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娘”姓陈，是这个世界上与我骨肉相连的亲人，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一九六六年出生在临江河畔一户贫民家中。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里，外公外婆在集市上经营着一间杂货铺，靠着这份小本生意，养活着“伯娘”六兄妹，“伯娘”排行老二，人们亲切地叫她二姐。

我管她叫做“伯娘”，记事以来我便这样叫。

在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如果孩子的生辰八字比父母其中任何一方大，那就得改口唤做其他称呼，不能喊爸爸妈妈，以求孩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由于我的出生适逢计划生育风口浪尖，加上已经有个哥哥，我的身份不敢公诸于世，便叫她“伯娘”，直到结婚生子，我也如此叫着。我欲改口叫妈妈，可她总是微笑着说，二十几年来听惯了，改和不改有何区别呢？

1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人人得搞计划生育，户户执行计划生育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我却生逢其时，父亲是人民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政策规定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因此，我的出生就注定充满坎坷。我在母体七个月的时候，计生部门强行拉着母亲去引产，被迫早产的我不幸来到这个世界。

而今，每当我生日这天，母亲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泪流满面……

感谢苍天庇佑，当时的那一针并没有夺走我的生命。为了保住父亲的工作，我一来到这个世上，便被家人悄悄潜送至四川省古蔺县，寄养在一个边远村庄的一户贫民家中。后来听大孃说，把我送走的那天，母亲泣不成声，躺在床上，拖着疲惫、瘦弱的身体，无助地望着我被抱走。面对计划生育，谁也无能为力、无计可施、无可奈何。那一刻，母亲的双手紧紧拽着襁褓，迟迟不肯松开，嘴里一直苦苦哀求：“让我抱抱孩子，再让我看一眼吧。”

是啊！这是一份多么无奈，多么凝重的痛，孩子一出生便要与妈妈分离，托赠他人，且生死未卜。也许命中注定我与母亲有缘，在养父养母的悉心照料下，七个月大的我居然得以坚强地活了下来。在那个医疗落后，交通不畅的年代，无疑是一个奇迹。往后的日子，我虽然抵抗力差一点，所幸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而后来的几年里，母亲和父亲每隔一个月便会去看望我。

我家距离养父母家足足有好几十公里，交通不便、车辆稀缺，父母每次来看我都要徒步翻山越岭。每次探望，母亲都希望有一双翅膀，迫不及待地飞到我的身边，立刻把我搂在怀里。

养父邻近的叔伯们说，母亲每次来都抱着我仔细端详，抱着我自言自语，说我一出世就被姑妈抱走送人，她当时连我的长相都未能看清，甚至就连一口母乳也未曾给我。思悠悠、恨悠悠，探望总是短暂的，转眼已是道别的时候。养父家门前的坝子很窄，顶多只能容纳五六张方桌，然而，临别的那一刻，母亲却足足走了半个小时，她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泪洒衣襟，心如刀绞……

2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我已在养父养母身边待了四个年头。他们待我视如已出，渐渐地，我忘了自己的身世，咿呀学语便叫他们爸爸妈妈，对于我的突然开口，他们十分惊愕，面对幼小的心灵，他们没有一丝回拒，微微一笑，算是应承了我这个飞来的小儿子吧。四年间，我与邻居的小朋友们融成一片，一起嬉闹，一起玩耍，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我五岁那年，母亲欲把我接回他们身边。记得生日那天，我的父母很早就到了养父母家中，当母亲向养母说出把我接回家的时候，养母的眼睛湿润了，嘴中虽然满口答应，眼里却噙满泪珠。她四处张望，找我，然后从里屋把我抱出来，双眼默默注视着我，一脸的无奈，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情比金坚，她们一家早已把我视为亲儿子，突然离开，各种不舍涌上心头。可毕竟血浓于水，那些年，母亲对我的思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她把我交到母亲怀里，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拉着我的小手臂，呜咽着对我说：“要听爸妈的话，记得常回来看看。”看着伤心不已的养母，我的母亲也哭了，她慢慢靠近养母，嘴里不停地说着感激的话语，以珍珠似的泪水回馈和感谢他们对我的百般呵护。

父母亲向养父母道别，带着我往回家的方向前行。那一刻，我感觉无比的幸福，幻想着回去以后和村里同龄的小伙伴们儿一起愉快的玩耍，也能随心所欲地叫着爸爸妈妈。然而，天不遂人愿，结局令人惊讶让人愁。回家以后，我与父母的关系也始终没有公布开来，村里的叔伯和小孩子们看见我都是一脸茫然，他们不认识我，不和我打招呼，没人跟我玩耍，这和我在养父母家与小朋友们融成一片，嬉戏打闹的热闹场面形成巨大反差。顿时，我感觉自己形单影只，开始怀念养父母家中那段快乐的时光。

我每天都是一个人玩耍，看着哥哥经常和同龄的小伙伴们藏猫猫、玩游戏，不亦乐乎，我羡慕极了。每次，我都想加入他们的活动，但他们不让我参加，我站在一旁孤单地看着，心里十分难受。有一天，我终于忍受不住了，跑回家中趴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母亲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了，直到有一次她干活儿回家遇见才明白过来。那天，母亲同往常一样，天蒙蒙亮就出门干活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守在家里。突然，坝子里一阵热闹，一群小孩子在打摆摆脚，我隔着窗户看着他们玩得兴高采烈，忍不住跑出去对他们说想和你们一起玩。当时，我心里想着，哥哥平日里也经常和他们一起玩，他们应该会答应我的请求。可是，一个个头稍大的男孩让我瞬间跌落谷底，伤心不已，他走到我的身边，用手指着我的额头，嘲笑我说：“你谁呀？谁愿意和一个捡来的孩子一起玩耍。”话音刚落，另外几个小孩儿便起哄：“捡来喂的”“捡来喂的”“河沟里冲来的。”听着他们的嘲笑，我失声痛哭，独自一人倚坐在柳树旁，望着天空，泪流满面。

这时，母亲干活儿回来，看见了这一幕。她走到几个小孩子中间，严肃地说：“你们不能乱说，聂儿不是捡来喂的，聂儿是我的孩子，你们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邻里之间要和睦相处，一起玩耍，不允许嘲笑别人。”几个小孩羞红了脸，低着头小声说：“伯娘，我们知错了。”

慢慢地，我身边的小伙伴让我不再感到孤单。可是，每逢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便让我悄悄从阳台翻出来，藏在坎子下面的邻居大婆家中，待客人走后，母亲又把我唤回去，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反复复翻越阳台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我读三年级才画上了句号。

记得有一年父亲过生日，家里来了好几位陌生的客人，母亲招呼他们堂屋就坐后，便到厨房里面忙活去了。吃饭的时间到了，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哥哥去厨房帮忙，我的肚子饿了，于是，便在堂屋里大喝一声：“妈，什么时候吃饭啊，叔叔们都饿了。”母亲此时正在厨房里不停地捣鼓着手中的锅铲，听见我的声音，慌忙从厨房里出来，把我拉到墙角，一脸严肃，对着我大声呵斥：“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叫伯娘，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叫，被人听见要遭啊。”母亲的表情从未有过的严厉，我顿时被吓住了，泪水潸然涌出。母亲伤心难忍，噙着泪水又紧紧把我抱在怀里。

二〇〇二年，我九岁，我们一起在村小读书的许多同学都转中心小学读书去了，一个班级只剩下十来个孩子，整个学校格外平静，而我，父亲在教育部门工作，却不能把我带在身边，到了第二年才把我送到三叔教书的学校，把我托付给三叔。临近开学的前夜，母亲一整晚没有合眼，帮我整理衣服，收拾被褥，不时又走到床前替我盖被子，久久驻足，心里无比的不舍。

第二天，父母亲将我送到了三叔所在的学校。三叔寄住在他的女友家中，而我也随着他一起住了进去。吃完晚饭，母亲走到我的房间，打扫了屋子，为我铺整床单被褥，临走时，母亲抱着我，反复叮嘱我要听三叔的话，认真学习。我仰着脑袋望着母亲不停地点头答复，那一天，我在门前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直至山村的灯盏点缀在夜空下。

3

往后的日子，我每隔一个星期返回家中。那时的父亲也因为成绩突出，踏实肯干被提拔任用，哥哥留在父亲身边学习。此后，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

母亲闲不住，她一人包种了家里的两亩多地，还喂了两头肥猪。每逢周末，当我和哥哥回到家的时候，她总是早早站在了院坝边等候，只要我们哥俩回家，母亲都去街上买来瘦肉和鱼。那个年代的农村家庭，平日里舍得花钱上街买肉买鱼的为数不多，然而，对于我们，母亲却十分舍得，她总是变着花样儿改善我们的伙食。可是，每次她自己却不舍得吃一块肉，默默坐在我们兄弟俩身旁，看着我们，说：“多吃点肉，吃饱一点。”当我们抢食一空的时候，她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识字不多。听母亲说，小学毕业的时候，由于成绩不好担心被责罚，便告诉外公外婆不想上学了。母亲是个犟脾气，无论怎么劝说，她都不去上学。外公外婆没有办法，带着母亲到铺子里学做生意，从此，母亲养成了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我们一家，父亲的工资是主要经济来源，母亲是掌管者，但凡柴米油盐，人情客往全都在她的盘算之中。由于母亲的精打细算和勤俭节约，我们家在周围邻里之间还算过得去。

转眼间，我以小升初全镇第四名的成绩考入了全镇重点中学，并被分配到了最好的班级。从此以后，我靠着自己的勤奋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二〇〇六年，父亲由村小调到了镇中心小学，母亲也从农村老家搬到了镇上，我们一家人团聚了。和我同在一所学校读书的还有我们村里的几个孩子，由于我把母亲唤做“伯娘”，小孩们跟着起哄，把我的身世传到了学校。有一次课间操，几个同学用他们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低着头不敢与任何人说话。放学回家，我一进门就扑倒在母亲的怀里痛哭流涕。母亲扶我坐下，安慰我，说：“聂儿，你是有娘的孩子，虽然你不曾改口叫我妈妈，但是，你疼在娘的心底，你是娘身上落下来的肉。”

我把母亲的话语劳劳记住，后来，有人嘲笑，我却不以为然。

4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二〇〇七年开始，我家开始发生各种怪异的事，第二年，哥哥身患抑郁，迷失自我，不再是当初那个成绩优异人人夸赞的好孩子，而我，也莫名罹患重症。顿时，一家人深陷泥潭不能自拔，母亲和父亲经常半夜吵闹。

面对这样焦灼的局面，父亲开始不断地吸烟，经常夜不能寐、愁眉紧锁，而母亲则终日以泪洗面，渐渐的，她的头发愈发斑白，皱纹爬满了瘦黄的脸颊，变得越来越憔悴。他们爱子心切，但凡听到哪儿的哪个医生有特效良方，便急匆匆带我们去。母亲说，钱没了可以再挣，只要能治好我们哥俩的病，就算砸锅卖铁也决不犹豫。

我知道，母亲虽然嘴上坚强，其实在她的心底，比谁都难过。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隔着门缝看见母亲卧在床头哭泣。

由于罹患重症，我读了两个初三，两个高一。每每读到一半，班主任老师便叫我休学回家。有一次，我半夜三更从宿舍的上铺摔了下来，顿时头破血流，昏迷不醒。宿管阿姨连忙联系班主任老师一同把我送进医院。当晚，他们把消息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接到电话后顾不上换衣服，穿着睡衣、拖鞋就跑到了医院里。当她来到我床边的时候，我已经苏醒。医生告诉她，我的伤口缝了五针，母亲心痛不已，拉着我的双手，不停的问我疼不疼。那晚，母亲一直守候在我的床前，喂我吃饭、喝水。

星光不负赶路人。终于，在父母亲的坚韧下，哥哥开始变得豁达起来，并于二〇〇九年考入了南方一所重点大学。而我，在几经挫折以后，虽然最终未能考上大学，但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二〇一五年，我在北京304医院成功接受了脑部开颅手术。手术前夜，母亲整宿守在床边为我加油打气，从手术室出来，三天三夜未曾睁眼说话。当我醒来第一眼看见母亲，母亲坐在床头，她的手紧紧地拽着我的胳膊。

母亲看我醒来，哭泣着露出了笑容。她说，看我手术出来，面如死灰，带着氧气罩，她的心里好害怕、好害怕啊。话音刚落，母亲便昏倒在地。

原来，在我手术昏迷的这三天三夜里，母亲一刻没有合眼，她不敢睡觉。正如她说的那样：心里好害怕，好害怕啊！她怕我不再醒来，怕我醒来看不到她……

5

二〇一八年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伴随着亲朋好友们的祝福，我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面对提调官的声声呐喊，我在媒人的搀扶之下，走近了我的母亲。那一刻，我的脚步无比沉重。在司仪的主持声中，我端着酒杯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按照传统礼节向她敬酒。母亲从我手中接过酒杯，双眼一直注视着我。突然，她开口说道：“今天我喝了这杯酒，你以后改口喊妈吧。”母亲哽咽着，瞬间，我泪流满面，心潮澎湃。这一刻，我期盼了整整二十几年，何尝不是多么的希望像哥哥一样，像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随心所欲地叫着妈妈呢？

结婚以后，母亲告诉我，她想跟我一起生活，帮我照顾孩子。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知道，对于我的孩提时代，母亲陪伴我太少，而今，她真心希望能为我做一切可以做的事，以弥补我童年心灵的创伤。

多少年了，我和母亲终于再也不分开了，但是，长时间的忧郁成疾，她两鬓早已斑白，脸上布满了皱纹。一次，母亲半夜突然头痛欲裂，我和妻子连忙把她送进了医院，当母亲醒来，看着我手中的孩子，一把就抱了过去，看着怀里可爱的孙子，母亲突然流下了眼泪，低声着说：“聂儿呀，妈老了，身体不行，帮不了你了。”

那一刻，我哭了，妻子也哭了。看着床上病痛的母亲，心痛，心痛啊！

春蝉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我唤做“伯娘”的人，为了我，为了我们一家，她拖垮了身体，流干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