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谈论之前，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尽管总体的诗歌现场和具体的诗歌文本，都共同表达乃至参与构建了时代话语的内在统一性，但它们各自之间却未必构成先验或绝对的统一体。霍俊明在《2018年诗歌：从最多的可能性开始》中曾说，“对于一年的诗歌来说，繁多的诗歌现象以及处于频繁变动之中的诗歌现场使得任何言之凿凿的定论和总结都不可能是周全和完备的，但是一个显豁的事实则是诗歌写作美学及其生产和传播形态以及多样化的文化功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多年后的今天，事实依然如此，并且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基本盘”表述在未来多年内将依然有效。

因此“综述”不是“总结”。多元性、差异性、不可通约性、一体两面的“向心力”与“离心力”……这些恰恰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尊严所在乃至合法性所在。2022年，我们能够充分地感受到汉语新诗内在的丰富性和发散感。这无疑折射出近年来诗坛的总体状态，亦隐喻着时代文学文化现场的某种综合质地。

繁荣的创作及其多元侧面

丰富折射出繁荣，而繁荣根植于具体的创作实绩。2022年，一系列重要的诗集出版面世。由《诗刊》社选编、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新时代诗库》继续推出，其中沈苇的《诗江南》是诗人历经30年西域生涯后为自己第一故乡创作的首部诗集，大解的《山水赋》以个性化的生命发现对撞山川田野的自然知觉，胡弦的《水调歌头》以大运河为主题、聚焦“水”的精神脾性及相关物事人事，此外还有王学芯的《蓝光》、王二冬的《快递中国》等各具题材特色的诗集。“密涅瓦丛书”推出敬文东、华清、西川、张曙光诗集，“守望者·香樟木诗丛”集结欧阳江河、陈东东、赵野、臧棣、王君、梁小曼作品，以及韩东《悲伤或永生：韩东四十年诗选》、多多《拆词》等的出版，都展示着当代汉语诗歌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的创作脉络和最新实绩。

“小众书坊”坚持一年一季、每季十种的“中国好诗”丛书，2022年也做到了第七季，形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出版引人关注的品牌。长江诗歌出版中心成立十周年，其十年间出版的一系列重要诗歌类书籍成果获得系统梳理，可视作过去一段时间“诗歌热”的成果实体象征之一。《诗探索》作品卷2022年开始改变运营方式，改版更名为《新诗选》，由过去以发表原创诗歌为主改为以选载为主的精品诗歌季度选刊，则代表了诗歌刊物求新求变的新动作。

对特定创作类型和诗歌群体的关注也值得一提。《诗刊》社策划举办中国·霞浦海洋诗会暨新时代海洋诗歌论坛、生态诗歌论坛、新工业诗歌论坛、“北京大学女诗人专辑”诗歌座谈会等一系列有主题侧重的论坛研讨活动，梳理当下诗歌新现象、新潮流及相关创作成果，以理论探讨促其进一步深入。青年诗人获得一如既往的关注：《诗刊》《扬子江诗刊》《星星》《草堂》等诗歌刊物都开辟专门栏目支持青年诗人创作，《北京文学》“星群”栏目等对诗歌新力量的规模性扫描也获得颇多反响。太白文艺出版社“灼华诗丛”推出一批有代表性的青年诗人诗集，并在《文艺报》策划推出青年诗人的“同题共答”式对话，提供了新一代诗歌写作者创作状态和诗歌理念的切片样本。由赵卫峰、赵学成主编的《中国90后诗选》是日益活跃的“90后”诗歌群体又一次的集体亮相。同为选本，张光昕主编的《横断面》诗选创刊，则体现出另一重视角维度：不是强调历时性而是强调共时性，不是着眼生理年龄的代际层断，而是关注历史时间的无差别冲击（“每年推出一期，选出年内具有横断意义的诗作”）——回想2022这个年份曾带来过的波动震颤，我想我们都能体会“共时性历史体验”的分量及重大性。

潮流、理论与历史化建构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选出炉，无疑是2022年中国诗坛的大事。最终，刘笑伟的《岁月青铜》、陈人杰的《山海间》、韩东的《奇迹》、路也的《天空下》、臧棣的《诗歌植物学》获奖。五部作品题材风格各有特色，较好地展示了中国诗坛当下具有代表性的诸种创作取径。此外，文学翻译奖中也出现两部诗歌译著（杨铁军翻译的德里克·沃尔科特《奥麦罗斯》、薛庆国翻译的阿多尼斯《风的作品之目录》），体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国际视野和全球面向。在《趋近“成熟”还是动力“衰减”？——从鲁迅文学奖看当代诗的“新常态”》（《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一文中，诗歌奖评委之一姜涛指出，本次评奖及其结果“对于观察当代诗歌的来踪去迹，也有指标性的意义”，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大起大落’之后当代诗所复归的‘新常态’”（“无论处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还是开掘日常生活的审美空间，褪去先锋的火气、戾气之后，当代诗的确日臻成熟，似乎进入某种相对稳健的‘新常态’”）。同时，姜涛亦给出了反思性的延伸：“题材和风格的常态化乃至某种趋同性，也会带来一点疑问：这样‘常态’是不是太安全、太稳妥了？……如何看待这样的‘常态’？当代诗歌整体‘动力’的衰减，是因为诗歌自身的成熟，还是因为缺乏了针对性，社会思想和文化语境的转变，也不再能提供新的刺激和动能？”这样的话题显然不仅关乎奖项，而是能与诗歌界日常的诸多理论思考相对接。

2022遂宁国际诗歌周暨《诗刊》2020—2021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颁奖活动发布《诗歌维新宣言：中国式现代化诗歌道路之探索》，强调中国新诗与中国现代性之间深刻悠久的关联，呼吁“诗歌维新不能停止。创新，是中国诗歌的天命”，显示出活动参与者们的诗歌姿态和理论侧重。“谢冕学术思想暨中国新诗研究国际研讨会”和“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新诗理论建设——吴思敬诗学思想研究”研讨会的召开，则彰显了学院话语体系内诗歌研究的成绩、传统，这样的成绩与传统深切关系着中国新诗研究的现状和未来。陈超的《未来的旧录像带》出版，凝聚了陈超先生从教30多年主讲“现代诗研究”课程的教学结晶。张清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新诗编年》的问世，是2022年中国汉语新诗在“史”一层面的重要成果，提供了状貌较完整、内容较丰腴的中国新诗地理图志，呈现了新诗创作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敬文东出版诗学专著《自我诗学》《新诗学案》，探讨一系列诗学问题、拓宽当代诗歌研究视域。罗振亚的《“换笔”与21世纪诗歌生态》、陈培浩的《从沟通内外到超越内外——新世纪新诗研究的本体话语历史化趋向》、卢桢的《新世纪诗歌的写作精神与想象空间》等学者文章，关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现状及诗学研究，其话题与内在关切点，与张清华的《实验与选择，变奏与互动——百年新诗的六个问题》、张桃洲的《重审1990年代诗歌的意识与观念》等文章所代表的当代诗歌历史化研究构成内在呼应。李少君的《从“情感”到“精神”的关键飞跃》《“诗言志”新论》等文提出诗歌的“情感转向”命题，胡桑的《情动于中而有诗：当代诗的情感技术》、秦立彦的《作为情感纽带的诗——一种反思》等文与此构成呼应，且将讨论关联于技术时代的个体焦虑与文明危机等更加宏阔的话题。霍俊明的《雷平阳词典》则以与过往写作风格迥异的“词典体”方式，探索了诗学研究论著新的写法可能。

“自身的强大”：新生态与诗歌的公共性

诗歌创作的形态转化和传播力增殖，是近年来常谈常新的热门话题。吉狄马加长诗《大河》改编为音乐诗剧上演，无疑具有超出文本自身的启示性意义。如果说“从文本到音乐厅”的转化，在渠道和模式上仍相对实体且倾向经典化，那么“从文本到手机屏幕”的实践，则是以更轻捷、更广泛的方式不断展开。2022年，“小红书诗歌”热度颇高，《诗收获》等纸质诗歌平台推出“小红书诗歌精选”专题，融合诗歌创作传播接受的不同路径。对此，沉河在《诗歌又到了分野的时代？》中谈到，小红书诗歌“和纸媒上发表的诗歌大不相同……各式各样的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甚至把诗写在某些实物上再拍一个现场图片……它是一种新鲜事物，写作者基本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人，他们在小红书上写诗，可能最初都没有认为自己在写诗。他们只是在表现自己，用小红书的理念来说是‘标记我的生活’，只不过选择了像诗歌样的文字形式。”我们不妨将此理解为对“诗与生活”这一古老关系命题的全新回应。长江文艺出版社早年出版的燕七诗集《鲸鱼安慰了大海》，2022年经博主推荐，突然在小红书延迟爆火、两个月加印五次并获得影视明星“带货”，也提供了诗歌作品“正向出圈”的新案例。

北京诗歌节“诗歌24小时”用直播接力的方式，在2022元旦和2023元旦连续举办两届跨年线上朗诵活动，单次活动邀请到的直播诗人超过200位。《诗刊》社联合快手等单位发起“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把诗歌与短视频等新型传播方式融合起来。中国诗歌网开通“诗直播”、打造“每日好诗”直播间，《广西文学》《诗歌月刊》《诗选刊》《星星》《扬子江诗刊》和中国作家网联合建立诗歌矩阵“早知潮有汛”，都显示出在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上下功夫的鲜明意图。

对民间/基层诗歌创作的关注，是强调诗歌公共性的另一个维度。中国诗歌学会策划品牌栏目“中国诗歌地图”，以区县为单位邀请基层诗人作客直播间分享诗歌、交流创作。民刊《打工诗人》和文学期刊《佛山文艺》策划出版《中国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1981－2021）》，《诗歌与人》推出《异化之诗——新编工人诗典》，同样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和行动。

不可回避的一点是，在今天，强调诗歌的公共性，就必须做好与“公共”发生磕碰乃至冲突的准备。既要传播效果、又想无风无浪，这样的“便宜买卖”，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广为传播的过程中，诗歌遭遇一些争论、甚至陷入个别舆情，都是难免甚至必然的事情——2022年，我们不就经历过一些么？我想，在新的传播格局和公众语境中，诗歌要做到的，就是“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不断提升自身品质的同时，着意锻炼与不同社会声音对话的胆识及能力。这也是中国新诗的一种“文化自信”。

如同师力斌在《如何评价新诗大众化》一文中所说，我们要有能力“将新诗文化问题和新诗专业问题适当加以区分”，并且要“讨论优秀的新诗，而不是泛泛地拿一些平庸的诗歌来说事”，用专业理性的声音，去尽量地盖过（至少是中和）那些“街头吵架式的非专业的诗歌争论”。这还不仅仅关系到诗歌/文艺话语权的问题，更涉及到社会的风气和新一代潜在读者的诗歌美学教育——许多案例已经警示我们，这一问题已经相当急迫，并且远远不只涉及诗歌一行。

因此，在这篇综述文章的结尾，我想要引用韩东在《一个备忘——关于诗歌、现代汉语、“我们”和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6期）中的一句话：“此刻，在六十岁这个时间点上，我特别愿意将诗歌定位为艺术，写诗则以作品为目的。不是取消问题，而是试图整合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归于‘一切尽在不言中’，让作品本身说话。除了不可企及的杰作，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在根子上，诗歌需要的是自身的强大。如果再一次地（就像在历史上总是发生的那样），诗歌面临着变化以及变化所带来的犹疑、焦虑、甚至委屈，就让我们在心里默默想一想吧：除了写出真正的好作品，我们还能——以及还应该——指望什么呢？