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谢冕先生新出版的诗集《爱简》，心得良多，而“发现”一词，就是串联这些心得的丝绳。关于这部诗集，我想谈几种“发现”。

第一个“发现”，是洪子诚先生编选的这本诗集，让我们“发现”了在批评家、文学史家、散文家之外的，作为诗人的谢冕先生的形象。这本书生成的过程，本就是从谢先生编年文集中“发现”诗的过程；这本书诞生之后，更是具有“发现”和揭示谢冕先生另一个人生侧面的价值和功劳。

第二个“发现”，是我发现与新诗结有不解之缘的谢先生，诗集中竟有不少旧诗。这对于爱好旧诗创作的我，无疑是备感亲切的。

而且，我更欣喜地发现，新诗和旧诗不只是并存于诗集中而已，而是互相呼应关联，作为一整首“大诗”，共同展现特殊年代中的诗人面貌。谢先生不仅在形式上兼顾新旧，更在精神内核上贯通新旧。集中的许多诗歌，都直接触碰到了屈原、杜甫这样的诗国先贤之魂。

比如集中最长的诗《告别》，就是一首史诗。这个史诗，无关王侯将相、朝代更迭，而是关于个人心灵和个人生活的以小见大的史诗。题记引用杜甫的诗句，“死别已吞声，生别长恻恻”，或许已经暗示了这首诗的诗史性质。有评论者认为，《告别》就是现代版的《离骚》。确实如此。《离骚》末尾构建了这样一个场景：当“我”正要离开楚国飞升上天，忽然回头下望，明媚的阳光之下正是“我”眷恋的故土。于是，“我”的仆人悲伤起来，马也不开心，都不肯再往前走。可见，无论这片土地上发生着怎样的灾难，每个活生生的个体经历着怎样的痛苦，我们终究离不开这片爱得深沉的土地，终究不能作真正的“告别”。所谓告别，其实是不别之别。

我还“发现”，诗集里本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却和男人之间的战友之情水乳交融，这在整个诗集处处可见。《爱简》一诗说，“我多么感激\感激你妻子的温柔、更有战友的情怀”。其实，夫妻之情与战友之情在古人那里就有相似和相通之处。《诗经》里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本来说的是战友，后来就被人用来讲情侣、讲夫妻。镀上了战友成色的爱情当然是牢不可破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谢先生夫妇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背后，始终蕴藏着坚韧、坚强的生命力，以及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希望：“直到那一天，蓝天里胜利的礼炮轰鸣\祖国的天空星月争辉，礼花盛开\旗浪，歌潮\人民在前进，人民举起了花的海”。这种期盼，较之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多一分厚重的时代底色，较之杜甫“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又多一分坚定的信念。

可以说，这些与屈原、杜甫精神内核一脉相续的诗歌，既是属于上世纪那个特定年代的，又是贯穿千古的。这仿佛在呼应谢先生“百年和解”的提法：中国诗的传统只有一个，自古到今没有变，也没有断流。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有一个从容冷静的心境来讨论新旧诗之间亲缘关系的问题，消解对立情绪，实现新旧诗的“百年和解”。

当然，“百年和解”或许暂时只是一种理想，诗歌传统是否断流也可以再讨论，但创作新诗和旧诗的朋友或许可以先在心里存下一个“和解”的念头，为放下门户私见、进而互鉴交流打好思想上的基础。这对于诗坛总归是大有裨益的。

最后一个“发现”，是想分享一个关于“发现”的具体情境：当年龚自珍某天忽然从杂物里“发现”了自己十年前用纸包好的一包花瓣，那是北京法源寺的海棠花，纸上还题有辛弃疾的一阕伤春之词。龚自珍于是感慨不已，写下了一阕《减字木兰花》。这个情境正好跟诗集里的第一首诗《小纸片》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是发现纸里包的花瓣，一个是发现笔记本里的小纸片，都是写偶然发现的小物件所牵引出来的十年岁月的记忆。龚自珍的词是这样的：

人天无据，被侬留得香魂住。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

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十年千里，如梦如烟，好在有这样一部《爱简》记录保存那段欲说还休的年代里的“风痕雨点”，让数十年后的我们能够领略那时的期盼、告别、痛苦和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