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出路在哪里？老生常谈的问题。
 有人说复古，要回到历代古体诗的老路，现代诗都不是诗。尤其自由体新诗，无韵无节奏感，甚至直白口水，少诗情无诗味，更没有意境和语言技巧，全是白话垃圾语言的堆砌。要么一览无余，要么绕口晦涩。
 有人说创新，在长时期古诗，新诗和歌词共存的基础上期待格律体新诗的逐渐成熟，最终取而代之。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50年代毛泽东认为中国新诗的出路是写诗少用古典，多造新词。毛泽东给未来新体诗歌开的药方，实质上就是推动诗歌保持与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血脉联系，外国诗歌只作参照，写诗少用古典，多造新词，也就是要汲取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特性和风尚的东西。他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当然，他认为求新并非弃旧，要吸收旧事物中经过考虑的积极的东西（﹝苏﹞尼费德林著，周爱琦译《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这样就保持了民族文化的连续性。
 其实，他老人家的诗词创作也实践了这一理念。如:

念奴娇 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许多白话，甚至口语，在表情达意方面毫不逊色。
 新社会，新时代，历史进步了，作为文学艺术的诗歌当然也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文学的职能就是通过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如果诗歌脱离了现实社会生活，将会死水一潭，失去生命力。当今许多诗人习惯或者衷情于古体诗词创作，不屑于新诗，其实他们只注重了古体诗词的形式，聊以风雅，沉醉于韵律平仄，就内容方面却停留在消闲娱乐，无聊忽悠的阶段，不敢触及社会现实生活，大多没有真情实感，无病呻吟而已。就这一点来讲，他们连古人都不如。你看，那个李煜还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情感抒发呢!古体诗词我们必须继承，但一定赋予新时代的特色，古为今用。
 新时代诗歌的发展方向和主力军应该是新诗。新诗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多元包容，百花齐放。但非常关键的是应把握新诗的意境，情韵和语言技巧，从思想性和艺术性诸方面评鉴一首诗，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道路。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叶挺的《囚歌》，陈然的《我的自白书》，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贺敬之的《回延安》，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余光中的《乡愁》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人的生存离不开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客观存在无时无刻都会反应到人们的头脑中，进而形成人们的认知和感情。不断地实践，不断地认知反复，人们的认知和情感便会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中不断地升华飞跃。有时候会产生表达和抒发的欲望，以简洁精美，凝练含蓄，音韵和谐，适于诵读的形式诉之于语言表达，这就产生了诗歌。那么这些认知，情感与环境的糅合以口头或文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便称为意境。但意境并非诗人单向地创设，至关重要的是还要通过读者阅读欣赏地再创造，重新酝酿和创造出全新的意境。因为读者年龄，性别，性格，阅历，文化素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人们的这种再创造会千差万别，像读小说一样，一万个读者会出现一万个哈姆雷特。但文本的意念永远是母体的窠臼。
 “文载道”“诗言志”，“道”为某种信仰与伦理，“志”是诗人的信念和情感。诗歌功能和文章一样，只是要比文章表达更集中，练达和精致，当然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可以采取各种表达方式，如叙事，抒情，议论，描写等展现主题。以叙事为主是叙事诗，如《孔雀东南飞》。以抒情为主是抒情诗，如《再别康桥》。以议论为主是伦理诗，如苏轼的《题西林壁》。但无论叙事，抒情，议论都忌讳直言，往往要通过恰如其分地描写去完成，以求达到深邃，饱满，清新的画感，质感，立体感强烈的意境效果和智慧，含蓄，幽默的语言效果。其中最关键的是“一切诗语皆情语”，这种“情语”已经融合在意境中，或明或暗地主导着诗歌主题的主旋律，形成一种韵律美感，或壮美，或凄美，或恬美，或朦胧美等。
 新诗，发展到今天，大致有如下几种形式： 1.自由新诗 ； 2.自律体新诗； 3.格律体新韵诗（包括仿古诗）；4，板话体新诗；5. 微型诗。其中格律体新韵诗不过在格律上模仿古格律诗，却在平仄韵律上不做严格要求。微型诗只是作了篇幅限制的诗歌。自由体诗歌是诗歌文学的全新解放形式，它重意境情韵（诗素）的创设，没有固定的结构形式要求，而在音韵上另辟新径。句中的音步调整，行间的参差布局，节与节之间的跳跃留白，借助于情韵基调和节律形成跌宕回旋或推波助澜，语言结构极为紧密，而且聚散抑扬错落有致，阴阳顿挫挥洒自如。放得开，收的拢，达到节奏铿锵，起伏和谐的音乐境界，我们谓之为诗歌内在的律动，形成了以诗素独立制胜的格局。自律体新诗在音律，音韵上就做了一定的限制，但不严格。音步可多可少，韵步可长可短，只要流畅顺口，和谐自然就可以了。大多数学诗者适应和习惯这种体例。格律体新韵诗在音律和音韵的要求上又加了一码，虽然不像旧格律诗那样有严格的音律，音韵及平仄规定，音步，节奏，同韵，近韵可作适当调整，但其形式上的音乐美和建筑美是不容破坏的。
 板话体新诗之所以称为板话，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节奏感强，有板有眼。其次是押韵流畅，或一韵到底，或虽有换韵，但不唐突。第三，即为话，便指语言通俗如白话，无须过多诠释。说它是诗，主要根据它具备诗歌的语言，节奏，音韵和分行等特征界定，有时部分板话也有较浓烈的意境。板话诗虽起源于古体诗，但不属于古体诗，我们只好列于新诗之类。
据记载流传至今的我国古代诗歌第一首“断竹，续竹，弹土，逐肉”，就是板话体。语句精短，排列整齐，结构紧密，可叙可议。接下来出现的古风，乐府以及格律诗都是在此基础上添加了一些其他要求逐步发展而成。当然，类似于打油诗，快板书，数来宝，山东快书，歌词，戏剧唱词更保留着板话的原始形式，因此可以说板话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学初始形式，是传统诗歌的先祖。一直到现代还广为流传，有强大的生命力。请看《革命烈士诗抄》中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死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是不是板话体？我们熟悉的《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不是板话体？郭沫若的“大快人心事”，是不是板话体？如此不胜枚举。更别说打油诗，快板之类了。
当今诗坛，往往不看好板话体，认为它不伦不类，有韵无律，古不古，新不新的。再说写这种板话体的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文学素养也差，上不得台面。尤其那种“老干体”更让人恶心，直白无趣，附庸风雅。当然我们不能说板话体都那么高尚，不过也不能否认板话体的文学特点和社会功能。
 板话体新诗是诗歌的轻骑兵!它要比歌词便捷，准确，针对性强， 而且传播速度快，号召和打击力强。另有更接地气，无须过于咬文嚼字，更大众化。易写易懂，通俗简洁，一语中的，易记易传。比如“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心脏喝坏了胃”“舆论是把杀人刀，有人专门凑热闹”等。著名作家赵树理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中有个李有才，就是编唱板话诗的天才，他能够用板话的形式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地主恶霸的凶残阴险，狗腿子的狐假虎威，奴颜婢膝。他能够或单刀直入，或热嘲冷讽，或旁敲侧击地揭示世态炎凉。
 这正是板话诗的特点和功能，它不需要过多的装饰与描绘，可直言写作者的观点和诉求。它又可以尽情泼墨渲染场景，气氛，事件，人物，以达淋漓尽致。它可以叙议结合，夹叙夹议，运用各种表达方式与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地展现深化主题，对于一般的诗歌形式来讲，它是最机动灵活又富于战斗力的一种。
 但是板话诗也有它致命的弱点，就是往往说理有余而情韵不足。尤其在意境的设置上常偏离诗素惯常的轨道，剑走偏锋，再加上直白的语言，几乎毫无隐晦的表达，往往让各路诗家觉得淡薄无味，有失大雅。
板话诗可包括:打油诗，顺口溜，说唱词，快板书，快书，歌词和时政诗等。
 综上所述，诗歌的出路既要继承，又要创新，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新时代的优秀特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