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莫不如此。彼时，赶场上街被看成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更为社会所不容。上街，即从乡下乘船赴县城，凭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证明出行，除病重住院等急需外，一般人能赶场就不错了。而乡场小食店仅一家，由本地供销社开设，又特别引人注目。
    故乡把去小食店用餐叫杀馆子，或进馆。公差吃了油嘴一抹，开收据报销，老百姓则自掏腰包，每年难得吃一顿。时无发票，极少有人开据，纵使索要，也写在便签上，注明时间，点了什么菜，每份单价，花了多少钱，加盖印章。弄虚作假，门都没有。服务员政治觉悟高得很，斗私批修，弄不好将顾客当阶级敌人，交所在革委会游街示众。
    饥荒时，农村人进馆，颇稀罕。暗底却吹嘘，讲七把叉等故事，打精神牙祭。孩子们羡慕，垂涎欲滴，又无可奈何。一次，我在自留地果树下捡两毛钱，估计是偷摘白花桃的贼遗失。意外发财，惊喜不已，遂作为私房钱和零花钱，用纸包裹，秘藏墙缝。待至隆冬，大垭口逢场，我独自前行，挤过拥堵的集市，来到小食店门外。
    店附设食品站旁，属偏屋和砖瓦房，过往者侧目相视。里面热气腾腾，摆数张四方桌，站的比坐的多，进出络绎不绝。我怕撞见熟人，躲在对街巷道，左顾右盼，犹豫不决。最终硬着头皮走进去，泥地污脏，垃圾遍布，空间狭窄，充斥叶子烟和油烟味，但油条、烧饼、素面、甑子米饭、蒸肉扣碗、红烧肉、肥锅肉和鸡鸭兔鱼等琳琅满目，香喷喷的，诱惑不小。我比照经济实力，买了一碗杂烩汤。
    土碗粗砺，盛装满满，荡油汤，挺烫手。我从橱窗端上饭桌，一不留神，差点滑倒，同村人遇见这一幕，忍俊不禁，哈哈大笑。顿时，狼狈不堪，囫囵吞枣，风卷残云。吃的啥，不清楚，好像有猪肝、心肺、肠肚等，油光可鉴，面撒葱花，鲜美无比。然而，对几位舔盘子的，却留下深刻印象。
    那些人俗称舔碗匠，穿着破烂，衣不蔽体，腰间扎一根稻草绳。客人吃饭，站立身后，刚放碗筷，手快人前。有时为争抢一碗面汤，不惜向碗内先吐口水，防止他人再抢夺在手。颇似乞丐，画地为牢，各守一桌菜，也有占强者，扰乱秩序，挑起纠纷。实际上，大多缺油水，也吃得干净，没剩的。
    回家后，父亲严厉训斥，质问我，如实辩解，还不放心，反复掀开衣柜，核查钱和粮票，确认不差，又教育我，今后拾取钱物，及时上交充公。从此，我几乎身无分文，连鞭炮也买不起，人家燃放时，我跟着童伴，满地寻找哑炮，不时炸伤手指。直至入学读村小，才改变经济状况，可也极少杀馆子。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乡间小饭馆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出来。国营、集体、个体，一个比一个好，普通人也蜂拥而至。父亲晚年，常去赶场，会见老友，喝茶聊天，中午在乡场上，随便选家饭馆，尝笼羊肉格格，炒副猪肚，爆盘腰花，喝杯白酒，十分安逸。
    后来，供销社所开小食店，不知何时无影无踪，食品站也人去楼空。暮年，故地重游，难觅儿时足迹，留恋不舍。据说，两家改制，职工分流，各奔东西，下落不明，唯余青砖黑瓦，在古树浓荫下，倾诉岁月沧桑，让我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