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当代诗歌的现代性突围路径探赜 ——甘肃“诗歌八骏”研究系列

作者:郭麦霞   2024年04月11日 11:01      5    收藏
注:甘肃“诗歌八骏”研究系列文章共4篇,本篇首发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7.11


甘肃当代诗歌的现代性突围路径探赜 ——甘肃“诗歌八骏”研究系列
                                             郭麦霞 
                             (陇东学院 文学院,甘肃  745000)
摘要:突围现代性不是脱离、拒绝现代性,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对现代性的创新表达,是基于过去文艺作品对固化的、陈旧的现代性的一种更新。不言而喻,在这种更新中诗歌也在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借助于扎西才让、第广龙、江一苇、高凯、娜夜、包苞、段若兮等甘肃“诗歌八骏”的相关作品,旨在发见这种“更新”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和艰难跋涉。本文通过以固守的姿态探索诗歌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达、乡愁破灭后的迷茫与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与爱情的现代性裂变三个角度来探讨甘肃“诗歌八骏”在突围现代性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路径和面相,从而为当下的中国诗坛贡献甘肃力量和经验。
关键词:现代性;突围;路径;“诗歌八骏”

     甘肃“诗歌八骏”是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文学院联合打造的文学才俊推介工程之一,目前已经举办四届。娜夜、高凯、古马、第广龙、梁积林、离离、马萧萧、胡杨、李继宗、郭晓琦、于贵锋、扎西才让、包苞、李满强、段若兮、武强华、惠永臣、李王强、江一苇、赵琳等25人入列甘肃“诗歌八骏”方阵。这20多人虽然只是甘肃诗歌创作的冰山一角,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反应出甘肃诗歌创作的基本水平。因此,以这些诗人的代表性诗歌为例,以突围现代性的创作动向为切入口,或许能窥探到甘肃诗歌在当下的创作样态、审美趣向和地域特色。
毫无疑问,甘肃本土诗歌创作是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诗歌创作思潮对于甘肃诗歌创作产生很大影响,而甘肃诗歌创作以 “诗歌八骏”为代表的诗人除了努力回应中国当代诗歌的总体趋向外,也要在现代和后现代观念涌动的当今诗坛艰难保持自己的地域品格、文化特色和审美志趣。正是在这种矛盾中,以“诗歌八骏”为代表的诗人们合力推动着甘肃诗歌向前发展。仔细阅读这些诗歌文本,我们会发现甘肃诗人不管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也好,还是循序渐进的创新也罢,似乎在内部都表现突围现代性的共识,这可以看作是新世纪以来甘肃诗歌创作的新倾向。
    在全球化的文学语境下,甘肃诗人们敏感地察觉到应用甘肃“地域性”意象和词汇既是甘肃诗歌的一种天然优势,也是一种劣势,诸如边地,高地,大地,秘地,净地,神性之地等诸如文化明信片一般的意象只会使甘肃诗歌创作落入既定的窠臼,诗人必须深刻理解和挖掘地域性意象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在诗歌艺术及审美上进一步探索和提升,才能找到属于甘肃也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歌之道。肖云儒在《对视文化西部》中提到:“对于西部文学的评论研究,要用当代意识熔铸西部生活,关照西部历史” ,诗人只有将自己的艺术个性同时代精神相融合,才能写出震撼人心的力作,当前甘肃诗歌界面临的重要课题是满怀时代责任感与艺术使命感,以甘肃独特的风格与色彩描绘当代中国人心灵的画图。用甘肃诗人的精神与气质,书写属于甘肃的诗歌。
 
一、以固守的姿态探索诗歌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达
 
特里.伊格尔顿认为:“现代性已经从我们身上剥去了许多东西,像神话、巫术、亲情、传统、 孤独;但如今它最后也成功地剥夺了我们自身。它已经看透了我们真正的主体性的隐秘性,就像掏空众多成熟的李子一样把我们掏空”[ ]。 
如果说要避免现代性对我们的“剥夺”和“掏空”,诗人们就要用诗歌去捍卫,而捍卫的过程往往有成为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达。在这方面“诗歌八骏”诗人扎西才让和古马是代表。古马和扎西才让都入选了两届“诗歌八骏”( 扎西才让:第二届和第三届;古马:第一届和第二届。)但二者由于生活经历、审美风格、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差异,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表达也是不同的。
扎西才让,本名杨晓贤,“70”后藏族作家,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桑多镇》《甘南志》等多部诗集,甘肃“诗歌八骏”之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
作为一名诗人,扎西才让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故乡——甘南这个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地方,如何处理宗教文化与现代精神就成为扎西才让的写作难题。
 “受制于马克思关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对于宗教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大都讳莫如深”[ ]。扎西才让却认为:“宗教有其自身的局限,并不能解决现代人的精神问题,不证自明的上帝是不可靠的,只有那些抛弃宗教教义而取其精髓,才是真知灼见。因此神性诗学必将超越宗教与道德,必将驱散世俗化的精神泡沫,并聚合生命中的积极因素和潜在能量,建构充满恒久引力的理想主义价值体系,为我们找到生命原初的活力和创造的激情。”[ ]扎西才让生活的桑多镇,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带,有着浓厚的藏传佛教的氛围,在他的笔下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沾染了隐秘的灵性,诗人的《大夏河畔》的卷五《桑多魂》是他站在故乡这座星空下透过宗教对人类及其命运的深刻思考。如他在《小索南的诘问》里借早年夭折的小索南之口所发出的诘问“人真的有罪吗?”“也许有,也许没!”“人的灵魂真的会在六道中轮回吗?”“也许会,也许不!”“人真的能被佛国的使者解救吗?”“人,或许只能被自己解救!”对于人类原罪的追问,对于人生生死的终极命题的问答,作者给出了超越宗教意义的回答。小索南带着这些疑问去世了,但他正如诗的最后一句“然而,肯定有光,能照亮他的灵魂”作者做了乐观和肯定的展望。这光是什么?引发了我们的深沉思考。
     在《桑多镇》这部诗集中,扎西才让调整了写作的姿态,与之前的写法不同,作者尝试用诗歌的形式为“桑多镇”存照。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追求场景的瞬间感,然后通过诗歌的形式呈现民族文化背后的诗性和审美。在《桑多镇•镇志残片•女仆卓玛草》中,作者用散文化的笔调极力“捕捉”一种历史场景,用蒙太奇式得扫描,企图在历史的断章与现实的情状中开拓出诗歌表达的空间。如“依在门口/看起来是那么温顺/忽闪着不知所措的大眼睛/她的/局促的姿态/透出内心的不安/更凸显了她的柔弱无力。”透过文字,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一幅优美的肖像油画,在如《旧照片中的土司老爷》中作者这样写:“你坐在中间/戴孔雀翎修饰的宽边毡帽/穿水獭皮做成领和袖的厚重皮袍/脚蹬长筒鞋/腰挎黑色的盒子枪。”这是其中的一节,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代土司的奢华和威严,而这样的影像由于现代化发展的今天形成一种错愕,这种“错愕”正是在“固守”中对现代性的超越,收到“无心插柳”的效果。对此,魏春春教授的评价是中肯的:“扎西才让已突破了空泛的地域甘南对他的写作局限,已突破了‘故土情结、民族情结和亲情情结’的单向度束缚,而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中形塑全新的鲜活的甘南形象。”[ ]
扎西才让的近作《甘南志》也沿用这种手法,只不过更突出“史”的意识以及对“史”的现代化反思:“就《甘南志》的而创作而言,就是深入了解甘南历史,在此基础上,再现这块弹丸之地上发生的重要事件,感念历史残页中风云人物的精气神,探寻人类在战乱与困苦之中竟能诗意栖居的缘由,进而找到超越地域、民族和疆界的中华民族之魂。”[ ]在《创造》中,作者这样写:青年考古学家在匆忙找来的牛皮纸上写道:“这些精心设计的打制石器/能将远古时期的刺杀/砍砸/刮削/投击……/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是的,即使没有壁画、我们也能想象到那清晰的画面。这首诗中其实潜藏着一个考古学中的前沿命题:“物的叙事”,叶舒宪教授曾主张:“由人类学、神话学视角进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整合研究思路,以大量考古学实物为基础资料,充分调动人文解释学的特有阐释力,让无言的出土器物发出声音,甚至说出话来,从中探索无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的社会和文化信息,从而重构出失落的历史线索。”这种研究方法是对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一次延伸,注重“直接研究物体本身蕴含的潜在‘叙事’,从古代遗留的实物及图像中解读出文字文本没有记录的文化信息。”[ ]而在这首诗中,扎西才让很巧妙地将一个考古的场景呈现于诗歌中,他在为这些考古成果能佐证甘南具有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自豪的同时,也有一种从现实中游离出来的追慕之情渗透其中。正如作者在《制陶者》中的遐想:“若移身穿越/他们/就是我们。”
      正如前面所说,古马与扎西才让都显示出在固守传统中对现代性的超越,但超越的路径有所差别。古马出生于甘肃武威,他的诗歌自然内潜着一种沧桑和雄强。“我的诗应是强暴。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强行黏合,转化为我们生命中遥远而又亲近的东西,拓展想象无限可能的空间。”[ ]立足传统文化,而又超越传统是古马诗歌孜孜不倦的追求。人邻在为《古马的诗》作序时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古马的写作渐进成熟,目前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诗人,并开拓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他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最容易流俗的创作途径,即将中国古典诗词、民歌谣曲的神韵与西方现代诗的元素融为一体,营造出独特的“西风古马”的诗境,这在西部、在中国,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人来。”[ ]在《玉门关小立》一诗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立足传统而又企图超越现实的刚劲风格:“冰草黄芦/大宛马和匈奴的黄骠马/一时都跑作了风中沙粒//仰天弯弓/哪还有一双掂量过/和田玉的粗糙的大手/颤栗星月/飞鸿压低翅膀/将口衔的芦管掷给我:/九万里风声倒无半点杀气/这个,你拿去玩吧。” 古马的《玉门关小立》如他的众多诗歌一样,思维突兀、跳跃,想象夸张恣肆,这种来自地域文化的浸染与自我诗才的淘涤的审美意境,与中国古代边塞诗遥相呼应,使人想起王昌龄的塞下曲四首其一“出塞入塞寒,处处黄芦草”辽远与空阔。冰草、黄芦草、大宛马、黄骠马、弯弓、星月、飞鸿营造了一副古边关战场的意境,苍凉悲壮感陡然升起,使阅读者的思绪被带到遥远的古代边关。但结尾却笔锋陡转,“九万里风声到无半点杀气,这个,你拿去玩吧”一下子将读者的思绪拉回了当下,逆文化、逆诗歌的现代主义解构手法的应用,将英雄主义想象变为日常的一句漫不经心的玩笑。古今强烈对比,浪漫主义的夸张与日常生活的口语化介入使诗歌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张力。由带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意象运用到现代主义的解构手法,诗人在玉门关前完成了对中国传统英雄主义文化的思考。

二、乡愁破灭后的迷茫与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

     甘肃诗人群体因为偏居西北,他们的诗歌更多地保存着农耕文化的印迹,而农耕文化的具体形态就是“乡土”,这与工业文明主导下的现代主义中乡镇、城市书写有本质区别。前者中的诗歌更多表现为人的精神回归,而后者更多的表现为“出离”,因此,虽然“诗歌八骏”中的一大批诗人已经离开故土,旅居城市,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工作环境的变化,这些诗人越来越多的感受到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带给他们情感的不适,繁忙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冷漠的城市人情和高度秩序化的生活使他们无限的怀念曾经的乡土生活,这时候的他们笔下的乡土不复是诗人原初的乡土,它们变成了诗人对抗城市的精神家园,但当真正的还乡,他们又无法面对故乡的衰败和人情的消亡。他们在城市是孤独的,回到乡村面对的是更深的失落和孤寂。回族诗人李继宗的《场院周围》系列组诗,则让人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抑郁、孤独的情绪在诗中蔓延开来。《我独自忍受的那一份孤独》“冬至不远,越往前走/我就越想对我独自忍受的那一份孤独说:/让万里雪飘的雪,那天空的孤独/朝着大地场院上我的孤独/而气吞万里如虎地下吧,下吧” [ ]李继宗的《山间场院》“用昨夜西风凋碧树这样的绝句/就把山间场院说高大了,用千呼万唤始出来/也只能让它徒生一种勉为其难的神秘/不要用落日盈怀寒鸦飞,也不要用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间场院/此时只有衰草和萤火虫以外的/蟋蟀的死魂灵。不依不饶的寂静正在燃烧/夜以继日,苍茫和化境里的树/客观地落叶,千真万确地光秃/立在原地上等严寒,站在时间中等开花结果/也等创伤。我从来没有在任何高处/俯视过一个秋末冬初的山间场院/就像它从来都没有任何机会/一年四季,像俯视一个陌生人一样,俯视过我。”(《我独自忍受那一份孤独》)[ ]
    高凯的一大部分诗歌中渗透着乡愁思绪:“往场角一蹲/乡土里/便多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疼痛 而又令人窒息(《碌碡》)”“老村的一根肠子/前世  积蓄了水/后世  吞咽了苦难.”(《苦难》)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高凯反复写乡村的人、事、物的过程中透露出的不仅仅是对乡土的单纯留恋,他的精神世界也因为乡土世界的坍塌而有一种“思”无可依的迷茫。那首兼具音乐性、节奏感、民风味的《村小:生字课》,完全可以看作是对童年不在、故乡远去的浅吟低唱。 “高凯的乡土世界是厚重的、完整的。既有醇如美酒的民风民俗的描写,也有令人心荡神迷的乡情乡愁的低吟,还有无法释怀的家园之梦的追寻。”张玉玲博士认为:“由于诗人情感充满了欲罢不能的痛苦和人生阅历的坎坷磨难,这个乡土世界又是丰富的,尤其是诗人没有遮掩乡土深埋的苦难和悲哀,诗人将深刻的人生体验融入对在黄土地上的芸芸众生的艰辛生活的描写中,”这导致他的诗歌“越出了从乡土中来到乡土中去的形而下的描述而使诗歌具有哲学和人类学的高度”。[ ] 
2006年3月26日贾平凹在兰州“金城讲堂”谈到乡土文学时说:“我不喜欢大城市,也不喜欢见生人,比较喜欢去农村。而现在农村的衰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从理性上,我认为走城镇化道路是农村发展的正确之路。可是从感性角度出发,我难忍悲痛。如今文学界已被社会边缘化了,乡土文学也更是无人关注,尽管如此,也仍然有一批作家在坚持写作,而我的乡土文学写作也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就是愿意写出自己对乡土的心结,就像我是农民的儿子,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无法改变我农民的基因。”[ ]城镇化是现代社会的必经途径,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许多知识分子离开乡土,在城市中谋生,在他们的诗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怀念,对漂泊生活的不适和精神困扰。甘南藏族诗人花盛的《小镇》是这样写的“依然怀念那个叫做党家磨的小村和亲人/尽管那个小村早已不复存在……而我对于小镇是陌生的/小镇对于我也是陌生的”[ ] “经过闹市时,我小心翼翼/唯恐踩到别人或挡住别人的去路/ 我是从乡下来的,我的身上/依旧散发着泥土的气息,行走笨拙/着装简单,说话土里土气,有时像个/哑巴/我习惯了这些,尽管与他们显得格格不入/在城市的聒噪和那些躲避或蔑视的眼神里/我知道自己的迂腐、孤单、沉默,甚至恐慌/但我欣慰自己是乡下人,欣慰时时/吮吸着泥土的清香/那么纯净,那么熟悉,那么真实” (《我从乡下来》)[ ]
     在这些诗作中,诗人写出了融入城市生活的种种心理困惑和不适,以及对乡下生活的眷恋和无处不在的漂泊感的矛盾,从而加强了诗歌的内部张力,让人回味无穷。不言而喻,城镇化的发展进一步摧毁了“乡愁”的慰藉,表现在诗歌中,就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乡愁破灭后的迷茫。事实也不断地证明,城镇化进程,乡也伴随着乡村渐次衰落与逐步被遗忘的过程,当乡村成为诗人们怀乡时的一个精神载体而只能存在于记忆中时,这种情势展现在诗歌中就会给人一种遗世独立的苍凉之感。
甘肃是经济不发达地区,面对贫瘠的土地,以“诗歌八骏”为代表的一部分诗人延续了古代知识分子仁民爱物的儒家情怀,他们将目光常常投向身边的劳苦人民和弱势群体,以手中的笔记下了同时代人们的精神变迁,为困苦生活的人们代言或报以悲悯的呼喊。在他们的“苦吟”中我们能体会到人本主义的诗性表达,他们将西方现代主义的这一重要流派中的思想要旨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充分结合起来,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乡土诗,从而走向了一条从乡土出发突围现代性的创作实践之路。这方面第广龙、梁积林、江一苇具有代表性。
第广龙的《定西之三》是对西北民众艰辛生活的白描:“苦焦的定西,养活人的/也是这苦焦,早上的活泛/晚上的伤心,还是过了又一天/安间的房,厦子的房/青瓦的顶,红砖的墙/就安妥了一生/一边的山上,给后人种树/一边的坡畔,洋芋就是祖先”[ ]在这首诗中,作者没有落入为苦难宣泄的情感窠臼,而是将巨大的悲怆隐入看似平静的叙述中,情感在静水流深的艺术处理中轰然而出,最后一句 “洋芋就是祖先”投射出这片土地上生存者的艰难和不易。
梁积林出生在甘肃张掖的山丹,广阔的西域是他常常涉猎笔端的诗歌场域。同样是描写西北生活的艰辛,他的诗歌却多了一份冷峻: “天已经很冷了/河湾里的人/还在挖着砂子/咯吱声,使我想起/刚才他们歇息时/蹲在岸下,啃着冻干粮的样子。//天真的很冷了/一只乌鸦叫了两声/飞离而去/像我伸出的手臂/敲了敲天空的顶板/——硬邦邦的” (《冷天》)[ ]诗人先描写了艰苦的生活场景,天气寒冷,可是劳作并没有停歇,虽然劳动繁重,但充饥的只有冰冻的干粮。诗歌沉郁悲壮的格调触动了人的心弦,
如果说第广龙的《定西之三》中是对西北人民艰苦生活的隐忍,对代代相袭的强韧生活意志的书写,那么《冷天》则在艰苦的描述中暴露了一种生活的残酷和求生的不易。江一苇《民谣里的村庄》,可以看作前二者诗歌情感的结合:“站在那高山望平川/平川里一朵牡丹/有心嘛下去了看一看/新媳妇搂着个老汉/唱得久了,就难免让人心酸/这里是野草和庄稼同时疯长的山坳/一只只绵羊在和白云赛跑/冰雪融化的时候/青壮年们和大雁一样向城市迁徙/大雪封山的时候/老人和妇女都在村口盼着归来的脚步/张三爱上了李四/李四苦恋着王麻子/孩子们牵挂的还是陀螺/陀螺牵挂的,还是那细细的鞭子/老牛深邃的目光/依旧望着迢遥的远处”[ ] 。

三、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与爱情的现代性裂变

     中国女性的性别意识经历了从他觉到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衰落和继之而起的工业文明的发展相吻合的。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合力促成了中国妇女“半边天”的社会职责和家庭角色。深受西方现代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多文学作品都关注到女性的社会角色、内心世界的变化。对这一题材的关注,诗歌似乎更便捷,尤其是女性诗人,结合自己敏感的天性,往往会更自由、更直接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女诗人,如翟永明、陆忆敏、王小妮、唐雅品、伊雷等,她们的《女人》(翟永明的组诗)、《美国妇女杂志》(陆忆敏)《独身女人的卧室》(伊雷)等作品为讨论“女性诗歌”论题的合法性提供了“证词”。“当取消了任何人的指点而径直走到窗口,从一个从未呈现的女性群体中辨认自己……时,一个成熟的女性视角就这样悄悄地形成了。”[ ]在这个思潮中,甘肃的女性诗人虽然没有站在诗潮的前沿,但也紧随其后,最具代表的就是入选第一届甘肃“诗歌八骏”的娜夜。
娜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诗歌,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刊物发表大量诗歌,出版多部诗集,2005年《娜夜诗选》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娜夜的诗歌注重内心的情感体验,在其早期的爱情诗中,梦幻和浪漫有机交融,在忧伤和孤独中显现出一个少女的性别意识的觉醒:“一些相对而言的爱/像春风一样和煦/它是春天的风/人群里 我感到眼睛潮湿。”(《使甜蜜甜蜜的声音》)这首诗歌中,作者没有直接写爱,而将爱的感觉比喻为和煦的春风,“风能动物”,亦能动情,“眼睛潮湿”的同时也是爱的觉醒,更是爱的升华。另一首诗,这种爱的觉醒意识更加鲜明:“一朵花  能开/你就尽量地开/别溺死在自己的/香气里。”(《美好的日子里》)除此之外,《静等佛示》《一首动情的歌》《一个字》《吻》《沿河散步》《眺望》等作品都有一种来自来自内心深处的对爱的好奇、悸动与赞美。这些表面上看是一个女性诗人的情感体验,而在根本上可以视为一个女性对性别意识的感性认知。这种认知始终贯穿于娜夜的爱情诗歌创作,“诗歌观念上,娜夜接近于90年代女性主义诗人,表现出较为自觉的女性意识。娜夜的诗歌明显地回到了女性自身,致力于自我生命体验的表现,注重自我内在心灵世界的抒写。……既有对女性自身权利、价值、尊严和人格的追求,亦表现了普泛的人性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 ]正是这样“寂寞、自由、顽强地歌唱,”娜夜举起了甘肃诗歌在爱情题材领域对现代性的突围大旗。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在女权主义的思潮下,借助于市场经济的催化,中国当代女性的婚恋观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男女虽然有别,但婚姻却不再“安稳”,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与传统的相夫教子、从一而终的观念相互撕扯,受城镇化、打工潮的影响,留守女性群体的出现,自然成为诗人们关注的对象。不争的事实,城镇化的进程让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变得空心化,外出打工造成的留守现象,带给了乡村情感的骚动与游弋,包苞《诗歌探索系列组诗之<杀狗>》就是描写留守女人内心的思念、骚动。 “是绑架,还是挟持?/我甜蜜的肉体并不能将他留住/远方,究竟是什么?/是风雨起于眺望?/惊雷起于倾听?/还是荒草爱上了骨殖,伤口宽阔成了码头?//远方并没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一万座村庄就成了空巷/孤独是不是一种刑罚/离散是不是?//新的时代,总有新的借口/不是土地不收留我们/而是我们从土地上被时代驱逐。”(《远方》)[ ]诗歌中的“远方”有着多重的象征意蕴,因为远方未知的召唤,她们的情人远离她们而去。“远方”是“逐梦”的结果,也是故乡对青年男女的一种“流放”,留守的妇女被家庭所牵绊,只能在无望的守候中对远方产生畏惧和拒斥,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的。
女性对于个人人生价值的追寻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觉醒,长期的留守生活,感情的空缺使女性们开始质疑当下的生活,质疑长期对男性依附的可靠性,她们在本能的驱使下开始叛逃。但宥于认知的局限,她们只有漫无目的的逃离,她们本能的反应就是首先逃离土地,逃离困住她们身心的家园,不知道等待她们的前路是什么。这些留守女人在无望的守候后的叛逃:“枯干了的身体/装满了淡蓝色的火苗//终于,她要走了/终于,她要向远方寻找答案。//未来,是否又是一次在巨大废墟上的重建?/是否又是一次/以身饲虎的悲壮轮回?//神在受难/庙在重建红红的纸灯笼,被风挑走了。”(《结局》)[ ]诗歌中借用佛教经典故事——以身饲虎象征了对于传统的怀疑、质问,神在受难,实际上是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牺牲精神的失落。女性自我意识的回归和对束缚身心的传统乡村社会的逃离动摇了中国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石,自古以来被奉为神祗的道德信仰在崩塌,而未来不可预知。可以说包苞的这类诗歌就是对现代性爱情的一种反思。
       段若兮是甘肃青年诗人中的中坚力量,近年来,在《诗刊》《青年文学》《星星》《草堂》《中国诗歌》发表了大量的作品,部分诗作入选《2016年中国诗歌精选》《2016年度好诗300首》《2016年中国青年诗人作品选》《花城诗歌年选》《中国青年诗选》等选本
作为一名80后女性诗人,她对现代爱情的表现也是独具特色的,她的爱情诗歌民俗味十足,似乎脱胎于陇东地区的民间故事,俏皮、质朴,读来饶有意趣:“想她了就翻山越岭去见她/中途要在小饭馆歇息/要备足干粮/要大口喝茶水/要给店小二打赏碎银子/要坐车/要骑马/要看天色/要问路/要到庙里避雨/路上会听到山歌/遇上野兽/一边走一边想念/一边想念一边埋头赶路/走累了要靠着麦草垛睡觉/一抬头/看见大月亮就在头顶/星星呀/闪着光/结满天空/好容易到了/那个人却不在/可能去山后的地里干活了/可能去她二舅家走亲戚了/于是等呀 又去找呀/当那个人儿终于站在面前了/却说不出一句话了。”(《以前的爱情》)除此之外,段若兮还有一部分极具先锋的诗歌,如《你叫我女人》《一半?》《丫头》等,“从一开始,段若兮就表现出了成熟而理智的女性主义意识。她的很多作品都对女性的弱势地位、边缘角色、忍耐以及依附和从属性等等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和挖掘。”[ ]
      以上我们通过娜夜、包苞、段若兮诗作中的相关爱情类诗歌的分析,从不同视角可以看出在甘肃诗人对女性的性别觉醒与爱情的现代性裂变的独特表达,这种表达既有因为地域限制而获得的独特性,也有诗人们因为不同的阅历和才情展现的审美性。

结语

      以上我们通过以固守的姿态探索诗歌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达、乡愁破灭后的迷茫与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与爱情的现代性裂变三个角度来探讨甘肃“诗歌八骏”在突围现代性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路径和面相。
       现代性是中国当下诗歌不可避免的归宿之一,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人生价值的重新拷问,生存荒诞的文学想象,都是当下文艺创作的关注点,当人的精神不再局限于生存环境的束缚,更多转向对人的个人存在意义的思索时,在摆脱了基本生存压力的情况下,人的精神问题便成为了当代诗人情感表达的向度。小说的现代性探索早已开始,诗歌在走过形式的探索之后,在多元化的创作趋势下逐步开始了现代性的精神探索,在地域特色鲜明的甘肃诗坛,开始了新的突围。
必须强调,突围现代性不是脱离、拒绝现代性,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对现代性的创新表达,是基于过去文艺作品中对固化的、陈旧的现代性的一种更新。不言而喻,在这种更新中诗歌也在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借助于扎西才让、第广龙、江一苇、高凯、娜夜、包苞、段若兮等甘肃“诗歌八骏”的相关作品,旨在发见这种“更新”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和艰难跋涉,从而为当下的中国诗坛贡献甘肃力量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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