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  同  树  论
——纪念吾同树

诗人吾同树去世已经三年了！
此间，我多次翻阅他的遗著《吾同树》，心里总有很多感慨！《吾同树》是吾同树在生前亲自编选的一本诗集，后来也完全按照他的遗愿出书。但是在他生前，他没有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诗歌出版，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恨！现在回想起来，似乎这件事本身就带有点交待后事的神秘感——他在编的过程中修修改改，三易其稿，有段时间甚至陷入“生前事，身后名”式的自我审视中了，显得过份的谨慎和看重，似乎他早就预知到了什么。
我是《吾同树》的第一个读者。大约在2007年的夏秋之交，吾同树就编好了这本诗集的第一个版本，还收集了许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外版画、电影广告、语录宣传画、文革标语图片等等，作为诗集中的插画，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出版。这些插图最后都没有在《吾同树》里用上，也是他在生前就删除的。按照他当时的设想，此后每隔两三年，他都会出版一本同名诗集，《吾同树•一》、《吾同树•二》、《吾同树•三》……如此等等，由此而形成一个有相当程度的连续性的写作序列。而这个序列也将真实地反映他的人生、生活和精神秩序。这是一个极有野心和信念的梦想，以吾同树的年轻和对诗歌创作的热情投入，我毫不怀疑，实现这个梦想对于他来说，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但是随着他的悴然弃世，这个梦想中断了！《吾同树》成了诗人吾同树的白雪遗音，他的写作生涯和短暂的生命光阴，在2008年8月1日上午那个必定的钟点，也成了以后的诗歌史回顾这一时期中国青年诗人们的内心的处境和生命压强的一个很难绕开的视点。

一
在吾同树去世后的这三年中，连续又有多位青年诗人非正常死亡，如辛酉，如小招，均给诗坛带来不小的震动，但是在诗坛以外，则是完全沉寂的哑音区。
诗人之死必有意义，这是自诗歌艺术进入到现代派以来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为什么诗人的非正常死亡（此处及以下专指自杀）比一般人的非正常死亡有意义？因为诗人的文化身份比一般人的文化身份更明确，一个时代的“当代性”投射在诗人身上，往往表现出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历史观照感和文化价值。或者换个角度说，一个时代的当代性投射在一般人身上，很多时候都是模糊的，缺乏聚焦性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
诗人之死必有意义，那么意义何在？每个时代面对本时代诗人的非正常死亡，各有“本文式”的文化学和社会学上的解释和说法。加缪甚至说：自杀是唯一的哲学问题。但是当时空流转，诗人之死遭遇到我们这个时代，情况有些变了，“诗人之死”似乎不再作为一种包含了“当代性”的事件而引起文化学和社会学的审视、甚至也不再是“人的当代性”的一个可探究的侧面了。自杀不再是一个哲学问题了，甚至不是一个问题了。除了诗坛，当代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层面都不再关注“诗人之死”了。甚至诗坛也以“偶然”、“意外”等等说法拒绝对“诗人之死”作进一步的剖析和反思。这似乎表明，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下和处境中，诗人之死，不再是一种有价值的毁灭了。或者干脆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诗人之死，已毫无意义！
这很残酷。
在诗人吾同树弃世三周年之际，我产生过一个想法：找一家公开出版物或民刊合作，策划一个以“诗人之死”为核心词汇的专题，从社会审视、文化批判、诗歌发生学、死亡学、心理学等等泛社会学的角度，深入解读、剖析诗人与诗歌的关系、诗人与当代的关系、诗人与现代性的关系等等问题。但是把这套“大”想法在脑子里爬梳一下，我又感到意趣索然。对于这些在当代处境中极端边缘性的问题，还有谁关心呢？思想的徘徊和突围，对人本身和“人的出路”的当下式的追问，放在今天，不是很搞笑吗？
而且琢磨这类虚头巴脑的问题，人是很容易疯掉的。
现在只剩下一个固执的看法：诗人的非正常死亡，无一例外地都跟诗歌有点关系。
吾同树去世时，在给他的悼词中，我写过这样一段话：“在我们的思想和内心中，在我们对这个时代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中，一个诗人的死亡，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诗人吾同树的弃世，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存、世界、和诗歌艺术对我们的生命和内心的巨大的冲撞和挤压，也反映了在一个乱云飞渡的时代，当一门高贵的艺术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候，我们对于生存的选择，更需要坚韧、耐心、和信念！”
这段话曾被好几位朋友曲解和指责，认为我把吾同树的自杀归因于诗歌了。我想这类指责包含了一个显明的意思：诗歌是真善美，诗歌不会让一个诗人走上绝路；也就是说，诗歌是绝对的“好”，是“好”的“绝对真理”性质的意识形态，诗歌不会给诗人带来任何负面或消极的影响，所以在诗歌与诗人之死之间寻找内在联系，是不成立的。
诗歌当然不会把一个诗人带上绝路，最终走上绝路的是诗人自己。但诗歌对一个诗人的心灵、思想、意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改变和一定程度的操控性。对于很多把诗歌作为自己心灵主要出路的诗人来说，诗歌是有毒的。这个毒就像大米、白面也有毒一样，就像黄金或至真至善的佛也有毒一样。一切精神层面上的东西都有毒性。宽泛地说，“真善美”也是一种毒，人生的很多痛苦和绝望都来自对“真善美”的追求，这就是“真善美”对“人”的毒害。
诗歌之毒施之于诗人，主要反映在两个层面：一是反世俗；二是产生思想遮蔽和心灵遮蔽。反世俗是一种外化的诗歌之毒。许多诗人狷狂愤世、言行怪异，多因此故。思想遮蔽和心灵遮蔽是一种内在的“知见障”，被遮蔽的程度与诗人对诗歌的深入程度有一定的关系。诗歌如何遮蔽诗人？这个遮蔽就如同我们的眼球对世界的遮蔽。我们通过自己的眼球看到的世界就是世界的本相吗？肯定不是。我们的眼球对世界和对我们自身的知和识，都有遮蔽性，这就是海德格尔和萨特都讨论过的“对本质的遮蔽”和“遮蔽的本质”。因为有遮蔽，所以才有艺术。
诗人对诗歌的遮蔽是有反抗性的，这种对艺术本身先天缺失的觉悟和向内的反抗，是许多诗人痛苦的根源。反抗诗歌的遮蔽和反抗时代现实的遮蔽往往会摧生出一些颠覆型的诗人和具有“反艺术”形态的诗歌写作。例如伊沙的诗和沈浩波的诗，诗友们的看法千差万别，但是在我看来，就是典型的反遮蔽。此外，垃圾派一些诗人的写作，也具有反遮蔽的探究价值。反遮蔽和反遮蔽型的写作，是我们这个时代诗歌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们现在的认识和理解，可能还远远不够。
思想遮蔽和心灵遮蔽是所有诗人共有的，但是对于一些具有先验性体验和痛苦、诗歌的自觉性比较极端的诗人来说，诗歌的遮蔽渗入程度之深，足以扭曲对生命的自我判别和审定，进而病态性地控制精神和行为，这是局外人很难体会的。远者如西尔维亚、伍尔夫、海子、戈麦、蝌蚪、方向，近者如余地、吾同树、小招，我认为或多或少都与此相关。涂尔干有一个很经典的自杀理论：“只有在社会性与个体性保持平衡的时候，人才处在正常的生活状态。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强调个体性，那么，就可能造成过多的利己型自杀；如果这个社会过于强调社会性，就可能造成过多的利他型自杀；如果这个社会整体上失去稳定，就会带来失范型自杀。”在这里，可以套用这个理论说，诗歌的遮蔽是诗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发生内在冲突的重要原因。诗歌的遮蔽就是现实的遮蔽，当一些特定的时机出现，遮蔽被主观放大，诗人内在的冲突瞬间失控，直至完全蒙蔽了诗人的心智和视野，割断了诗人的生的欲望和自救意识，利已型自杀或失范型自杀就产生了。
克服思想遮蔽和心灵遮蔽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恶俗盛行的时代，诗人内在的危机和外在的危机交困之烈，均超过前人，仅仅指出“诗歌的遮蔽”、“现实的遮蔽”这样一类问题，显得苍白无力。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非正常死亡的案例在不断增多，这至少是一个应当得到关注的文学和社会学的新课题。
谁会是下一个自杀的诗人？也许就在我们身边。关注“诗人之死”就是关注诗歌的现代性和对诗人自身的终极关怀。

二
关于吾同树的诗歌，在他生前已有许多评论，弹赞俱全；在他身后，也有一些追忆性的评说。但多数都以正面的评价和不无浮泛的观感先入为主。某些评论表面上是在评说吾同树的诗歌，实际上是评论者在发扬自己的“真理”和“正确意见”——这是九十年代以来缺乏担当和真情怀的诗歌评论家们惯用的评论技术。许多贴有专业标签的诗歌评论家既没有必要的耐心深入作品和作者的在场言说，提供真诚平正的批评，同时也缺乏自主的真知灼见和全视性的诗学修养。而许多“正确”的、流行的和本质上没有是非观的论点，与长期占据发表平台的官方或半官方的发表口味往往形成一种共谋：以媚俗和欺世，扼杀中国诗歌的创造精神，奴化诗人和艺术。
对于近十多年来，国内大多数诗刊物和诗歌评论家们对中国诗歌的歪曲、恶俗式的牵引，以及对从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网络诗歌中成长的一代诗人的恶劣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份。这个恶劣影响，现在已经变成一代诗人所面临的困境了，比之上几代诗人所面对的冲突性很强的诗学和现实困境，更具有困而不知的蒙蔽性。
吾同树的诗歌，也长期在被蒙蔽中午夜狂奔，并表现出持续性的写作热情和孤独的勤奋。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大约创作了近五百首诗歌，都抄录在大大小小十几个笔记本中，其中成形的或者说定稿了的作品，有近二百首。这些作品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学生时期的写作和到东莞之后的写作。他自感比较满意的作品，都是后期的写作。
谈论吾同树的诗歌或者说他的写作，不能不说到对他的写作影响最大的几个因素：少年时代贫乏而孤独的乡村生活；到东莞后内心的困惑、愤懑、和挣扎；长期创作歌词的经历和网络诗歌的影响。此外，阅读和思考力对他的写作空间的支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吾同树并不是一个有广泛阅读兴趣的诗人。他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发现在他的几百册藏书中，居然只有两本外国诗人的诗集，2007年2月在珠海买的奥地利诗人傅立特的诗选和《聂鲁达诗选》。他的藏书大多数都是朋友们赠送的诗集和各种民刊、网络诗歌选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很少阅读国外诗歌和所谓的“二十世纪诗歌革命”时期的中国诗歌。对于“十七年文学”以来，九十年代中期以往的中国诗歌，他甚至缺乏常识性的史的知道。他也象我认识的大多数网络诗人一样，不缺乏诗歌的天份和灵慧，缺乏的是阅读和对知识的爱好，以及相应的精神跨度和思考力。
阅读对写作有没有积极的功用？这个话题在很多诗人那里都显得很不真实。例如诗人浪子就曾经用一个问句表达他的看法：读书是为了有用吗？浪子的意思是，读书的乐趣就是读书，读书为了有用，显然就比较功利了，就没有乐趣了，就不能体味到阅读的真义。陆游也说过：诗有别才，非关书也。书和阅读在这里，好象跟写作并无太多的必然性。当然，浪子和陆游的说法，都是当时当地当下的说法，是一次性的、短促的经验和言说。
“只有文学中能产生文学；只有诗歌中能产生诗歌。”对于二十世纪末出现的许多具有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的诗人来说，阅读是比写作有更深刻意义的一种行动。阅读不是为了产生诗歌或诗歌文本，但是诗歌的价值体系是在宽广而深透的阅读中完成架构的。对于相当多的诗人来说，反阅读就是反经验和反体制，是反抗和创造的主观表示。但与此同时，反阅读也往往表现为对人类智慧的粗暴的反智，和对诗歌的普世价值的反动。
很显然，吾同树后来也意识到了阅读的缺乏，曾经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从网上下载、整理出了成套的《王寅诗选》、《欧阳江河诗选》、《约翰•阿什伯利诗选》、《W•S•默温诗选》、《卡瓦菲斯诗选》、《米沃什诗选》、《奥登诗选》等数十位中外诗人的作品，打印、装钉成册，打算停下写作恶补一番。可惜的是，他最终没有时间来读完这些诗歌，他在阅读和写作上的转身也最终没有实现。
吾同树早期的写作，主要是形态化的仿写——他对诗歌形态的偏好始终贯穿他的写作，这大概跟他曾经写过好几年的歌词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他的诗歌写作不是从“诗”出发，而是从歌词写作中生长起来的。歌词的读写方式追求通俗、流行、消费效果、节奏感以及音节的明朗有序，歌词的写作经验和诗的思考方式结合起来，这使他的许多诗歌都具有早熟和通俗的特征，比较容易进入一些不可靠的视野，并且大量地在强调大众阅读口味的诗歌刊物上发表。这类发表对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并使他陷入到非常虚妄的对自己不耐其烦的复写中。有一个时期，我曾经引用亨利•詹姆斯所谓的“不可靠（或不完全）的叙述者”的说法，形容他的一些诗歌作品。我指的是他对歌词写作经验的过度依赖以及对仿写不够警惕。我很谨慎地提醒他，过多的发表是一种危害。类似的话题，我们有过很多次“严肃”的讨论。他是一个把诗歌当成日子来过的诗人，讨论诗歌是他跟我聊天的主要内容。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讨论并无实质的意义。他对诗歌的热情投入和雄心勃勃的创作欲望，需要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强烈的自我认定。他拒绝起跑，希望一下子飞起来。
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７年是吾同树在诗歌写作上最兴奋、作品质地出现明显变化的一个时期。在这两年中，他的生活比较安定，内心专注，不涉旁骛。虽说学生时期的理想和稚气尚在，但是对生存的担当和思考使他的写作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明朗自决，和不拘言说方式的指向性。他的视野开阔而落点明确，写作上的汲取力极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跨越了早期写作中那种在词句之间小心翼翼地制造诗意的业余阶段，诗歌内在的力量和语言的强度均得到极大的增生。他的名作《长布村》是这一时期写作品质的极好体现。

石坑墟于长布村西北，10里
石马墟于长布村西北偏北，18里
黄陂墟于长布村正北，20里
石正墟于长布村东北，23里
大柘墟于长布村东北偏北，40里
龙虎墟于长布村正东，12里
大坪墟于长布村西南，30里
车子排于长布村正南，16里
外婆的一生，除了在山野田地
和锅前灶尾，基本上就是行走在
这些墟场之间，和她的鸡蛋茶叶
咸菜草药生姜南瓜稻谷包粟
以及她的关节炎和头晕症
县城于长布村何方，外婆并不知晓
她听人说走路要一天，坐车要好几块钱
外婆去县城的那天，月朗星稀
灵车悄悄驶出石坑墟，驶入龙虎墟
驶入大坪墟，然后驶进城北
驶进火葬场，送她的人都睡着了
安安静静地抵达了城里

《长布村》是一首虚构的作品，但是这首诗内在的冲突和语言的力量却不是虚构的，诗的推进速度和语言动力学的运用堪称杰构。对于吾同树来说，这首诗还体现了他对诗歌的控制和谋篇布局的能力，均较此前有极大的变化。这首诗是他真正跨入诗歌门槛的标志。
这一时期，吾同树的另一杰作是《植树》。

终于找到了这片荒无人烟的地方
开始挖坑、从远处挑来溪水
有人扛走了树苗，也没人管他
我们接着开始培土，把每一个空坑掩埋
然后浇水，踩实泥土
扶着铁锹合影留念
在旁边插上“XX植树纪念”的牌子
返回的途中，迎面走来一个面无表情的人
他扛着锯子，和我们擦身而过
我们都露出狡黠的笑容
走在各自的路上

这是吾同树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首。他在世的时候，我曾多次开玩笑说，我愿意买下这首诗。《植树》对小题材的大戏剧化处理，兼有诗的深度表现力和泛口语的市井化特点，整首诗从起到落几乎是空相无形、无迹可寻，语句完全服从诗的言说，这种很经典的无技艺写作，使诗的单纯、专注和言说的力度水乳交融，诗从语言的拖拽中自行呈现出来了，诗的力量展现无遗。这和他此前的贴着生活表皮写、到泛哲理为止的写法相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首诗是吾同树的无心之作，写完后他并没有意识到诗歌中意外的破与立，这在吾同树的诗歌中，也是唯一的一首。
而同时期更多的作品，大都沿着他的顺势思路，比较写实地表现他的生存和内心的真实。如《鼠疫》，是给我感触较深的一首小诗。

一只小老鼠，在墙角竖起它灰色的耳朵
这是一只城里的老鼠还是乡下的？

我站在它的面前。它已无路可走
它的鼻子在颤抖，而后这种细微的恐惧
蔓延到了尾巴

它眼睛里贫寒的水，似乎泛起了波澜
一漾一漾地，把那种细微的恐惧
传染给了我

我们都是弱小的、在都市的角落
寻找一点面包屑，幻想一盏街灯可以取暖

这首诗具体的写作时间是2005年7月24日，吾同树到东莞约有半年。诗的忧郁的气质和语言的干净明快，以及诗的通透和悲悯情怀，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首诗并不仅仅只涉及他的孤独的内心，和对生存的无助感。吾同树是一个有悲世悯人的大情怀的诗人，他阳刚率性，是非观明确，由已推物，愤世嫉俗。在东莞的几年中，他一直以诗歌战士自居，自称不是在写诗，而是在战斗。这首诗极好地表现了他的战斗本色：从弱小的、细碎的事物出发，表达对强大、强势、强权的恐惧和反抗，表现诗歌的不畏惧、不退缩、不妥协和诗人的批判立场。当然，吾同树的批判和立场还是不彻底的，还停留于一般的在场的批判，对于不在场的批判，他还缺乏悬崖撒手的自觉、孤拔决绝的精神和披肝沥胆的挖掘。
在吾同树这一时期的写作中，较为出色的作品还有《冬天的九个瞬间》和《租居》。前者历数种种底层生活的艰苦悲辛，在描述中表达不言自明的悲愤；后者沿袭他一向的小处着眼的手法，散点式刻划自己的生活和内心，最后以对余地自杀的物伤其类式的感叹结句，如“悲哀，层叠在一起/作为一个曾被救回来的/仿佛，我又要多为一个人/一家人，去活”这样的诗句，暗示了他内心的挣扎和面对强大事物的无力感。
《租居》这首诗在我看来，也是他的抑郁症开始吞噬他的心灵和意志的最早的例证。“作为一个曾被救回来的”一句，是指他1998年的那一次自杀，以后悲剧的发生，大概就是从对以前自杀未遂的回忆开始的。这首诗的最后完成时间是2007年10月。
纵观吾同树这一时期的全部写作，我要说，他还远远没有走完写作上的渡河期，他还是一个没有最终成就自己的诗歌战士。但是对于许多被大学语文课培养出来的诗歌群众来说，他是一个易于被接受的诗人，他的诗歌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好诗”，是许多诗歌刊物和智性沦丧的评论家眼中的不会有太多争议的“好诗”，是树林中的很少被误读和误解的树，他的天性和对类型写作的偏好也决定了他不是一个会突然出走的思考者。按照他自己希望的方式和方向，他认为突破在于积蓄，成长的速度在于复写的深度。在他写作的后期，已经有很具体的文本表现出了他对流俗性写作和诗歌内在因应力的反抗，以及思考的可逆性了，但是他却突然止步了。

三
“他走了/我最怕的人/要是他还在/我对这个世界，一定/不会那么恐惧”。这是吾同树的诗歌《怀念父亲（两首）》中的几句诗。在这两首诗的前面，他还写了一段题记：父亲叶国正，后改名曾庆标，诞于战乱，生辰不详。卒于1995年9月4日。先前为农民、篾匠。死后不知其何所从事。对于父亲这个“我最怕的人”，吾同树居然用了两句具有彻底的不明确性的话来界定：“生辰不详”和“死后不知其何所从事”。如果说，“生辰不详”还具有所指的可能性，那么“死后不知其何所从事”就完全抹掉了“父亲”作为一个先验性存在的一切线索。很显然，一个不知所来、不知所去的“父亲”在吾同树的内心和他的生活中，是一个全部和全在的精神黑洞。这已经不是在表达“怀念父亲”的情感了，而是在用艰难的痛苦的方式，说出他和世界之间的所有和唯一的关系：恐惧和不可知。
这种痛苦，对世界的恐惧和不可知，贯穿了吾同树短暂的一生和全部的生命体验，决定了他的生命悲剧，是他的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和成年后经历的种种人生起伏带给他的宿命，直至他的生命结束，都没有摆脱这种巨大的阴霾。
父亲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弗洛伊德心理学认为，父亲是孩子的拯救对象，孩子通过对父亲的拯救来形成自己与世界的平衡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孩子的心理成长过程中，拯救对象如果走向了情感的反面或者干脆缺失，就会给孩子造成极大的心理障碍和精神黑洞。
吾同树的少年时代是在极其贫困的粤东山区度过的。他的父亲叶国正出身于世家大族，因家道中落而入赘到一个客家山村，并随妻姓而改名叫曾庆标。在中国的农村，由于众所周知的宗法制度和家族血亲关系中强烈的排他性，上门女婿通常都是很受歧视的。大概是因为入赘、改姓这种被妻族和一般人伦所歧视的原因，吾同树的父亲一生郁郁寡欢，性情极为暴燥，是吾同树记忆中“我最怕的人”。一个并不慈爱的父亲，和贫寒、饱受歧视的乡村生活，这就是吾同树从童年到少年，全部的生命记忆。套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在吾同树的童年，他的拯救对象是一个可怕的形象，缺乏情感上的亲近，这在吾同树的内心造成了终生不愈的伤害，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他成年后与家庭、与亲族、与世界的关系。
在吾同树十六岁那一年，他父亲不幸触电去世了，贫寒家庭唯一的光亮也随之熄灭。对于父亲亡故这件事，吾同树后来在诗中是这样追述的：“我１６岁／一下子长大了／但发现我怕的人越来越多／我有点排斥想念我的父亲”。
“我有点排斥想念我的父亲”，看到这一句，我想起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小说《孤儿的快乐》。在这篇小说中，父亲死了，对于孤儿来说，是一种快乐。“我真幸运。我是一个孤儿。”小说中的主人公反复在说这句话，后来还走上了大街，在集市上一边跑一边迫不及待地告诉每一个人：“我真幸运。我是一个孤儿。”这篇小说是想描述一个孤儿的别样生存经历吗？不是。作家揭示了一个对代表父系价值观的世界被排斥的时代。
和小说中的孤儿一样，在吾同树的内心中，对父亲是非常排斥的。他拒绝想念父亲，对于十六岁的少年来说，这种情感中无疑是包含了极大的、难言的心理黑暗和痛苦。但是他没有小说中的孤儿幸运，他的拯救对象不在了，但他得到的不是解放。
父亲去世了，能够给家庭遮风挡雨的大树倒下了，吾同树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人，不得不以弱小之躯，站起来支撑门户。据他妹妹后来说，这一年吾同树的性格变化极大，从一个胆小、听话、懦弱的孩子，突然变成了刚烈、暴燥的男人。我可以体会到，一个尚未成人的少年，身处在充满歧视而近乎孤立无援的农村和家族环境中，他不得不改变自己，以应对农村社会的种种人事和可能就发生在家门口的风风雨雨。
但生活的艰辛并不是这个瘦小、敏感、心理破碎的农村少年唯一要面对的。他要改变命运，摆脱贫寒和生活的沉重压力，唯一的途径就是完全学业，跳出农门。1997年，吾同树满怀理想，准备高考，却因为患病而中途退学。在养病和复习期间，他开始接触诗歌，同时也参加一些农业劳作。他在诗歌《雨天记忆》中描述了他当时的生活：“骤雨打湿了水塘，打湿了小溪/打湿了内心蓄积的泪水/他冲进雨幕，和母亲一起收稻子”。大概是田间劳作的艰辛和复习中用脑过度，此间他又患上了至死都没能摆脱的抑郁症。
1998年，吾同树复学并参加高考，意外落榜了。据他后来说，落榜的主要原因是他干了一件别人不会干的事：写信揭露高考中的一桩弊案，因而受到打击报复。他后来在诗中这样记录当时的心况：“他的落榜和无奈、彷徨、怨恨/在这两场雨水间，蒸烤着/泪水，在静夜里，返回内心深处/形成河流，冲刷着”。
落榜和受到打击报复对吾同树的内心刺激很大，而此时他的抑郁症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个人前途失望之极，故尔产生了轻生弃世的念头，并随后付诸实施。这一次自杀，幸亏他母亲及时发现挽救了他。此后他病情稍愈，重振信心，再次参加高考，入愿考上了大学。但此时他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家庭无力承担他上大学的费用。他母亲四处求告，但亲族皆冷眼以对，袖手旁观，最后还是由他的小学老师出面担保，才借贷到一笔钱供他完成学业。这笔贷款直到吾同树去世，都还没有还完。
对于上述经历，吾同树在生前不愿过多谈及，几年后，在诗歌中他这样回顾：“两场不同的雨，下在命途/这一截和那一截，中间是/七年的光阴，风雨兼程地走在路上”。他是一个极要体面的人，把所有的苦和泪，都咽在肚子里，这不仅仅是他的个性使然，也是他饱尝辛酸的生活迫使他不得不更多地展露刚性的一面。
由上述可以推想，在吾同树的内心中，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一直都是很紧张的。他排斥想念父亲，从心路历程上说，实质上是对代表父性价值体系的世界的质疑和排斥。但是他的排斥并不是认知上的排斥，在他内心深处，仍然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同，父亲这个“我最怕的”的形象，对他来说，不仅是童年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及之梦，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重度缺失，他在潜意识里，对父亲还是充满了精神需求，甚至认为“要是他还在/我对这个世界，一定/不会那么恐惧”。这种心理深处的矛盾和紧张，直到他完全成年，在精神上相对独立后，才略有缓解，但内心的巨大创伤，却一直潜伏着。
2004年冬，吾同树大学毕业，到东莞某地产公司上班。此后数年间，他一直生活在东莞，并且以全部的生命和热情投入到诗歌中。
诗歌是吾同树精神上最大的出路，甚至是对“父亲”这个先验性的精神符号缺失的一种补偿。现在我回顾他在东莞这几年中的生命历程，愈感他对诗歌的全身心注入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行为。在他的潜意识里，诗歌是他精神黑洞中的唯一的光亮和支撑的力量，或者换个角度说，他是一个诗歌的病人，诗歌写作的成功，对他精神上的黑暗和在现实生存中遭受过的种种创伤，是一种自我救赎式的覆盖。虽然这个覆盖是脆弱的，也是虚幻的。
2004至2007年间，吾同树开始在各类官办的和民间的诗歌刊物上大量地发表作品。几乎每一次发表，他都有详细的记录。在后来整理他的遗物时，我还发现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事情，吾同树不仅大量地保存发表过作品的样刊、与编辑、诗友们的通信，而且还令人吃惊地保存着他从小学到大学的几乎每一次考试的成绩单和试卷。我当时翻看他精心保存的那些可说是他的一部成长史的遗物，禁不住泪流满面。我完全体会到，这位命途多蹇的少年诗人，他对成功的渴望、他内心的巨大渴求、以及他短暂一生中所遭受过的苦和痛。
2007年前后，大量的发表和诗友们的认同使吾同树的心态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一些虚假评论的随后推高则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心理。吾同树不是一个对诗歌有临深涉艰式的自觉性的诗人，他也没有写出真正得艺术之渊奥、在审美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作品，他的心理素质甚至还不能真正地承戴诗歌的担当，但是当他在世之时，却得到了某些评论家的无耻的吹捧。有些评论用大量的废话和陈词滥调把他的极简单的诗解读成天才性的写作，还有的评论干脆直接吹捧他是海子第二。这样绝无学术真诚、以吹拍欺诈为能事的评论在某个时期连续出现了多篇，吾同树有点沉不住气了。我当时以“杀君马者道旁儿”这样的古谚来提醒他，不要受评论之累，要淡定、坦然地看待那些明显有吹捧之嫌的评论。但是他当时已经听不进去了，心中充满了对自己的虚妄的认定。试想，像吾同树这样出身寒门、经历坎坷、内心有巨大的需求而涉世不深的农村少年，如何经得起在中国诗坛的名利场中滚打成精的老江湖们的吹捧呢？大概就在那段时间，他半认真半玩笑地连续写好了两篇准备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稿。我后来看到那两个稿子，顿感哑口无言，他虽有玩笑之意，但我仍感他当时心理膨胀之大，已经使他对自己视而不见了。
在吾同树自杀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对当初不负责任地吹捧过他的那几位诗评家痛恨之极。正是他们的吹捧，推高了吾同树的心理，使他在后来面对难以承受的落差时，迈不出落地的那一步了。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捧杀是吾同树死亡的原因之一。
2008年春，吾同树辞职，应聘到深圳某地产公司，但一个月后就被辞退。他失业了。此后他先后奔波于深圳、中山和东莞的各个镇区，到处找工作，但均未能如愿。在心情最沮丧的时候，他甚至对人哀叹道：“现在连镇区的小报都不要我。”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以他当初离莞去深时意气昂扬之状、以他的诗名之盛和对自己的高自称许、以他被无耻评论吹捧出的虚幻成就感、以他后来对亲族以金钱粪土相报的嘲讽和快意，他接受不了自己不管怎么努力，本质上还是那个孤单弱小的农家少年曾桓开这样一个事实。他和世界之间的所有和唯一的关系：恐惧和不可知，再次难以回避地显现在他面前，他的抑郁症再次被诱发了。
2008年5月之后，吾同树不再出门找工作了，他连续一周失眠，拒绝吃肉，身体很快消瘦下来，并且生过一次病，而他的性情和行为也变得古怪、自闭。他刻意封锁自己失业的消息，并且连续写了四份遗书。在最后一封遗书中，他说：“我真的要走了！各种压力好大，于我而言，不堪重负，自己感觉好弱小，唯有这样，我才得以解脱。从这些文字，我知道自己一直想这样做……我对未来没有一点信心，只有恐惧！”
2008年7月，我经过多方委托朋友，为吾同树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这最后的努力，仍然没能帮他从抑郁症中解脱出来。8月1日，在经过了长期的内心挣扎之后，诗人吾同树最终选择了自杀。在自杀前，吾同树留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首诗《消失》

一只鸟，在层云上飞
那疲倦的身躯、迷茫的眼神
只能被云朵的灰色遮蔽
或许云有多么脆弱，然而
他无法穿透，他的力气已将用完
内心的虚弱，更能感觉天空的缥缈

努力地扇动翅膀，依旧没能绕过
雷电潜伏在云的周围
他爱的人都在下边
大地上熙熙攘攘地过往
他们无法飞起，沉溺其中———
幸福和苦痛，在尘嚣中难分彼此

雨下了，寒凉的雨丝
没有零落的羽毛
再无孤独的影子
之后，天空像新鲜的蓝床单
而大地，继续像垃圾场
物质坚持物质的腐烂
梦在无形地蒸发，一切在缓慢地
消失，于相近或遥远的未来

这个毕生都在现实生存和精神深处顽强挣扎的少年诗人，像一只鸟，消失在层云之上了。他“那疲倦的身躯、迷惘的眼神”，却没有消失，成为一个时期中国诗歌的内在写照。
“努力地扇动翅膀，依旧没能绕过 / 雷电潜伏在云的周围“，我想说，吾同树最后的生存境况，没有这么遭。这个有力量把沙子变成黄金的人，过于沉溺于自己的内心和精神世界了。而没能最终拉住他的手，成了我的终古之恨！
吾同树在遗书中，曾反复叮嘱我“你可不要忘了我呀”，并希望能照顾他母亲。他是我到东莞认识的第一个诗人朋友，我是他在东莞唯一可以依靠和托付的兄弟。我们在泥沙俱下的论坛时代共同战斗过，在狂沙扑面的东莞街头一起裘马轻狂、诗酒快意，他给过我的友爱，远多于我给过他的。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不能听到别人说起他的名字，尤其是在酒后，每闻必失声痛哭。
他呲牙嘻笑的青涩模样，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2012/10/12——2023/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