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同时，诗歌不仅仅表现诗人一个人的内心情感，诗歌也是描述天下事的。优秀的古典诗歌往往强调作诗不仅在于述一己之穷通，更在于天下之哀乐。诗人应当通过诗歌的“兴观群怨”作用，頌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从而发挥它“诗教”的社会功能。中国诗学从来看重诗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中国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诗教的说法最早见于《礼记•经解》篇，孔子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就是说君子的道德修养，是诗的修学培养的结果，都是在学习之下的一种由内而外的体现。开中国古代诗歌先河的《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西汉武帝以后被儒家尊为经典。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305首诗歌，反映了这个时期约500年间的社会面貌。其中的《关雎》、《伐檀》、《硕鼠》等诗篇，更是传咏千古、为人乐道。鉴于《诗经》的成就，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②，起到“诗教”的作用。中国古人认为，诗歌通过“兴”，用形象让人产生联想，激发情志，使之抒情言志，歌颂美好的事物。诗歌也可以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描写，观风俗之得失，因为它源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③是有感而发的产物，因而必然是对它所诞生时代的真实反映。诗歌还可以加强与他人的交往，起到使人们聚积友人、团结群众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是诗歌可以表达不满，表达对不公之事的怨訴，对社会政治的讽谏，对不良现象的美刺和批判。这一重要文化艺术观，被以后历代一直延续下来。
       诗歌的教化和影响作用，是诗歌自身客观存在的。不管诗人是刻意书写，还是无意描绘，都会对亲人、朋友及周围人甚至世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强调讽谕，补察时政，在《与元九书》一诗中就直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目的就是要“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他的《卖炭翁》等许多诗歌都对统治者欺压和掠夺百姓进行了揭露，对当时社会的腐败给予了讽刺，因而在当时引起较大影响，深受人们喜爱。北宋大词人苏东坡，因写了“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看潮. 其四》）等诗篇，牵连进了 1079年间的“乌台诗案”，被指控谤讪宋神宗施行的盐禁政策和水利政策，结果被朝廷下狱、贬官，还连累了朋友和家人。而被誉为 “千古词帝”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后主李煜，作为亡国之君却因一首凄美的《虞美人》词，于978年七夕四十二岁生日时，被宋太宗毒死，可以称之为千古绝命词了。关于诗歌的教化和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诗大诗人郭沫若就提出：“诗的创造是要‘创造’人，换一句话便是在感情的美化”。④其实，外国文艺理论对诗歌的教化作用，也有同样的认知。英国大师弗朗西斯.培根就认为“读诗使人灵秀”。⑤而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更是认为，诗人“根据依存于对事物的看法。对生活内在的世界、时代和民族的态度的他固有的理想，来改造生活”。 ⑥所以，我们说诗歌“诗教”的社会功能，是不能忽视的。
  诗歌可以陶冶人的情操 ，它不仅是审美的，也是实用的。 诗人透过诗歌不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志向展示了自己，同时也通过自己个性化的表达和抒发，赋予了诗歌“兴、观、群、怨”的作用，借以发挥了诗歌教化的重要社会功能。这是我们的新诗在传承中华文化艺术、发展和 创新诗歌中，应该借鉴和思考的。
                                                                              二、                                

       新诗要在传承中发展，就要借鉴和汲取优秀古典诗词的创作艺术。诗歌作为文艺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它应当是美的，而这精美的文学形式，应当依照美的规律来塑造。所以，它对语言和艺术形式的要求是苛刻的，是需要对语言艺术进行较好地把握和运用的。这方面，优秀的中国古典诗词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古代诗论认为，“诗言志，歌咏言。”⑦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的，歌是咏唱诗的语言，以突出诗的意义 。优秀的诗歌作品不仅应该表达出作者深刻的思想感情“言志”，还需要具有优美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咏言”。也就是说，诗歌作品应该既要注重其语言表达的情理含义，又要有优美的节律和音乐感，才能真正成为优秀的作品。这个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重要原则之一。诗歌被称为文学之始、艺术之根。诗之为“诗”，就在于它是一种阐述心灵的文艺体裁，它需要一定的艺术技巧，并按照一定的音节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丰富的情感和意境，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这就要求我们的新诗在表达个人情感和思想时，为突出诗歌的意义，必须运用艺术手法来表达诗歌的语言。
       一则，诗歌的语言要有一定的韵脚和节奏。由于诗歌属于韵文，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一般依据语音的自然节奏和口语的韵律而形成某种音乐性的效果。古人云：“无韵不成诗。”押韵为写诗填词的基本要求，是诗歌的一个主要特征。诗歌要有韵律和节奏，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传播，这也是其区别于小说、散文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的分界线。所以初学写诗者就要学习押韵。押韵作为诗的基本形式，能够增强读者朗诵和传咏的体验，便利诗歌的吟咏和流传。有些优秀古典诗词甚至是可以直接歌唱的。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等，都是著名的歌曲。这是因为诗从其诞生伊始, 便与音乐有着水乳交融般的关系。当然，新诗的押韵并非押格律诗的韵，新诗可以没有平仄，但不能没有韵脚，不能没有韵律感，要按照中国汉语拼音的韵母，押大致相同的脚韵就可以了。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所说：“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⑧除了韵脚，诗歌的节律也是必不可少的。所谓节律就是诗的节奏和规律。一首诗歌是由一些诗节组成的, 诗节是由符合现代汉语特点的诗行构成, 而诗行是由音组与音组的组合而成。一般情况下五言绝句的节奏是“221”或者“212”，七言绝句一般为“223”等。比如孟浩然《春晓》的节奏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当然，新诗不必拘泥古典诗词的节律，可以根据诗行的长短，设定自己的节奏。一首诗歌，一般最好设定相近的节律，以使诗歌上下通畅、便于吟咏。
       有些诗友认为中国诗歌需要与国际接轨，需要学习西方诗歌的创作方式，可以没有韵脚和节奏，这个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外国的诗歌同样也是有其自己的语言文化特性和韵律的，外国的优秀诗歌大多也都是押韵的。关于这个问题，大家不妨看看外国优秀诗歌的原文就清楚了。如西方三大文学巨匠之一、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的长诗《神曲》，被誉为中世纪文学的巅峰，是采用三行诗节押韵法写成的。 英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雪莱于1819年写的《西风颂》，是其“三大颂”诗歌中的一首，是用五个十四行诗组成，以五音步抑扬格为主，其韵脚为aba bcb cdc ded ee，每个诗节在语法结构上彼此相连，混然一体。而德国著名诗人歌德，往往使用双行体押韵诗和六音步诗来写作并赠人。特别是美国优美的小诗《雪绒花》，诗行有长有短，三、四行押韵，二、五行押韵，六、七行押韵，八、十行押韵，一、九行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唱起来优美动听，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之所以认为外国诗歌不押韵和节奏不畅，主要是对外国诗歌不了解或者是误解。作诗要有韵脚和节律，就像“戴着镣铐跳舞”。⑨在这一点上，国内外的学术观点皆然，德国的诗人歌德和中国新诗著名诗人闻一多的观点也是一致的。诗歌的创作可以说是限制中有自由，自由中又有限制，是限制中的自由。新诗创作应该像是戴着镣铐跳舞，镣铐就是韵脚和节律。我们要大致上跟着韵脚和节律走，却又不完全受其拘束，要戴着镣铐跳出自己的新的舞步。   
       二则，诗歌的语言要凝练和含蓄。诗歌是字少意丰的文学艺术，诗歌的语言需要用凝练而含蓄的文字来表达。 这就要求诗人在产生表达和抒发的欲望下，以简洁精美、凝练含蓄、音韵和谐、适于诵读的形式诉之于文字表达。优秀的古典诗词可用寥寥数语、甚至十几个字把世间景色、山河万物、人情世故等描述得绘形绘色，体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和优美的浪漫主义，给读者以美感的享受和深刻的记忆。如李白的七言绝句《望天门山》只有四句诗，但是意境开阔、音节和谐流畅、语言凝练形象、画面色彩鲜明，描绘出一幅壮丽优美的画卷，表达出一种豪迈的气魄。唐朝诗人柳宗元的五言绝句《江雪》，则通过凝练、含蓄的语言构画了独钓寒江的渔翁形象，借以表达了诗人在遭受打击之后不屈而又深感孤寂的情绪。这首短诗运用具体而细致的手法来摹写背景，运用远距离画面来描写主要形象,将精雕细琢和极度夸张揉合在一起，语言简洁凝练而意蕴丰富，全诗虽仅有20字,却描绘了一幅幽静寒冷的画面。特别是“寒江雪”三字作为点睛之笔，把诗前后两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但构成了一幅凝炼而概括的图景，也刻画了渔翁孤独而坚韧的形象。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创作的高级阶段是凝练、简约而不简单，看似用词不华丽而实则音韵意境俱有，看似简单而实则意味深长、回味无穷。所以优秀的古典诗词在创作上，着意于音律、对偶、字句的推敲锤炼，注重于炼字、炼句。虽描写琐细的日常生活情景，然清新优美的佳句比比皆是。唐代诗僧贾岛《题李凝幽居》诗的名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初欲用“推”字，后改为“敲”字，两字哪个更好呢？他在驴背上边走边反复推、敲，直到撞了韩愈之后，韩愈建议用“敲”，这才定了下来。这样通过刻画幽静的环境、响中寓静，动静相衬，使意境更见幽迥，这也就产生了“推敲”这个词语。正是由于优秀古典诗词为了获得凝练含蓄的佳句，而抱定“语不惊人死不休”⑩的认真写作态度，本着“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⑪的苦吟精神，因而有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艺术创造和效果，这才有了今天流传千古的金句和名篇。优秀古典诗词在创作过程中，这种反复吟咏、苦心推敲、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正是现代诗歌作者所缺少和需要的。新诗在创作和发展中，要继承和发扬这种刻苦研讨、严谨创作的精神，使诗歌成为字字珠矶、句句金言的精彩篇章。这在生活节奏加快、人们越来越浮躁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三则，诗歌的语言描述要生动形象。 诗歌要有诗的灵魂，即饱含深层意味的、感人心肺的“意境”，也就是所谓的“诗味”。它是诗的内涵和底蕴，也是能吸引读者去品味诗的艺术技能。因此，作为文学艺术的诗歌，需要用优美的语言雕刻出优美的形象和意境，需要让文字有音乐感和画面感，借以传递和展示思想情感。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典诗歌长期以来以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呈现着百花争妍、姹紫嫣红的状态。它们既有内容上的抒情诗和叙事诗,也有体裁形式上的古体诗和格律诗,即有题材上的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闺中诗等，也有艺术表现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诗歌或者婉约、或者豪迈、或者风雅、或者凄凉，既生动优美，又词语精练，充满了诗情画意。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如此优美绚丽，除了其他因素，还在于创作中采取了“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所谓“ 赋”就是铺陈直叙的表现手法，“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钟嵘《诗品序》）；“比”是比喻手法,即"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兴”即起兴，指具有引发作用的手法，"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集传》）。古典诗词大都是说事然后及己，运用“赋比兴”手法描绘的对象包罗万象，可以是高山大川，可以是江河湖海，可以是花鸟鱼虫，可以是林木稼穑，可以是天下万物，也可以是人间百态，使得诗歌语言生动形象、意境优美且意义深刻。如屈原的《天问》诗中，运用大量的比喻等手法，使得诗句十分优美，体现了丰富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采用“赋”体，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其后如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是运用“赋”法而表现出优异的特色。为了让诗歌意味无穷，生动感人，古典诗词理论还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生动感人。⑬诗歌要把事情描述清楚，让读者了解，就要用“赋”的手法，而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并耐人寻味，就要用“比兴”的手法，通过这三种艺术手法的交替使用，把诗歌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使诗歌产生了应有的诗情画意的“滋味”。这些艺术手法的运用，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新诗学习和借鉴的。常言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这就要求诗歌的语言不能使用散文和小说的语言，它应当短小精炼、抒情达意，而且应当是生动形象、具有色彩画面感的美丽词句。这样才能描绘出长河落日圆的优美或者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迈，抒发出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胸怀或者把栏杆拍遍的无奈，诉说出白发三千丈的忧愁或者怒斥健儿无粮百姓饥的病态，书写出壮美、凄美、恬美、韵律美的优美诗篇。
       新诗要在传承中发展，就应当在艺术形式上具备和完善其基本的特质，既要抑扬顿挫有节奏感，也要合辙押韵有韵律感，既要炼字炼句精致优美，也要描境绘意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使人思而得之。它不能象一杯白开水淡而无味，也不能不知所云晦涩难懂，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好诗了。诗歌只有充分展现语言美、韵律美、节奏美、意境美、趣味美，才能够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和感人的效果。优秀的古典诗词语言优美、意境深远、形式多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美学魅力，不仅可以让人在阅读中得到心灵的愉悦和满足，更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素养，使人们具备更深层次的文学理解和欣赏能力。这也正是新诗创作中需要汲取的重要营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