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孙玉石在黄山（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2024年1月13日晚，孙玉石先生离我们远去。孙玉石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和前系主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等领域成就卓著，有开拓、奠基和引领之功。在各类公开和私人的悼念文章中，很多人引用先生生前最爱的两句诗“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作为纪念。这两句诗出自桂苓的文章《〈开卷〉在手》，先生格外喜爱其意境，最初将之用作为桂苓散文集所写序言的标题，后又在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孙玉石文集》之时，将“一身都是月”定为其中一本的书名。到最终，这两句诗似乎成了先生的写照：一盏灯火被岁月的狂风吹灭，但身后千灯相照，月映成辉。一位“诗人气质的学者”（陈平原语）远行，但他将与他曾怀着深情研究与品读过的那些文字一起，永远在后学者的心中留下关于美与善的记忆。

“一行美丽的诗永久在读者心头重生。”这句孙玉石先生经常引用的话，出自李健吾写给卞之琳的《答〈鱼目集〉作者》，由李健吾化用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的句子：“一行美丽的诗，由它的灰烬，无限制地重生出来。”孙先生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象征派”诗歌正名的开路先锋，他偏爱象征主义在美感经验和阐释路径上的多义性、复杂性，同时相信这种多义与复杂并不会带来文本意义的瓦解，反而会导向文学生命的历久弥新——此即诗歌的“永久重生”。

这句话中更重要的字眼在于“美丽”。美，既是理解孙玉石先生学术理念时的重要线索，又几乎可称为他的人生关键词。作为“第二代学人代表”，孙玉石先生“在现代文学学科发展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钱理群语）。孙先生的学术道路起步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怀着对美的追求进入北京大学，先是写诗，后走上研究诗歌之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孙玉石先生是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中坚人物，他的研究取向、学术理念中印刻着那个时代对于“美”的热情呼唤，又携带着个人的独特品位。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浮躁氛围，孙玉石先生一方面提出“历史、审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原则，试图为“美”打造坚实的历史地基，另一方面又参与到诗歌的大众普及工作之中，力图以“美”改造世道人心。对于孙玉石先生而言，美既体现为技艺与诗境，又构成了价值与理想。而联系起先生一生所经历的波澜人生，则更让人体会到：在紧张的20世纪历史中守护诗美，需要一种多么沉静而博大的力量。

孙玉石先生1935年11月16日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南台镇，满族，属正白旗，为舒穆禄氏（或写成舒穆鲁氏）。孙家于1939年迁至海城县腾鳌镇。新中国成立前夕又迁至鞍山。1955年7月，孙玉石先生从鞍山市立第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二时，他模仿林庚先生，写作十首格律体现代四行绝句，以《露珠集》为题发表于北大校园刊物《红楼》。其中一首《是时候了》后来被他反复提及：“我爱听也爱唱美丽的歌曲/从前我却久久地吹着别人的芦笛/是时候了,现在我已经长大/我该把自己的号角含在嘴里……”“我爱听也爱唱美丽的歌曲”确为他的自况，“美丽的诗歌”成为他一生的兴趣所在。

1958年冬，《诗刊》副主编徐迟组织孙玉石、谢冕、孙绍振、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六人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孙玉石先生承担其中关于抗战诗歌的一节，文章以《民族抗战的号角》为题发表于《诗刊》1959年12月号。徐迟为其修改稿件、增添材料的经历，让孙玉石先生深为感动，由此萌生出从事新诗研究的兴趣，并称“徐迟先生是亲手教我写新诗研究文章的第一人”。

1963年，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王瑶先生的指导下，孙玉石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鲁迅对于中国新诗运动的贡献》。从此，鲁迅与新诗成为其学术研究中相辅相成的两翼。20世纪70年代末，孙玉石先生从北大校刊编辑部调回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一手研究鲁迅，一手研究诗歌，并迅速成为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学的研究先锋。当时，象征派、现代派还被视为“小资产阶级颓废”乃至于“逆流”，他却开始关注鲁迅《野草》中的象征主义问题，又延伸出对于新诗中的象征主义的关注。1979年起，一向谨慎的他做出大胆之举，在北大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所开设的“中国新诗流派研究”课程上实现了两个“最早”：最早在国内开始新诗流派与诗潮的研究，最早在大学课堂上开始讲授象征派、新月派和现代派诗歌。这一课程独领风潮，《北京日报》予以特别报道。日后，当年轻学者李国华问及为何有此举时，他表示“美”是其研究初心：三大流派“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东西”，“我想研究一些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美的、复杂的文本”。

孙玉石先生曾说：“鲁迅就是一首永远读不完的诗。”他的象征派诗歌研究与鲁迅《野草》研究互为呼应。1981年初夏，在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预备会议上，他关于《野草》与象征主义关系的发言引起极大反响。其专著《〈野草〉研究》后于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野草》研究乃至鲁迅研究领域具有突破性和冲击性的学术成果。该书深刻反思了多年以来《野草》研究乃至整个鲁迅研究中所延续的“庸俗社会学方法”和“对‘超人’顶礼膜拜的心情”，通过对历史背景的考辨，将鲁迅还原为“脚踏在大地上现实中的人”，对于突破鲁迅研究的“禁区”和历史束缚具有振聋发聩的启示意义。具体而言，如他的学生吴晓东所总结的那样，该书一方面以史料钩沉和文本细读为基础，对其中困扰了研究者半个世纪的复杂文本如《颓败线的颤动》《墓碣文》《影的告别》等名篇都提出了富有历史创见的新解；另一方面通过详细考察当时报刊关于屠格涅夫和波德莱尔散文诗的译介情况，对《野草》展开艺术影响探源，进而揭示了“象征”在《野草》艺术中的核心地位，超越了以往以单一的写实主义观念来理解鲁迅散文诗的做法，打破了与西方现代主义关系的研究禁区，更较早地探讨了《野草》中所反映的鲁迅哲学思想。

2010年11月，孙玉石与弟子吴晓东合影（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在艺术趣味上，孙玉石先生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以“寻求美，尊重美，理解美”为己任；在学术意识上，他则有呈现文学史书写的公平、完整、多元面貌的自觉观念。1983年，他在“中国新诗流派研究”课程讲义基础上写成的专著《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出版。王瑶先生为该书所写的鉴定意见，后来被改为序言。其重点有二：一是指出该书以翔实的材料和细致的分析，“着重探讨了中国现代诗歌中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即象征派诗在中国传播、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如实呈现了这一流派的探索与成就，尤其是“对于促进主流的向前发展有历史作用”，也即为其在现代诗歌史上的合法性正名；二是提出了这种做法有利于文艺的“生态平衡”，让各种文学流派同时并存、相互竞争，彼此借鉴吸收，进而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温儒敏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代文学学科开始重视流派、思潮问题，其中有着孙先生研究的推动和影响。

在诗歌流派研究方面，孙玉石先生199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是其集大成之作，也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在书中，一方面，他以宏阔的视野和精微的感受力，对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风格和外来影响资源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如最早在学术界考察美国意象派诗歌对于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和戴望舒等人的影响、艾略特长诗《荒原》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并提出现代诗中的“《荒原》冲击波”、现代诗人的“荒原意识”等不刊之论；另一方面，他的眼光从西方回到中国本土，在全书结语部分郑重提出“东方现代诗的构想与建设”。他通过追溯和勾勒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人的诗学主张，探讨如何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东方象征诗和现代诗等问题，进而发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人群体中的“晚唐诗热”，并从废名的诗论提炼出“晚唐美丽”这一核心概念。在以事实和史料为基础的研究中，他期盼寻求一条“东西诗艺的融合”之路，其中寄寓着对于20世纪90年代末处于冲突中的世界秩序的美好期盼，也投射着对于中国文化如何在吸取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革新渴求。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文学研究与时代新潮的对话关系格外紧密。对于彼时的孙玉石先生而言，他的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诗研究同样有着明确的时代意识：“支援”当时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诗歌革新运动。在他研究象征派诗歌和鲁迅《野草》中的象征主义艺术的同时，他的老友谢冕和孙绍振正在为朦胧诗的“崛起”而热烈呼喊，分别写有名文《在新的崛起面前》和《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孙玉石表示，自己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精力“不能往别的地方释放”，但可以“用历史发言”，“通过对从李金发到九叶诗人的阐释和肯定，也通过对他们一些美的文本的分析”，对朦胧诗“做一种潜在的理论支持”。

在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被许多人称为一种“怪诗”“难懂诗”和“令人气闷”的“晦涩诗”。这让孙玉石先生意识到：“解诗”是一门学问。他表示：“坏诗可以不管，好诗还是要努力进入的。”从当时朦胧诗的“难解”现象出发，他发现20世纪40年代的新诗现场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由此，孙玉石先生提出了“重建现代解诗学”的宏伟构想，通过系统分析和阐释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废名、袁可嘉、唐湜等人的解诗思想，发现其中普遍存在着“面对现代复杂文本而生成的一种诗学批评的理论形态和宝贵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其中提出的“现代诗人的玄想思维与文化结构”、闻一多对于新诗神秘美的构建、朱自清解诗学思想与中国古典解诗传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于新诗研究、当代诗歌创作和批评均有深远影响。在理论建设之外，孙玉石先生带领一大批学生，仔细释读现代新诗中的名篇，尤其着意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金发、穆旦、戴望舒、卞之琳、废名、路易士等人写作的最为幽微复杂的现代主义诗歌，编为《中国现代诗导读 1917-1938》《中国现代诗导读 1937-1949》《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等著作。这些导读著作并非长篇大论和高头讲章，却以优美的文字、细腻的解读呈现出一颗颗敏感丰富的“诗心”，提供了帮助后来者进入这些诗歌文本的重要导引。

2015年，孙玉石先生在编辑帮助下，从此前写作的大量新诗导读、解析文章中择取精华并加以分类整理，出版了《新诗十讲》一书。这是他继2010年的十七卷本《孙玉石文集》之后出版的首部著作，也成为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这本书在学术性之外还兼具普及性，因广受好评而获得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中央电视台评选的“2015年度中国好书”奖项。他念兹在兹的，是通过对于“美丽而复杂”的诗歌文本的阅读、赏析与教学，提升大众读者的审美修养。在他看来，审美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帮助拓展心智，更使读者与前人的“诗心”相接。他晚年的两个重要命题“构建民族诗学传统”和“以诗歌介入民族精神的提升”，在这种对于解诗法的普及教学中得以落地、生根。

孙玉石先生既是鲁迅研究和现代诗歌研究方面的专家，也是文学史家。他曾将自己的学术思路概括为“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三者的结合，其中，历史性原则是“治一切历史者的学术生命”，是审美性研究的坚实地基。在刘增杰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孙玉石先生与严家炎、樊骏等学者一道，被列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要力量，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钱理群同样认为，孙玉石先生对建立现代史料学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

孙玉石先生自称：“我是一个有史料癖的人。”他曾在读书期间两次参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在与游国恩、萧涤非、王季思、季镇淮、廖仲安等古典文学大家的朝夕相处中习得了一种近乎“朴学”的风范，后来更继承了和发扬了王瑶先生的历史性眼光与治史精神。1976年12月起，他与王瑶、章廷谦、袁良骏、唐沅等先生一起，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坟》的注释工作。该书收录了多篇鲁迅早期以文言写成的论文，且涉及大量科学词汇，注释难度极高。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搜集考证中，孙玉石先生有了重大发现：1978年1月，他在《每周评论》上所发现的鲁迅署名“庚言”的《美术杂志第一期》《随感录》（三则）等四篇重要佚文与考证文章一起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复刊的第1期。对此，新华社以新闻通稿形式广播，全国各大报纸予以转载，日本《朝日新闻》也刊登报道。1978年5月，他又与方锡德一同发现和考证了鲁迅的杂感《寸铁》四篇和散文诗《自言自语》七篇。这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鲁迅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次发现，不仅揭开了鲁迅“神飞”笔名不见于作品的谜团，而且将鲁迅散文诗创作的时间由《野草》发表的1924年整整提前了5年。这些新发现被收入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中。《人民日报》专门刊发唐弢先生撰写的《花团剑簇——读新发现鲁迅佚文十一篇》一文予以介绍。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启动《鲁迅全集》的修订工程，孙玉石先生担任修订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负责《鲁迅全集》第一卷的注释修订工作。

孙玉石先生对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贡献，不止体现为有关鲁迅的佚文搜集与考索工作。以下还可以举出多例，如对于报纸文艺副刊研究的开拓和与方锡德共同主持的“现代报纸文艺副刊总目汇编”项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编委会成员所做的工作，以及对于何其芳、殷夫、冯雪峰、艾青等人佚作的搜集整理工作。在编纂《中国新诗总系（1927-1937）》的过程中，孙先生原本只需根据原有成果加以整理即可，他却坚持查验诗作的最初版本，为此广泛翻阅了这一时期出版或与这一时期有关的诗集近430部，文学刊物或报纸副刊近200种，一一比对初版本与后来版本的差异，并在此过程中发掘了许多此前未受关注的诗人诗作，最终选入137位诗人、349篇诗作。直至2016年，八十多高龄的孙玉石先生依然在搜集整理“七月派”诗人阿垅的佚诗，并将搜集整理《阿垅集外佚诗汇录》视为“这一生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情”。

更重要的是，孙玉石先生确立了一种展开历史性研究的方法。他多次指出，写文章要依据史料，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现场，对于研究对象做出尽量接近客观实际的描述与说明，尤其要做到“四不”：不跟一时的潮流风尚，不做随意性的发挥，不做主观性的扭曲，不做唯我所用的实用主义阐释。其最终结果，则是要让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孙玉石先生在参加博士答辩时，总会首先翻阅其中的注释，检查引文来自原刊初版还是二手文献；很多年轻的学子，也都会动情地回忆起退休后的孙玉石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翻阅旧报刊的身影。这是严肃治学的老一辈学人给后学的直观震撼，也将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方式，形成一种久远的精神示范。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外学术交流逐步恢复。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和北美学术界影响深远，具有研究传统，是推动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切口。孙玉石先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学科的中坚力量、代表性学者，并在1989年至1994年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对于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他有开拓和深化之功。

1983年4月至1984年10月，孙玉石先生接受委派，前往东京大学文学部任外国人教师。在这一年半中，他为文学部和教养学部自本科到硕博的学生讲授中国新诗史、鲁迅《野草》、老舍《茶馆》、朱湘散文和“中国语实践”“中国语口语会话”等课程，在多所大学、学会做专题演讲，先后与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尾上兼英、木山英雄、丸山昇、丸尾常喜、阿部兼也、村田俊裕、佐竹保子、高田淳、芦田肇、近藤龙哉、尾崎文昭、伊藤漱平、福田末富、平山久雄、伊藤正文、山口一郎、兴膳宏、笕文生、笕久美子、片山智行、山田敬三、中岛长文、中岛碧、荻野修二、平田昌司、长尾光之等人进行学术交流，尤其与日本长期关心中国文学、对中国极有感情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学者们建立了密切联系。1992年至1994年，孙玉石先生在北大中文系系主任任上，前往美国和韩国访问和讲学，先后与李欧梵、王靖宇、奚密、夏志清、王德威、杜国清、白先勇等人展开交流。这些学者和作家后来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994年7月，辞去系主任工作后，孙玉石先生再度前往日本神户大学，进行一年半的讲学。

在开拓国际交流的过程中，孙玉石先生尤其与日本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日期间，他与多位日本学者一同寻访中国现代作家在日本的文学生活遗迹，还向他们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新动态。他也曾为多部日本学者与中国研究有关的著作写作序言或书评，如平山久雄《中国语言学研究论文集》、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以及《君子之交：萧乾、文洁若与丸山昇往来书简》等。孙玉石先生曾写下许多诗歌赠与日本友人，其中一首1984年写给友人工藤俊一、工藤尚子夫妇的诗作《洁白的雪花》如是说：“听绵绵‘雨巷’的低吟/阅娟娟‘一叶’的墨痕/推开观雪的窗棂/送进的是阵阵水仙的芳馨//我们远/远得相隔一个大海/我们近/近得心倾听着心”。工藤夫妇喜欢戴望舒的《雨巷》，常听孙玉石先生的夫人张菊玲教授朗诵；孙先生与夫人敬重明治时期的女作家樋口一叶，工藤夫妇拿出珍藏的作家墨宝与其共赏。在这里，文学成为跨越国界和语言的友情纽带，使中日学人实现从知识到情感的互通。

孙玉石先生的国际视野以民族情怀为底色。在2003年写作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诗给民族以爱和美。诗自古与中华民族同在。”他表示，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激烈竞争，中国人必须建设“新的精神高度”，而诗歌对此当仁不让。民族诗歌已经在技艺上的先锋性和现代性方面有了极大进步，但接下来，还应当超越生命玄思和自足天地，介入民族精神的升华与再造。正是本着这种以文学和教育提振民族精神的信念，2017年，孙玉石先生与夫人张菊玲教授一道决定，将毕生所积的10378册藏书赠与大连民族大学，“将它们奉献给各民族的莘莘学子”。万册藏书中，既有清刻本古籍，也有刘海粟、王瑶、吴组缃、卫俊秀等大家的手书墨宝。大连民族大学特辟独立图书室“长白书屋”，对全校师生开放。关于这一题名，两位老人写道：

因为孙玉石系长白舒穆鲁氏的满族子孙，张菊玲亦以研究满族文学为最终之事业 ，故此书库之建立，我们拟请题名为“长白书屋”。以祈民族文化世世代代永远流传，民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造就出一批一批更多人才。同时，此名也蕴含我们一生奉持的“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学问”的人生理念。

2006年9月，孙玉石与弟子和友人在北京大学五院（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在写作此文时，我读到张菊玲教授的学生、著名学者关纪新老师的文章《哭玉石先生》，其中写到大连民族大学的学生因“长白书屋”而受惠颇丰、无限感念。书比人长寿，这既让人痛惜生命的有时而尽，却又因知识的永恒流传而获得些许宽慰。“一行美丽的诗永久在读者心头重生”，孙玉石先生和他的教诲与风范也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