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封沾满岁月痕迹的手书，能在AI时代的高楼内引发一场跨越时空的热烈讨论。这种“蝴蝶效应”式的神奇体验，归结于诗人昌耀1990年的一段坦诚心声，而我愿从私人的角度，称他那封信为关于诗歌的“修炼真经”，因为“修炼”（指向修辞，更强调修行）是其言说的要旨。而30年后的这次讨论，围绕着“修辞与修行，文本与人本”的主题，可以说与昌耀的“修炼真经”形成了一次奇妙的回应与对话。

作为一个“95后”诗歌写作者，仅我个人目力所及，当下诗歌写作暴露出的问题颇多，甚至要比昌耀所处时代面临更多的危机——当然，与此同时也生发了不少新变的可能。而出于辩证统一、技进乎道的理想追求，重新发现昌耀的一份“修炼真经”，并精准而具体地归结到“修辞与修行、文本与人本”上，是极具当下反思、启示意义的。尤其是对创作群体基数庞大、思想多元、趣味丰富的青年诗歌写作者（主要指“90后”“00后”）而言，如何在掌握诗歌写作技法的同时，步入写作和生命的深处，获取自身语言和言语的辨识度，从而在赢得文本和读者的基础上，彰显出个体的主体性和真实度，是一个必须经受的长期考验。

“技艺考验真诚”（庞德《回顾》）。对当下青年诗歌写作者而言，尤其需要强化回到诗歌（文本）本身、回到人（人本）本身的意识，将诗歌纳入我们个体生命体验，同时将更多丰富、具体而深邃的生命体验灌注进诗歌写作中，由此熔铸一炉、活力焕然。若此，修辞的力量也能更为顺畅地转化并内炼出修行的力量。

首先，我想用一个较为通俗的比喻，来解释我个人对诗歌写作的理解：写诗就是纺织。但诗歌的创造，并非简单地纺织“完”一件衣物，也不是单纯纺织一件“好看”的衣物，而是在纺织“完”一件“好看”的衣物后，同时让作者和读者都能将其穿上，并且穿得久一点，也穿得旧一点。本质上，是要穿得舒适一点，且使这种舒适感更稳定、更持久。因此，写诗的整个过程不是自发、封闭和短暂的，它需要作者有意识地去“纺织”，保证它在成形后既好看，又能适合足够多读者的“体型”，最后还需让作者和读者都较长时间地喜欢上那份舒适感，最好能够有贴肤入骨、自然无碍之感。也就是说，整个过程必须是自觉、开放和持久的，我愿称最后营造出的那份舒适感为“诗的品质”。

而要萃取、提升诗的“品质”，我认为与诗歌的“及物”问题、“修辞”问题都密切相关。作为一个诗歌写作的青年学习者，我素来格外关注、追踪和思考同代人（主要是“90后”）的写作状况，其中多有我服膺、学习之处，却也不乏一些我警惕甚至反对的东西。总结起来，大概就集中于“及物”与“修辞”二端。新诗写作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就表现在对“及物”与“不及物”的把握与融合程度上，又同时牵涉着诗歌的“抒情”“叙事”和“修辞”。此一问题，同样密切关涉了“修辞与修行、文本与人本”的重要命题。

我们当下很多青年诗歌写作者（包括一部分非专业的诗歌研究者），都似乎很容易在诗歌的“及物”和“不及物”上做出对错、高下的取舍，非常表面化地赋予了“及物”一种正确性和优越感，并自以为是地表明自身的诗歌写作是“及物”的，而非“不及物”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及物写作”与“不及物写作”对立了起来，而全然忽略了“及物”与“不及物”既无是非贵贱之分，也非彼此对立互斥，而是可以达到统一的。以个人观念而言，新诗写作本质上应是“不及物”的，但这种“不及物”同时无法完全脱离“及物”而独存。这就意味着，若只停留于“及物”的诗歌，必然不算真正的“诗”；不经过“及物”的化学作用，一首诗“不及物”的部分也无法实现。这种来自及物、不及物方面的问题，自然跟诗歌的修辞息息相关，其更深的根脉实则扎于上世纪末中国新诗写作的叙事性转向土壤中。

借用《庄子》的一句话来说，当下青年诗歌写作者，必须意识到的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当然，是从“及物”与“不及物”上来化用此语）。我们的新诗写作需要“及物”，但不能只满足和局限于“及物”，还需要有所超越，使诗歌的语言和意味能向上攀升，提供一种新的精神向度。这种精神向度既让整个“纺织的衣物”（诗）变得好看，同时能没有过多障碍地为读者所“穿上”，并持久地体验其自然性、舒适感。这就表明，这门“纺织”技艺需要作者具备语言、修辞和思想等多方面的综合品质，真正介入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关注日常经验中的诗性、人性与神性，并完成一种终极价值的指涉与关怀，带给自身和读者切实有效的精神上的愉悦，而非廉价的老套抒情或自怨自艾的痛苦情境。

二

毫无疑问，随着叙事性在新诗写作中分量的提升，写作者们颇为偏爱借助叙事性来完成对于日常生活和私人情感的书写。这确实是获得“及物”的一条捷径，但却因是捷径，反而太易导致大量写作者沉迷于一种简单、表面和道德美化的写作中。正如罗振亚所指出的，“在‘及物’意识的统摄下，很多诗人纷纷关注身边的事物。遗憾的是，如今不少诗人过于崇尚个人情感的咀嚼与品味，没有考虑将自我的触须向外延伸，接通自我和社会、时代的联系”，“表现的局部真实在恢复一些事相的同时遮蔽了更多的事相，有了人性的细节与气息，现实性的共感效应却明显减弱，所现之物远没有触及生活的本质与核心，实际上是对‘物’本质的严重偏离”此种见地可谓正中肯綮。

许多青年诗歌写作者可能自身尚未对及物、不及物问题有足够深入、全面和准确的理解，便想当然地形成了一种“及物崇拜”。谈及个人写作理念时，开口闭口都是“及物”的高音，而叙事性、叙事技巧便被他们堂而皇之地利用了。从而催生了两种倾向：一种偏于自我平庸化的浅俗表达、自我感动式的“伪抒情”（利用修辞进行包装）；另一种则溺于私人装置化的晦涩制造、私人浪漫式的“伪修辞”（修辞成为诗歌本身）。而这两种趋向，前者多以传统、乡土、自然的名义为自我正名，后者则多对西式理论、话语、美学追捧有加——它们还隐隐透露出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乃至后现代）的矛盾与对抗。这在下文将重点提及。

显然，我们无法全然否定此二种写作，甚至其中许多作品都有相当的“及物性”。而且我们必须承认，一些主要依赖修辞和技巧写作的青年诗人，不论是在参赛、获奖上，还是在发表、出版上，都已崭露头角，又在更年轻的写作群体中赢得了许多拥趸。有些奖项或比赛，俨然有意无意地将诗歌写作打造成了集约型、技巧型的流水线作业，为当下青年诗歌写作群体输送了一批信心满满的“生力军”。反过来，这批习得速成法，在写作成绩、效益上实现快速“变现”的生力军，又持续反哺了他们的制造基地、扩充了原本的生产链。就我的观察，如此培养出来的生力军，既不乏其自由、大胆、创新、野性的优良特质，又不失其傲慢、偏执、封闭的突出弊端。这一好一坏的两端，也往往同时体现在他们的个人性情和诗歌写作上。因此，他们似乎总是给我造成一种既倾心又恐惧的矛盾心理。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个文学写作共同体，不论从事何种文体的创作，当下青年写作面临的困境、暴露的问题都有其相似性，因而在反思之维与应对之道上也多有相通之处。作家房伟在《当下青年写作的“四种症候”及其反思》中曾针对小说创作，反思当下青年写作中存在的“四种症候”：“围栏症”（纯文学领域的青年写作，变得日益“创意写作化”）、“恐大症”（很多文学青年的成长之路，依然以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为模仿对象，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传统小说的理解，忽视了西方现代主义文本背后的社会逻辑和文化逻辑……）、“浮游症”（某些青年作家缺乏写作的基本功训练，只漂浮在文本表面之上）、“封闭症”（从事纯文学写作的青年作家，在走向创作时，很容易走入内心情绪，将某种情感性论调极端化，而疏忽于构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其对问题的诊断和总结可谓一针见血。而当我们将观察的焦点对准当下青年诗歌写作时，会发现这四种症候同样鲜明地呈现了出来。

我们肯定都或多或少注意到了，诗坛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而这两种写作趣味、趋向，都不同程度地落入了四种“症候”的窠臼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下青年诗歌写作的整体风评。

一种是热衷于书写村庄、自然、亲情、爱情和苦难等，却往往显得千篇一律，喜欢写神词、圣词和大词，已经给读者们造成了严重的审美疲劳和情感厌倦。偶尔出新者，也多是在切入视角、结尾的“警句”或“抖包袱”等方面使人眼前一亮，但其诗歌语言很容易因平淡、简单和表面，而在诗歌整体精神向度的运力上表现得匮乏和疲软。真正能够缔造出“诗的品质”之作，寥寥无几，大多在巨浪淘沙后，遁离了我们的阅读和审美视野；另一种是迷恋于繁复的句式和修辞，通过大量语法的陌生化组合和技巧的运用，来完成极度个人化乃至私密化的书写。最后，却给大部分读者造成了极大的阅读障碍和痛苦，似乎有意制造了一种破碎、扭曲的目眩之感。

坦白而言，我自己开始新诗写作初期，基本上都先后跟随或迎合过这两种倾向，至今的写作中也无法完全规避，仍在某种程度上试图从中寻求突破与平衡。因为我相信，对于尚在学习、探索阶段的青年写作者而言，这两种写作倾向是有一定可取之处的，重要的是如何取之有度、融合有法。

我无意拒绝对于乡土、自然、情感和苦难的表达，但是我拒绝有写作者在诗歌中对它们进行复制、利用和消费，以此来赢得读者情感上的共鸣——且通常仅仅限于廉价品式的“情感”共鸣。与此同时，我也反对在诗歌这件“纺织物”中添加过多的技法、色彩和图案，最后似乎成了语言、知识或者技巧的炫耀。更有甚者，一些写作者完全沉溺于自我感动或少部分亲密读者的吹捧中，沾沾自喜，而浑然不知自己犯了功利化写作的大忌。同时，因为仅仅停留在一个封闭、狭小范围内的所谓“及物化”写作中，他们的作品很可能也跌入了同质化的陷阱里，失去了诗歌应具备的独特性，也自然失去了自身对于一首诗的“有效主权”。

我们会发现，这类写作者总给旁观者一种这样的感受：他们似乎一直都在写同一种风格和类型的作品（我并非指那些具有自身风格和特性的真诗人），本质上写的其实是“同一首诗”。他们的诗歌在“自我同质化”，也在其他写作者的同气相合中形成了更大范围的“群体同质化”。尽管他们的写作可能自有若干亮点，但缺点和不足也总在特定的方面出现。他们很多已经习惯了在舒适圈里写作，还死死抓住“及物”这杆大旗为自己撑腰、喝彩。

如今已滥用或泛用的“及物”，在诗歌写作中，“很容易堕落为作者极其私人化的生存体验抒写以及泄私愤、叙私情的工具”（李心释《当代诗歌“及物写作”的可能性及误区》）。这两种写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犬儒主义写作和利己主义写作，表面上看确实做到了“及物”，但却暴力对待了“及物”，歪曲和错解了诗歌写作的“及物性”，甚至是对语言的“亵渎”和“暴力”。

三

在我看来，这两种诗歌写作倾向都与“修辞”有关。尤其是后者，更有“唯修辞论”的典型表现，在当下青年诗歌写作群体中似乎也更占据高位，更富有正负两面的可 能性，因此也更具反思和启迪意义。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中国现代汉语新诗便发生了鲜明的叙事性转向。这种转向也带来了诸多或可或不可预料的弊端（甚至有人视之为灾难），尤其是“及物”与“修辞”问题成了其中的枢要，也在大量的批评之声中沦为众矢之的。

虽并未经过严谨、客观的调查统计，但当前诗歌写作群体中，“唯修辞论”者恐怕大有人在，尤其是具有高校教育背景的青年诗歌写作者数量众多，比例甚高，他们以一些小团体的形式掀起了一阵声浪。不可否认，不论是一直以来都有的“晦涩”“造作”“炫技”批评，还是所谓“小资化”“掉书袋”“学院派”等指认，都包含着不少社会读者对他们的质疑，也有其合理性。

我想，最重要的症结在于这些青年写作者与外界、读者之间有着一层较厚的隔膜。从写作者的立场来考虑，这隔膜当然与教育背景、知识修养、审美趣味和技巧掌握的差异大有关联，以为这隔膜主要源于当下读者对诗歌的阅读、理解和审美水平的整体不高、参差不齐；从现实来看，这种辩护自然也情有可原，因为当下社会范围内诗歌的“深度”教育和阅读力度仍有不逮。然而，就一般读者而言，我又能理解他们的愤懑不平，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写作者似乎在刻意制造诗歌群体的隔离，借助理论知识、修辞技巧等将诗歌诱入了一个高高在上、自我孤立、曲高和寡的“歧路”乃至“绝路”。

实际上，作为数量上更为庞大的读者，一方面的确有为中国新诗出路忧虑的朴实情怀，更重要的一方面应当是具有强烈的“平民心态”，以现代人的本能，天然地反对“知识霸权”“技术壁垒”和“权威崇拜”罢了。作为一个诗歌学习者，我自然无法代表全体，仅能从个人角度出发，希望在新诗发展、演进乃至“剧变”过程中，我们的作者和读者之间能够和而不同，多些尊重包容、协商对话，少些封闭自恃、敌视对立。不论是一首诗歌的真正“完成”，还是整个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都离不开作者和读者两大核心主体。

而作为青年诗歌写作的参与者和观察者，我注意到当下诗坛对诗歌的“修辞”问题已有不少揭示与反思，很可能对青年诗歌学习者造成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原本热衷于修辞的训练、竞技与超越，现在却可能因外界的批评而疑窦顿生、犹疑彷徨（我本人偶有此感）。那么，“修辞”对青年诗人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对修辞的反思乃至激烈批判背景下，我却反而还有要“为修辞一辩”的冲动。虽然无法悉数把握当下青年诗人们对于“修辞”的全部态度，但我以为整体上是重视、偏好和信赖这类积极态度的。究其原因，亦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但恐怕对“修辞”的青睐，是一个双向促成的结果。

他们对修辞的关注，既与汉语新诗的叙事性转向密切相关，也与当下现实世界和个体精神状态的复杂不无关联。具体到写作上，“修辞”成了一种排解的出口、挣脱的手段。一方面，既有前辈们在叙事性上做出的突破和引导，又有当代青年独立自由、好奇争新的本性加成；另一方面，繁复缭乱的修辞似乎具备了对应、移译纷繁复杂的世界与生活的接口。

这也就意味着，于青年诗歌写作者而言，以修辞为诗，有继承前代诗学遗产、发扬我辈风格的内在要求，也有呈示现实生活、对话时代问题的外部诉求。修辞，既是他们背负的一种责任和负担，也是自主的选择和依靠，并在无形中成了这代近似“孤岛求生”的青年诗歌写作者们的一重保护罩。因此，如何透过“修辞”问题，真正理解、同情当下青年诗歌写作者（实际上还包括其他文艺创作者）的生存处境，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帮扶，或许也是社会需要关注的现象。

至于钟情于“修辞”的青年诗人，他们对修辞的强调，乃至迷恋，绝非一无是处。作为年轻写作者，他们自我、生猛、无畏的姿态是令人钦佩的，至少在既往诗歌观念的基础上有了更为深入的推进或大胆颠覆。可问题在于，建立在挑刺、批评和反对基础之上的“破坏”似乎总是相对容易的，而如何在既存诗歌传统和血缘关系中，从继承中发扬、从破坏中重塑的“建设”却显得困难了许多。而关节点又正好在于，当下青年诗人必须经受起“既破又立、变而不断”的考验。

质言之，在中国古典诗歌时代，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都受到了不少批判，且主要集中于对宋诗的检省上（其中多有以汉、唐诗为标准参照系的预设），但这并不影响宋诗在“影响的焦虑”下依然取得了足与汉、唐诗媲美的瞩目成就。如今，纵使以知识为诗、以修辞为诗、以技法为诗同样饱受争议，但我们无法抹消它们在创新出奇方面的贡献，也无法彻底否定这类写作能够取得一定成就的可能性。可是，这类写作能取得多大的成就？是否能成为诗人、诗歌发展的长久之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又有多大？这是当下仍旧信奉、坚持这类写作的青年诗人们所必须谨慎考虑的。

就诗歌写作与发展而言，不论是激进派，还是改良派，他们都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应当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彼此间也需要有更多的对话空间与缓和地带。而对目前的青年写作者而言，这二者之间的归属、取舍或协商，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探索过程。真正值得他们忧心的是如何辨别、拒绝成为精于包装的机会主义者、技术拙劣的功利主义者。诗歌应当是无功利的写作，任何关涉抒情、叙事或修辞的利用和消费，都是对诗歌的亵渎，深深戕害着文本和人本的灵与肉，这无疑是可悲可耻的。

四

相对而言，修辞易学，修行却难得；文本可饰，人本却必真。两对概念间的关系虽无对错优劣之分，却有表里主次之别。真正优秀的诗人，自然不废修辞，却更潜心于自身修行；既注重文本之美，又以人本之美为内核——唯多向融汇、彼此成全，方能成为一个“大人”“大诗人”。诗人李少君多次引经据典，倡导“人诗互证”这一写作，便意在揭橥、强调修辞与修行、文本与人本统一融合的必要性，在诗歌发展更替迅速的当下语境中尤具现实意义。不论是昌耀信中所提的“修炼”，还是对“修辞与修行，文本与人本”的双重强调，其核心都指向了诗与生命的“纯粹”。这份纯粹既包含着对于自我的真诚、对于他人的包容、对于自然的亲近、对于生命的关怀和对于生活的热爱，也凝结着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语言的追问、对于写作的反思、对于诗和自身宿命的体认。

这也直接涉及到了诗的有效性和包容力问题。已故诗评家陈超对此的审视很值得重视：“诗歌的包容力，是指诗中应有复杂而内在的经验，容留诗人生命体验中的矛盾因素、逆反因素，使诗歌文本真正于我们的此在生命中扎下根。”“对活力和有效性的追寻，是‘新诗’之‘新’的依据和理由。”（《打开诗的漂流瓶：陈超现代诗论集》）“新诗”之所以要“新”，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品质”的“新”，而这种“品质”的实现，有赖于写作者能够尽量创造出诗的“有效性”与“活力”。也即扩大所谓的“诗料”“诗思”和“诗境”，既扎根于我们人类（或现代人）所共通的复杂、矛盾经验，又能在情感和思想上缔造一重重回声。在本质上，我觉得这既是“及物”与“不及物”相融的一种要求，也或许是对于人性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

在这种“回归”的召唤下，仅有修辞想象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一个诗人及其作品以修辞为生，那么只会逐渐沦为修辞迷恋者和技术自大者。一方面，以修辞为工具乃至武器，对许多普通读者而言，诗歌作品被有意地砌建了围墙，具有较为强烈的晦涩性、冰冷性与排斥性。而在审美维度上，其自然拒绝了相当多的读者，以及传播空间、阐释空间，反而转化为一种带有敌视性、攻击性的自我封闭。另一方面，当修辞被人为地选择充当了“大旗”，肆意宣传，又容易过度繁殖，从而挤压、遮蔽和窒息了诗性本身，尤其是其中的“抒情”元素。而整体看，当下青年诗歌写作者对于“修辞”的理解又是不够深入的。于他们而言，修辞更像是一套外在的穿着，是较容易被初学者注意到，并加以学习和模仿的，却也容易衍生出同质化的复制品和劣质品。我们不排除这样一种现实焦虑，即许多贸然加入“修辞大军”的写作者，不断在修辞的技巧、形式上求新谋变，似乎站在了现代、后现代的潮头，但在修行与人本方面却仍然走在封建保守、自我中心的旧路上，甚至很可能有一去不返的危险。这是必须严加防范的。

面对当下鲜活、复杂而全新的经验，虽然可以尝试修辞的复杂性、晦涩性，但同时更需要保持对于历史、个体记忆的敏感性，培养足够强大的现实想象力以及更为宏阔的历史想象力和生命想象力。以修辞的密度接近文本的深度、生命的厚度和生活的广度，或许不仅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是一项具有建设性、修复性意义的工作，而且对诗歌写作者个人能够真正脱颖而出，在激烈的修辞争胜和诗歌竞技中“幸存”也是不容或缺的。

这里所言的“幸存”，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当下青年诗歌写作者可能较少关注，却已然潜伏着危机的话题。从多个层面上看，诗人都是作为“幸存者”而活着。

在诗歌层面上，诗是幸存者的历史，既是带有客观性的“记录”，也是主观化的“自我证明”。这对当下青年诗歌写作者而言至关重要，即如何在时代巨浪和历史长河中谋得自身的立足点，从诗歌写作中凸显个人生命的辨识度和永恒性，乃至成为诗歌建设史上的一股力量。尤其是身处信息大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且近期名噪一时的AI写作、ChatGPT甚至对写作构成一定威胁时，大众传媒（主要是方便迅捷的网络）容易植入、播散和传染许多写作“病毒”。比如，虽然具有一定迷惑性，却仍然可以较准确检测和判定的套用、抄袭、篡改，而更为隐蔽、致命的毒素恐怕还是同质化问题、“伪叙事”和“伪抒情”问题。网络平台上活跃着许多诗歌写作者和阅读者，以及海量的诗歌作品、诗歌评论和诗歌观念，这毫无疑问给诗歌写作者（尤其是初学者、青年写作者）提供了极大的入门、学习和交流便利，但正因网络信息浩如烟海而又良莠不齐，恍如令人应接不暇的“快餐”，容易在包装、口号和味道上暂时满足他们的需求，却也潜藏着相当的危险。置身于如此环境下的诗歌学习者、写作者们，必须面临被“填鸭”、被“生产”、被“消费”的难题，也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承受着更加沉重的“复刻化”“同质化”压力。如何在同质化日趋严重的诗歌写作生态中，尽可能保持自身的独立、精进和开放，当是青年诗歌写作者的日常课题。

平心而论，作为青年诗歌写作者、学习者，我所反思的诸多问题，既有对当下诗坛的个体关怀，其实也都指向自身的写作不足。就个人而言，中国现代汉语新诗发展已百年有余，涌现了不计其数的诗人与诗作。其中许多广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诗人，在不同评价维度上都可算作“优秀”诗人，但有多少可以真正称得上“伟大”呢？这似乎还需要接受诗歌、诗歌史本身更长久的检验。

回到诗人昌耀这里，他有一首仅有三行的著名短诗——《斯人》：“静极——谁的叹嘘？//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援而走。/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每每念及此诗，我总会情不自禁想起初唐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两人虽古今相隔一千三百多年，二诗却多有神理相通之处。子昂继往开来，是唐诗开创时期的健将之一，宋元之际的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盛誉其为“唐诗之祖”，真堪称“伟大”之诗人。那么，从更长远的发展来看，昌耀能够成为新诗史上的陈子昂（或者说陈子昂之一）吗？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有多少能进入“伟大”的行列呢？

（内容来源：《诗刊》2023年第19期）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