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尘世的流动并不见得全然主动、自由。俄狄浦斯为了抵抗命运，而自我流放，而英国诗人奥登（W.H.Auden），并不相信古典的命运，却也选择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来到美国。那是在1939年1月19日。在经历了早年的思想阶段后，他已不再满足于用精神分析、社会环境去观察、凝视、思考自己的时代和人们。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越发强烈，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也开始变得坚定。1940年，他皈依英国国教，尽管早在16岁时就放弃了国教。这一回归，意味着他在诗学观念中，将大幅度增加对基督教善和罪、爱和恨的展示。标志性的文本特征便是，“圣爱”（agape）观念开始充盈在其作品中。

“我写下的所有诗歌都是为了爱”

门德尔松在为其主编的奥登诗集写的序言里借用《一天黄昏我出门散步》（As I Walked Out One Evening）中诗句“你应去爱你不诚实的邻居/以你不诚实的心”，揭示出奥登诗歌中弥漫着“爱”这个人称动词和“我的邻居”这个社会名词之间的关系。这首诗写于1937年。1940年的诗作《1939年9月1日》再一次加强了对爱的书写，尽管这首诗后来被奥登本人从自己的诗集里删去，但它流传甚广，特别是其中这句：“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去。”（We must love one another or die）当然，这行诗，他先后修改过几次。他在“并且”（and）和“否则”（or）之间犹豫不定。但无论如何，他只在爱的程度上移动摆荡，对爱本身的信念却是那么耀眼。他试图以爱去对抗政治权威对爱的打乱和消除。这首诗里有几行是这么写的：“因为每个男人和女人，/骨子里繁衍的谬误，/渴求着无法获得之物，/并非普遍的爱，/而是孤身一人被爱。”奥登思虑的是，为什么世上的男男女女渴望的是孤身一人被爱，而不是普遍的爱？因为人与人的联结纽带被截断了，个人与共同体不再合一。人成为了孤零零的个体。他爱转变成了自爱。因此，始于1930年代后期，他的诗歌的基调显得悲观。他对爱的信念里缠绕着个人情感的起伏（比如与切斯特·卡尔曼的爱欲关系），更渗透着他对时代之虚无和绝望气息的体验。

奥登说过：“我写下的所有诗歌都是为了爱。”这是他在随笔集《染匠之手》（The Dyer's Hand）前言中坦承的一句话。《染匠之手》可能是他生前出版的最为重要的一部随笔集，含纳了他许许多多深邃的思考。书中收录的文章都是经过精心编织的，包括全书的结构。这是一本读书笔记、演讲辞、书评、诗人评论、翻译手记组成的大杂烩。但他告诫读者，一定要按照现有的章节编排方式去读这本书，而不要随意跳读。

他的文章确实是反体系的。在前言中，他说：“一首诗必须是一个封闭体系，但是，在我看来，体系化的批评会纳入一些死气沉沉甚至错误百出的东西。在对自己的批评文章进行润色时，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将它们删减成笔记，因为作为一个读者，我偏爱批评家的笔记本，胜于他的论文。”他追求一首诗的精密、完整，但反对“体系化的批评”。他不会像燕卜逊、艾略特、瑞恰兹、兰色姆等人那样从事论文式的写作。他偏爱笔记化、随感化的文字。他的很多随笔都是由分成许多段落的笔记拼贴而成的。他还经常在随笔中插入图式，像是一些来自于阅读、思考时突发奇想的笔记草图。不过，他的文字看似散漫、天马行空，却内蕴着自由、思维的晶体。在随笔写作中，他力图成为约翰生（Samuel Johnson）、伍尔夫一样的“普通读者”。

贾雷尔把奥登称为“悲剧性最少的批评家”。他的理由是斯宾塞将悲剧定义为一种被丑陋的事实杀死的美的理论。而奥登的批评文章并不固守于丑陋的事实，并不让艺术作品呈现为需要读者冷静观察的客体，而是通过艺术作品刺激读者，让读者感到震惊。他的批评文章，仿佛是一个深山中波澜不惊的湖泊，洞悉着世事人情，诉说着人与人之间联结的可能与必要。所以，奥登并不是依靠激情和绝望去打动读者，让读者惊讶不已。他的文章里充盈的是智慧，是坦诚，是文学对于生活、生命的必需。《染匠之手》出版于1962年，距离他初抵美国已经23年。他此时已对世俗和精神世界洞若观火。他的随笔里，激情并不溢于言表，反而是显得那么冷静、克制，富于哲思，细心阐释着自己的传统。他深知与自己的传统和解是多么急迫。

通往神圣世界的诗歌想象力

初读《染匠之手》，我们会感到困惑，书里占据篇幅最多的诗人竟是莎士比亚。即便如此，奥登并不热衷于人性和历史的阴影，而是传统的深远回声。《染匠之手》中的奥登，乍看之下，尽管充满睿智，却显得保守甚至陈旧。因为，他要在传统尤其是英语文学传统的丰富性中隐匿自己。而很多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则追求个性化风格，沉溺于幽暗、撕裂、分异、矛盾的世界，而显得新异。如果我们习惯了新异的文字，初读奥登会觉得乏味。他的文字尽管处处充满智性的辨析，也不体察个体、词语之间的辩证搏斗，却终归是要进入神圣的秩序里。作家不应该紧随当代人日新月异的语言去败坏文学的语言。

奥登迷恋二元世界。大概是因为基督教就二元区分了天堂和地狱、善和恶、清白和罪孽。奥登心有戚戚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神圣存在和世俗事物。神圣存在是超验的，至高无上，超越人类，自给自足，无欲无求。而人类世界则充盈着世俗事物，求诸于欲望，通过对他物、他人的欲望而凝聚起来。它们之间泾渭分明，但也可以相互融合。而融合的方式唯有“想象”。“想象”不带“欲望”。在奥登的世界里，“想象”，是通往神圣存在的隐秘通道。诗人的任务是要超越可以欲求的世俗事物，从而获得“想象力”。在他的思考体系里，诗人的“想象力”无疑具有神圣性。

但通往神圣世界的诗歌想象力到底是奇异的还是丰富的？在《巴兰和他的驴》中，奥登还区分了爱丽儿和普洛斯彼罗两个世界。希尼在《测听奥登》中注意到了奥登的二元思维。奥登在批评文章中不断追溯诗歌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诗歌是“神奇的咒语”，通过神秘莫测的声音将我们的身心凝聚为一个敏感的复合体。另一方面，诗歌又可以“制造智慧和真实的意义”，并在意义的探寻中让我们获得情感的认同。这两方面可以由莎剧《暴风雨》中的爱丽儿和普洛斯彼罗来代表。绝大多数诗歌是两者的结合，前者展现了诗歌的美，后者将意义赋予诗歌。在诗歌写作上，奥登是要把美丽/神奇的部分归于爱丽儿，把真理/意义的部分归于普洛斯彼罗。显然，对于后期奥登而言，他偏爱普洛斯彼罗胜于爱丽儿。因为，他眼里的诗歌想象力并不是极端现代主义者那种癫狂、谵妄、撕扯、混沌的悲观主义或激进主义的奇思异想。奥登在《罗伯特·弗罗斯特》中说过：“普洛斯彼罗的立场则由约翰生博士（Dr. Johnson）以同样简洁的方式表达：‘写作的唯一目的是，能使读者更好地享受生活或更好地忍受生活。’”想象力必须与意义联结，享受生活，更好地忍受生活，必须与神圣存在相遇。这一相遇，要求诗歌超越可以欲求的事物和事件，去描述可以想象的事物和事件，赞美世上的神圣存在，和人间发生着的一切。

“莎士比亚之城”

奥登在《染匠之手》里构筑了一座“莎士比亚之城”。莎士比亚便是一位想象的诗人，一位揭示人类各种欲望从而超越欲望的诗人。“回到莎士比亚”，意味着回到神圣和爱赋予人类的永恒意义。“染匠之手”（the dyer’s hand）出自十四行诗的第111首，一首有关命运女神的诗。其中的两行便是书名的来源：“我的天性几乎因此顺从于它所从事的，如同染匠的手。”（And almost thence my nature is subdu'd /To what it works in, like the dyer’s hand）这两行诗，梁宗岱译为：“也几乎为了这缘故我的天性被职业所玷污，如同染工的手。”“所从事的”（what it works in）可以落实为“职业”。考虑到“染匠的手”，对所从事的事务的“顺从”往深处领会，的确有“玷污”的可能。无论如何，这两行诗畏惧于命运女神福尔图娜（Fortune）的魔力。命运女神，让抒情主人公从事平凡甚至卑下的职业，让他与心爱的女子之间的爱出现了落差，是该谴责的。这正是这首十四行诗的第一行所写的：“哦，为了我请你谴责命运女神。”面对命运的不公正，唯有友爱和怜悯才能救赎一个人。诗的结尾写道：“请怜悯我，友人，我向你担保/正是你的怜悯足以疗愈我。”

莎士比亚的诗，让奥登走命运走向怜悯，走向共同体的弥合，从而疗愈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孤立和痛苦。这是他在《染匠之手》里“纳喀索斯之井”和“莎士比亚之城”中有关莎士比亚的解读的核心观念。《染匠之手》的书名同时是该书第二辑的名字。但在此之前，也就是1955年6月8日、15日、22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三台做了三次广播节目，节目的名字就叫做“染匠之手”（The Dyer’s Hand）。在这里，他再次启动了二分法：诗人和历史学家。诗人钟情于自然，而历史学家偏爱人的存在。诗人认为人必须受到上帝的恩宠，才能超越不幸。而历史学家不相信人的生命由命运注定，而是认为人的命运和自己的行动合一，换句话说，人的命运取决于他们做出的行动和选择。因此，历史学家忠实于历史和当下，而诗人热衷于想象和未来。诗人乞灵于神圣存在，历史学家凝视人的行动。

他在广播稿中比较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从而发现了古希腊悲剧和近现代悲剧之间的差异。俄狄浦斯王正是在毫不知情、违背自己意志的偶然情况下弑父娶母。他不能选择自己的行动（act），行动也不能改变他的命运。最关键是的，俄狄浦斯缺少欲望的诱惑。他弑父娶母不是被人诱惑而行动。但麦克白的行动源于自己的傲慢、贪婪的天性，他谋杀国王邓肯、班柯的行动出于自己的欲望的诱惑。麦克白的行动改变着他自己的命运。从这个角度出发，奥登也解读了现代侦探小说。他认为侦探小说和希腊悲剧有一个共同特征，“人物并不在行动中发生变化，或由行动引起变化。”（《罪恶的牧师之家》）

索福克勒斯是诗人。在他的剧作中，人与其他造物别无二致，缺少诱惑，均受命运宰制，其周身处境是非历史的。莎士比亚是历史学家。在他的剧作中，人是独一无二的，拥有意识和欲望，被自己的行动改变，其肉身存在与必然的天性合一，其行动创造历史。奥登心目中的现代诗人是历史学家，而不是古典的诗人。

在这个意义上，何为“染匠之手”？染匠需要忠实于自己的职业，需要承受自己的行动后果，哪怕是被自己的职业和行动玷污。染匠也是现代诗人的隐喻，及其现实写照。毕竟，现代诗人在一个共同体中的角色是卑微的。现代诗人，和普通人一样，已经远离了命运，与自己的天性合一。而现代人的天性是在自己的行动中变化的。染匠的手在当代世界的危机中展开行动，在世界的分崩离析中渴求完整，让人与人重新联结为共同体。这是基督教时代的诗人的任务。

归根结底，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古典时代及其艺术，后者属于基督教时代及其艺术。《俄狄浦斯王》是古典艺术。《麦克白》是基督教艺术。莎士比亚是基督教诗人的代表。

奥登对“爱”的理解

作为诗人，W.H.奥登深深卷入了自己的时代，又侧听并命名了自己的时代。正如他的一本诗集的名字，他将自己的时代命名为“焦虑年代”（The Age of Anxiety，1947）。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克尔凯郭尔对奥登的隐秘影响。奥登曾为一本选集《克尔凯郭尔的生命思想》（The Living Thoughts of Kierkegaard，1952）写过序言。他从克尔凯郭尔的生命思想里进一步加深了自己对基督教及其艺术的理解。

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疾病》里解释过人的“焦虑”。焦虑来源于必然性的束缚，可能性的丧失。每个人的“生成”（becoming）受到阻碍。焦虑，伴随着绝望，是碎片化、困境感的当代世界中普遍的精神疾病。按照克尔凯郭尔在《人生道路诸阶段》中的解释，焦虑和绝望，是在人生最终的阶段里的存在感受。克尔凯郭尔把人生分为三个阶段：审美阶段，沉溺于感性和欲望。伦理阶段，意识到自我不同于他人，自我渴望与他人联结，产生了道德义务和责任。宗教阶段，意识到人的有限和脆弱，自我感到焦虑和绝望，发现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罪恶，道德律令不起作用，渴望获得上帝的恩典。信仰不能通过理性的推导和遵从道德的律令而获得，信仰需要超越理性和道德。成为基督徒是一种绝对的承诺，即“信仰的飞跃”。所以，在焦虑年代，人恰恰会渴望获得救赎，需要在一次飞跃中实现信仰的承诺。我们会在《染匠之手》里读到许多克尔凯郭尔的引文。

在《基督教与艺术》中，奥登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艺术观。他认为，艺术需要获得“基督教精神”。而“想象”便是从人的脆弱和有限出发，对这个神圣的世界不再无动于衷，而是让人去敬畏神圣存在。一个人，如果不再敬畏神圣，就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self-centered）。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并不是自私的（selfish）人，因为他并不满足自己的欲望。在《韦斯特之病》中，他把以自我为中心（self-centered）称为遭受“韦斯特之病”折磨的人。这样的人，是需要拯救的，让他真正走向他人。

巴尔克（George W. Bahlke）在《后期奥登》（The Later Auden）一书中这么总结奥登的诗学思想：“在人的脆弱中，奥登看到了他的潜能，他的艺术在最好的意义上保持说教：它引导人去认识自己。”带着这样的诗学，奥登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奥登眼里的美国是一个显现出人之脆弱的世俗共同体。他在《染匠之手》中准确地解读了纳撒尼尔·韦斯特、玛丽安娜·摩尔、亨利·詹姆斯、叶茨尔丝卡（Anzia Yezierska）等美国作家。在奥登看来，美国缺少传统和习俗的约束，因此，美国人一直不固守自己，在行动中变化。

他在美国的确与有很多思想上的朋友。1933年左右，奥登已经开始关注激进新教神学。他受到了德国神学家卡尔·巴特和蒂里希英国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等人的影响。这一年，卡尔·巴特的《罗马书释义》（Der Römerbrief，1919）英译本出版。蒂里希和尼布尔则是朋友，两人先后移民美国。1928年，尼布尔成为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1933年，蒂里希移民纽约，进入协和神学院，成为尼布尔的同事。他们都试图将马克思主义融入新教神学。一种新的真理观出现了，这种真理紧密关联于克尔凯郭尔的个人处境和马克思的社会处境观念。这一思想倾向和奥登不谋而合。这一时期的奥登刚刚走出弗洛伊德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神学家的神学思想都源于克尔凯郭尔。他们在英语世界掀起了一股克尔凯郭尔热潮。克尔凯郭尔的大量著作得以译介。奥登主编并撰写序言的《克尔凯郭尔的生命思想》（The Living Thoughts of Kierkegaard，1952）就诞生于这个时期。此外，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的《我和你》（Ich und Du）英译本出版于1937年，其中的克尔凯郭尔式沉思也汇流到了奥登的思想之湖。

尼布尔后来成为了奥登的朋友。在1941年1月和6月，奥登分别为尼布尔的著作《基督教义与权力政治》（Christianity and Power Politics，1940）和《人的本性与命运》（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1941）写了书评。我们可以在尼布尔的著作里发现很多奥登的思想源头。比如对“人：作为自己的一个问题”的思考，古希腊、基督教、现代人性观的差异，人的命运等等。秉承《道德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1932）等早期著作里的思想，尼布尔发现了当代世界里人与社会的二元分裂。在《人的本性与命运》中，他认为，人的本性包括两个成分。一方面，人的本性包括一切天然的禀赋和决定条件，即一切属于自然程序上的品性。另一方面，人的本性也包括灵性自由，他对自然过程的超越性，以及他超越自我的能力。人是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存在。灵性自由与“宗教德性”的信、望、爱相符。其中，爱是自由之灵的独特需要，也是由信心而生的。由于爱的关系，天然的团结就不再是将别人视为供自己利用的对象。别人是具有生命和独到意志的主体。此外，神战胜邪恶，不是消灭邪恶，而是将邪恶承担在身上。神的爱是受苦的爱。受此影响，奥登认为，脆弱、彷徨的现代人，要承受并超越自己的罪，在“焦虑年代”，尤其需要走向他人，爱他人。

《兄弟和他人》的题词值得注意，是阿伦特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1958）中写的一段话。“一个人无法取消曾经做过的事情，这是不可逆性的困境，对这种困境的可能的救赎是宽恕（forgiving）的能力。至于不可预见性，未来的混沌的不确定性，对它们的拯救包含在作出承诺并信守承诺（promise）的能力之中。这两种能力依赖于复数性（plurality），依赖于别人的存在和行动，因为没有人可以宽恕自己，没有人可以遵守对自己做出的承诺。”《人的境况》是奥登曾经反复阅读的一本书。如果说，《染匠之手》里“本性/天性”（nature）、“命运”（destination）、“爱”（love）、“他人”（other）等概念出自尼布尔等激进新教思想家。那么，“行动”（action）这个词，显然与阿伦特的关系十分紧密。阿伦特区分了人的劳动、工作和行动，并赋予行动至高的尊荣。然而，人的存在和行动必须在“世界”中完成，在人与人的共同体实现。人的宽恕和承诺的能力都依赖人的复数性。人在复数性中，要求将他人视为友人。奥登也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莎翁的剧作的。他要求我们将他人视为兄弟。这无疑体现了奥登对“爱”的理解。

（作者系《染匠之手》译者，现执教于同济大学中文系）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