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灯观止（组诗节选）

稻草

风中的颤栗。如果不借助

最后一根稻草，时间的面庞

凸起过多少命运的弧度，

几乎无法辨认。

风中的颤栗也包括

伸长的过程中，激烈的抖动

并不仅限于你的手；

但愿内心的挣扎也阻止过一种塌陷。

黄昏的时候，你看到的

每一朵云，都是一杆膨胀的秤。

犹疑之际，心中的几样东西

已被轻轻称量过。

譬如，金黄的背影早已被飞鸟缩小成

无数的小麻点。论清晰的程度，

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最后的稻草；

一旦松开，鸟屎就会假冒运气。

良夜

心潮漫卷，一个感叹

从坎坷的纠缠中脱口而出。

比我们更早成熟的那些果实

像极了夜晚的星星。

命运的黑暗被重重树影

分散在前方，野鸟和夜鸟

仿佛共有同一个化身；

或者仅仅因为你，鸣啭比婉转更倾心。

良人难遇。但其实不如借水月

看清自己。换一个角度，黝黑的浅浪

已抹平了很多事情。能认出良夜，

也算没看错一个出发点。

我的针眼

从灰烬中抽出手心，

夜晚的孤独像安静的鞭子，

垂挂在你的无知中。

如此置身即如此幽深，

像神秘的爱已经渐渐冷却。

上升时，星光很新鲜，

黏黏的，像是从梦的缝隙里

分泌出了大量的防腐液。

下沉时，伤痛中的刺痛，

尖锐于每个人都有一个无法逃掉的

无形；唯一的安慰来自

朋友口中，还有很多地方，

天涯比起芳草，一点也不虚无。

失败的爱，也很讲究口吻，

时常会突起一种陡峭，

深邃得像缀满白霜的悬崖。

两种可能性，都将你视为

必须的对象。痛苦比沙子积极，

因而从告别的深渊中

得到一个熟悉的解释，离不开

丹麦人索伦·克尔凯郭尔。

秋天的气息浸透在月光中，

可以这么认为吗？有的时候，

人的恐惧会完美于

你的颤栗；正如此刻，

巨大的夜晚不过是我的针眼。

骑桶人协会

冬日收紧了北方，

但你看不见那些网眼；

隐秘的情绪被光秃秃的树梢

挑进铅灰的记忆。而悲观

也可以是去年揪下的

已经干透了的一撮棕熊胸毛，

标志就是，即便是多云天气，

房间里的光线也很好。

经过了你的稀释，永恒才靠谱；

钟声源于内心的回音——

怎么听，都像是“很抱歉，我暂时

还无法告诉你，骑桶的理由”。

我不缺煤，我的身体里

有的是乌黑的石头。

任何时候，和爱有关的寒冷

都是一场误会。没有蝴蝶，

就像椅子摸上去有点冰凉，

但你依然可以问：你想跳舞吗？

舞会开始后，我会骑着桶

来收拾我的误会。装没装过百合花，

就是不一样。忘掉那些道具吧。

毕竟，百合花是用来分神的。

爱者入门

每一次，剥离都很汹涌，

近乎喷薄的黎明，将黑暗和光明

在我们的身体里分开。

她即他，雌雄同体

即便很激烈，也不过是

太偶然的借用。神借用过天鹅，

你借用过仙鹤。两只箭，

沿着同一个洞孔，穿过靶心，

将无限的爱欲缩短在

有限的表情中。雕凿之后，

光滑的大理石，试图将他永远

定格在一个坚实的形象里；

抑或，从更多的侧面看，

她的凝固，复活了更光滑的

石头的呼吸。这之后，还需要

一次更幽深的剥离，才会醒悟到

那些出色的雕像，实际上

并未捕捉到它的真相。

它更信任无形，尤其是

你的无形最好多于你的真容。

最近即最远，颠覆多么温柔；

它深藏在你的身体，构成了

一次神圣的埋伏。僭越已不太可能。

不必幻想可以取代它；

即使你穿戴更多的华丽，

将自己的外形扩充到非常完美，

你也无法冒充它。甚至

时间的神话也不能令它上当。

记住，最好的结果，你即我，

已经是一次很好的借用。

“头条诗人”总第833期，内容选自《诗歌月刊》2023年第7期

臧棣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觉得我是当代诗坛最受误解的诗人。我的诗，不仅被非议，被恣意羞辱，也被贴过各种可怕的标签。一个诗人能听到的最难听的、最恶毒的话，我都听到过。这里面，有粗心的误解，也有天生的看不惯。当然，也赢得不少知音。但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被这些非议击垮过。这倒不是说，我有多么强大的心理素质，对所有的流言蜚语，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免疫力。而是我本人，也经常批评自己。我经常会一个人对着镜子说：臧棣，不是我批评你。什么意思呢？就是反思自己，告诫自己，依然还没写到点上。对于诗歌写作，我很有韧性，但并不固执。我经常会审视自己的诗歌观念，从不认为自己接受的观念就是正确的。这么多年，我至少领悟到了一点：对于生命和诗之间丰富的关系而言，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确的诗歌观念。有的只是，适合自己天性的，能激活自己天赋的观念。所以，面对观念的分歧，审美的冲突，我总要求保持足够的开放性。作为诗人，我要求自己的心态必须是开放的，这样，才能摆脱观念的束缚，去面对诗的可能性，去扩展汉语的可能性。

落实到自己的写作上，开放意味着在诗的表达方面，我只看重诗的活力。口语也好，修辞也罢，只要有助于强化和深化当代汉语诗性的表现力的方式、方法、手段、措施，我都愿意吸收过来。正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像卞之琳、穆旦、俞铭传这些杰出的前辈就意识到，现代汉语诗性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新诗的戏剧性。追求现代诗的戏剧性，还可以更具体地解决两个问题：一、传统上，汉语的诗性太偏于安静。其存在着一种倾向，将诗的安静和诗的智慧等同起来。而且这种等同，多半有过度道德化的趋向。比如，像朱光潜指认的，安静是东方最高的智慧。这当然不错，但在我看来，过分强调诗的安静和诗的智慧的关联，不仅是一种道德化的辨认，而且不可预测的后果是，它限制了诗的活力。过分的安静，也就关闭了各种可能性。假如我认定，新诗目前仍处于自我塑造的阶段，它就不能写得太安静。它仍要通过增强诗的戏剧性来保持它的活力。这也是从大的方面来说，我赞同诗和口语之间存在丰富的可能性。对诗的走向而言，问题的症结，在我看来，主要还不是风格问题，而是活力问题。目前这个阶段，当代诗歌的主要内驱力，依然是要把寄寓在当代汉语语境中的诗性活力释放出来。二、传统上，汉语的诗性被书写得过于纯粹，过于安静。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大致可以反省到一个事实：因为追求纯粹，所以贬低史诗的可能性。因为诉诸纯粹，古代诗歌基本上可以归入“快诗”的类型。好像一直有这样的误解，古代汉语诗歌是苦吟出来的，是反复“推敲”出来的。这很可能是三流诗人弄出来的故事。古代汉语诗歌，在我看来，都属于“快诗”，都属于快感写作，着眼于深究生命的兴趣；都是建立在“天生我材必有用”之上的。而从个人的观念出发，从自己的诗歌抱负着眼，我觉得，现代汉语诗歌应从“综合的表达”中寻找新的诗性机遇。综合的表达，必然意味着在诗的纯与不纯之间，更偏向诗的不纯。在诗的快慢之间，更偏向于对各种迂回的、注重过程性的表达方式。就个人趣味而言，我现在更自觉地偏向“慢诗”的类型。这可能也是我的诗经常被人误解成“难懂”的一个原因。因为慢，所以产生了更多的语言的皱褶、措辞的叠加。这些或许会给某类读者的阅读习惯造成相当的麻烦。所以被排斥，可能也是应该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认同今天的一个主题的：诗必须向平庸开战。向自己的平庸开战，也向人性的平庸开战。这是当代诗歌在今天肩负的文化责任。

说到诗和修辞的关系，我也经常被诟病。在这方面，说冤枉，也的确很冤枉。说不冤枉，也的确不冤枉。其实，本来也没什么好澄清的。既然在多次访谈中依然被追问，我也就再次坦率一次。追求修辞，在我看来这是诗人的天职所在。诗圣杜甫不是有言在先吗：“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追求语言的惊人，一个诗人也就失去了意义。语言的惊人，其实是语言自身包含的各种可能性的一个缩影。语言的惊人，也是语言的活力所在。所以，从根本上说，追求修辞，没有错。流行的当代诗歌文化中，还存在着一种流俗的倾向，将诗的修辞和诗人的灵魂对立起来。好像存在一个真相：诗人的灵魂高于诗的修辞。说重一点，这很虚伪；说轻一点，这恐怕是一种典型的偷懒。在我看来，绝不存在高于修辞或可以脱离修辞的灵魂。简单地说，不是没有高于修辞的灵魂。而是对诗歌来说，最好把姿态放低一点，习惯于诗人的灵魂是用来服务于诗的修辞的。真正骄傲的诗人必须做到这一点，至少我是这么要求自己的。诗人是语言的仆人，或者顶多，诗人是语言的骑士。诗人不是语言的主人。所以对我来说，追求语言的惊人的可能性，意味着重新理解自我和生命的关系，意味着重新看待自我和世界的关系。语言的可能，才是真正的可能。

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对修辞的追求存在着被反噬的情形。对修辞的追求，总有精力不济，或走入歧途的时候。但我是这样告诫自己的：这不是追求修辞本身的错，而是我们在某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如果出现了问题，就积极地找出问题，调整自我和语言的关系。毕竟对诗人来说，自我和语言的关系是首要的，也是真正需要面对的一种现实情形。

艾略特曾给诗歌下过一个定义：诗是生命意识。这个定义，曾在我最困惑的时候震撼过我。这个界定，至少对我起到了一种纠偏作用：诗不只是情感，诗不只是经验，而是人的生命中最复杂的一个状况。诗像一面深入人的身体的探视镜，反映着生命的意识。按现在流行的量子宇宙学来说，意识决定存在，这非常切合我对自我以及诗歌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联的体验。这也使我的视角和很多诗人不太一样。我很少停留在表面，我总喜欢深入到题材的背后、对象的内部去感受生命和世界的关系。就表达而言，这会造成诗的呈现中的跳跃、中断、切换和叠加。诗的画面感，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种动态的时刻都可能发生自我反转的空间结构。这可能也是所谓难懂的一个原因。在这方面，除了解释，恐怕到我这个年纪，也很难做出彻底的改变。

最后，请大家原谅。这篇东西用了太多的“必须”一词。本来，对于诗歌的谈论而言，是应该戒掉“必须”的。尤其，目前这个时期，现代汉语诗歌虽然经历了百年的实践，有些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但回到诗歌观念的角度，一切仍处于塑造之中，一切都还有可能。所以，这里所说的“必须”，请容许我再次明确一下，它仅限于两种情形：一、如果我认定诗人是生命的原型，像布罗茨基指出的，诗就必须写出它的骄傲。二、从大的环境来说，面对当代人文领域始终存在的当代诗歌的“边缘化问题”（诸如“新诗之死”“新诗是最大的骗局”“大型刊物不发表诗”），诗人必须写出汉语的骄傲。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