“人生至此，早已远离了起点/但也远未抵达终点。当我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希翼/从一个未知，去接近/另一个新的未知。” 可以说，将创作视野转向外部现实的施施然是西蒙娜·波伏娃意义上的“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的视文学为“一种使命”的写作者。[ 周瓒.挣脱沉默之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8:44-45.] 她开始以深厚的人文关怀，立足于诗歌精神的“普世性”，从而完成了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

当诗歌过多地投射充满痛楚的现实世界时，诗人的思考开始深入事物、人生的本质，进入自我内心深处。2022年的新作《隐身飞行》，愈加凸显了施施然的艺术自觉和不断鲜明的个人风格，开篇以一首《宿命》惊艳了读者，“我们都是匠人。测量，砍伐，重铸/爱、恨，长出新生/我们立在我们的废墟中/我们是我们自己的造物”，这是对她人生的总结，也是对她诗歌创作的总结。丰富的情感体验和不断奔赴的旅行路途，使她“渐渐丢弃修辞直奔内心/飘忽的思想的海洋” （《诗》）。面对爱情，她不再幻想，不再伤感怀恋，而是以一颗清醒、戒律的心审视着它，“她受够了世间悲欢，渐渐敛起了/身体里的孔雀”（《戒律》），“同样，我们这一生/爱过很多人/其实都是同一场爱情”（《风与爱情》），在戴潍娜看来，对于爱，对于诗歌，施施然有一份近乎禅修的态度，“她受过的苦，爱过的人，长过的刺，都落成了一行一行。”她的诗歌里涌现了很多理性而深刻的自我审视和剖析，如“我想我能如此理性地看待天空是因为/我常常脱离我的身体而出/坐在旁观者的位置看我”（《遇雪》），“而我站在对角线的位置/注视着这虚无中的一切/提前写下了身体/一部分死”（《死并不意味着消失》）。

从内走向外的诗歌视野，帮助她更好地审视自己，与自己对话；同时，她也与更多历史与现实中的女性对话，思考女性的人生和命运，如《我的国画老师》“纵使幼年丧父。中年失母/离弃了婚姻。无子。/一人独住。放弃了娇艳/的绸缎，和襟上的荷花……”，她“目光笃定，如参禅”；而《在萧红故居》，叹息着一代才女坎坷、短暂的人生，“堕落的爱人/又和别的女子好上了。豆油灯下/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响/婴儿只来得及/闷哼一声，就随马桶的流水/消失了”。

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归根结底，最有资格阐明妇女处境的，似乎必定还是妇女”[ 西蒙·波伏娃.女人是什么[M].王友琴、邱希琴，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20.]。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逃避自我，而是发掘自我，在表面的贬低自我的内里，实质是在展现自我，凭借自己的力量去爱。”[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李强，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261.]因此，施施然的文本里不仅有着与自我的对话，也有着与女性之间的对话，她们在追求爱情、赞美爱情的同时，也清醒地审视爱情、审视女性的命运，以一个更加完整、自信、独立的我回到自我内心深处，开始了与这个世界的终极对话。

二、 古典文化的现代性升华

自中国近代文学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现代化”、“现代性”等词语逐渐成为了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概念。通常来说，这些概念与“古典”、“传统”等词相对立或对应出现，正如贝尔所说，“现代性”是“同作为过去的过去的决裂，同时又把过去弹射进现在”[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1989：148.]，而臧棣则认为正由于现代性的出现，“传统”才能被意识到其存在。[ 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J].文艺争鸣，1998（3）.] 因此他提出：“一个有出息的当代诗人并不是传统的继承者，而应是传统的生产者。”[ 王家新.一份现代性的美丽[J].诗探索，2000（1）.]而施施然正是作为一个传统的“生产者”来创作她的诗歌。

纵观施施然十多年的诗歌创作，始终不变的是她对古典文化的诚挚热爱和别样“生产”。在此过程中，她一直坚持以现代性的视野重新挖掘和阐释传统文化。对古典文化在诗歌中的表现做不断的“升华”。

施施然早期的一部分诗歌具有浓厚的古典文化底蕴，运用较多旧时代印记的审美意象。如《我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我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步履轻盈/而优雅。当当作响的电车，从默片里开出来/灰色长衫和月白旗袍礼让着上下”，整首诗运用了较多的古典意象，如“民国的街道”、“电车”、“长衫”、“旗袍”等等，典雅而生动，营造了一种唯美、舒缓、浪漫的意境，如一幅生动的画，给人以美的享受；而《战乱年代》则以丰富的想象力，还原了古代英雄佳人的浪漫爱情故事，“希望生在战乱年代，而你/是草莽生涯的将军。佩剑，战骑，杀气……/我买胭脂的当儿，被你掳上马背/绝尘而去。我哭哭啼啼/做了新娘，还生下一对儿女”，以简短明快的诗句，勾勒出了一幅乱世里悲壮而浓烈的爱情画面。在早期诗集《柿子树》第三辑中，以“那些古来的英雄和美人”为主题，书写了众多的历史英雄和美人，如《嫦娥》《青衣》《青蛇》《貂蝉在枝头》《你是貌柔心壮的兰陵王》等，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形成了与历史人物的对话。总体上来看，施施然早期的诗歌多用丰富的古典意象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虚构了属于自己的古典世界，注重营造诗的古典意境，唯美而典雅，但缺少与当下现实的对话。

“我拒绝做一个沉浸在唯美意境里的纯粹的古典派，力求在吸收古典文化营养的同时更着重融入现代人的观念和事物，以我自己的心灵做投射点向外辐射。”随着诗人开始跳脱出小我的世界，着眼于当下现实，进入事物的深处，她以古典的精神思想扫描现实的悲喜，以诗意而知性的笔触描摹众生相，对于宇宙、人生发出哲理性的追问和思考，充满了宗教性的色彩，“假如，许我以上帝之眼/你会看到人类蚂蚁般的/争斗，猜疑，贪妄/世世代代/不倦不休”（《雨中走过皇帝街》），“官员，剃头匠，妓女，邮递员/‘没有谁能真正地懂得另一个/唯有死亡包容一切’”（《谒梵高墓》），她以知性的视野观察世界，并在质疑、否定中，使现实世界获得另一种新生，“即便如此，我们的存在/这一切才被赋予意义”（《雨中走过皇帝街》）。诗人林馥娜指出，“这既是一个旅行者试图对一个地方所进行的深入探解，也是一个诗者对一切世相的通约性灵视。”在《直到一切归于平静》中，凝视着令人恐惧的水域和“大海掀起的风暴”，诗人以睿智的心灵悟到“但其实那只是原始的存在/它容纳生。也容纳死”，再由自然界的水联想到了肌肤里日渐消失的水分，它们“流失如我的父母兄长在生活中隐没/已走过的日子/正在汇聚成一小片海/它敞向好的事物。也坦然敞开坏的”，不同形式的水，它们终将是同一种物质，并与“我”息息相关，从外在的自然到内在的血缘亲情，从生到死，一切都是“齐物我，齐生死，齐大小”[ 庄子.庄子今注今译[M].陈鼓应，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 “宇宙万物无不相对者。此老子所以称道为‘一’者也。不独宇宙万物而已，人事亦然。”[ [清]王国维.一个人的书房 [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5.]

尤其是在现代化的都市中，现代性与科技、经济发展的联结导致了人的生存焦虑和心灵的异化，“十字路口拥堵着急于回家的汽车/晚归的人们焦灼，疲惫，并不关心林立的楼群中/哪一个窗口，新生儿在降临，哪一个/有人正从高处跳下去”，然而无论生死、贫富，“我们都是这船上的人” （《月光下》）。面对这不断扭曲、喧嚣、浮躁的众生相，施施然在诗歌中追寻着答案，“秋天开启了通向寂静的门/门内透明的黑洞永恒，深藏着/我在这座城市丢失的事物”（《白桦林》），“长久凝视。被寂静包围/我仿佛变得透明”（《延伸》），“我人生的旅程中，在此地的/短暂停留，终将变得虚无/……而更广阔的虚无，将是最后的真相/寂静加重着它的真实性”（《遗址》），“静候/那奢侈的寂静如期而至”(《奢侈的寂静》)，最终发现，唯有禅修般的寂静，才得以疗愈我们的心灵，让我们重返个体的原初。

施施然在衡量、审视现实世界的众生相时，以现代性诗行重新生产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国古典哲学强调人心灵的平和、宁静和澄明，如道法自然观主张雕琢复朴的人性复归，以“致虚极，守静笃”“涤除玄鉴”“心斋”“坐忘”（《老子》《庄子》），纠偏人性异化倾向主张至公精神，用以扼制人们过分的权利欲和占有欲，而儒家以“中和”思想强调人的心灵的和谐，“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人只有与外界保持“中和”之境，以自律、节制的生活方式积极入世，才能在现代化的快节奏社会里达到身体和内心的平衡。

施施然的诗歌创作在为中国21世纪的新诗提供了新的艺术表达形式参考的同时，也无疑对内含现代性危机的一味追求利益、喧嚣浮躁的社会现实以深刻的启示。

三、 抒情与叙事的合一

2014年，《绿风》杂志第六期刊载了施施然的一篇创作谈，她谈及自己近些年的写作变化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和视野转向，“当积聚心中多年的关于历史、关于情怀的题材被我以诗的形式一一释放过后，自然而然，我的目光要回到我生存的现实当中来”。面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现实，她开始采用一种新的表达技巧——抒情与叙事的合一，以此来增强诗歌容纳复杂现实的能力。 

中国新时期诗歌中叙事性主张的出现与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有着深刻的联系。21世纪的今天，诗歌为了适应更加复杂、丰富的现代生活和现代情绪，叙事性的广泛运用是诗歌内部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深入来说，叙事性得以产生的原因与诗人随时间而增加的生活阅历息息相关，“在诗人眼里，叙事性使诗歌从一种‘青春写作’甚或‘青春崇拜’转向一个成年人的诗学世界，转向对时代生活的透视和具体经验的处理”。[ 王家新.当代诗学的一个回顾[J].诗神，1996(9).]与青春抒情走向知性叙事同步，施施然在诗歌创作中采取叙事性的表达策略是顺其自然的转变。

其实从早期创作开始，施施然就不断探索新的言说形式。在早期诗集《柿子树》序言中，诗评家罗振亚就已点出了施施然的形式探索，“施施然诗歌中引人注目的还有大面积启用事态结构，介入、处理复杂的现实生活和心理世界”[ 施施然.青衣记[M].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序言.]。施施然的这种“事态诗”对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吸收和扩张，极大增强了诗歌处理大容量事物的能力，它在叙述一段连贯性的发展变化事物的同时，既“是叙事性的，但更是诗性的，它在使诗人的情绪抒发获得沉实的依托同时，也布满了真切、具体的生活趣味儿。”[ 施施然.青衣记[M].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序言.]施施然早期的事态诗以小儿女的心态，多着眼于虚构的历史唯美爱情故事，如《带上我的名字去轮回》一诗，以青春烂漫的小女生口吻对即将去轮回的心上人的不舍和嘱托，“我要在你心上盖个戳。”、“上面工工整整篆写着我的名字/再蘸取生命的颜料”、“倘若不小心/你被别家的小姐爱上了，只要/给她看看你前世带来的施了咒语的名字”；而《从一世雨季里隐去》则生动写出了小女生默默爱恋兄长的内心悸动，“我固执地爱着旗袍和父兄。入夜/爱你窗口的灯亮着。想起你搁笔一笑/风骨和柔情/就从民国的旧纸堆里走出来。”此外，也有几首涉及现实生活，如写日常做饭、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吃饭的《情景》， “拧开水龙头，用一只蓝花瓷碗/淘洗白米。吹口气试水，米粒在/小小漩涡的中央一闪……”、“不久/厨房就弥漫起烹制的香味/家人围坐在一起，分享鲜嫩的鱼肉”，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平淡日常，在诗人的笔下别有一番诗意。  

近些年来，随着诗人的诗歌视野转向丰富、复杂的现实世界，她的抒情与叙事合一的言说形式也越发成熟、精到，感情越发的深沉、克制，显示了一个诗人在艺术上的不断修炼。正如T·S·艾略特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作为诗人成熟了，这意味着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成熟了，他能体验同其年龄相称的新情感，而且像往日里体验青春情感一样的强烈。”[ [英]T·S·艾略特. 艾略特诗学文集[M].王恩衷，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66.]如《西单表妹》一诗，“表妹是妖精的表妹……从16岁开始，美，就将表妹/遮蔽，成了她唯一的外衣”，然而“表妹的故事终止于一场意外/在昌平，为了避开马路上踢足球的/儿童，她和一辆卡车迎面相遇/死的时候还是处女”，全诗简洁、克制，然而在不动声色的讲述下是波涛汹涌般的悲痛和惋惜；《暮色中接听手机的男人》更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写出了城市外来打工者的悲惨遭遇，“省肿瘤医院的/化验单像一颗闷雷/此时就在他口袋里静静蛰伏/他几乎听到，身体的大厦正在/一点一点地坍塌，沙石四溅/他想起家乡那条长长的/开满了油菜花的田埂/想起来从赤脚迈进城市的/那些日子。……有一天，仅仅一份病历报告/就轻易摧毁了/他苦心经营的这一切/他想骂人。想砸碎一些什么/想就地蹲在马路边发疯似的号哭……”,全诗无一字写人物的悲痛情绪，然而处处都是人物不断酝酿膨胀的情绪，“坍塌”、“沙石四溅”、 “蹲在马路边”、“掐灭烟蒂”、“吃掉”等一连串的动作，诗人把握的恰到好处，平实贴切，生动捕捉到了人物内心压抑、克制的情绪。如电影镜头一般，再一次体现了诗人敏锐的观察能力。正如诗人郑敏所说，“诗人在创作中要将我磨成利刃，磨成最精密的镜头”[ 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3.]，而施施然在创作的这些年里不断磨砺自己的镜头，使它越来越精密，越来越犀利。她把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所感知的细节融合在一起，不管是情绪还是动作都表达的极其准确，如《戒律》一诗中，“目光/相互刺探/猛虎伺机而动”，写受过情欲之苦的僧人和尘世女子的相遇情形，描摹的十分到位；《暮色中接听手机的男人》中，“他消失在建筑物庞大的阴影中/暮色正一口一口吃掉这座城的孤独”，写出了人的渺小、脆弱和城市的冷漠、孤独。

相比早期的浪漫抒情和幻想，如今的施施然有着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和知性。抒情与叙事的探索与她逐渐走向广阔的诗歌视野相联结，不管是语言的重量还是诗歌的体积，都因叙事因素的增加而变得平实朴素，却更接近当下时代的诗歌本质。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诗评家张德明面对博客时代女性诗人大量崛起的势态，将其命名为“新红颜写作”现象。作为“新红颜”之一的施施然，张德明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并提出“我们的疑问就是她们给这个时代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什么崭新的素质和新的阅读体验？”[ 李少君,张德明.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J].文艺争鸣,2010(11):39-42.] 如今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终点，或许施施然近几十年的诗歌创作给予了最好的回答。

走过翟永明、伊蕾等充满激情控诉、大胆对抗的80年代，进入李轻松、安琪等突破性别意识、走向广阔日常生活和及物书写的90年代，迎来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相碰撞的21世纪，中国的女性诗歌一直在不断突破、不断超越。如今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头，放眼目睹这二十多年的女性诗歌，以50、60后为代表的翟永明、李琦、海南等老诗人还在不断耕耘，而70、80后的宇向、西娃、施施然等处于创作走向的成熟路途中，此外，90、00后的年轻女性诗人已经在前辈的引导和鼓舞下，大胆创新、犀利表达属于她们的时代心声。作为新世纪女性诗人群体中的佼佼者，施施然以一颗古典柔软的心，走向不断开阔、深邃的诗歌道路。她突破了“新红颜写作”的种种局限和不足，忽略了博客时代的消费法则、娱乐精神和市场文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她以新世纪都市女性的视野，用犀利而尖锐的笔触揭露这个时代里人们生命中的疼痛，以超越性别、突破内视角的写作姿态，严峻审视着不断复杂、冷漠的现实，并以一种悲悯、平和的心境，以现代内容诠释古典哲学，以古典思想扫描现实病痛。相比同时期的许多女性诗人，如60后路也的超验主义的自然诗学，70后余秀华的底层女性生存叙事，80后郑小琼的打工诗歌，施施然的诗一直在守护和回归着古典诗意，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着现代人所缺失的精神品格，将现代社会逐渐忘却和遗失的宝贵传统文化以诗歌的形式重新打捞，赋予现代诗歌新的质素和活力。

施施然的诗歌探索不仅有力证明了“新红颜写作”并非是一时的热潮，而是女性诗歌真正的崛起，更为当下女性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能量，提供了古典与现代对接的新的诗歌形式，极大促进了现代汉语诗歌的民族化和现代化。

原载《作家》杂志2024年第6期

简介：

拜晓红，硕士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致力于研究新世纪女性诗歌、少数民族女性诗歌，文论发表于《作家》等刊物。

施施然，本名袁诗萍，诗人，画家，主编《中国女诗人诗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术专业毕业，诗歌小说散见《中国作家》《人民文学》《诗刊》《十月》《上海文学》等报刊，出版诗集《隐身飞行》《唯有黑暗使灵魂溢出》等5部，曾获中国十大女诗人奖、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现代青年》当代十大青年诗人奖、中国长诗奖、石家庄市文艺繁荣奖等，诗作被译介到英、日、法、阿拉伯、罗马尼亚等多国报刊，画作多次参展或被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