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鉴赏》

莫砺锋 注评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

莫砺锋教授的《宋诗鉴赏》去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该书是“新选中国名诗1000首”丛书中的一种，精选宋代诗、词各100首，选目经典，注释简明准确，赏析细腻妥帖，发掘每首名诗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征，语言丰富而流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赏析佳作。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请莫老师做了一次关于《宋诗鉴赏》的讲座。本文是“宋代诗词的沧海明珠”讲座的节选。

潜在出发点：对宋代诗词的总体认识

这部选本，在编选的时候，我并不想通过选本来宣扬某一种文学观念，也不想通过选本来总结宋诗或者宋词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我只是希望，能通过这个选本，把我心目中的宋诗宋词中的好作品各挑100首介绍出来，尽可能地通过这些作品，来相对全面地展示宋诗宋词的风貌，给读者介绍好作品。所以我的选本，不像清人王渔洋的《唐贤三昧集》以及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那样，体现了选者独特的一种文学理念或者诗歌的原则。

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选本是由选家来选的，选家对宋诗的潜在的基本看法、基本理解、基本判断，肯定会体现在其中的。下面，我就想简单地说一下我心中对宋诗的一些基本看法。

我认为，从总体成就上来说，宋诗宋词，可以说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宋诗是非常好的一代之文学，宋词更是非常好的一代之文学，这两者很难分出高低来。但是我也承认，假如把它们分别放在各自文体的发展史中来看，比如说我们把宋诗放在整个五七言诗的发展过程中间来看，把宋词放在整个词体的发展过程中来看，那么他们双方所占的历史地位还是有高低的，这方面来看，宋词的历史地位是要更高一些的。

宋诗，就五七言诗来说，它应该是整个诗歌史上仅次于唐诗的一代之文学。一些研究宋诗比较多的学者，甚至可能会觉得宋诗是跟唐诗完全平分秋色的。我也算是研究宋诗的一个学者，但是在我心目中，就读者的喜好程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来说，我觉得宋诗比唐诗还是稍微差一点，整个成就地位要稍微差一点。

（一）宋诗

唐诗（我们一般把五代诗归入唐诗）之后，宋诗是直接接续着唐诗的。在五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宋人当他们来开始写诗的时候，他们就面临着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学遗产的压力——唐诗的压力。

五七言诗发展到唐代几乎是登峰造极。我们现在一般说的五七言诗，就是五言跟七言，分别配以绝句、律诗和古风等，一共是6种诗体。那么在这6种诗体中间，唐代诗人应该说在各种诗体上面都达到了巅峰。就诗歌反映社会生活、反映个人情感等等这些内容题材的方面来说，唐诗也应该说是应有尽有了。就艺术风格来说，唐诗也已经做到了百花齐放。

若以开矿作比喻的话，可以看出，唐诗已几乎把所有有价值的矿产都开了一遍，都挖掘过了，而且已经开采得非常深入了，在此之时，留给宋代诗人的未开垦的处女地，以及还没有发掘完的这些矿井还有多少呢？虽然说还是有的了，但是应该说是比较少。故而宋人开始写诗的时候，他们面临着唐诗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一点上，后人也看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清人就有这样的话：“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

《陈辅之诗话》中记载，王安石说过这么两句话，一句是“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另一句则是“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如果我们说杜甫的诗是偏向于典雅一路的，而这些好句子都给他写完了；那么，通俗维度的、不太典雅的好句子，又已经被白居易写完了。典雅的维度，通俗的维度，好句子都被唐人写完了，那留给我们宋人还怎么写？像王安石这样一个北宋三大诗人之一的诗人，都明显地感觉到他有压力，在唐诗面前比较难开拓。

《全唐诗》

那么王安石的话是不是夸张，是不是无中生有？我们说夸张也许是，但是绝不是无中生有。这里还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便是北宋初年的著名诗人王禹偁。王禹偁或许还不算是北宋的第一流诗人，但是仍然是比较重要的诗人。王禹偁有一年在京城里面做官，被贬到陕南的商州，就是贾平凹写的《商州》那个地方。他到了商州以后，他心情不太好，生活也过得比较寥落一点。所以第二年，他自己写了一首诗。他写一首什么诗？就是在一个春天的早上，他看到自己的小院子里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自然景观，他的院子里本来有两棵桃树、杏树种在那里，到春天都开花了，但是那天晚上刮了一夜的大风，早上起来一看有几个很大的树枝被刮断掉了，刮断掉以后树枝斜在那里，结果枝头还是鲜花怒放，花还开着。好，他就写了一首诗，诗也写得很好。他说：“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本来满树的鲜花，大风把它刮断掉了，幸亏刮断掉树枝上还有花还开着，早上起来看的还有一个黄莺，就站在上面。他写了这首诗，应该说写得很好。为什么我说写得很好？这个景象比较难得，我是当过十年农民的人，我在江南水乡待过十年，我的村子里面有桃树、杏树，但是我都没看见过这种景象，大风把树枝刮掉了，枝头鲜花还开着，所以王禹偁用非常生动的句子把它写出来，当然多半是心里比较得意的，写的相当好。

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的儿子王嘉祐来找他。王嘉祐说，父亲大人，你前两天写的这首诗，好像是从杜甫诗里抄来的。王禹偁说，怎么可能？我完全自己想出来的，没有抄。王嘉祐又去把杜诗拿来。当然我相信王禹偁肯定熟读杜诗，也许他读过，但潜意识里又忘掉了。那么翻开一看，果然杜甫在成都草堂的诗中就有这么一首也是写的类似的景象，叫作“手种桃李非无主”，我亲手种的桃树、李树不是无主之花，“野老墙低还是家”，野老就是乡下老头，我是个老农民、乡下老头，我的围墙很低，但是尽管我是穷人，我围墙还低，但是不是无主地，这是我的领地、我的院子，所以“野老墙低还是家”，这是我的家，意思说这里面是我的私人财产，那么我里面院子里种的桃树、杏树居然被风刮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就是春风欺负我，吹了一夜，把几枝大的树枝刮掉了，就枝头还开着花。确实是，特别是后面两句，你跟王禹偁来比一比，确实是非常相像。所以这就是典型的“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了。本来诗人亲眼见到一个比较难得的景象，把它写出来，结果一查杜甫已经写过了。

当然王嘉祐指出来这一点以后，王禹偁没有生气，诗话里面记载他反而大喜，他为什么大喜？他高兴的是我的诗写得这么好，跟杜甫已经接近了，水平差不多，你看暗合。但是你尽管高兴，尽管暗合，毕竟还是证明了王安石说的“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字句上是这样，其他的立意题材方面差不多也有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宋诗，要把它跟唐诗做比较的话，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宋人是在唐人开拓过的地方继续开拓，所以他必须在唐人开发过的矿井上再向深处挖掘，或者尽量去特别荒野的、唐人还没有注意到的角落里寻找新的矿产，所以他们不是在完全同样的条件下写诗。换言之，宋朝的诗人应该付出了加倍的努力，才创作了一代宋诗。

《全宋诗》

宋诗作为一个整体，跟唐诗来比，它有没有创新的地方？我们说当然是有，比如说题材，它尽可能地把唐人所忽略掉、唐人所不写的，或者说唐人觉得不能写的那些题材，把它填补到诗歌的领域中间来了。

宋诗中间有比较多的写农具的诗，而唐诗中间比较少。宋诗中间有相当多的关于饮茶的诗，唐诗也比较少。不是说唐人不懂饮茶，茶圣陆羽就是唐朝人，但是唐诗中间写饮茶的好诗，我记着卢仝有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其他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看苏东坡、黄山谷关于饮茶的诗，反复唱和五六七次，写很多好诗来咏茶，把饮茶看作一个非常高雅的一种文化生活，所以这都是填补。

在唐人看来，生活中有的过于俗的那些题材或者对象是不能写到诗歌中去的。比如唐朝诗人刘禹锡，当时人称为“诗豪”。有一年重阳节，九月初九，刘禹锡想写一首重阳节的诗，本来想写“餻”这个字， “餻”是一种食品，那么重阳节的民间有吃餻这个习惯，因为餻跟“登高”的“高”是谐音。刘禹锡本来要写一首咏重阳的诗，他想用“餻”这个字，但是他后来一想觉得“餻”这个字“六经中间未见”，换言之，儒家的六经中间没有这个字，因为“餻”是个后起字，比较俗，不是典雅的字，所以他就不敢用了，结果就没有写成那首诗。到了北宋，宋祁在一首写重阳节的诗里面就讽刺刘禹锡，说：“刘郎不敢题餻字，虚负诗中一世豪。”这个刘郎就是刘禹锡，他说刘郎这个人白白称有“诗豪”这个名字，居然不敢用“餻”字。

宋朝人的话，岂但是敢用“餻”字？我们看看苏东坡的诗，苏东坡贬到海南岛去，有一次写一首七言绝句，描写生活中间一个有趣的场景。他说他自己喝醉了酒，认不得回家的路了。然后问他的邻居，“半醒半醉问诸黎”，我喝的醉醺醺的半醉了，问各位黎族老乡，问他们什么呢？问归路，怎么回家，“竹刺藤梢步步迷”，为什么到处都是藤、都是竹子。因为海南岛热带嘛，植物疯长了，长满了之后它就到处遮蔽着，他就认不得回家的路，所以说“竹刺藤梢”，走一步就要迷路。下面两句很有意思，“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是写这些黎族老乡告诉他的话，东坡向他们问路，他们就告诉他，你呀只要看路上的牛粪，跟着牛粪走，你就找到家了，因为你家就在牛栏西边，“家在牛栏西复西”。因为牛是随地拉粪的，我在农村放过就知道，你拉着牛一路走，它一路上排便。所以，老乡就告诉苏东坡，你只要跟着牛粪走，可以走到家里去。牛粪啊，在苏东坡诗里是写的“牛矢”，唐朝人刘禹锡“餻”都不敢写，苏东坡牛矢都敢写。

《宋诗鉴赏》内文

所以宋朝人写诗题材范围之大，语言文字上的这种以俗为雅的这种态度之解放，应该说是超过唐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宋诗对唐诗是有所填补的，题材、风格、主题都有所填补，所以它的范围比唐诗更加宽广，所以它才能跟唐诗相比，有如春兰秋菊。

我知道一般的读者，喜欢唐诗要超过喜欢宋诗一点，但是我相信如果是要公正的评价，应该承认宋诗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它是仅仅次于唐诗的一代之诗歌。所以我们在古诗中间如果要找两个时代的诗歌作为代表，那就是唐诗和宋诗。当然，如果只找一代、只取一个名词，也许唐诗是更重要。

（二）宋词

下面说一说我对宋词的看法：

宋词在本朝的文学中间，它跟宋诗是平分秋色的，它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诗体。但是如果在词体的整个发展史上，应该说宋词就像唐诗一样，它是登峰造极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所说的文学史名字配对的话，总是唐诗宋词，宋词完全是和唐诗匹配的，在文学史上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应该说宋以后词体还在继续发展，元明清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写词，特别是学界有很多人认为清词中兴，清词地位是远远超过了元明词了，甚至可以跟宋词抗衡。但是我想如果从一般的阅读者欣赏的角度，清词恐怕也很难说能够跟宋词抗衡。清词中间，大部分的题材也好，写法也好，艺术风格也好，可能都是受宋词影响的，是对宋词的一种模仿，也有一些超越，但总的来说，还不能跟宋词抗衡。就词体来说，宋词无疑是空前绝后，达到了最高水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宋词它本身走过的路程是怎么样，为什么宋词特别好呢？为什么从晚唐五代就有词了，宋词还是远远的超越前代词，甚至比后代的词更好？我的理解看来，这或许跟宋代作家的身份特征有关系。

《全宋词》

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对宋代很感兴趣，从学界到社会大众对于宋代的整体评价都跟以前的评价有点不一样，有点改变。以前大家一说到宋代，积贫积弱，宋代是一个很落后的、很贫穷的，好像一天到晚挨人家去侵略的朝代。好像汉、唐都很辉煌，宋代不辉煌。但现在好像这个看法慢慢地有变化，至少像这种研究宋代文学、哲学的学者来看，我们认为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当然说来话长，也不是今天的话题里面的内容。我要说什么呢？就是宋代整个朝代的特征被后人概括为“偃武修文”，这一点对于宋代文学，对于宋诗、宋词的发展都起了非常好的推进作用。这个作用主要是通过作家创作主体来发挥作用。下面简单地说一说我对这方面的看法和认识。

所谓“偃武修文”，其实就是北宋王朝在整体上采取的一种国策，这不是说赵匡胤、赵光义，也就是宋太祖、宋太宗他们弟兄两个，在这方面有什么过人的见解，我觉得，这完全是因为对前朝的一种政治形势的借鉴，而不得不采取一种新的对策。因为从晚唐五代以来，影响华夏的政局、国家的安定繁荣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军阀割据。五代时期，军人非常跋扈，朝廷的政权、国家的大事，经常是各个手拥重兵的这些节度使、这些将领说了算，这样一来很容易导致政权的动乱。

那么北宋的君主，特别是开国的宋太祖和宋太宗，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从立国之始就采取了偃武修文政策，提升文臣的地位，国家也重视文化建设，所以北宋甚至最高的军权的掌管者枢密使也是由文官来掌控的。

这样一来造成了什么结果？就是宋代的创作主体、诗人队伍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士大夫，他们的地位就上升了。不但地位上升，而且他们的个人自尊心，对个人主体性的认识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在这种政策下面，宋代最有地位的、最有影响的是哪些人？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这些读书人，新一代知识分子。

这里我们必须要为宋代的科举稍微说几句好话。科举当然不是产生于宋代，科举是产生于隋代，到唐代基本形成制度化。唐代的科举一直没停过，一直在举行。但是相对来说，唐代的科举录取人数很少。同时，唐代的进士科举的制度化不严，往往还没考试，状元就已经决定了。很多并非靠考试，而是靠其他的推荐手段来进行。所以像杜牧那年考试，考试之前就有人向主考推荐，说杜牧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今年应该要中状元，结果主考说状元已经有人了，前四名都有人了，怎么排？第五名。杜牧那一年考果然第五，都内定的了。

宋代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宋代的科举至少从制度上来讲，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一个公平的考试。第一他的录取名额大，宋代，北宋一般是好几百人，苏东坡的那一榜有500多人中进士，最高甚至有1000人的，每年有相当数量的人，从社会的各个阶层，很多是从社会下层，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进入国家的公务员队伍。

第二，宋代的进士考试非常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很多现代考试中间的防止作弊，防止走过门的方法、防范手段在宋代都已经有了。比如说糊名，考卷考生填了姓名以后不给考官看的，用浆糊把它贴起来。然后誊录，因为古人用毛笔写字，笔迹很容易认出来的，虽然糊了名，但是如果主考大人今年他的一个侄儿来应试，他平时看熟了，他的字就能认出来。大概政府派人抄一遍，所有的考卷收上去以后，政府专门雇了很多的抄手来把所有的考卷都抄一遍。你原来是用黑颜色抄的叫作墨卷，他抄手用红颜色抄，叫作朱卷，主考大人看的是朱卷，看不见墨卷，看了朱卷以后，看了分数以后再拆封、拆号，然后核对再知道是谁。这样一来，基本上作弊不大可能，所以就比较公平。

那么经过这样子比较公正的一种考试选拔，也扩大了招生的数量，所以宋代大量的出生于社会下层的优秀的人才，通过进士考试进入了上层，成为士大夫中间的一员。我们所熟悉的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包括王安石这些人都是这样子上来，这些人成为宋代士大夫的主体，当然也成为宋代诗词写作的主体。

苏轼的“高考作文”

那么这些人就跟唐代诗人有点不一样，第一，这些人有国家主人翁的意识，所以宋诗中间会有那么多的议政的作品。宋诗中间有很多在表达政见，对朝廷的事情，对国家的形势表达他们的看法，当然也很多描写民生疾苦这样的作品，非常多。因为这些创作主体，这些诗人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主人翁，是社会的栋梁，他们当然会在创作中间把这种主体意识表露出来了。

第二，因为宋代的政策是偃武修文，实际上体现为优待士大夫，从赵匡胤时代就这样子开始这样子做，所以宋代的士大夫的生活，或者说他的待遇，是比较优裕的，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高薪养廉”这个意思了。所以宋代的士大夫都有比较好的物质享受，特别是做官做到一定等级以后，其中也包括声色的享受。比如说家里会有歌妓，就是以歌舞艺术来娱乐主人、娱乐宾客的这样的一种服务人员，是很多士大夫家里都有的。如果你再到宰相或者比宰相低一点，一般的朝廷里的官员很多家里都是有歌女、舞女的。

这样一来，宋代的士大夫，他们作为一个诗人或者词人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一种现象——诗词分流，诗词分工。他们把诗跟词看作是两类文体，诗是一种严肃的雅正的一种文体，表现政治，表现比较积极的社会内容，有关国事、有关朝政、有关民生疾苦的内容，大多写在诗里；词则写比较私人化的情感，也写男女之情等等，比较私人化。用英语的词叫作private，这种private writing，是个人化的写作。两者是分开的。

晚唐五代词主要是给歌儿舞女来唱的，到了宋代，词开始向个人抒情这方面发展，也还写男欢女爱，但是，像晏几道或者秦少游等等，他们写男女爱情的这些作品，大部分里面是有自我在里头，词成为个人的抒情的作品。

很多的宋代士大夫，宋代的广义的诗人，既是诗人也是词人，这些人在写诗词作品的时候，在表达内心情感的时候，就向两方面发展。比较雅正的，比较正面积极的，那些可以公诸于众的一些情感、一些思绪，写进诗。比较个人化的，比如说有关爱情的，有关享乐的，等等，写进词。这是分开的。在有的作家身上，就会发现，作家的诗词的面貌不一样。

我觉得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欧阳修。欧阳修的诗，包括他的文，我们读了以后觉得是一代名臣，刚正忠直，忠诚中正，个人情绪什么的也很雅致，可以看得出一代名儒、一代名臣的非常严肃的一个正面形象。但是看到欧阳修的词，旖旎啊，风花雪月啊，写男女爱情非常温柔，好像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所以当时就有人觉得欧公的词怎么不像他本人的为人，甚至有人说欧阳修的词不是他写的，是别人写的，伪作，假托给他的。

《宋诗鉴赏》内文

甚至还有一种观点是说欧阳修词中间的写爱情写得特别好的词是他的仇人写的。为什么仇人写了爱情词是为了嫁祸于他？他们猜测这些作为的动机，在于欧阳修是正面君子，一代名臣，而私下写那么温柔的爱情词，可见他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一代名臣。这个很有意思，现在我们读到的欧阳修这些爱情词，写得很好，“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一对青年男女，非常相亲相爱，一个女性问男性，鸳鸯两个字怎么写，因为她绣花也想绣上去。写得很好的。说实话要是我也不会写爱情诗，假如哪个听众朋友、年轻朋友，你写一首很好的爱情诗，你对我不满意，你是托名于莫砺锋作，说这是莫砺锋教授写的，那我太高兴了，谢谢你把这么美丽的作品送给我了。但当时人的观点不是这样的，当时人认为这种爱情词是可以害欧阳修、来败坏他的名声的，所以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

那么诗词分工，它是不是会损害诗词的写作？我觉得不会，它实际上对两种文体都有好处，分工以后可以充分发展了。在诗体方面，所有的积极的、雅正的，那些认为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有关朝政的、有关哲学的那些内容，可以充分地在五七言诗体这个题材下面得到发展。另外一方面比较私人化的爱情的男欢女爱，个人的、比较隐秘的那些感情，在词体中间充分发展，你不必担心，因为这个词体本来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会有人来用这个政治标准来要求你。所以你看苏东坡在乌台诗案中间，他那么多作品被御史们当作罪证收集来审问他，来往他身上泼脏水，但是没有引到一首词。为什么？苏东坡那时候也写了很多词了，都没有引到。因为大家都觉得这里面是没有什么政治含义的，不可能的，这是由体裁决定的。

当然，关于宋词我们还必须要稍微补充一下，不是说所有的宋词都是走的从南唐、从晚唐五代词过来的婉约词的老路子的，走李后主、韦庄、温庭筠他们的老路子的。因为词作为一种文体，它自身要得到充分发展，它一定会合乎逻辑地去占领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所以，慢慢地，词就从歌儿舞女之词，变成士大夫之词了。这一点，是王国维就指出了的。当然王国维说的哪几个词人是代表性的，跟我看法有点不一样，但方向上确实有变化。向这方面发展，它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词开始吸收诗的写法和诗的表现手段、表现题材。这跟我刚才说的两者分流有没有矛盾呢？不矛盾的。诗词分途以后，个人化的那种写作，它主要体现在婉约词这一派里面，一直到秦少游，到李清照，一路继续向前发展，一直到南宋。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是分流了，中间有一部分的词人，一部分的词作，开始吸收诗里面的那些固有的题材内容、表现手段，开始写得诗化。用一句传统的术语来说，就是“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诗的态度、写诗的手段来写词，把词看作诗的一种，仅仅是长短句形式不同而已的一种创作。这样一来，词的天地就大大地扩大，不光是在题材，在风格范围上也获得了扩展。

这一过程，可以说从北宋初年，从范仲淹、潘阆、王安石这些人难得一见的偶然的写作开始出现苗头，然后到苏东坡这样一个足以代表一个时代文学的顶尖地位的大文豪手里，他非常自觉地觉察到了这样一种趋势，顺应时势，向这方面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苏轼写了300多首词，其中真正风格豪放的，只有30多首，大概十分之一左右，但是这个发展方向是肯定的。你看他在密州写过打猎，以前词里没有的；写农村题材，他在徐州到农村去劝农的时候，写 “牛衣古柳卖黄瓜”，一个老农民穿着粗布衣服在柳树下面卖黄瓜，一些过去不入词的内容开始入词了。所以苏东坡是大大地解放了词，使宋词开始向豪放词的方向发展，使内部变成了婉约一派，豪放一派，到了南宋也出现了所谓的典雅的一派，那么词就开始从题材、风格、内容等方面极大的丰富，真正形成了一代之文学。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