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名作欣赏》第11期“真善美的追寻：孙玉石先生的学术与人生”专辑中的第三篇，陈均博士摭拾孙玉石先生的若干轶事，描摹出先生严正而又温润的人生境界。

孙玉石先生与夫人张菊玲教授

说起来，在孙玉石先生门下受教已近十二载，此情形却又可以张充和半句当之，即“十分冷淡存知己”之“十分冷淡”，因“知己”尚未敢亦不能谬托也。从毕业前课程、学业、论文和日常生活的过从，至毕业后教师节的“一年一会”，或可形容为古琴之“清、微、淡、远”，也即虽平淡然韵致却长。

大约在2004年，我编选了一本百年来北京大学新诗的选本，名为《诗歌北大》，自胡适至新世纪初，称之为“超浓缩型的诗歌共同体”。当选至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诗时，甚感乏诗可选。因这一阶段的北大校园文化基本笼罩于整体的社会氛围中，也较少全国知名的新晋诗人。于是去翻阅当时的北大校园文学刊物《红楼》、《北大诗刊》等刊，但查找之下，却发现了有意思的事情。譬如新时期以来影响甚大的北大诗歌学者和诗评家，在《红楼》中，都曾发表新诗。然而，他们的诗风又有区别，或者说，从他们的“少年诗”中透露的信息，可以见出他们的风格之不同，以及此后人生道路的差异。

1959年10月，孙玉石先生在国庆十周年时留影

在《红楼》里，谢冕先生有一“名作”，题为《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由此题便可知为当时流行的“政治抒情”之作，但此诗速度又是如此之快，此亦表明谢先生向来能预感到时代的信号，是为时代的“弄潮儿”。故而在新时期的新诗潮之初，谢先生以“崛起论”开创了新诗的批评空间，一举奠定了作为诗评家的名山“功业”。洪子诚先生在《红楼》中亦有两首小诗，其中一首至今还留有印象。洪先生大概写的是煤矿工人，写到一层一层的“黑”剥离之后，出现的是一颗亮光的心。大意如此，具体用词或许不同。读时即感想：洪先生描写的是当时流行的题材，但在角度上却有自身内省、细腻的特点，虽然题材是公共的，结论是彼时容许的，诗风不怎么引人瞩目（尤其是对比谢先生的气势），但却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这似乎也决定了洪先生此后治当代文学史、新诗史研究的那么一点点“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汇集起来，也终能蔚为大观，而于潮流中破茧而出。孙玉石先生的诗却又不同，如组诗《露珠集》里的开篇《是时候了》：

我爱听也爱唱美丽的歌曲

从前我却久久地吹着别人的芦笛

是时候了，现在我已经长大

我该把自己的号角含在嘴里……

读到此诗，是不是会念想起五十年代校园的“青葱岁月”？或是社会大文化中的局部的校园小文化，那种互相渗透但又存有个人的小小空间的格局，或是社会主义语境下的某一篇“未央歌”。由此诗又可延伸出两条信息：其一是孙先生之诗受艾青等诗人的风格影响，如“芦笛”“号角”等意象的使用。由于这一影响，孙先生连通了民国新诗的某种脉络，因而使他在新时期的研究中，尤为关注新诗中的“现代主义”。自初期象征派至现代派再至中国新诗派，挖掘“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并系统化，成为其终身志业。其二是其诗情，如国人屡屡使用的荷尔德林名句“诗意的存在”，或如此语“即使不写诗，也是一个诗人”（孙先生却是一直在写他的“新旧诗抄”）。也即是说，孙先生有一双诗意的“眼睛”，来看待人生的风景。这种“视力”可唯美，可纯情，也可激烈，但似乎并不显得如哲学或理论的“深刻”，在时代中也可能或不可能引领风潮，但始终是一个独特的“诗意的存在”。一个明证是，在最近一期的《新诗评论》的“孙玉石研究专辑”里，一位老学生所写评述文章的标题便是“诗意是一种扣人心弦的东西”。

孙玉石先生与导师王瑶先生及师母杜琇女士

孙先生自北大本科毕业后，原本打算工作，却被宣布为“读研究生”，跟从王瑶先生治中国现代文学，自此开始学术之途。彼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尚是荆棘（禁忌）遍地，文学史即将迎来“重写”，诸多领域皆有可为。孙先生先是专攻鲁迅《野草》，后又挖掘李金发等中国初期象征派，因之构成其学术研究的“两翼”，但鲁迅《野草》仍可算作新诗，所以孙先生的志业其实便是新诗了。《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是孙先生较早的一本著作，也是其新诗研究的奠基之作，因彼时国中新诗潮初起，故而孙先生对初期象征派的挖掘与研究也颇受注意，不仅仅是现代文学研究或新诗研究的圈子，更多的受众应是在习诗写诗的人里，且八十年代又是一个全民皆诗人的“诗歌黄金时代”。在此书的序言中，孙先生谈及其研究初期象征派之初意，本意是为新诗潮辩护，替新诗潮挖掘和提供学术依据，这一用心可说与谢冕先生的“崛起论”相合，但一隐一显，而凸显其专业领域及性格气质之差异。因初期象征派在此前的文学史叙述中尚是负面，孙先生便以唯物论、生态论力证之。据回忆，在当日的北大课堂上，他与学生、访学者、听课者的交流，非常激动且激烈，这既有时代风气之染，又有初期象征派这一现象“挖掘”之影响。而在二十年后，待我有缘再登课堂时，已无此情此景了。前些天，我读到一位杰出的诗人朋友的自传小文，文中没有提及孙先生，但是提及“象征派”，提到对他终生影响并构成他的诗歌气质的一部分的“李金发”。这些影响的渊源在于，他在八十年代的内陆某县城读高中，偶然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象征派诗选》，因而开始写诗直至今日。这本《象征派诗选》，正是孙先生编选的。孙先生自初期象征派起，专注于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的研究，再加上北大课堂及若干出版物的传播，在很长时间里，他在新诗研究领域里都保持着一种超前的位置。

从孙先生的名讳来看，或许存有二律背反，即如“玉石”之外表坚硬而内心温润。譬如他为东北人，北人亦是北相，——偶而见到他青年时代及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的若干影像，浓眉凛凛有神，面相棱角分明，便可感知是一位处事方正之读书人。后曾见到一些研究新诗的朋友，言及初见孙先生时，不敢多言。我便笑答我也是如此呀。这不仅是孙先生本身的习惯，更多的是天生自有一种威严之态。但是孙先生却又是颇有文人情趣的。比如在课堂上，孙先生采取板书加讲座式，因此堂下诸生只有聆听的份，非常之严肃。然而有一次，我注意到，在谈到一个人名时，孙先生用“反切”讲了一个笑话，自己微笑起来，但这个笑话似乎仅到讲台为止，因为课堂上的学生也许并未作好领受笑话的准备，或者听一个笑话还需要动用“反切”的知识储备，委实是太“冷”了。但此事仍可窥见孙先生性情之偶然的“闪光”。也即在冷峻之外表下，其实内蕴着温热、好玩的情怀。至于其它种种，如每次去他家，言笑晏晏，喝功夫茶（言所泡为真正的“大红袍”），引看墙上所悬文人画及书法条幅，以及多年收集的“猫头鹰”藏品（因鲁迅爱猫头鹰），据称已积百余件，故事可写一本《猫头鹰》之书了。

孙玉石先生夫妇与严家炎先生夫妇、谢冕先生夫妇、王信先生、钱理群先生、

方锡德教授、解志熙教授、李今教授、高远东教授与陈晓明教授等合影

2007年，孙先生与谢冕、洪子诚、孙绍振等先生出版了一本《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此书回顾了五十年代他们六位同学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情形，讲述之外亦有反思。然而让我有所震动的是，在此书出版之后，孙先生又写了几篇文章，将这一反思推到“深刻”的层面，这一“深刻”并非意义阐释之“深刻”，而是“锥心刺骨”之“深刻”，譬如讲述王瑶先生对“大批判”的内心流露，对“大批判”中自己的心理及“文学史写作”的反思（“道德良知”与“学术”），以及呼吁对自身历史反思之“言多峻急”……均可见其真切。由此我更能体会到孙先生“示众”这些或许不堪回首之往事，并非是迎合潮流，亦并非出自昆德拉所描述的“媚俗”，而纯是自己内心的需要。也即作为一位读书人所感知的历史责任。文中关于王瑶先生的叙述，其实我常在聚会场合听孙先生谈起。而记忆更深的，还有孙先生对另一位彼时被打成右派而被流放、潦倒、以农民生涯终老的同学的怜惜与关切。

以上数事之素描，只堪作信手拈来的几朵生命之花（戏仿孙先生之文《给我一枝花吧》）。在孙先生自己，或许也并不如是观，所以也只能算作是我的耳濡目染之所感。唐赵耶利曾有语“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风”，本是形容“吴声”之韵，但“国士风”亦是真正的读书人之风，如废名“学一个摘花高处赌身轻”，我借来持赠于恩师孙先生。

上文偶然撰于五年前，今《名作欣赏》所制孙先生的别册《解诗求是：孙玉石画传》将成，因此缘，再续几则“片羽”以为续篇。

先言孙先生之“认真”。大约在1999年，因我当时已打算继续做新诗研究，开始考虑考博。硕导程光炜先生向孙先生推荐，因而在某日趋畅春园孙先生寓所求教，——什么季节，什么时间，谈的什么话题，现在已不再能回忆。大约只是问询学习情况吧。但是步入园子，居所虽狭，整齐叠放的书籍，温和的话语与气氛，至今犹能忆起。此后便是数年后到其蓝旗营寓所，此处客厅就大多了，经过师母张菊玲先生的精心设计，呈现出一种古典精致的氛围。

2010年11月，“《孙玉石文集》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海报

读书、生活的习惯，往往亦是学术、工作的另一面，两者互相映照和转化。时下虽常见书桌凌乱者有创造力之说，但认真、严谨的生活习惯，体现在学术上，则往往是严格、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甚而内化为学术方法。2010年，孙先生出版文集，厚厚的十七册，分门别类，一篇篇文章均是孙先生自己整理定稿，且不说数百万字的工作量，单是寻找数十年间在各类杂志报刊发表的大大小小文章，甚至散落的刊印或未刊印的文章及手稿，就需要有长期留意及保存史料文献的习惯与耐心，很是不易。那段时间也常听孙先生说起寻找佚文的逸闻。

孙先生时常道及“朴学”。虽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献整理研究与清代朴学并不相同，但孙先生所言之“朴学”，据我的理解，应该更多的是强调一种严谨、注重材料的研究态度与方法。即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也。通过尽可能涸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文献，从材料中形成看法，从而构成对作家作品或现象或文学史的叙述，应也是题中之义。孙先生的治学多循此路径，所做工作甚多，无论是关于初期象征派的挖掘、发现与阐释，将初期象征派置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脉络里加以考察，因而建构起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谱系。这一工作的完成，既是从周作人、朱自清于新诗叙述的发现与再完成，亦是有如我在前文中所云，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当代诗寻找其脉络、根源与资源之用意也。虽然这一建构，仍然带有历史的因素（或偏向），却是与当代诗的追求构成了同步与呼应。因此，当孙先生在搜读散落于民国报刊中的诗歌、诗论时，通过在文学史中寻找其定位与意义，因而使这些材料抖去历史的尘土，从而得以“复活”，再一次回到历史的现场，并重新获得了应有的意义。在《孙玉石文集》里，类似对《北平晨报·学园》附刊《诗与批评》的解读、关于“晚唐诗热”的讨论等，都是开风气的精彩篇章。

孙玉石先生与温儒敏教授、李小凡教授、钱志熙教授、张鸣教授等为林庚先生祝寿

大约因为孙先生本身即是出身于诗人的缘故，孙老师对研究对象的趣味也多趋于“诗心”，反映在人生态度与审美追求上，就是“寻觅美的小路”。此语是孙先生为北大校庆100周年所撰文章的标题，实际上也可视作孙先生的志向与趣味。大而言之，无论是孙先生对于书画的爱好、品鉴，抑或对养花饮茶之道的注重（孙先生蓝旗营寓所的阳台便是一座“小花园”，还养得数种较稀见的花草，每回客人来，总是一一绍介“植物的历史”）、对“猫头鹰”小物件的收藏，均可见孙先生传统读书人的趣味，亦是对生活中的美的追寻。其学术工作，孙先生的研究从鲁迅起始，后来转向新诗（即便是鲁迅研究，主要也是对《野草》的阐释。《野草》即是鲁迅的“现代诗”也。）孙先生终身的学术志业，还是落地于新诗上。于茫茫学海中，最终选择新诗这一终身致力的对象，可算是“寻觅美的小路”这一意愿自然的牵引。孙先生在文中所说“美的小路”，是何其芳“朗润园通往哲学楼的小路”，是朱光潜“从燕南园的坡路慢慢走下来，经过三院到一院门前的那条小路，穿过南北阁，一直到未名湖边，再走回来”……

我现在的办公室处于未名湖畔的红三楼，红三楼与红二楼之间，有一片绿茵草地，几棵参差大树点缀，时有燕鸥和戴胜散步觅食，中间就有一条斜斜的小路通往镜春路。这一带的景物，虽有变迁，但对于孙先生这一代北大人来说，应是极其熟悉不过的了。记得有一回师母张先生散步路经此地，便指点镜春园82号云，这里曾陈贻焮先生的寓所。而么书仪先生来访时，也说红六楼当时是她们的食堂。每当我从这条草地小径上走过时，便不禁念起孙先生的“寻觅美的小路”。这里其实就是“美的小路”，亦是“寻觅美”“的小路”。这些小路又是燕园里的寻常风景，俯拾即是。孙先生“寻觅美的小路”的感语，既是来源于前辈大师，亦或是来源于这些平常且美妙的燕园草木。当我行走于这些“美的小路”时，思绪便会常常飘回到这些“严重的时刻”。

2016年10月，孙玉石先生与老友木山英雄先生重逢于北京大学

在《寻觅美的小路》文章的结穴处，孙先生在追忆燕园前贤后，转引冯至的诗的结尾：

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

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

由于“诗心”或“美的小路”，孙先生的治学门径，除对于史料“严上加严”（洪子诚先生评严家炎先生之语，或可视作他们的共同态度吧）外，对于具体作品予以历史的同情，诗情的理解，也是不二法门。孙先生曾和历届学生们一起专门研讨与编撰现代诗的解读与鉴赏，前后达二十余年。后来还从朱自清先生的“解诗”之说生发，倡导“现代解诗学”，这些都是强调对新诗作品内部诸要素以及美学因素的感知出发，并由此开辟新的学术方向。

不能不提的是孙先生的夫人张菊玲先生。张先生和孙先生是北大五五级同学，为吴祖缃先生的学生，性格爽快，与孙先生恰成对照。张先生的专业是古典小说，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后，又致力于满族文学，是新时期以来满族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顾太清、穆儒丐、王度庐等作家的研究上尤为特出。而张先生之所以将学术兴趣集中于满族文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孙先生是满族人。大概是因为亲近的缘故，对满族文学也自然有了研究的兴趣。记得读到过张先生所撰顾太清评传，张先生用以撰写顾太清的新材料，便是和孙先生同在日本任教时访得，对顾太清研究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也可推想之，顾太清之所以成为张先生的研究对象，不外乎张先生因孙先生而对这位满族才女富于了同情。

吴组缃先生为孙玉石先生夫妇题字

张先生的兴趣非常广泛，写至此，我忽然想到，前文所云传统读书人的趣味，如书画、养花、喝茶、收藏诸多方面，可以说是二人共同的趣味，其实或者更可以说是由张老师发动，孙先生参与吧。见面交谈时，这些故事也多是由张老师讲述，孙先生补充。孙先生的习惯和追求，亦是由二人共同形成与塑造。这亦构成一个有趣的循环，孙先生是满族人，但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张老师是汉族人，而且是南京人，但致力于研究满族文学。由此也可见家庭美满之象。

大约在前年，我听闻孙先生有将藏书捐献给北大图书馆之愿望，后又听说捐献给了大连民族大学，作为专藏。终于有一天，再到蓝旗营寓所时，书柜里已空空如也，往日排放整齐的各类作家全集已不再睹，孙先生张先生常常加以介绍并述因缘的民国诗集或书法条幅，也只能再提起。墙壁上换上了别的书法或复制品，书柜里摆上了多年搜集的“猫头鹰”藏品，又构成了一个小小的书房的氛围。又过了一些时候，张老师在微信上发来照片，大连民族大学将这些捐赠的藏书建立专藏，命名为“长白书屋”。张老师云，此名既是寓意满族的发源地长白山，又是表明他们的人生态度，即“清白”之意。在网上查到“长白书屋”的消息，还附有两位先生所写的捐赠缘起。此处抄录之：

我俩1955年9月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时当马寅初校长号召“向科学进军”，在全国名师云集，图书馆藏书极丰的学术环境中，我们完成五年大学本科专业学习。1960年9月又分别当了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生。张菊玲师从吴组緗教授，孙玉石师从王瑶教授，自此奠定了我们从事学术研究，读书，教书，写书的人生道路。

如今我们均已年过八旬，一生虽然风雨坎坷，但不论何时，何地，均有书籍相伴，可谓嗜书如命。两人不会理财，只知有钱就买书，现已藏书近万册，是为我们毕生最宝贵的财富。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俩郑重决定：将所藏全部书籍以及恩师题赠之墨宝，悉数无偿捐赠给大连民族大学。以完成我们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宿愿。将它们奉献给各民族的莘莘学子，继续为民族教育尽我们一点绵薄之力。

因为孙玉石系长白舒穆鲁氏的满族子孙，张菊玲亦以研究满族文学为最终之事业，故此书库之建立，我们拟请题名为“长白书屋”。以祈民族文化世世代代永远流传，民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造就出一批一批更多人才。同时，此名也蕴含我们一生奉持的“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学问”的人生理念。

孙玉石张菊玲2017年7月10日于北京。

孙玉石先生全家福

再回到文章开首所引孙先生的名讳“玉石”，岂不正寓有“清白”之意么？在浊世浮沉，尤其是经历了当代中国的城头风云变幻，种种青春与激情、种种背叛、遗忘或忏悔，一幕幕的戏剧上演又落幕，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保持读书人（士人）的独立且又“清白”，确乎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孙先生和张老师的人生态度，既有名讳之寓示，更多是一种清醒然又坚决的追求。作为一位较晚接触到孙先生的生活与学术的学生，这篇信马由缰的小文只能算是记下一些浮光掠影且漫无边际的思绪、和微茫但“按欲入木”的印象而已吧。

2018年10月16日京沪线上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编辑：简直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